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福清科举舞弊案,说说鲁迅兄弟一言难尽的婚姻

文:民国女子

发生于1893年的周福清科举舞弊案,在当时轰动一时。不过,这件事后续有什么影响,当时的人们都想不到。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这个事件,不由感叹它的影响之深远。从小处说,它改变了周福清一家的生活状况,导致了周福清儿子早亡,孙子们苦涩的婚姻,还间接导致两个孙子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从大处说,周家的败落迫使周福清的两个孙子周树人与周作人自谋生路,先后走上文学道路,成为民国文坛上两个绕不过去的重量级人物。

在此从小处落笔,说说周福清舞弊案对三个孙子婚姻的影响。

1893年是鲁迅人生的分水岭之一。

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官宦之家的少爷,他的祖父考中进士,门口高悬“翰林府”的大匾。他的父亲是个秀才,科举制不限年龄,未来考中举人也有可能。这是个让人仰慕的家庭。

这年鲁迅虚龄十三岁。如果不是鲁迅的曾祖母在这年去世,然后发生他祖父的科举舞弊案,他差不多该到订婚的年龄了。

如果鲁迅在他祖父科举舞弊案以前订婚,十之八九,他订的是某位名门望族的小姐。这从鲁迅父亲的婚姻可窥一斑。鲁迅父亲娶的是绍兴城外桥头村一位书香门第的小姐鲁瑞。鲁瑞的外祖父官居翰林,祖父与父亲都做过京官,两个兄弟是秀才。

鲁迅家是绍兴城里的名门,鲁迅祖父做过翰林,鲁迅父亲考中秀才。周、鲁两家放在一起一比,真是门当户对,不差毫厘。

鲁迅的婚姻就很困难了。

他祖父革职,坐牢,他家与官宦之家不再门当户对。与穷苦百姓家门户也不相当。他家还住在高大台门里,家中楼上楼下,名人字画,亲戚们也都有点社会地位,穷人家不敢高攀。

就这样到1899年,鲁迅虚龄十九,再不订婚不行了。他下面有两个弟弟,他不订婚,两个弟弟以后的婚姻更困难。

鲁迅并不着急订婚,自从祖父出事,他目睹了太多世态炎凉,滋长起他的反叛精神,他对一切外界强加给他的东西都反感。

着急的是鲁迅的母亲鲁瑞。有位鲁迅的叔祖奶奶,给鲁迅(确切地说是给鲁迅母亲)介绍了一个她的同族姑娘朱安。朱安祖上做过知县,也算是有根基人家的女儿。朱安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为人木讷,大户人家看不上,又不能嫁穷汉,一来二去,耽误到二十多岁。

民国时期那些开明人家的新女性,二三十岁结婚的大有人在,终生不嫁的也有。可是朱安家并非开明之家,朱安也非新女性。这个年龄是很让人着急了。以朱家的家庭情况与朱安的相貌性情,再拖下去,也不会找到好人家,与同样高难成低难就的周家长孙,倒是挺般配的。因此,1901年,鲁迅母亲去朱家请庚,鲁迅与朱安正式订亲。

自从两人订亲起,天平向鲁迅一家倾斜。就在这年,鲁迅祖父遇赦出狱,虽然有历史污点,不再是囚犯了。鲁迅考住了去日本留学的官费留学生,明年就要启程去日本留学。对此,朱安家且喜且忧。喜的是周家长孙有出息,周家看起来有复兴的苗头。忧的是鲁迅出去几年,不知心态有没有变化。

鲁迅去日本留学的事情,咱们都知道,他先是在东京,后来去仙台医学院学医,后来觉得学医不足以救国救民,又转学文学。

这几年,周家不急,朱家急坏了,眼见朱安二十八九岁,万一周家长孙在日本娶了亲,朱安可怎么安置呢?

