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次郎与九一八事变

袁成亮

目前学术界对于关东军及军部少壮派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中的作用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关注，但对于军部高级官员，尤其是军部首脑南次郎在这次事变中的作用与表现却少有研究。事实上，关东军之所以能成功地发动九一八事变，身为陆军大臣及内阁重要成员的南次郎从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对于南次郎在九一八事变中角色的认定也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九一八事变的性质。有鉴于此，本文试就此作一论述。

一 、南次郎与“九一八事变”的发动

南次郎1874年8月出生于日本大分县一个贫穷的旧武士家庭，190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历任陆军大学教官、关东都督府参谋、日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参谋本部次长、日驻朝鲜军司令官（晋级大将）。长期以来，南次郎一直致力于分离我国东北的罪恶活动，大力倡导“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1927年6月，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作为参谋本部次长的南次郎次参与了会议纲领的讨论与制定，并成为纲领的重要执行者，是日本侵略满蒙活动的急先锋。1931年4月南次郎出任日本陆军大臣，并在关东军发动武装入侵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中起了关键作用。

其一，批准关东军武装入侵我国东北的行动计划。

日本对满蒙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初期，明治政府就将解决满蒙问题作为其称霸世界的五大步骤之一（第一征服台湾，第二征服朝鲜，第三征服满蒙，第四征服中国全中国，第五征服世界）。[1]1927年田中内阁上台后召开东方会议，将解决满蒙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31年6月，日本政府及军部批准了由参谋本部作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制订的《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该大纲确定了对满蒙问题“一年为期，武力解决”的方针，声称：“要解决满蒙问题必须取得日本国内外的谅解……以便一旦出现日本必须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态时，各国不至于持不适当的态度：反对和施加压力。”“采取得到日本国内外的谅解的措施，要争取一年左右时间内即在来春前见效。”[2]该大纲实际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行动纲领。

日本军部及政府《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出台后，军部秘密召回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对其进行了传达，并要关东军遵照执行。但关东军认为一年时间过长，并对大纲提出修正意见：（1）“要立即动手”，不能再等一年。（2）“占领满蒙，立即使之领土化”（3）“不能坐等机会，要主动创造契机”[3]。6月底，关东军制定了发动柳条湖事变详细行动计划。该计划决定在1931年9月28日发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事变。随后，关东军又派人将行动计划秘密呈报给军部支持者。据时任参谋本部中国组长根本博回忆：关东军曾两度向军部透露他们在秋季动手意图及行动计划（即《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占领东北步骤）。一次是6月花谷正秘密向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等人透露，另一次是在8月初由陆相南次郎在东京陆军省召集的师团长、军司令官会议期间。当时关东军司令、朝鲜军司令、台湾军司令均参加了此次会议。[4]另据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回忆，关东军将这一计划告知的军部人员还有建川美次少将、重藤千秋大佐、永田铁山大佐、小叽国昭少将和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中将。[5]

关东军提前发动武装入侵中国东北的计划，正合南次郎之意，南次郎亲自批准了关东军这一行动计划，战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对此也作了如下叙述：“陆军大臣南（次郎）批准了关东军的行动并为阻止内阁作有效的干涉而担负了关东军与内阁的缓冲任务……关于批准关东军所采的行动这一点，因为在日本投降后由南（次郎）亲自供认，故已被确定。”[6]

南次郎在批准关东军行动计划的同时，身为陆军大臣，他还积极为关东军发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事变争取各方面，尤其是广大军人的支持。1931年8月4日，南次郎在陆军省召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日驻台湾军司令真崎甚三郎及日驻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参加的驻外三军和日本各师团长会议。按规定，此次会议只是讨论单纯军务问题，然而南次郎却将这次会议变成了“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动员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南次郎发表讲话称：“满蒙在国防政治经济上对日本的生存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当此多事之秋，军人“应愈益竭诚奉公”“以期准备随时尽军人的天职”[7]不仅如此，南次郎还在这次会上称“军人干预政治是当然的，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8]南次郎这一讲话无疑是暗示军人：解决满蒙问题不必拘泥于政府先前制定的“一年为期”的时间表，各军事部门及军队对于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要予以全力支持。

