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特种作战之王——德军党卫军上校奥托·斯科尔兹内

奥托·斯科尔兹内(OttoSkorzney)二战德国武装党卫队特种部队旗队长(上校),是党卫军特种部队头目,二战期间策划实施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行动。“欧洲第一恶汉”、“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刀疤脸”是他知名代表绰号。

1908年6月12日,斯科尔兹内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中等家庭里。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原本家里也算是小康之家。但是奥匈帝国的解体和一战后的贫苦,让斯科尔兹内的童年可不好过,到了13岁才第一次吃到牛油。不过这种日子没有让斯科尔兹内变得颓废,相反在他父亲的教育和鼓励下,斯科尔兹内开始勇敢的对抗这些逆境,并将其视为人生的一种考验。

1926年,18岁的斯科尔兹内进入了维也纳技术学院攻读,但这时候他多了一个爱好,那就是进行击剑运动。不过斯科尔兹内的击剑运动和别人可不一样,他那根本就是决斗,尤其是斯科尔兹内不穿护具的,尤其是不戴面罩。要知道,即便是处理过的剑尖,在决斗里仍旧有可能伤到人,不穿护具不戴面罩简直是一种作死的行为,在当时的大学社团里面很流行。斯科尔兹内却对此情有独钟,即便是左脸上留下了一道疤痕也乐此不疲,并将此视为他自己的“荣誉之疤”。当然了,斯科尔兹内也喜欢射击、帆船以及滑雪等。当时的维也纳技术学院可是为学生们提供了完善的运动设施,包括射击场。可以用口径0.22英寸(5.58毫米)的步枪和手枪打靶。他顺利的通过了各种测试,获得了奥地利承认的运动证书(1936年又获得了奥地利军事体育证书)曾经在1931年一次个人射击比赛中满分60分的情况下打出56分的成绩,屈居第二(第一57分)。在大学读书期间还参加过舞台表演。

1931年,在从维也纳技术学院顺利毕业的斯科尔兹内不仅和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工程师,而且还加入了奥地利的纳粹组织。在那个时候,奥地利还没有和德国合并,奥地利政府对于纳粹组织的打击力度也不小,几乎每次纳粹组织活动的时候,都会和反对组织与警察爆发一次冲突。

而高达1米92且身强力壮的斯科尔兹内在这样的街头斗殴里,往往是占据了巨大的优势。1938年德奥合并后,斯科尔兹内的日子已经过的不错,他不仅是一名纳粹党徒,更有了一家自己的小公司,算得上是小康之家了。

战爆发肘,己31岁的他因具有单发飞机的驾驶经验,所以很想当一名飞行员,但在经过5个月训练后,德国空军以”年龄偏大、而且个头超标”的理由拒绝了他。

1940年2月,他转而报名参加被称为”希特勒贴身保镖”的党卫军第1″阿道夫·希特勒”师,从数千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被分配到该师的”月光中队”(该中队因其指挥官喜欢在夜晚训练而得名),不久又因其强壮体格和无畏精神而升至候补军官行列,并转至党卫军精锐部队第2″帝国”师。跟着参加过西欧战役、入侵南斯拉夫以及苏德战争。

调到苏联前线,其间因作战勇猛获铁十字勋章。

1941年冬季,斯科尔兹内在一次战斗中被“喀秋莎”火箭炮弹碎片击中头部。虽然伤口不久便长好,但是头部神经却受到了损伤,到当年12月,剧烈不间断的头痛加上胆囊炎引起的腹痛终于迫使斯科尔兹内返回德国接受治疗。

1942年初,斯科尔兹内从维也纳的病院返回柏林,被调至党卫军第1装甲师在柏林郊外莱布施塔特的军械库,担任技术勤务和维修工作。忙碌而单调的工作令生性好斗的斯科尔兹内感到百无聊赖,但他还是咬牙强忍了6个月。

