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壮派异端”石原莞尔的“亚洲野望”

1928年10月，石原莞尔开始担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主导了“武装侵略东北”的行动方案。

• 他与陆大校友、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一道，策划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 全程参与并主导了建立“满洲国”的全程，一度被称为“满洲国之父”。

值得玩味的是，东京审判时，他并未被列入战犯名单。

不过在今天看来，石原莞尔绝对是当时“最可怕”的敌人之一。倘若他的战略方案被当时的日本军部尽数采纳，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抗战局势，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石原莞尔的东北“实践”

石原莞尔，1889年1月8日出生在日本山形县，1909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先后在步兵第32 联队和第65联队任职，1918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誉为“陆大创建以来最杰出的人物”。

在军校学习期间，就很注意中国问题，并提出“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是生存的需要”的观点。

• 1920年4月，他被派往中国，作为华中派遣队司令部参谋驻于汉口。在这里，他结识了同为陆大校友的板垣征四郎。
• 1921年7月，调任回国任陆军大学教官。次年以陆大军事学教官的身份，前往德国留学，主要研究战史。1925年回国后，继续担任陆大教官。
• 1928年8 月晋升中佐，10月调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他的到任，完全匹配了关东军侵略东北的需要。

来到东北后，他先后撰写了《战争史大观》、《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在于解决满蒙问题案》、《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满蒙问题之我见》等文章，并构建出了所谓“石原构想”。

至于“石原构想”的核心，即“世界最终战争论”：

人类文明分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挥其特长，不断进步。时至今日，这两大文明已形成互相对峙的局面。发展到一定时期，将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

而这次“人类最后的大战争”，将是“以日美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大战”。石原认为，这次“世界大战”，首先是持久战，然后是决战。日本要想打好持久战，取得决战胜利，首先必须占领“满蒙”并加以开发，使之成为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基地。

为了将自己的理论和主张付诸实现，他和板垣征四郎共同密谋并策划了武装侵略东北的计划。

考虑到关东军兵力、武器装备等远不如东北军的现状，石原首先提出了“以寡制众” 的军事学术观点，即“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为了完善其“占领计划”，他从1927年7月到1931年7月的四年间，先后组织4次所谓“参谋旅行”。

他先后秘密潜入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地进行侦查，就攻城、防御战术甚至武装占领后的统治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和研究。

1929年7月，他开始第1次“参谋旅行”，在长春、哈尔滨等地策划了“如何攻打哈尔滨”和“防御海拉尔”的间题。

• 7月4日在长春，他以“现代战争的观察”为题作了讲演，提出了“关于占领地统治之研究”的提案，并委托佐久间亮三大尉对此进行研究。
• 7月5日在由长春至哈尔滨的车上，他又提出了“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在于解决满蒙问题案”，在满州里，他又把原制定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做了补充，使之更加系统化、具体化。

石原在“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在于解决满蒙问题案”中提出。

“解决满蒙问题，乃日本唯一之活路也”，“解决满蒙间题之关键，掌握在帝国国军手中”，“解决满蒙间题，只有在日本占领该地方才能完全实现”。

为此，“解决满蒙问题方针”是：“若要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即（对中国）开战，将满蒙政权掌握在我手中”。

• 1929年10月，开始第2次“参谋旅行”，在辽西研究攻打锦州的现地战术，制定了“夜袭弓长岭”和“攻打奉天城”的作战要领。
• 1930年5月和1931年7月，石原先后协同东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烟俊六等进行了第3次、第4次的“参谋旅行”。

4次“参谋旅行”，石原想吞并东北的野心愈发膨胀。

• 关东军不仅组织了多次进攻北大营的演习，特意从国内运来了两门24cm口径的重炮，重型火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 他还和朝鲜驻军参谋神田正种协议，事件爆发后朝鲜驻军越境“应变赴援”。
• 向“满铁”发出照会，“关东司令官基于军事上的需要，有权指挥满铁业务”，使“满铁”在军事运输上服从关东军的指挥，配合关东军的作战行动。

