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福尔摩斯”—布鲁

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边区保卫部部长陈泊是延安情报界、保卫界的三大侦察专才。本文讲述的就是被称为延安“福尔摩斯”陈泊的故事。

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1939年10月,正是陕北高原秋麦收割季节。这时,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新来了一个侦察员。这人身材修长,略显壮实,肤色黑里透红,前额光亮宽阔,浓眉大眼,脸庞棱角分明,有一股英武俊逸之气。此人来到延安,没有多少人注意,关于他的个人履历,更是极少有人知晓,只有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副部长李克农心里有数。

这个汉子叫陈泊,又名布鲁,原名卢茂焕,1909年出生于海南岛一个渔民之家。1926年5月1日,陈泊经琼海总工会负责人黎竟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陈泊与所在工厂的党员集体被捕,因为没有多少证据,后来全被释放回家。陈泊在家乡参加了琼海工农红军,在攻打博鳌失败后,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陈泊的姐姐和妹妹被捕,他被迫流亡海外。

陈泊的三舅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开了一家中餐馆,三舅收留了陈泊,还供陈泊就读华侨中学。在印尼,陈泊又联络了几个从海南来的党员,秘密成立起党组织,并在巨港的码头工人中开展活动。1928年,陈泊等人与新加坡共产党取得联系,成立了巨港特支。1930年,新加坡共产党临委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中央,陈泊任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这是马来语“螺丝钉”的译音。

陈泊在马共中央的民族委员会工作,负责指挥新加坡与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纠察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罢工,打击工贼。1931年,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叛变,致使上百名同志遭到逮捕,地下党决意除掉这个叛徒。由于李锦标的出行总是与英国当局的政治侦探长同行,地下党三次刺杀都未果,因而就把行刺的任务交给了陈泊,并设计用炸弹将二人一齐炸死。

行动前夜,陈泊把炸弹运到了小世界咖哩巷一个咖啡馆的楼上。正在检查炸弹时,突然有人敲门,陈泊一回头,不小心将炸弹引爆。血淋淋的陈泊被送到医院,昏迷中就被锯掉了受伤的左手。爆炸也惊动了警方,陈泊伤势稍愈,就被送到监狱关押。审讯中,陈泊见敌人没有证据,就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外面扔进来的炸弹炸伤,反而要求政府追查凶手。当局无奈,只好判陈泊“当庭释放,候轮驱逐出境”。于是,陈泊和一批被驱逐回国的同志乘船经香港回到祖国大陆。1936年12月,陈泊被全国总工会调到了延安。

1939年春节,陈泊得到一个消息:国民党中统将派特工到延安活动,以记者身份为掩护。陈泊立即布置各检查站严加盘查,不久,富县检查站送来了一个从洛川来的《中央日报》记者。经过秘密突击审讯,那个记者交代了此行任务:到边区各县巡视,向国民党各县党部传达国民党第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向潜伏的中统特务布置任务,让他们在胡宗南即将对边区进行的军事进攻中里应外合。

审讯至此,可以说已经破案。按照当时党在边区的锄奸政策,对于日探、汉奸从严惩处;对于国民党特务,如无重大破坏活动,一般予以教育释放、驱逐出境,对于个别人则争取“反用”。这个特务记者30出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到中统已有6年。审讯中,他言词谨慎,应对稳重,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反用没有把握,释放又可惜,反复斟酌,陈泊想出一个妙计。

第二天晚上,坐落在延安南门外山坡上一个窑洞院落里的国民党肤施县党部来了一个神秘客人。看门老头一见来人的装束,就知道是县党部刘书记长等待的客人,急忙请进。警惕性颇高的刘书记长仔细地观察着来人,此人身着皮夹克、呢大衣,脚蹬黑皮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落落大方的举止中还透出一股儒雅之气,怎么看都不是土里土气的共产党人。来人慢慢掏出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证,又对上了中统的秘密联络暗号,刘书记长不禁欣喜:“西安早有电报来,我们等你几天了!”

来人平静地说:“共产党盘查得很紧,不过不敢把我这个记者怎么样。他们把我安排在边区政府住宿,整天盯我的梢。今天晚上我才找到机会来看你们,但还不敢多待,回去晚了怕他们怀疑。”

刘书记长说:“延安的共产党整天喊反对倒退、反对投降、反对分裂,我们县党部压力很大,活动很不方便。但是我们能够留在延安,就能起作用。”

来人问:“你们在延安有没有建立情报据点?”