不久后,斯科尔兹内的命运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他接到一道命令,要求他去武装党卫军司令部报道。此时世界大战已经进入了中期阶段,希特勒突然对英国的特种部队产生了浓厚兴趣。由于党卫军中一位朋友的举荐,正在修理厂担任维修军官的斯科尔兹内引起了上层人士的注意。1943年4月18日,他被提升为上尉,并被新上任的党卫军帝国中央保安总局(RSHA)头头、其奥地利同乡卡尔登布隆纳任命为德国第一支特殊部队——“弗雷登塔尔部队”(FriedenthalJagdverbande)的指挥官。

1943.7.25觐见元首,准备营救墨索里尼的“橡树行动”。

1943.9.12成功的营救出墨索里尼,从此扬名欧洲。

1944.9.10在“狼穴”里面面见元首。

1944.10.15发动“米老鼠”行动,绑架匈牙利摄政王米克拉斯·霍尔蒂之子。

1944.10.16发动逮捕匈牙利摄政王米克拉斯·霍尔蒂的“铁拳”行动。

这还只是斯科尔兹内成功了的行动,期间他还被命令绑架当时维希法国名义上的总统贝当元帅(一部分法国人心中的英雄,一部分法国人心中的卖国贼)他多次侦查确定行动计划后上报等待命令,可是因为外交部觉得贝当没有叛离德国的行为坚决制止了这次行动。然后又被派去绑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他只带了一挺冲锋枪和两个军士就去了南斯拉夫。但是当地的德军司令不理睬他的奇袭计划,大张旗鼓指挥空降部队和滑翔机部队展开全面攻击,让铁托给溜掉了,只留下一套元帅制服,当铁托听到斯科尔兹内到了南斯拉夫的消息后,直接吓得藏了起来……

然后到了斯科尔兹内真正震惊盟军高层的“格里芬行动”了。

1944年,随着盟军逼近德国边境,战势日渐对德国不利。希特勒计划于12月发起阿登反击战,旨在切断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盟军联系,并夺取安特卫普港。在这个计划中,希特勒一再强调占领默兹河桥梁的重要性,这些桥梁对包围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对各种方案的仔细分析,希特勒决定组建一支特殊部队——第150装甲旅,为其配备缴获的美国战车、武器和服装及相关证件,其任务是身穿盟军服装混入默兹河附近的盟军部队中,出其不意地夺占桥梁,并在敌军中制造混乱,为德军开辟一条到达胜利的道路,这一计划被称为“格里芬行动”。在希特勒心中,最适合担任这个新部队的指挥官非斯科尔兹内莫属。

1944年10月22日,希特勒再次召见斯科尔兹内,将其晋升为上校,并向其简单介绍了情况。事后,斯科尔兹内回忆道:“他(希特勒)告诉我已拥有的物资的数量,我记得他说我们将在阿登部署6,000门火炮,此外,德国空军将派出约2,000架飞机,其中包括许多新型喷气机。然后他告诉我,我的任务是率领一个装甲旅开往默兹河的桥梁,并完整无缺地占领它们。”

斯科尔兹内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组建这支特殊部队,他立即投入工作。10月26日,最初的筹建方案呈交给约德尔将军——需要3,300人,分为3个营。他希望能够拥有150辆缴获的“谢尔曼”坦克,32辆装甲车,近200辆卡车和150辆吉普,但理想与现实总是相距甚远——最后只获得了2辆“谢尔曼”,2辆美国装甲车,不到100辆吉普和卡车,其余全是德国装备——5辆“豹”式坦克,6辆装甲车,6辆装甲运兵车及5辆突击炮。这些战车全都涂上白星,伪装成美国装备,然而连斯科尔兹内自己也承认,这些伪美国装备只能“在非常远的距离或者在晚上迷惑非常年轻的美国兵。”

