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中的“笔部队”

［内容摘要］ 在日本文学史上，有一批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高唱赞歌、涂脂打气；为日本国民战争狂热鼓噪喧嚣、推波助澜；为天皇笔战、为天皇献身的法西斯作家——“笔部队”。他们包括长期在军队服役并直接参与作战的“军人作家”；受日本内阁情报派遣到侵华前线体验战争的“从军作家”及受报社、杂志社派遣或自愿赶赴前线的“民兵”。“笔部队”的这些作家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扭曲的“大亚洲主义”和狭隘的“文学报国”思想支配下，本着“吾为君书，吾为君亡”的精神，心甘情愿地投身于侵略战争。

 在日本文学史上，有一批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高唱赞歌的“御用文人”，成为为天皇献身的特殊队伍。他们就是为天皇笔战、为天皇献身的法西斯作家或法西斯化了的作家们。这支“笔部队”为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历史极留下极不光彩的一页。

一、“笔部队”的组建

1931年9月18日，日本挑起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的法西斯专制统治也不断得到强化。几乎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全面形成的同时，日本文学界也出现了为日本侵略战争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所谓“国策文学”。1931年，日本文坛就开始有人倡导法西斯文学创作。1932年开始，法西斯文学团体“国家主义文学同盟”成立。作为日本“新浪漫派”代表的保田与重郎竟从“浪漫主义”、“美学理念”出发，把日本侵华战争看做是“日本浪漫精神”的具体体现，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20世纪最“壮丽”、最“浪漫”的“伟大”行动。无独有偶，曾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领袖之一的武者小路实笃，也开始大肆鼓吹“日本的使命”、“日本为什么强大”及“克服死亡”等法西斯逻辑和理论。“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进一步强化，近卫文磨要求建立举国一致体制，号召全体国民全力支持侵略战争。7月11日，近卫在发表出兵华北声明之后，便召集各新闻通讯社代表举行“恳谈会”，要求他们支持战争；13日又召开《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等著名杂志的代表，提出同样的要求。整合日本文化界力量为战争服务，日本政府于9月25日组建“内阁情报部”。此后为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服务的“笔部队”进入紧锣密鼓的酝酿筹备阶段。日本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开始倾尽全力对国民进行战争的鼓动和宣传，大批记者和作家，或主动、或被派遣来到侵略战争的第一线。大量鼓吹、煽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报告文学、战地通讯、战争诗歌、战争小说充斥报纸、杂志、广播电台。

1938年8月，为确保和扩大武汉会战效果，配合日本法西斯侵华战略调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重点摧毁蒋介石集团抗战意志，着手扶持傀儡政权），日本政府开始组建真正意义上的“笔部队”。8月23日，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受内阁情报部的指使，邀请尾崎士郎、横光利一等12位知名作家到内阁情报部办公室开会，会议由内阁情报部官员主持，除这些作家外，还有陆海军省官员参加。会上陆军省的松村中佐向作家们介绍了军部和政府的安排：希望先派遣20名左右的作家以军人身份到中国战场。听到军方的计划后，这些作家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参与会议的作家白井乔二描述道：“我们都一起大受感动。大家在心里似乎都形成了一个相同的想法，那就是作为国民之一员的满腔热血”，“我们立即对从军的提议产生了共鸣。与会作家们几乎全部抱着从军的志向”。会议的召集人菊池宽起初也担心不会有太多人响应，但结果却出乎他的预料，“赴会的朋友都说愿意去。”

日本军部23日才向作家传达派遣“笔部队”意愿，24日就要求确定名单。但负责此事的菊池宽见到会场上各位作家的表现，也丝毫没觉得为难。26日，日本内阁情报部就公布了第一批22名从军作家的名单。日本媒体对这些从军作家大肆宣传，称他们是远征中国的“笔部队”。这些人也不停地在报纸、杂志谈感想、说抱负、表忠心。日本军部、政府、媒体也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他们俨然像出征的将军，时代的宠儿。那些没有被选中的作家，则抱怨菊池宽等人处事不公。1938年11月，内阁情报部又组织了第二批“笔部队”。“笔部队”的组建既表明日本法西斯利用国家机器把文学纳入侵略战争的轨道，也说明日本文学及日本作家开始自觉地为法西斯侵略战争服务。虽然被内阁情报部选中的作家为数不多，但它的影响却极为恶劣，神圣的文学堕落为强盗的帮凶。