刘书记长为难地说:“共产党盯得很紧。但我们还是在一些地方建立了网络,能够拿到一些情报。”

来人又记又问又看材料,还特别注意每一项情报的来源,包括每个秘密情报点的具体人员。听完了汇报,来人郑重地“指示了下一步的工作”之后,便告辞了。

刘书记长全然不知,这位“中统特派员”离开后,便从延安南门径直到了共产党保安处的大院。原来,这位“中统特派员”就是陈泊。

有了在肤施县的经验,陈泊又接连到了延川、清涧等6个县探查。不久,他在详细整理了各个县的材料后,向保卫部门下达了抓捕密令。各县公安局按图索骥,一举抓获暗藏特务40多人,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安插在延安边区的特务力量。与此同时,我党将国民党这些反共活动予以公布,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非常被动,十分难堪。

1942年春节前夕,延安边区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陈泊刚从甘肃陇东回来,就接到我方在庆阳县的特情密报:我秘密哨所抓获一个来自国统区的诡秘男子,名叫陈兴林。审讯中,陈供认负有国民党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表明只跟中共保卫部门负责人面谈。

当天深夜,陈泊秘密会见了陈兴林,两人交流得甚为融洽。长谈中,陈兴林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被胁迫当上国民党特务的经历,详细交代了这次潜入边区的任务。原来,陈兴林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与3个要好的同学相约到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不料走到临潼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截住,并把他们强行送到了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陈兴林以优异成绩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

汉中特训班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手创办的绝密特务组织,其学员都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男女。训练期间,所有人员都准进不准出,并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训练内容除了在思想上进行反共教育外,还教授射击、爆破、暗杀及窃取情报等技术。训练时间以3个月为一期,期满后便伪装成进步青年前往延安作长期潜伏。此外,特训班还规定,潜伏人员横向之间不可发生联系,也不同上级机关进行联络,而是等候时机,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实施刺杀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破坏军事设施,炸毁桥梁、仓库等活动。

国民党军统将这些人员称为“第五纵队”。到1941年10月,这个特训班已经办了9期,陈兴林从第一期到第九期都在担任教官。从这年年底开始,国民党胡宗南部就准备大举进攻延安,因此需要那些已经潜伏下来的特务里应外合。可是由于这些人按要求长时间不与上级联系,特务机关既不知道他们潜伏在延安什么单位,也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所以只好选派一个熟悉这些特务的人打入延安,逐个联络,布置任务。于是,陈兴林被选中了,因为从一期到九期的学员他都认识。

谈完这一切,陈兴林向陈泊提出一个要求,让他自由地回庆阳3天,在探望了老母和妻子后返回延安。中央社会部批准了陈兴林的要求。陈泊对陈兴林说:“你放心回去,我们决不会派人跟随你。”此外,他还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和食品回去,并送了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作为陈兴林回家的见面礼。陈兴林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感动得泪流满面,赌咒发誓说他一定回来。陈泊笑道:“别讲这些了,我们相信你。”

3天过去,晚上擦黑时,陈兴林回来了。他一见到陈泊就激动地讲起回家的感受,称赞共产党对老百姓真好,说去年庆、阳闹了旱灾,边区政府给农民发了救济粮和救济款,他家也得到了200斤细粮。

“五四”青年节那天,延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吃过早饭,陈泊带上陈兴林和十几名挑选出来的保卫干部来到会场,隐蔽在入口处的彩门两侧。从9时起,各单位、院校的队伍打着写有纪念“五四”字样的旗帜,唱着歌曲列队进场。作了伪装的陈兴林瞪大着眼睛进行辨认,每当认出一个“特训班”的成员就发出暗号,然后便衣人员便跟上去向领队打听此人的姓名。从人员入场到大会结束,陈兴林一共指认出特务36名。会后,保卫部门逮捕了这些人。这些潜伏特务大多数招供,其后经过这些人再指认,相继又抓获了同党20多人。这次行动,前后总共有60多个潜伏特务落网。令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军委保卫部震惊的是,这些特务的潜伏范围之广,潜伏程度之深,是没有想到的。从中央党政机关到延安的地方政权,从高校到群众团体乃至一些兵站,无所不在,甚至有少量人员还钻进了高度机密的中央机要交通部门!