随后,德军最高统帅部下令在所有陆军部队中招募志愿者参加一项秘密行动,要求报名者会讲英语。在招募来的2,500名志愿者中,500人来自党卫军,800人来自空军,1200人来自陆军。但最令斯科尔兹内难受的是,他发现这些志愿者中只有约400人会讲小学生式的英语,只有10人能够讲流利的美国俚语。“其余的英语水平大都只是会讲‘Yes’和‘OK’”斯科尔兹内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根本不可能欺骗美国人,甚至连聋子也骗不了。”单兵装备同样短缺,尽管德国战俘管理局局长接到命令为150装甲旅提供美军战俘的制服,但到11月中旬,150旅仍然缺少1,500个美式头盔,许多士兵只领到了夏季的美兵制服,上边还带着战俘标志。

志愿者们首先被集中于一个训练中心进行封闭式强化训练,首先强化英语口语,有的还被送到战俘营练习英语水平。他们还要学习美军士兵的一些习惯,甚至说粗口时的腔调,嚼口香糖的动作,吊儿郎当的懒散站立姿势等。其中最后一项任务最难训练,因为德国士兵在和上级说话时往往不自觉地并拢脚跟立正聆听,而在美军中上下级关系很散漫,这种习惯会要了他们的命。此外这些还要学习驾驶美国车辆,使用美制武器等。训练的内容极其机密,据法国历史学家说,有一位参加训练的士兵因为违反了保密规定,在家信中描述了近况而被枪毙了。斯科尔兹内从经过训练后的志愿者中挑出44名英语最流利的士兵,组成一支特殊突击队,作为第150旅主要部队的先头部队。

除斯科尔兹内外,第150装甲旅中没有人知道该旅的真正任务,甚至各营指挥官也不得其详。队伍中开始出现关于作战目的各种传言,流传最广的是认为该旅的任务是绑架艾森豪威尔。德方也不对这些传言进行解释或辟谣,目的是使盟军的情报机构无法了解其真实目的,不过战后斯科尔兹内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防止被己方误伤,150旅的士兵都戴着蓝色或粉红色的领巾,解开军服的第二个纽扣,手持发红光(晚上)或蓝光(白天)的手电筒。车辆的保险杠特定位置画上白色的C、D、X、Y、Z等特定字母,坦克的后部则画上一个黄色三角形,或将炮塔转至9点钟方向。不过这样一来,又增加了暴露身份的可能性,因为德军其他常规部队的士兵们自然也会被告知这些识别方法,毫无疑问盟军的情报人员也会通过审讯战俘获知这些情报。

照希特勒的计划,“格里芬行动”分为两个部分,行动的第一部分是派出先遣突击队,他们在德军制服上再套上一件美军的野战夹克,乘坐美军吉普车,趁美军战线被突破的机会,分成小组赶在撤退中美军的前面渗透到其后方,摧毁燃料供应站、桥梁附近的弹药库,或渗透到盟军占领的地区执行侦察任务,并在盟军中散布假命令,使用一切手段制造混乱。第二部分为第150装甲旅主部,他们将以美式伪装加入到美国的撤退中,然后长驱直入夺取默兹河上的桥梁。

12月14日,第150旅抵达出发阵位,两天后阿登反击战开始。负责执行“格里芬行动”的第150装甲旅分成3个作战分队,跟随在德军先头部队——党卫军第1、第12装甲师和第12国民掷弹兵师之后,一旦突破敌防线,要求该旅立即脱下外面罩着的德军伞兵服,冒充美军占领3座桥梁,并在到达目标前尽量避免与敌人交火。

“格里芬行动”行动的第一部分基本获得了成功。阿登反击战开始的前一天,斯科尔兹内派出了4个侦察突击队和2个破坏突击队。至少有44名队员混入美军后方到处制造混乱,然后返回,有2名突击队员甚至驾驶吉普车沿默兹河往返一次。这次行动在第一天只损失了8名士兵,其中3人因答不出口令被美军宪兵逮捕,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军人供应证、900美元、1000英镑(全是伪钞)、2支消音冲锋枪、2把自动手枪、1把德国手枪和6颗美军手榴弹。12月16日,一个突击队在经过第32骑兵大队时候暴露了身份——他们的长统马靴引起了怀疑,在接受询问时自称是“ECompany”(E连)的骑兵,而美军的骑兵单位不称为“company”,而称为“troop”。这件事证实事先无论怎样仔细准备和训练,有一些情况是无法事先预料并排练好的。这个突击队的18名士兵被捕后全部被当作间谍处死。