当时这些被军部敕选的作家被称为“报道班员”或“从军作家”，分别隶属陆军和海军，称“陆军班”、“海军班”，属军队文职人员，但享有佩带高级军阶、佩带军刀等高级军官才享有的特权。他们属于狭义上的“笔部队”，或者“笔部队”中的“现役”。除他们外，还有报纸杂志电台等民间派遣或自愿赶赴战场的记者和作家，他们被称为“特派员”，可算作“笔部队”的“预备役”；另外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实施了“文坛总动员”，绝大多数作家不同程度地投身服务侵略战争的“伟大事业”，他们或积极进行“笔战”，或积极加入各种法西斯文化组织，用各自的方式“报国”。他们可以算作虽没到过前线却热衷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笔部队”的“民兵”们。

二、“笔部队”的代表及其主要作品

如上所述，“笔部队”包括“现役”、“预备役”、“民兵”，而在“现役”中又分“军人作家”和“从军作家”。

“军人作家”是指以军人为职业的作家，他们长期在军队服役并直接参与作战，业余坚持写作。在侵略战争中，他们炮制了大批“军队文学”，其中军衔高、影响大的是陆军少将、战车队长藤田实彦，他写的报告文学《战车战记》极力表现日本战车所向披靡的巨大威力。从对法西斯文学“贡献”角度讲，火野苇平则最为出名。

火野苇平本是一名文学青年，曾短暂入伍。“七七事变”后二次应召入伍，并参加了杭州湾登陆作战。为鼓励文人“投笔从戎”，由军部操纵授予他入伍前创作的中篇小说“芥川龙之介文学奖”，还特意派著名评论家小林秀雄专程到侵华前线为他颁奖。受到鼓励的火野苇平从此紧随侵华日军如痴如狂地投身法西斯战争文学创作，从徐州、武汉、安庆、广州，一直到海南岛，他几乎全部参加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一阶段的主要战役。而且以主要战役为题材，创作了大批法西斯“战争文学”，如以徐州战役为题材创作的日记体长篇小说《麦与士兵》、以杭州湾登陆作战为题材创作了书信体长篇小说《土与士兵》、以杭州警备留守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花与士兵》，这三部小说先在报刊杂志发表，随后又结集出版，被称为“士兵三部曲”，受到军部热捧及处于战争狂热状态中的日本民众的青睐，其中《麦与士兵》发行100余万册。此后他又以广州战役为题材创作了《海与士兵》，以海南岛战役为题材创作了《海南岛记》。1939年12月，他以“英雄”身份从侵华前线返回日本，他的“士兵三部曲”先后获得朝日新闻文化奖、日日新闻文化奖，他本人也受邀在日本各地讲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第三次应召入伍，先后参与侵略菲律宾和缅甸的战役。1943年回到日本，继续投身法西斯“战争文学”创作。

其他影响比较大的“军人作家”还有日比野士郎（《吴淤渠》、《野战医院》、《召集令状》），栋田博（《分队长手记》、《台儿庄》），上田广（《建设战记》，《本部日记》，《指导物语》，《鲍庆乡》，《黄尘》，《归顺》，《燃烧的土地》），谷口胜（《征野千里》），松村益二（《一等兵战死》），田村无劭（《马和特务兵》），西田稔（《山与兵队》），田中荣次（《斗魂》），赤石泽邦彦（《张鼓峰》），并木龙男（《藜部队》）等。