南次郎上述讲话经军部特意在媒体刊发以后，立即在军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军人遇有机会即叫嚣武力解决一时甚嚣尘上，陆军将出兵中国东北传说也布散全国。”[9]与此同时，他的讲话在反对军部专权的人中也引起了一片指责。日本《朝日新闻》就南次郎此举发表评论称：“陆军大臣未经内阁讨论，就在军人单纯讨论军务问题的师团长会议上谈论满蒙论等，能不使政治纲纪紊乱吗？在军人会议上讨论政治能置之不问吗？”[10] “这是要把满蒙外交纳入一伙军人所设想的轨道。”[11]日本军缩民间同盟也致书南次郎指责他“违反陆军刑法在军中进行宣传”。[12]币原外相为此也专门在内阁会议上要南次郎注意自已言行，并认为“将训词公布于外，实有不妥。”[13]

然而，面对外界指责，南次郎并没有丝毫收敛之意。8月下旬中村事件发生后，南次郎觉得这一事件是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绝好借口，他在向内阁提请审议方案中称：“中村事件……根据今后交涉发展情况，抓住某一时机迫使中国限期答复。倘若得不到满意之解决，帝国将认中国违反国际公法为由，采取自由行动，施行报复。”[14]这里的“施行报复”即要利用中村事件，武力占领满蒙之意。

由于关东军在1928年欲借发动皇姑屯事件来解决满蒙问题因缺乏军部支持而失败，此后虽然一直图谋举事，却因缺乏军部的支持而不敢妄动。此次，作为军部首脑的南次郎亲自批准其行动计划，并要求军人对关东军在东北的行动给予全力支持，这对关东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鼓舞。

其二，授意关东军提前发动武装入侵我国东北的的军事行动。

九一八事变事变之前，由于关东军在准备过程中“动作过大”而引起日驻沈阳总领事馆的注意。9月15日，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致电币原外相称：“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提取弹药器材，有于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15]币原接到电文后即向陆相南次郎提出抗议：“此种作法将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规内阁外交政策，绝对不能容忍”[16]币原随后将此事向西园寺公望及天皇作了汇报。天皇当即指令南次郎必须制止这些计划[17]，西园寺公望也告诫南次郎要“慎重”，并要其对抢先干预“事关外交”的人须“予以管束”[18]在此情形下，“对于内阁和日皇的意见仍稍有顾忌”的南次郎不能不有所表示，他在东京陆军首脑部及其他人物出席会议上传达了天皇旨意，并派人前往东北做关东军的工作。[19]

其实，南次郎此举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天皇及内阁的表面文章罢了。他非但没有停止关东军行动之意，反而想方设法来促使关东军尽快动手。本来，天皇是命令南次郎去制止关东军擅自行动的，而奉天皇的敕令，南次郎完全有权，而且也能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即便派人前往东北劝阻关东军停止行动，所派人员也应当出自陆军省高官。但南次郎并没有这样做。他经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商议，作出了由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携南次郎“劝阻信”前往东北制止关东军的行动的奇特决定。[20]建川美次是关东军在军部的有力支持者之一，南次郎通过参谋本部派他前往东北，显然是希望借此使关东军立即行动。果然，建川美次受命后对南次郎旨意心领神会，他让参谋本部桥本欣五郎借自已与关东军参谋板垣直接联系的电报密码径直向板垣连连发出“消息已经走漏，必须立即坚决行动”等三份密电。[21]关东军接报后便于当晚发动了武装入侵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关东军这一军事行动较原计划提前了10天。

二、南次郎与九一八事变的“升格”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内阁将其作为地方事件，作出了就地解决的“不扩大方针”。身为陆相的南次郎不仅没有执行这一方针，反而鼓动关东军扩大作战区域，并通过“日驻朝鲜军擅权越境增援事件”，促使内阁放弃了“不扩大方针”，从而使九一八事变在政府决策中由地方性事件上升为“趁此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的全局性事件。