然而,“格里芬行动”的第二部分计划却未能实施。第150装甲旅的主部队与参加反攻战的部队一起遭遇了严重的交通堵塞,直到反击开始2天后,即12月18日,党卫军第1装甲集群才抵达进攻出发点。该集群提供给第150装甲旅的美国坦克和卡车的数量尚不及所需的零头,不足之数必须以伪装的德国车辆来充数。而且德军在第150旅待命的地区又始终不曾有明确的突破,因此其推进时间一再拖延,斯科尔兹内最终不得不放弃了第二部分计划,并同意陆军第6装甲集群将其部队当作常规军使用,任务是保卫马尔梅迪(Malmedy)公路交汇处的安全,使得党卫军第1和第12装甲师可以继续移动。在策划这次进攻时,斯科尔兹内并不知道原来只有一个盟军工兵团驻守着的马尔梅迪现在的兵力已多于一个师。

12月20日,第150装甲旅开始向马尔梅迪进攻。由于兵力不足,斯科尔兹内本计划发起一次突袭。不幸的是他的一名士兵被盟军抓住,交待了整个作战计划。21日进攻时,第150装甲旅遭到了强烈的炮击,一些“豹”式坦克触雷损坏,虽然装甲步兵们几乎到达美军的阵地,但在夜幕降临时,不得不撤回。第150装甲旅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战斗宣告结束。12月28日,该旅由第18国民掷弹兵师换班,撤回后方后解散,总损失率为15%。

战后的一些报道对第150旅的战果情况极为夸大,将其描述为一支拥有无尽资源的战斗部队,实际上其装备根本不足,并且没有什么直接的战斗成果。不过,“格里芬行动”行动确实在盟军中引起了恐慌,几天之内,阿登战线上的盟军各部队均接到了关于“穿着美国军服的德军”的报告,各种传言也在盟军中不径而走,并且不断夸大,一时间盟军中几乎谈“斯”色变,“欧洲最危险的男人”成了盟军中谈论最多的话题。美国大兵每逢在路上互相遭遇时都会彼此怀疑对方是敌人。各部队开始严格警戒,认真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任何官阶、证件和抗议都不能使旅行者在经过一个叉道时得以免受严格的查询。除要求对方回答口令外,还会询问一些美国的风土人情,如橄榄球队的比分或棒球明星的名字等。一旦认为回答可疑便立即扣押,结果却往往误抓己方。战后斯科尔兹内就遇到了几位曾被误抓的美军官兵,其中一名陆军上尉仅仅因为穿了“可疑”的长统靴就被宪兵不由分说逮了起来。

有一天,英国负责对德心理战的“加来电台”照常用德语向德军官兵广播,声称当天盟军逮捕了250名身着美军制服的德兵,斯科尔兹内听后不禁哑然失笑——他这几天一直都没有派出破坏分队,如果是那样,说明盟军误抓了自己的士兵。还有一次,两名美国士兵在别的部队用餐时因说了一句“味道不错!”而被审查,因为几乎所有美军士兵都认为军营里的伙食非常难吃,认为其美味必然可疑。美军的布鲁斯·克拉克将军也被自己人误抓,被关在一个仓库里达5小时之久,当他脱口辱骂囚禁自己的宪兵时,那宪兵皮笑肉不笑地说:“忍耐一些吧,将军!纳粹正想收容您哩!”