“从军作家”如第一部分所介绍的，属狭义上的“笔部队”，特指1938年由日本内阁情报部分两批选派到侵华前线体验战争生活的从军作家。他们的职业或主业的作家，他们没有实际的作战经历，他们在战场上主要的“观战”，从军只是为了“体验生活”、“积累素材”，服务于今后的“创作”，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在军队中所呆时间相对较短（3个月左右）。但从组建和派遣过程看，既有军部利用他们的一面，也有这些作家甘心为法西斯侵略战争服务的一面。这些作家包括第一批派遣的吉川英治、岸田国士、泷井孝作、深田久弥、北村小松、杉山平助、林芙美子、久米正雄、白井乔二、浅野晃、小岛政二郎、佐藤物之助、尾崎士郎。浜本浩、佐藤春夫、川口松太郎、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片冈铁兵、中谷孝雄、菊池宽、宫泽有为男等22人，第二批派遣的长谷川伸、土师清二、中村武罗夫、甲贺三郎、凑邦三、野村爱正、小山宽、关口次郎、菊田一夫、北条秀司等。

其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笔部队”中仅有的两名女作家之一的林芙美子。她曾经抱着对中华民族仰慕的心情来到中国，那时的她被中国一切美好的东西所吸引，认为中国是一个蕴含了唐诗和陶渊明气魄的伟大中华：“我以为中国的文字是伟大的，时常想着有了机会，到中国去看看”。就是这样一位对中国文化如此崇拜的女权主义作家，却对侵华日军选择烧死还是一刀砍死被俘的中国军人表示“非常理解他们，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

1937年她曾以《每日新闻》社特派员身份到中国天津采访、报导。1938年8月26日，她又被日本内阁情报部选中作为远征中国大陆的从军作家赴中国战场。在中国沦陷区和日本国内发表了大量美化日本侵略行为的作品。这种在侵略战争中泯灭了知识分子最起码良知的行为，却成为她向军部邀功的筹码，也正是她无遗余力地替法西斯侵略战争涂脂抹粉，才被当时的宣传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

这批“敕选”的“从军作家”虽然在部队待的时间很短，但他们领会主子的意思很到位，他们为法西斯侵略战争服务的热情也极高。回到日本，他们纷纷借报纸杂志组织各类“座谈会”，争先恐后地发表他们所创作的“战争文学”，单1938年12月，日本各主要报刊杂志就发表了他们的几十篇“作品”。其中包括吉川英治《汉口攻坚战从军见闻》（文艺春秋）、岸天国土《从军五十日》（川文艺春秋）、北村小松《战场风流谈》（大陆）、杉山平助《从军备忘录》（妇人俱乐部）、尾崎士郎《扬子江之秋》（中央公论）《战影日记》（日本评论）《站在第一线》（日出）《战云可测》（雄辩）、浜本浩《溯江部队》（大陆）、佐藤春夫《战场十日记》（现地报告）、丹羽文雄《未归的中队》（雄辩）《上海的暴风雨》（文艺）《变化的街》（新女苑）、片冈铁兵《战场就在眼前》（改造）《从军通信》（妇人俱乐部）、中谷孝雄《前线追忆记——汉口攻克战》（新潮）、菊池宽《从军的赐物》（大王）、宫泽有为男《中支战线》（中央公论）等。在这些作品中，他们要么借此宣扬“皇军”的“忠诚”和“勇敢”、要么就对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助威、叫好。但他们既没有做人的起码良知，也没有对战争的真正体验，所以绝大多数作品不过是概念化的、皮毛式的肤浅的应景之作。