朱家不断向鲁迅母亲施加压力,鲁迅母亲也怕鲁迅娶了日本女子,婆媳不好相处,就给鲁迅去信说母病重,把鲁迅从日本骗回来。

鲁迅回来一看,母亲好好的,大门上张灯结彩,正在给他布置婚礼。新婚之夜,鲁迅伤心不语,朱安惴惴不安。

鲁迅与朱安名为夫妻,终生未有夫妻之实,他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鲁迅曾想缩短他与未婚妻的心灵距离,在日本期间,他写信让朱安放脚,去学堂里读书,做个知识女性。当时来说,女孩子放脚,去学堂读书,有很大压力,但不是做不到。

鲁迅母亲鲁瑞接到儿子让她放脚、剪发的书信,痛痛快快把脚放了,别人说风凉话,她也不在意。鲁瑞没上过学,但她通过自学,读报纸,看小说,都没问题。

鲁瑞一位中年妇女都能放脚,朱安决心去做,未必不成。朱安就没有,她既没放足,也没去学堂读书,也没自学。她明知与未婚夫有差距,却没有为缩小差距做一点努力。但她是想取悦未婚夫的。

结婚那天,她在三寸金莲外面套上一双大鞋,假装已经放脚,不料下轿时鞋子掉下来,露了馅,让一对新人很难堪。

婚后,鲁迅与朱安也不是完全不交流,无奈两人不在一条线上。有一次,鲁迅说起一种点心,朱安为了讨好丈夫,连忙说,这种点心,她吃过。鲁迅当时无语,这是种日本点心,她怎么会吃过呢?

如果朱安不是为讨好丈夫说她吃过,而是问丈夫,那种点心怎么做的,滋味如何,与中国哪种点心相似?一问一答,夫妻两人就有话说了。如果她机灵一点,问丈夫在日本的工作、学习情况,让丈夫教她认字,慢慢地,两人也会有些感情。那样,鲁迅也许会与朱安相安一生。

虽然鲁迅性格上有很多缺点,我们不得不说,他对婚姻中另一半的要求并不高,这看看他以后娶的许广平就知道。许广平是个姿貌平常的女子,只不过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开明罢了。

我想,如果朱安能像郁达夫之妻孙荃那样,虽然裹小脚,没上过新学堂,但是有才情,能够欣赏丈夫的才华,跟随丈夫的脚步去努力,大约鲁迅不会嫌弃她。说不定两人诗词唱和,成为人们眼中的模范夫妻呢。

但是,孙荃那样的女子,当初的鲁迅家,也是娶不上的。郁达夫家也是寡母带着三个儿子,比鲁迅家还清贫,但是,郁家家世清白,不像鲁迅家那样有污点。

孙荃与郁达夫

有人说鲁迅婚姻悲剧是鲁迅母亲一手造就,这是说不过去的。根源不在鲁瑞这里,而是在鲁迅的祖父周福清那里。周福清的科举舞弊案让周家名声扫地,财产荡尽,鲁瑞没有能力给儿子娶个称心如意的媳妇,只能随便给儿子凑合娶一个。

因为给长子包办的婚姻不幸福,次子周作人领回一位日本女子时,鲁瑞没有反对。我想,鲁瑞没有反对的原因,不仅仅是对长子不幸婚姻的愧疚,还有个现实原因:

如果儿子不自由恋爱,她就要给儿子娶媳妇,长子娶妻都那样难,次子娶妻岂是容易的?

周作人1909年领羽太信子回家时,周家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并无明显改善,周氏兄弟的婚姻仍是难题。儿子自己领媳妇回来,周瑞就不用费心了。

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是个日本下层女子,与周家门第不般配,不过,中日之间远隔重海,彼此来往稀少,不存在两方亲戚交往时门第悬殊的尴尬。羽太信子是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时住所的使女。在做使女的羽太信子眼中,这些一个月领着三十多块大洋的中国留学生是群有钱人。

羽太信子跟着周作人来到绍兴,果然见周家气势不凡,高高的台门,深深的宅院,门口上高悬“翰林“府大匾,羽太信子虽然不认得上面的字,也知道这不是一般人家。在大海的那边,羽太信子的父亲也为女儿能够嫁入周家而自豪,跟人说,他的女儿嫁到中国的名门了。

