「说谍」军统在抗战时期的总体情况，其发展、架构和业绩概述

来源：直爽侃历史

1938年，国民政府为了适应对日作战，对内维持统治的需要，在国民政府内进行了机构整编。其中，后世名气最大，也是臭名昭著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英文代称BIS）正式成立。其前身为复兴社特务处和第一次成立军统时期（称之为大军统）的二处。

关于它的历史，至今扑朔迷离，但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当然，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料宣传中，包括影视作品的主流意识中，它是一个极其黑暗的组织。

戴笠与他的培训班女特工

如果我们抛开所有的意识形态，政治成见。看看其作为一个组织存在，其规模和在抗战中对敌伪工作如何。也算是一种历史阅读吧。

当然，对于军统，各类书籍资料如汗牛充栋。也不能过于展开，就做个粗略的叙述而已。

军统吸收新成员，在早期特务处时期，主要是由军统人员介绍其亲属朋友加入。新成员无论通过哪种渠道，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察，才能被吸收为军统正式成员。特务处和军统时期一直以黄埔学生为其骨干，这些学生大多出身于地主或工商地主家庭，参加过北伐战争，对国民党新右派的政治主张极为赞同，对共产党的理论主张甚为反感，他们大多是黄埔军校中“孙文主义学会”等反动组织的骨干分子。因此，这些都决定了他们本人及军统这个组织的强烈反共性。

而在抗战伊始，军统便以抗战的名义，开始大肆公开办训练班。在办班招收学员时，除由国民党政府各部门或个人保送介绍外，一般采取在报纸上登广告。当时为掩人耳目，广告招聘不用军统名义，而是采用改头换面方式，以“某某机关招收工作人员”字样。如1939年夏，军统以外交部名义，招收了“梦想当外交官的大学生七、八十名，而且大部分是北大、清华和许多教会大学外交系的毕业生，还有一名德国经济学博士”。

再有就是抗战爆发后，由于急需人员，使得各种人员诸如： 自学者、专家、银行职员、僧侣、江湖豪强、地痞流氓等鱼龙混杂。

就总体而言，军统由如下四类人员构成：

( 1) 中坚干部： 在内外勤中担任领导工作，十分之六、七为黄埔学生，以黄埔第四、五、六三期为多，其余则为大专毕业生与留学生；

( 2) 基层干部：1938 年前，大部分为特务处训练班学员、警校毕业生、社会知识青年。1938 年以后多为各地训练班，尤以特警班所占比重较大；

( 3) 一般工作人员：除行动人员来源较复杂，多数是各单位物色、训练、试用，然后成为正式人员，多以知识分子为主，但程度不齐；

( 4) 雇用与运用人员，因某种工作需要临时物色，故成分极为复杂。戴笠就曾电令外地特务组织“吸收( 青洪帮) ‘优秀’之成分，参加实际之行动”。

传说中的戴笠情人，旧中国的电影皇后胡蝶

组织有内外勤之分。内勤组织主要是本部的机构设置，外勤组织指设在各省区的秘密组织和公开机关。秘密组织包含设在各地的“区”、“站”、“组”三级单位，公开机关则是由特务系统控制的军事警察机关。

1938年10月，特务处迁渝并成立军统局后，戴笠呈准蒋介石，逐步调整机构，加倍扩大编制。内勤由原来的四个科室，先后扩大为八个处，与处平行的机构设有特种技术研究室、特种问题研究室和经济研究室等。另外，应战时的需要，还先后成立了设计委员会、考核委员会、汪伪策反委员会等机构。内勤扩充的同时，外勤组织也不断得到扩充。

1943年，军统的统计为“总共有709个单位，59座电台，分布于中国国内各地，南洋各国”。

在军统的战时机构建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开始了与同盟国之间的情报合作。先后成立了中英技术合作所、中苏特种技术合作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其中，因为《红岩》一书，“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最为中国人所熟知，当然，其形象是反面的。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军统曾事先获得情报，并转告美方。但美方认为这是中国在挑拨美日关系。后日本人果真偷袭了珍珠港，才引起美方对军统的重视。

1942年4月，美国海军部派梅乐斯上校来华，寻求与军统合作。双方随即签订了一系列意向性协定，以“尽其所能，建立基础，准备迎接海军在几年内，登陆中国沿海”。1942年冬，中美双方正式签订了一项合同，决定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双方共同派员组成。1943 年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磁器口正式成立，由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为副主任。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美方首先为军统训练和装备特务武装部队。根据双方签订的条款规定：由美方供应美械装备，成立5个特务武装部队，80个行动总队和行动队。为此，中美所先后在安徽歙县、湖南南岳、陕西西安、贵州息烽、江西修水等地办了10多个训练班，训练军统人员达四、五万名。其次，中美所还在中国东南沿海设立了若干个情报站，并建立了许多气象站、水文站和无线电台。1944年秋，中美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合同，规定美方提供的武器及交通工具均有很大增加：“仅十轮卡车便增加到二千辆和全部维修装备，中小吉普增加到120多辆，其他医药、电讯制造器材也有所增加”。