最后,甚至连美第12集团军司令布雷德利上将也亲身经历了这种怀疑一切的检查。一次他乘坐一辆吉普车前去拜访赫吉斯中将,短短的旅途中遭到多次盘查,尽管他每次都表明身份,但各路口的哨兵仍不时问他一些有关美国的事情,回答稍有迟疑便会引来警觉的目光。事后布雷德回忆说:“最初一位检查人员问我,伊利诺伊州的州府在哪儿,我回答说是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伊利诺伊州首府),没想到他‘纠正’我说应该是芝加哥。还有一个岗哨的士兵问我电影明星蓓蒂·格拉伯(美兵的偶像)的现任丈夫是谁?我立即回答说是哈里·詹姆斯,结果令他们颇为满意。”布雷德利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约有五十万的美国兵,互相见面时简直如猫见了耗子一般,大眼瞪着小眼,互相怀疑着对方。”

根据被俘突击队员的“交待”,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安全成了盟军最担心的问题,盟军司令部里也一度人心惶惶,甚至草木皆兵。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说:“一名激动不已的上校坚持认为杀害我的计划千真万确,甚至还说出了这个计划的细节。他的结论得到了保安参谋们的支持……保安军官们如此紧张,立刻把司令部布置成要塞一样,到处都张满了铁丝网,甚至停放了数辆坦克,卫兵也增加到平时的两倍、三倍、四倍……一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各办公室就会立即紧张起来。我频频接到各界的电话,询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安在……”

最后不厌其烦的艾森豪威尔不得不离开当时居住的、离盟军最高司令部不远的别墅(因为几年前这里曾是龙德斯泰德元帅的司令部,德军对这栋建筑的一砖一瓦都了如指掌),转移到凡尔赛附近,出入总有一个中队的卫兵跟随,活动范围也受到限制。这种形同软禁的状况持续了数周时间,令他大为头痛和不耐烦。一名长得和他差不多的替身,则在司令部外面散布,以期能引出可能存在的“德国杀手”。可怜的艾森豪威尔就在这种近乎坐牢的状态下,孤独的度过了1944年的圣诞节,最后艾森豪威尔忍无可忍,冲出了司令部,声称就算有人要杀他,他也不害怕。同时他在全欧洲下了通缉令,要逮捕斯科尔兹内这个破坏分子。

至于蒙哥马利倒霉,纯粹是他自找的。因为蒙哥马利听说艾森豪威尔被限制出入后,立刻前往马尔梅迪,打算在前线的美军里提升一波威望。却不料此时阿登地区谣言四起,说德军找到了一个长得和蒙哥马利差不多的人,到处招摇撞骗,套取盟军的情报。因此阿登地区的美军如临大敌,凡长得像是蒙哥马利的人,都要严加盘查。这个消息据说是来自英军内部,因为英军确实给蒙哥马利找过替身,所以英军士兵认为德军也会这样做的。

对此毫不知情的蒙哥马利来到了马尔梅迪附近,在第一个检查站就被美国宪兵勒令停下接受检查。蒙哥马利毕竟是英国人,骨子里十分傲慢,命令汽车继续前进。美国宪兵愤怒的打烂了蒙哥马利坐车的轮胎,并将蒙哥马利从车里拖出来并关进了一座谷仓接受调查。因为蒙哥马利拒绝出示证件,还威胁说要把美军宪兵送上军事法庭,而差点被当做间谍拖出去枪毙。好在一名美军认识的英军上尉认出了蒙哥马利,才让蒙哥马利免于被枪毙的命运。而身在后方的艾森豪威尔得知此事后,幸灾乐祸的表示:“斯科尔兹内总算干了一件好事——让蒙哥马利出了丑。”

其实当时盟军的怀疑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当时整个西线艾森豪威尔的价值最大,依照斯科尔兹内以往的行动他被列为第一目标是合情合理的。

1944年12月31日,斯科尔兹内被召回柏林。第150装甲旅已经宣告解散,弗雷登塔尔部队的老兵们死的死,散的散,斯科尔兹内清醒地认识到特种部队往昔光荣的日子已经成了明日黄花,第三帝国的末日随着春天的来临一步一步地逼近了。对于斯科尔兹内来说,像营救墨索里尼那种事先缜密计划,由数名勇敢的专家所执行的任务也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有如鸡蛋碰石头般的绝望作战:由勇敢但未接受训练的年轻士兵去执行自杀式的任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战况已经恶化到了极点。