周作人祖父科场舞弊给周家带来的羞辱,对羽太信子来说无所谓,她对科举本来就隔膜,而且语言不通,她只是觉得周家的生活环境比她家强多了。羽太信子以怀孕需要人照顾为由,把妹妹羽太芳子接到绍兴,与她同住。后来她还撮合羽太芳子嫁给了周作人之弟周建人。

通常的说法,是说羽太信子耍了个花招,把周建人灌醉,送入芳子的房间,周建人只好与芳子结了婚。这种事情,外人没见,不好否定,姑且算有。

但是,周建人与芳子结婚时,芳子只有十八岁,周建人比她大九岁,已经二十七岁。他们住在周家大台门里,周家人不同意,信子不可能强迫周建人与芳子结婚吧。

左:羽太芳子,中:鲁瑞 ,右:羽太信子

说到底,还是周建人有这样的意愿。周建人之母鲁瑞也默许与儿子与芳子的婚事。原因如前所说:

儿子年龄不小,早该结婚,但是鲁瑞没能力操办。旧式婚姻,从托人说亲,上门提亲,到送彩礼,筹备婚礼,劳神费力。结婚以后,两家迎来送往,婚丧吊贺,也是费钱费力。鲁瑞是负担不起的。儿子选择跨国婚姻,无疑是省钱省力之举。

随着鲁迅兄弟搬到北京,周家重新崛起。

大清已亡,在遥远的北京城里,没有谁还记得周福清科举舞弊案,周树人与周作人兄弟在大学教书,写作,收入丰厚,渐有声望。他们的收入,已经允许他们在一个家之外,再养一个家。

老大周树人与老三周建人先后离开北京,在上海组建小家庭。周树人与许广平同居,周建人与王蕴如同居。

朱安与芳子留在北京,一个与婆婆同住,一个与姐姐姐夫同住,此生再未与丈夫团聚。

周氏兄弟凭借个人努力,提升了社会地位,有能力自主选择婚姻对象

然而,这种提升仍是有限度,周氏兄弟的同居对象,都是过去的学生。老师选择学生,多少是利用她们的仰慕心理,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圈子小的缘故。

周作人有一段任伪职的经历,受人们诟病。若论夫妻感情,他是最忠贞的一个。他与羽太信子一夫一妻,白头到老,几乎没有绯闻,堪称模范夫妻。

但是,周作人与兄长决裂,出任伪文化官员,人们通常认为与羽太信子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周作人婚姻的负面作用也不小。

平心而论,鲁迅三兄弟,没有一人是好色之徒。他们的妻子与同居女友,都是相貌平平的。鲁迅与周建人抛弃原配,并非逐美猎艳,只是希望有一个与自己有共同语言能够温柔相待的女子。

茫茫人海寻求知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鲁迅兄弟都没有样的奢念,他们渴求的只是一个中等家庭中等相貌中等才思的女子。

这个要求并不高,如果周家是个兴旺之家,娶到这样的妻子并不难,只是他们到结婚年龄时,因为祖父舞弊案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赠与他们的苦涩的礼物

鲁迅一生憎恨他的祖父,非是无因。他们三兄弟的婚姻都笼罩在祖父的阴影之下,幸亏他们命好,赶上大清灭亡,一个新时代开始,他们可以搬离原来的环境,到一个新环境中重新生活。

如果生活于雍正乾隆时期,周福清很可能死罪难逃,子孙流放宁古塔,这个家庭就不是败落,而是灰飞烟没了。即使不曾被流放,人们安土重迁,自己搬不走,别人忘不掉,那种痛苦才真正漫长绵绵,如钝刀子割肉,没有尽头。

鲁迅比两个弟弟年龄大,对这种家庭地位的跌落体会尤深,灰暗的少年时光时常在他的文字间浮现,念念于兹,至老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