其一，阻挠内阁“不扩大方针”的实施。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根据事先安排，当晚11时18分，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关辅官花谷正少佐即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当时不在沈阳）名义致电南次郎：“十八日午后十时半左右，于奉天北面北大营两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同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某部发生冲突。”[22]对事变真相了如指掌的南次郎手持花谷正这一纸电文大肆叫嚣要“趁此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当若槻首相问南次郎“关东军此次行动确系由于中国军队的暴戾而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可以这样相信吗？”南次郎肯定地说：“当然！”[23]9月19日上午10时，内阁举行会议讨论事变处理办法，南次郎当场出示花谷正电文称：此次事变系由中国军队所挑起，关东军系“正当防卫”[24]。他还在会上声称： “为了确保悬而未决的满蒙特殊权益，政府已经到了应该下决心的时候了。”[25]

然而，正当南次郎鼓动会议通过支持关东军扩大事变时，币原外相在会上宣读了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于此前发来的“极密急电”，称：这次事件完全是当地军人有计划的谋略行为，并要求内阁会议不接受军部派兵建议。[26]

南次郎原本打算在内阁会议通过“趁此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决议后，即向会议提出朝鲜军越境增援的建议。币原对事变真相的揭露对南次郎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他在听了币原朗读电文后“意气稍挫，当时内阁会议上的气氛也使他丧失了提议有必要派朝鲜兵增援的勇气。”[27]内阁会议根据币原外相宣读的密电作出了“对事变采取不使事态较现状扩大”，即通常所说的“不扩大方针”，并责成南次郎及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将决议精神通知关东军。[28]

尽管9月19日内阁会议确定了对事变“不扩大方针”，南次郎在当时情形下也无法提出异议，但他根本无意于执行这项方针。内阁会议后，南次郎就关东军下一步军事行动对媒体发表谈话称：“军部不需要向内阁咨询，在处理紧急事件时，可以让关东军指挥官相机行事。”这实际上是暗示关东军不要受内阁不扩大方针束缚。根据内阁会议决定，南次郎虽然不得不以自已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名义将内阁“不扩大方针”用电文传达于关东军，但电文同时称“此次中日两军冲突事件……其非在彼。” “在九月十八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及措施是适合时宜的……提高了日本军队的威望。” 9月21日，南次郎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又联名致电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本职决不使贵军之行动成为无意义之举，定为彻底贯彻国家、国军之威信而努力。”[29]南次郎上述电文之意显然是要关东军将“事变进行到底”。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次郎在不断鼓动关东军不断扩大行动同时，对内阁要求其制止关东军行动也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就在内阁确定“不扩大方针”后, 南次郎还坚持将日本军队的行动说成是“发动正当的自卫权”，当内阁表示希望立即结束这次事件愿望时，南次郎称：俟调查后再向内阁报告”[30]另据若槻首相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称：“（关东军军事行动）一天比一天继续扩大，我和南（次郎）陆军大臣不知会商了多少次。我每天翻出地图指给他看，而南就指出日军今后不会越出的境界线，但几乎每天所得到的都是不愿这些境界线而更扩大了的报告，可是每次都作了这是最后行动的保证。”[31]

其二，通过日驻朝鲜军越境事件使内阁放弃“不扩大方针”。

与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相比，日驻朝鲜军越境增援事件显然是一个涉及全局性的事件。因为根据统帅权独立原则，象日驻朝鲜军越境这样重大军事事项须由陆军大臣报请参谋总长，并由参谋总长上奏天皇裁可。而朝鲜军越境事件及所需军费也需经内阁会议通过。[32]因此，通过日驻朝鲜军越境一事不但可缓解关东军扩大侵略兵力之不足，而且还可将军部、内阁及天皇拉进来，从而为趁此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创造条件。早在事变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对日驻朝鲜军参谋神田说：“为了积极解决满蒙问题，把中央军部拉进来，无论如何必须得到朝鲜军的协助。” [33]关东军参谋片仓衷也称：如果驻朝鲜日军不来增援，结局不过是重蹈昭和三年事变（爆炸张作霖事件）的覆辙而已，不设法将其牵扯进来，一片苦心很可能化为泡影。[34]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9月19日凌晨2时，日驻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在接到关东军请求境援电报后立即命令嘉村少将指挥由5个大队步兵、1个中队骑兵、2个大队炮兵、1个中队工兵组成的第20师团第39临时混成旅团四千余人向中朝边境进发。9月20日凌晨，林铣十郎致电参谋本部：“为了解除关东军受到张学良进攻的危机，我已自行决定向所部第二十师团发出出击的命令，越境时间预定为二十一日下午。”[35]９月２１日午后1时，集结在朝鲜边境新义州第39混成旅团在嘉村少将指挥下渡过鸭绿江进入丹东，并于当夜10时到达沈阳附近。