1945年1月30日晚上,希姆莱将斯科尔兹内召到柏林郊外的前线司令部,下令他去前线搜集所有的兵力,组成两个军,然后前进到奥得河一线,在那里设置一座桥头堡抵御苏军进攻。斯科尔兹内不禁苦笑,所谓两个军的兵力将到何处去搜集呢?这只不过是希姆莱的幻想而已。在这之后希姆莱不断来电话催促:“兵力开始集结了吗?我已经向元首报告,阁下已经开始作战了……怎么?还没出发呀?……”最后斯科尔兹内搜尽枯肠集结了1000多人的兵力,前往奥得河畔的中世纪古镇施韦特(Schwedt),在这里修筑一座桥头堡。他在城镇的西边设置了宪兵线,收拢衣衫褴褛徒步向西溃逃的那些士兵,将他们装备起来编入斯科尔兹内的部队。斯科尔兹内的部队兵员五花八门,既包括伤兵,又有包括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老头子,也有年轻的军校学员和几名神气十足的东普鲁士贵族军官。现在他逐渐收拢了4个大队的兵力,从距该城50公里的军工厂征用了数门75毫米野战炮,又用高压手段从那里找来了一些机枪。心犹不足的斯科尔兹内又搜罗来该地区所有的88毫米高射炮,将它们装到卡车上,当作“自行火炮”使用。又过了几天,空军司令戈林突然给他来了电话,允诺从自己的“赫尔曼·戈林”师中抽调600名精锐兵员调到施韦特,帮助斯科尔兹内固守这座桥头堡。

虽然战况不断恶化,但是斯科尔兹内仍有一段心情爽朗的日子,因为英国BBC广播说他被晋升为少将、并颇得纳粹当政者青睐云云。斯科尔兹内自忖自己既然已经开始指挥一个师级单位,也应该升到这一军衔了。不过他却不知道如何沿着这个目标爬上去,倒是BBC给他指了一条路,在其广播中这样说道:“因救出墨索里尼而闻名世界的党卫军中校斯科尔兹内如今已晋升为少将,并被委任为柏林防御的负责人。由于这一次的升迁,他已经成为柏林最有权力的人物,据信他目前正在柏林市内展开搜捕行动,以清理不可靠分子……”

最耐人寻味的是,在BBC播发了这条新闻后不久,希特勒竟真的开始考虑任命斯科尔兹内为柏林城防司令。如今他像着了魔一般信任斯科尔兹内,认为他最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然而希特勒身边的参谋们及时地止住了这个念头。

其后不久,斯科尔兹内只身前往南德意志和奥地利,一面报告当地的一般局势,一面奉命增强“阿尔卑斯要塞”的兵力。“阿尔卑斯要塞”是德国人最后幻想出来的空中楼阁,一小群死忠的纳粹分子决定以此为根据地进行最后的顽抗。路过维也纳时,他决定到自己的家乡再看上一眼。此时在维也纳附近的公路上已经挤满了西逃的难民和士兵,斯科尔兹内狂按着喇叭,试图在人潮中开出一条通路。忽然他发现一个健康的军士赶着马车招摇而过,车上装着家具和包裹,周围一群伤兵却在步行,斯科尔兹内猛地停下车来,拦住马车,然而赶车的军士却无动于衷,于是斯科尔兹内一把将他拎下车来,左右开弓给了他两记耳光,大吼着说:“把车上的东西都丢下来!给伤兵腾出位置!”在斯科尔兹内的吼叫下那名军士乖乖地听从了命令。为了使他彻底遵守命令,斯科尔兹内将其解除武装,把他的手枪递给一名伤兵,嘱咐道:“监视着他!让他尽量载满伤兵!”