1945年初，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视察中美所时又承诺： 美国将增加为军统培训高级特务人员，全部费用由美方支付。

在历史条件推动下，加之百年难遇的间谍管理奇才戴笠的横空出世。军统组织的急速膨胀，至抗战后期，其“当时在罗家湾本部办公的达一千五百人，全部军统人员约四万多人”，此外，还有若干地方武力，及约八十万伪军，在其控制动用之中”。其规模已经如同纳粹德国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武装部队一样，令人吃惊。可以说，戴笠在当时，已经成为除了蒋介石之外，中共最大的敌人（对手）之一

应该实事求是的说，仅就抗战时期，尤其是全面抗战初期，军统对敌伪工作还是功勋卓著的。而在第一次国共摩擦起，起组织针对中共的破坏也是日甚一日。作为蒋家王朝最黑暗的帮凶，逆历史潮流而动。

抗战爆发前，日本已在中国许多地区建立了情报网。此后，日军在华每次重大军事行动都是在公开和隐蔽的两条战线上展开的。抗战前特务处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对付共产党和反蒋各派系方面，因此，获得的日本在华活动情报很少。故开战以后，军统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加紧对日情报收集。

戴笠曾指示部下：“吾人之情报布置，必须做到任何情况下，均能使情报不间断，是为至要。”

军统搜集情报的方法很多，但主要途径有两条：

一，进行电讯侦测、破译，从中获得情报。1937年8月，中国空军取得了开战之初的“8·14 空战大捷”，就是由于特务处事先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二，派员打入日伪内部搜集情报。1944年12 月，美国海军根据军统打入日军内部的女特工的情报，出动飞机一举炸沉了隐蔽在琉球、澎湖列岛附近的日舰队“大小船只83艘，击毁飞机210架”。“由于情报准确，美国罗斯福总统曾专函致谢。”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其提供的情报“成为美海军对日作战之主要情报来源。”从 1944年至抗战胜利，中美所“供给美军的重要情报达四千一百四十九件”之多“供给美国潜艇司令部之150余件情报，即曾使他们顺利击沉敌人大型军舰 25 艘，共约20万吨。所击沉小型军舰及货运船只，又数倍于此。”

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沦陷，甘当汉奸者愈来愈多。军统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决定惩治一批巨奸，以扭转妥协投降之风气。

1937年8月，戴笠致电天津站，命令对伪组织“予以重大之攻击”并“对王逆揖唐及王逆克敏，速以全力制裁”。天津站军统特工受命后立即行动起来，首先刺伤了汉奸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继而，先后刺杀了伪河北省教育厅厅长陶尚铭，伪天津总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总经理兼天津海关总监督程锡庚、伪建设总署局长俞大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长方宗鳌等。

上海的军统组织先后刺死的汉奸有： 国民党元老唐绍仪（这个目前认为还不到汉奸，只是为了未雨绸缪）、青帮大亨张啸林、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篆 、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大队长赵刚义、机要处副处长钱人龙、伪和平救国第四大队长顾立峰、汪伪监察委员袁岘山等。

军统武汉区先后刺杀的汉奸有： 伪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张若柏、伪湖北高等法院院长唐炳炎、伪中国银行总裁戴秉清、伪汉口市社会局长杨辉廷。此外，军统广州站、河南站、杭州站、苏州站也先后击毙了伪杭州市长谭书奎、汪伪军事委员兼潮汕军总司令黄大伟、汪伪清乡委员会署长谢叔锐等一批汉奸。

在军统诛杀汉奸的行动中，刺杀汪精卫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次。

1938年12月，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后，国民党政府当即悬赏拿办汪精卫： “如能就获，赏国币十万元”。此后，蒋介石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命令戴笠“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1939年3月20日，军统特务乘夜冲入河内汪的住宅，结果错将汪的部下曾仲鸣夫妇击毙。汪精卫侥幸免于一死，但也成了惊弓之鸟。军统的暗杀活动，使得汪伪汉奸们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大汉奸周佛海在日记中记道：“路愈走愈窄，事愈办愈难，非乐萌消极之意，实亦环境所迫也”，“终夜彷徨，不知所措，苦矣！”

在惩治汉奸的同时，军统对日寇也大开杀戒。1939 年6 月，军统南京站特工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举行的大型宴会上下毒，毒死日人两人，并使数名日人中毒。

1940年11月，军统北平站特工将日本天皇特使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两人击毙于北平大街上。因被击毙的两人中有一人是日本天皇近亲，故此事不仅震撼了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就连日本朝野也大为震动。