陈泊一手破获的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在边区引起轰动,情况上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感到十分振奋,特地召康生询问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点着头赞赏道:“当为奇功!奇功!”接着又问:“是何人具有如此的神通?”

康生回答说:“这是布鲁同志一手操办的。”

“噢,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毛泽东风趣地说完,又问了陈泊的简历,慨然道:“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

康生很快地领悟到什么,说道:“我们马上就研究,准备由布鲁同志担任保卫处的处长。”

“那好嘛,这叫有功就赏。”毛泽东笑吟吟地予以首肯。不久,陈泊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

识破刺杀毛泽东的阴谋

1943年6月一天的凌晨,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驻吴旗县长官庙的一个警戒哨发现有人偷越山口,该地的警七旅补充团立即调集部队进行围歼。战斗中,共打死武装特务7人,但没有留下一个活口。为此,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对补充团进行严厉批评。相隔数日,富县的边界线又有特务半夜绕越哨口,其中二人被哨所的八路军战士打死,一个重伤被俘不久就死去。

接连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他向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第二天,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

此后,陈泊要求保卫处的有关人员每天到中央军委和中央办公厅抄来中央主要领导的日常活动和安排计划。这天,他从安排计划中看到这么一项内容: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他在笔记本上记下田守尧的名字后来到中央军委,向钱部长询问情况。参谋人员拿出了田守尧报到的材料:田是今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并从那儿进入边区的。他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但所持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陈泊看完材料,向钱益民提出:能否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旅长是否从那儿经过。当天下午,陈泊接到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今年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尧从那儿路过。陈泊放下电报,沉思后忽然腾起身子,跑步来到钱益民办公室,说:“我建议马上审查那个田守尧,再决定毛主席是否接见。”

“哦,你有什么怀疑的证据吗?”钱问。

“是的,我认为吴旗、富县发生的几起特务越境事件,表明国民党特务企图混进延安。而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这个田守尧,从3月份就离开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为什么田守尧在材料上填写路过晋西北,而兵站却回电说没有这样一个人?这里面有问题!”当即,钱益民将审查田的任务交给了陈泊。

从这天下午起,陈泊用整整两昼夜的时间,终于将“田守尧旅长”的情况审查清楚:对方果然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高级特务!原来,真正的田守尧于3月初与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从山东出海绕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时,在海上与巡逻的日军遭遇而牺牲,所有人员无一生还。日军不知道这次海战打死的是什么人,但军统很快就查清楚并将这一绝密情报电告了重庆军统总部。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之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精心选出来的“田旅长”。“田旅长”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一直没有谁怀疑,还有两天毛泽东就要接见他了,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遇到了陈泊的火眼金睛。

6月29日上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延安对记者发表讲话,揭露了国民党派遣特务进入延安扰乱并企图刺杀中共领导人的事实。面对哗然舆论,国民党狼狈不堪。

陈泊这又一个奇功,受到中央社会部的内部表彰,延安的“福尔摩斯”更出名了。

蒙受旷世奇冤

解放初期,陈泊出任广州市公安局首任局长。把他放到这一重要位置,是时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叶剑英向中央力荐的。

在广州,陈泊从地方和部队调进了大批人员充实公安队伍,又从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接收了近千名警员,用强大的力量频频出击,搜捕隐藏在各个角落的敌特警宪,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侦破敌特匪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地下电台20多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还有部分机枪、迫击炮;

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大楼的阴谋,抓获作案特务11人,包括台湾中统、军统共同派出的电台组上校组长;

市公安局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多名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加人中国人民解放军;

市公安局通过地下党组织调动金融界的关系,将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预备逃美时带走的三万美金截住……

中共广东省委对公安局的工作十分满意。叶剑英在写给国家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谁也不曾料想到,1951年,刚40出头年富力强的陈泊,却被突然涌起的一股政治漩流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办案部门宣称,陈泊是“英国特务”,是港英当局特务的重要成员,并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然而,10年监狱生活过去之后,他仍然得不到释放,又被押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监督劳动。自1961年6月起,这位谍报战线身手非凡、曾有延安的“福尔摩斯”之誉的杰出斗士,在劳改农场又苦熬了11年。1972年2月25日,陈泊终因疾病的折磨,在农场医院含冤去世,终年63岁。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陈泊蒙受的冤屈得以平反昭雪,并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