等他最终赶到维也纳时天已黄昏,此时到处谣传说苏军已经开进了维也纳城。斯科尔兹内来到了母亲的住所,迎接他的是遍地的残瓦和倚斜的梁柱。邻居说两天之前斯科尔兹内太太就和家人疏散了。他又来到弟弟家,情况也大同小异。最后斯科尔兹内来到上过班的工厂,发现厂子仍在全力工作。他在市中心的疯人塔(Narrenturm)附近拦住两位上了年纪的警察,询问战况,其中一个花白头发的警察答道:“中校阁下,我们就是维也纳最后的防御队了!”在维也纳城防司令部,斯科尔兹内意外地见到了城防司令席腊赫(BaldurvonSchirach),后者曾是纳粹青年运动的领袖。他失望地发现席腊赫除了空喊口号外什么也不会干,于是匆匆地离开了维也纳,前往阿尔卑斯山,时间是4月11日。

在阿尔卑斯山,斯科尔兹内和从柏林赶来的拉德尔花了几天的时间去寻找希特勒和戈培尔吹了半天牛皮的“国民堡垒”,但找到的只是运来补给品的马车和卡车,一两处钢筋水泥工事,已经早已生了锈的兵工厂机器而已。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斯科尔兹内悲痛万分,认为万事已休了。

如今斯科尔兹内必须考虑一下自己的将来了。一个相熟的空军飞行员要把他带到西班牙,但是遭到了拒绝,斯科尔兹内拒绝抛弃手下独自逃命。他解散了手下,尤其是来自比利时和荷兰的志愿者,还发给他们一些从柏林带出来的美元和珠宝作为逃命路费,之后与拉德尔等人一起藏在山中的滑雪小屋里,等待战争的结束。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此时斯科尔兹内仍在山间小屋里平安地过日子,直到有一天山谷间的农民来报告说美军正在全力搜捕他,斯科尔兹内才下决心向美军投降。他给附近的美军指挥官写了一封信,让这位农民带去,然而这信却如泥牛入海,几天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结果仍是毫无动静,讽刺的是此时美军仍在通过电台和报纸在全欧洲通缉他。最后斯科尔兹内决定带着拉德尔和另外两名手下下山投降。

然而即使向美军投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到了萨尔茨堡的美军司令部,向一名上士说出了自己的身份,这位上士却说不曾听到过有关斯科尔兹内来投降时如何处置的指示,于是又派人驱车带他们前往师部。路上开车的美军士兵得知他的大名后竟然说:“如果你真的是斯科尔兹内的话,就痛快的喝一顿吧!因为今晚你可能就上绞架了!”

在第42师的司令部,没人对斯科尔兹内一行表示出有兴趣的样子,还让他们靠边站。然而在他们的身份被核实后情况就不同了,斯科尔兹内回忆道:“一下子从房间的四个房门里出来四个士兵,都把手里的冲锋枪对准了我。”在美军司令部里,斯科尔兹内先被搜身检查毒药,然后反绑着双手牵到了记者招待会上。他的投降成了当天最轰动的新闻。

1947年8月18日,已在战俘营中度过了2年时光的斯科尔兹内与其他10名党卫军战犯一起被带到达豪接受审判。美军军事法庭对斯科尔兹内的指控主要有两点:1、指使第150装甲旅的士兵伪装成美军,使用美军的旗帜、徽章和制服,混入盟军队伍中制造混乱,这违反了国际法中关于“在实际交战中,交战双方必须明确身份”的原则;2、企图谋杀艾森豪威尔。

斯科尔兹内的辩护律师罗伯特·达斯多则强调,第150旅的士兵们只是在夜幕中前往目标的过程中身穿美军制服,而一旦被发现,他们立即脱掉美国军服,恢复德军装扮。而关于在实际战斗中使用敌方制服方面,当时的相关法律中的规定并不明确。达斯多认为,国际法中并没有明确禁止使用敌方军服,而只是强调“禁止不恰当地使用”,因此,相关规则应理解为:“士兵在偷偷潜入敌方侦察或为保护自身不受伤害时,可以穿着敌方军服,但在实际交战时,必须穿戴与敌人有明显区别的服装或徽章。”