林铣十郎宣布日驻朝鲜军“自行越境”后，日本内阁立即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侵犯天皇统帅大权的事件。9月22日，会议不但未以“侵犯统帅权”名义对此事进行谴责，反而作出如下决定：１，今朝鲜军出动已成事实，则结论即已予承认。２，既已承认事实，经费亦已决定开支。[36]会后，若槻首相携带内阁上述决定进宫上奏天皇。下午，南次郎陆相与金谷参谋总长把关于向满洲增派部队的问题及其编制和具体安排事宜上奏天皇，旋即得到批准。[37]天皇的裁可事实上已成为对日驻朝鲜军越境的“事后追认”。南次郎陆相及金谷参谋总长随后将天皇对日驻朝鲜军越境事宜的“裁可”大命用电报向关东军司令官和驻朝鲜日军司令官作了传达。

内阁会议对日驻朝鲜军越境事件追认表明日本政府放弃了先前确定的“不扩大方针”，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九一八事变由局部事件转为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的全局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陆相的南次郎从中起了关键作用。关于此点，只要我们看看若规首相对日驻朝鲜军越境增援态度变化及内阁是在何种情形下决定追认朝鲜军越境事件及就不难明了了。

关于日内阁追认朝鲜军越境一事经过情形，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在其所编《检证战争责任》一书中曾作如下叙述：林铣十郎宣布自行越境的决定，内阁召开会议，会上“认为需要（派驻朝鲜日军增援）者除（南次郎）陆军大臣外，只有首相一个人，而其他人都认为无此必要。于是问题没有解决就散会了。但是，当南次郎22日说出了朝鲜军自作主张越过国境的情况后，若槻首相竟轻描淡写地认可说：“已经派兵了，岂不是没有办法了。” [38]若槻在解释自已同意朝鲜军越境理由时称： “既然已经出兵了，如果不拨给其经费，不仅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参谋总长）会很为难，而且日本侨民们也会遭殃。”[39] “出兵以后如不支出经费，兵无吃无喝，连一天也存在不了，只有撤回。剩下一个师团左右的满洲军处境将十分危险，说不定要覆灭。” [40]

尽管若槻首相以“如果朝鲜军不出兵，关东军会遭覆灭之灾、侨民会遭殃、南次郎会为难”来说明自已同意同意朝鲜军越境增援之原由。但实际上，若槻首相之同意朝鲜军越境事件并非自已的意愿，而是慑于陆相南次郎的淫威所致。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南次郎即向若槻首相提出朝鲜军越境增援要求。由于此事涉及天皇统帅大权，再加上事变前币原外相、西原寺公爵等竭力反对关东军提前发动事变。若槻感到朝鲜军出兵不妥，但由于此事系南次郎所主张，因而感到很为难。9月19日，若槻就朝鲜军出兵一事召见元老西园寺公望秘书原田熊雄时无奈地说：“凭我个人的力量不可能阻止军部（驻朝鲜日军出兵的行动等）。倘若天皇陛下的军队不经御准（即经天皇批准）竟擅自出兵就太不成体统了，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呢？”[41]若槻首相这番话将其不同意朝鲜军越境但又慑于南次郎淫威心态展露无遗。