淞沪抗战爆发后，戴笠即命令特务处上海区的人员，深入到参战部队中收集一线情报，并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别动军”，协助正规军作战。随着战事的深入，军统先后成立了爆破总队，混城队和多种行动队，专门从事“破坏公路与铁路之桥梁，炸毁敌之仓库、机场、车站与码头”等游击行动。据军统局统计，抗战期间，军统所属各单位( 不含中美所) ，在敌后对日伪共突击595次，破坏2219次，击毙敌伪人员18440 人，击伤5500余人，俘560余人，炸毁火车机车490余辆、车厢1600余节，汽车500多辆，击坏飞机71 架，破坏仓库船舶400余次，爆破铁路桥、公路桥250余座”。

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当是在上海滩与汪伪特工总部的厮杀。

汪伪特工总部是隶属于汪伪政权的特务机关，其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打击军统在沦陷区，特别是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势力。特工总部成立后，军统就和其在上海展开了一场大厮杀。仅从1940年11月至1941 年8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军统在上海刺杀的伪政府人员就有：伪侨务委员会委员林资炯、伪上海警察局侦辑处外勤主任陈光炎、伪江苏省政府主席高冠吾、伪南汇区青年团指导部副主任戴甫明、伪上海市工整会常委胡兆麟、安清同盟会主席陈锡恩、伪上海沪西区市民联合会主席盛植人、伪上海地方法院院长严抡魁、伪中央储备银行科长楼桐、沪苏浙皖统税局科长盛绶臣、七十六号警卫队人事股长潘之东、沪财政部蚕丝特税主任张养义、伪中汇银行副经理傅品圭、伪中孚银行经理徐克明、伪和成银行经理稽鲲生等。

汪伪受此打击，不甘示弱。特工总部和日本特务机构（76号、宪兵队，特高课以及其他一些特务组织）先后瓦解了军统法租界特别组，策反了军统青岛站，特别是破坏了军统上海区，使得军统在上海的组织“遭受空前大破坏，牵连被捕者，总在百人以上。”

抗战后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两派斗争逐步缓和下来，最终互相勾结，沆瀣一气，成为共同反共的同盟。

一张保密局时期的特务合影

还有就是极少提及的与日伪从事“经济战”。

日本情报机关，曾在对华战争中，组织进行了‘杉工作’，即对国统区和共产党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伪钞渗透计划。而在此“经济战”中，军统毫不示弱，先发制人，直接武力袭击了伪金融机构。周佛海曾为此哀叹道： “暴徒猖獗，行员人心未免动摇，可虑之至”。其次，印制大量假伪钞，以扰乱日伪金融。据沈醉回忆：“所造出的成品，连专作假票的一些日本专家也不易鉴别出来。这些成十亿、百亿数字的钞票，经过军统特务的各种组织，很快运到沦陷区，很快地换成黄金、布疋、棉纱等日用品流入大后方。”由于假伪币的流行，使得汪伪本来就十分脆弱的金融市场更加混乱不堪。再次，抢购敌占区物资。

1943年5月，国民政府成立“货运管理局”，任命戴笠兼任局长，主持对沦陷区物资的抢购工作，以缓解国统区内物资供应紧张局面。

抗战爆发伊始，戴笠就派出若干人员潜入日伪组织，一边刺探情报，一边进行策反工作。

1937年7月29日，被特务处特工策反的冀东伪政权辖下的保安队总队长张庆余等突然宣布起义，“挥泪誓师，一鼓粉碎伪组织各机关，暨暴日驻通守备队特务机关警察署，巨憨汉奸，一体俘获”，是谓“冀东事件”。1938年8月，军统特工又成功地策反了华北伪政权辖下的伪军第一军副军长等人，在打死了伪第一军军长、汉奸李福和及日军官十数人后，该军宣布起义，从而制造了令日寇震惊的“彰德事件”。

军统某站的合影

1940年初，汪伪政权即将建立，军统将策反的重点转向汪伪头目。

1940年1月，被策反的汪伪“和平运动”发起人高宗武、陶希圣携带《日汪密约》等机密文件秘密离沪赴港，并在香港公布了该密约的内容，揭露了汪精卫一伙的卖国嘴脸，此举政治影响极大。汪精卫大骂高陶“卑劣的背叛行为是不可饶恕的。”周佛海也气得发誓： “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但时隔不久，周佛海也被军统利用其母将其策反，暗中与重庆联络。之后，军统又通过周等各种关系，策反了伪军政部长鲍文樾、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 、伪军头目孙良诚、郝鹏举、吴化文等人。

沧海横流，不可否认，也不必忌讳，任何国家，体制的情报机构，作为其职能，首先维护的是其为之服务的统治阶层利益。因此，当这个组织举起屠刀杀向进步人士的时候，它的恶名注定是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但在抗战伊始，在国家民族利益之前，还是有不少无名英雄埋在了军统历史之中。为大义计，也不应该忘记，不可全抹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