负责审判的美陆军上校罗森福尔德却不赞同达斯多的辩护理由,认为其士兵在被敌人发现后,在向对方开枪前脱下伪装的行为毫无意义,因为对方已经被欺骗,在战斗中已处于不公平的弱势。但达斯多辩护说,盟军在战争中也会采用这种方式执行一些任务,并且请到了英国空军传奇性的特种部队指挥官福雷斯特·托马斯中校作证,证实他们为营救被德军关押的战友,也曾让部下带着武器、身穿德军制服、用伪造的德军证件到德军监狱里活动,并承认,若暴露身份或感到有危险,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托马斯的证词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斯科尔兹内的这项控罪撤销。对他的第2项控罪也因证据不足而撤销。

然而,宣布无罪后的斯科尔兹内并没有获释,不久之后,他被送到德国中部达姆施塔特的“非纳粹化”战俘营。其间盟军有6次准备将他释放,但都因政治原因或者官僚文牍而拖延了。斯科尔兹内此时已经熬不下去了,他写信给托马斯上校征求意见,后者的回答只有两个字:“逃跑!”。

1948年7月27日,斯科尔兹内再次发挥了特种兵的才能,躲进一辆货车里逃出了战俘营。货车在离达姆施塔特16公里的森林中停了下来,那里有人拿着衣箱等着他的到来。斯科尔兹内迅速换上平民服装,搭乘货车前往斯图加特。第二天他来到了贝希特斯加登,并在那里隐藏起来。其间他曾写信给西德政府征求意见,西德政府非正式地统治他隐藏起来,不要随意露面。为逃避盟国和犹太人的追踪,他隐姓埋名,还把棕红色的头发染成了黄色。

东躲西藏了18个月后,斯科尔兹内手拿罗马教廷签发的“难民”护照来到西班牙,在那里得到了独裁者佛朗哥将军的庇护,获得了西班牙护照,并恢复了其战前的身份——工程师。他向朋友借了一笔金钱,开设了一家工业技术公司,在1952年成交了一笔当时西班牙最大的买卖,将价值500万美元的铁路车辆和工具卖给西班牙。

同是在1952年,联邦德国政府终于宣布斯科尔兹内并未犯下战争罪,他终于可以在各国间游走。此后斯科尔兹内曾以顾问的身份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工作,随后又来到阿根廷,与庇隆总统关系密切。他帮助庇隆组建了南美最凶残的秘密警察力量,还担任庇隆夫人的贴身保镖,至少挫败了一次暗杀阴谋。当然,他也因此获得了回报——庇隆夫人从其名下基金会(极有可能是鲍曼自德国转移出的纳粹财富)的财产中划拨了一部分给斯科尔兹内。

此外,他还致力于帮助尚在狱中的前纳粹军官们获释或逃跑,其中最知名的有派珀(JoachimPeiper)、塞普·迪特里希(SeppDietrich)和迈耶(Kurt“Panze”Meyer)。曾有报道称斯科尔兹内手中握有丘吉尔与墨索里尼在整个战争期间一些秘密谈判的证据或文件,他曾威胁丘吉尔,如果不释放这些战俘,他将把证据公诸于世。在斯科尔兹内的帮助下,有超过500名纳粹军官经西班牙逃往南美。

在阿根廷盘垣数年后,斯科尔兹内又回到西班牙,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1970年10月,斯科尔兹内在汉堡大学附属医院接受了脊椎外科手术,摘除肿瘤,从此腰部以下瘫痪。1975年7月5日,“欧洲最危险的男人”斯科尔兹内卒于马德里,终年67岁。按照他的遗愿,斯科尔兹内被埋葬在维也纳的多布林格公墓,长伴于其母亲身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