其实在狭义“笔部队”组建派遣前，就有受报社、杂志社派遣或作家记者自愿来到前线的情况，我们把这批人称为“笔部队”中的“预备役”。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便要求所有国民全力支持战争，日本在加紧进行侵略战争的同时，也全力在日本国内进行战争鼓动和宣传，在军部的“指导”下，各类报纸、杂志纷纷开设战争专栏，刊登鼓动和宣传战争的各类作品。日本民众在这种鼓动和宣传中，逐渐陷入战争的狂热情绪中，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持战争的同时，对鼓动和宣传战争的各类作品也非常青睐。这样报纸、杂志对这类稿件的需求也随之激增，为满足这种需求，1937年8月，《东京日日新闻》率先派出大众文学作家吉川英治和小说家木村毅前往中国采写战地通讯。受报纸启发，杂志社《主妇之友》派遣了女作家吉屋信子、《中央公论》派遣了小说家林房雄和尾崎士郎、《日本评论》派遣了作家神山润。11月初，《文艺春秋》派遣了作家岸田国士、《改造》派遣了三好达治和立野信之、《中央公论》又增派了小说家石川达三。此后又有杉山平助、大宅壮一、高田保、林芙美子、金子光晴、浅原六郎、丰田三郎、芹泽光治良、保田与重郎、佐藤春夫等或自愿，或受报刊杂志派遣来到中国战场。他们多担负“采访”和“慰问”的双重任务，以战地通讯和现地报告文学的形式鼓吹歌颂侵华日军的“忠勇”和战功。其中第一批发表的有林房雄《上海战线》、尾崎士郎《悲风千里》和神山润《前往炮火中的上海》。

在这批人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央公论》派遣的石川达三，1937年12月13 日，日军攻陷南京并开始大屠杀，12月19日，他被派遣到达南京，正好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的兽性。随后他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活着的士兵》，这部作品用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描绘了一支进攻南京并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高岛师团西泽连队仓田小队在整个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石川达三本想以纪实性作品“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给社会”，不料作品在《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发表后，却遭到当局逮捕并判四个月徒刑，理由是他的小说：“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 “被判有罪的石川达三深深感到成为罪人的屈辱，并很快得到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判决十几天后，他再次被《中央公论》社派往武汉战场，这次石川达三细心体会了军部的意图，并成功地把它融入新的长篇小说《武汉作战》，为自己挽回了“名誉”。

出于军部法西斯的“指导”和“施压”，战争期间，日本几乎所有作家都投身于支持、鼓吹侵略战争的“战争文学”或“国策文学”，所以“笔部队”的“民兵”也就囊括了几乎所有日本的作家。首先是所谓的“转向文学”，曾是日本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家们，面对法西斯的专制统治和残酷镇压，他们不是积极抵抗，而是纷纷放弃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发表效忠天皇和军部的“转向声明”，投身到支持和鼓吹侵略战争的“国策创作”实践。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除极个别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外，日本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作家，以及有无产阶级倾向的左翼作家，都放弃了反战、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

“转向”也不过是日本文人以特有的智慧，为掩盖他们不光彩的“叛变”行为而创造出的暧昧词汇罢了。其次我们再看看当时成立的“文学报国会”，它是战争期间日本作家的最高“领导机构”，它已赤裸裸地沦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帮凶、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文学组织。

加入“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作家超过4 000人，几乎包括了日本当时的所有作家。最后我们再看看被日本战后评论家大肆褒扬的“艺术抵抗”的作家们，其实他们或以“虚构的非现实故事”（《一休的故事》），与时代的险恶气流隔离，或以高度的纯文学艺术（《雪国》、《细雪》），使自己的作品较少的被时代空气所玷污。他们作品的主题并没有任何反对和批判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的内容，更没有对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批判和谴责的内容，他们不过是出于文人的良知没有积极投身“笔部队”，最多不过是用“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洁身自好”来表示“微弱的抵抗姿态”罢了。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加入了“文学报国会”。

三、“笔部队”的战争认知及其危害

总的来说，“笔部队”里的这些作家一方面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本着“吾为君书，吾为君亡”的精神，心甘情愿地投身于侵略战争；另一方面，鉴于“石川达三”事件的教训，军部对这些“笔部队”的写作也有严格要求。火野苇平曾提到，日本军部限制写作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七条：一、不得写日本军队的失败；二、不得涉及战争中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三、写到敌方时必须充满憎恶和愤恨；四、不得表现作战的整体情况；五、不得透露部队编制和部队名称；六、不得把军人当作普通人来写；七、不得写有关女人的事。由此可见，“笔部队”的战争认知无外乎对法西斯军国主义作概念化的、皮毛式的、肤浅的演绎，他们虽有一定的战争体验，但他们的人性良知和文学家的敏锐，淹没于法西斯军国主义所掀起的恶浪，他们对眼前发生的罪恶置若罔闻，对亲身体验的战争刻意扭曲，他们用粉饰、剪裁后的所谓“事实”，甚至道听途说、随意臆造的情景，赤裸裸地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宣传叫嚣。