尽管在随后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陆相南次郎提出增派日驻朝鲜军越境计划由于币原“从中作梗”而胎死腹中，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９月２０日，南次郎召集陆军三长官会议作出决定：“军部于此之际，所期望者，在于满蒙问题的一并解决。假如内阁不同意军部此种意见，则以此为理由，推倒内阁亦在所不惜。”[42] 9月21日林铣十郎指令日驻朝鲜军越境成功后，南次郎又召集军部会议作出如下决定：支持朝鲜军越境之举，如果政府不承认朝鲜军的独断出兵，就以陆军大臣、参谋总长的辞职相威胁。[43] 根据1936年广田内阁恢复陆海军大臣现役制规定，如果陆相或海相辞职，内阁就无法存在。这也是若槻首相在第一时间获知军部这一决定后在同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附和南次郎关于朝鲜军越境增援主张之缘由。由于此天会议由于其它阁员反对最终没有就朝鲜军越境问题作出决断。在此情形下，恼羞成怒的南次郎在9月22日上午内阁会议一开始便径直宣布：朝鲜军已经自行越境，如果内阁不予以追认军方的高级将领将大辞职。[44]在南次郎的恫吓下，与若槻首相一样，其它阁员也慑于军部的淫威而默认了朝鲜军越境之举。此种情形在内阁会议所作决议关于追认日驻朝鲜军越境事件的“极不充分”的理由中也得到体现。该决议称：对于朝鲜军越境一事“全体阁僚并未声明反对，但亦无人积极表示赞成。今朝鲜军出动已成事实，则结论即已予承认。”[45]内阁会议通过追认日驻朝鲜军越境事件后，关东军在我国东北的侵略行动便由于获得日本军部及政府的一致支持而异常顺手，不到三个月，我国东北四省便沦入敌手。

日本武力占领我国东北后，南次郎又开始为关东军酝酿建立“满洲国”出谋划策。正是由于南次郎在日本侵略我国东北过程（包括伪满洲国成立过程中）中的“突出表现”，在御任陆军大臣后，南次郎于1934年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1936至1942年又出任朝鲜总督。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南次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假释出狱）。1955年12月5日，南次郎在半昏迷中结束了自已罪恶的一生。

综上所述，在九一八事变中，作为日本陆军大臣的南次郎起了关键作用。无论是在九一八事变的准备与发动过程中，还是事发后在军部及内阁对事变处理、日驻朝鲜军越境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顺利解决都离不开南次郎个人“独到的作用”。南次郎之所以成功地使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在政府决策中由地方性事件上升为“趁此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的全局性事件也得益于以下条件：政府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既定方针，英美对日妥协及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使关东军行动异常顺手。

注释：

[1] 汤重南等主编：《日本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82页。

[2] [日] 楳本捨三著：《关东军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3] 史丁著：《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4] 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371页。

[5] [日]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新华出版社版2007年版，第139页。

[6]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285-286页。

[7]《陆相南次郎在师团长、军司令官会议上的讲演》（1931年8月4日），[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卷7，三铃书房1964年版，第149页。

[8]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5页。

[9]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第235页。

[10] [日] 楳本捨三著：《关东军秘史》第90页。

[11] 史丁著：《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119页。

[12]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279页。

[13]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第235页。

[14] 郎维成：《新发现的日本军部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三份历史文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15] [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54页。

[16] [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第554页。

[17]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7页。

[18] 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371页。

[19]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6—57页.

[20] 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371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编：《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22] 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23] 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第143页。

[24] 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373页。

[25][日]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第141页。

[26]张效林译：《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书》第282页。

[27]俞辛享著：《近代日本外交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28]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第244页。

[29]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第143-144页。

[30]张效林译：《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书》第285页。

[31]张效林译：《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书》第286页。

[32]张效林译：《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书》第285页。

[33]齐福霖：《三名少壮派将校与“九一八”事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编：《“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34][日]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第140页。

[35] [日]今均村：《自述：一个军人六十年间的哀欢》，转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36]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37]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38][日]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第140页。

[39][日]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第142页。

[40] 武寅著：《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41][日]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第141页。

[42] 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第144页。

[43] 武寅著：《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第74页。

[44] 弘治、黄吉平、张鑫典著：《乱世存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103页。

[45]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197页。

袁成亮，1964年生，江苏常州人，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