萨义德在谈到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角色时曾指出：“要有效介入那个领域必须仰赖知识分子对于正义与公平坚定不移的信念，能容许国家之间及个人之间的歧义，而不委诸隐藏的等级制度、偏好、评价”，即知识分子应当毫不犹豫地对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提出质疑和挑战。但日本“笔部队”的这些知识分子们，在法西斯军国主义狂潮中，其正义、良知、公平等精神信仰或屈移或缺失，他们自觉自愿地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而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可以说，“笔部队”诞生是日本文学的集体转向，是日本文学整体的堕落。

日本“笔部队”战争认知的危害主要表现为扭曲的“大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和狭隘的“文学报国”思想。

真正的“亚洲主义”应该是李大钊和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亚洲各国平等参与、相互扶持，共同反对白色人种的野蛮入侵和奴役。它应该以“民族解放作基础，……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扭曲的“大亚洲主义”形成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之间，一战前后，其含义逐渐明朗化。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思想主流是玄洋社、黑龙会的极端国粹主义。它表面宣称亚洲国家黄种人联合，共同对付西方白种人列强，其实质却是要称霸亚洲。早在1919年1月1日，李大钊就明确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切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人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到那时亚细亚不是欧、美人的亚细亚，也不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简直就是日本人的亚细亚。这样看来，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大亚洲主义”最后演变为“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就是对李大钊先生英明判断的佐证。“笔部队”的作家们创作的许多作品，都从不同侧面宣扬和鼓吹“大亚洲主义”，其中最典型的是林房雄的《青年之国》、伊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多田裕计的《长江三角地带》。特别是“大东亚会议”以后，日本文学界一方面积极学习研讨会议精神，一方面决定用各种文学形式宣传会议精神。荒唐的是“日本文学报国会小说部会”竟决定以《大东亚共同宣言》中提出的五大原则为主题，创作规模宏大的小说，借以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思想。而且还煞有介事地从50名申请执笔的作家中确定了6名“委托作家”，即由大江贤次、高见顺、太宰治、丰田三郎、北町一郎、大下宇陀尔分别按“共同宣言”总纲及“共存共荣”、“独立亲和”、“文化高扬”、“经济繁荣”、“世界进步贡献”五大原则进行文学创作。到日本战败投降前，只有太宰治完成了《惜别》，其他5人的创作则胎死腹中。

“文学报国”在许多国家均有传统，原本无可厚非。但像“笔部队”作家那样毫无原则，丧失人类基本良知的“报国”只能称为狭隘的“文学报国”。“笔部队”制作的侵华文学，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国策”的产物。“笔部队”制作的有关作品在相当程度上为日本的武力侵华推波助澜，从而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一哄而上、武力侵略和文化（文学）进攻双管齐下的侵华战争格局。另外在各种“笔部队”投身侵略战争的同时，日本几乎所有作家都满怀热情地加人了以“贯彻报国精神”为宗旨的“日本文学报国会”，该组织一成立，便积极组织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宣扬文学要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歌功颂德，要文学工作者为“大东亚战争”出力。

结语

二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近六十五年了，作为那些曾因“吾为君书，吾为君亡”的“笔部队”直接或间接的“侵略者”来说，不论在当时或是战后，他们大多数都没能认真反思那场战争，即使反思也仅仅停留在对战败的反思。有些作家虽然也曾直面那场战争，认为日本军队确实干了不少坏事，但往往又缺乏道歉的勇气，这种日本人特有的暧昧方式直接影响了他们对那场战争本质的深层次反思。这也决定了那些“笔部队”成员及其感染者不可能走向真正的“正宗文人”。这也是今天的我们仍有必要对日本战时法西斯文学认真审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