• 1931年3月，石原在“满蒙间题处理方案”中，特别提出了“制造事件的谋略”。
• 4月石原草拟了“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
• 5月他又在“满蒙间题之我见”一文中，全面系统地表达了侵略东北的计划。

与此同时，他还向日本陆军统帅部提出“武装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陆军统帅部经秘密研究，决定“武装占领东北”，但必须有一年的军事准备和内外舆论的准备时间。

石原反对这个决定，他认为当前的国际形势对日本极为有利：

• 苏联正忙于执行第一个5年计划，恢复国民经济；
• 美国正在陷于经济危机之中，而且海军力量不足；
• 国际联盟，根本没有干涉的实力；
• 中国的情况，蒋介石正在“剿共”，东北军张学良的主力在华北。

石原根据诸多因素的分析，认为一年的“准备时间”太长了，应抓紧目前这一有利时机。

他决定“下克上”单独行动，并要求关东军“以歼灭战，速战速决”，先一举夺下张学良的北大营，进而占领兵工厂和飞机场，使东北军得不到武器、弹药的供给，失去反击的能力，不战自溃。

为实现这个计划，石原特意选定靠近北大营、兵工厂和飞机场的柳条湖为肇事地点。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以“不妨碍列车通行的份量，骑兵使用的小型炸药”，炸毁柳条湖铁路，“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正如石原所预想的那样，关东军迅速占领了东三省全境。对于占领东北后的统治形式，石原最初主张把东北直接变成日本的领地。

不过很快，他便推翻了自己的提案，决定建立一个傀儡的“独立国家”，并从幕后操纵之。这样既可以掩盖其侵略的本质，又保证在外交上不陷入被动。

1931年10月21日，与他板垣等炮制了《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经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的批准：

•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 宣布正式成立，溥仪作新国家的执政，并举行了“就职典礼”；
• 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无论是“九一八” 事变，还是筹备建立“满洲国”，石原的“谋略思想”一直都被“按部就班”地贯彻并执行着。

可耐人寻味的是，就在他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他却与陆军当局、精英军官甚至自己的下属在对华政策上产生了矛盾。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启了全面侵华的脚步。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陷入到了狂热的战争“热情”中无法自拔。

不过，此时的石原却“出奇的冷静”，他认为，中日问题应该和平解决，坚决反对中日战争的“扩大”。原因有两点：

• 他已经觉察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判断中国人不可能轻易屈服；
• 基于日本的经济形势，认为日本陷入与中国的持久战将不利于对苏、对美战争。

坦诚说，在军国主义极度膨胀的日本，能对中日战争的趋势和结局做出与主流截然不同的、在今天看来“理性并正确”的判断，实属不易，可见其思路的清晰和思维的缜密。

一直“泼冷水”的石原莞尔，不出所料地受到了排挤。1938年被，他被“调离”出参谋本部。1941年，石原被迫转到预备部队，事实上结束了军人生涯。

从提出战争理论、发动战争、指挥战争，到无奈地退出现役，石原莞尔绝对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中“极为特殊”的一个。

2;用心险恶的“东亚联盟”论

实际上，早在1935 年“华北事变”后，石原莞尔就试图说服陆军军部，撤回对华北行使武力的命令，但未被批准。

1936 年11月，他来到中国视察。当他在北平听取了关于华北和内蒙等地紧张局势的汇报后，便来到东北，与当时的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进行了激烈辩论，但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尽管辩论不欢而散，但石原莞尔依旧认为，日本“要改变对中国的高压态度”、“清算北支特殊区域之观念”。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与主张全面侵华的“扩大派”的纷争达到高潮。

石原认为，建设“满洲国”和对苏策略，才是首要任务。“如果扩大战局，一旦导致日华战争，从中国近来的民族意识来看，事态是不易收拾的”，“以我国现有力量，支持这样一场全面日华战争是有问题的”。

但态度强硬的“扩大派”却丝毫不为所动：

• 陆相杉山元明确表示，“事变将在两个月内得以解决”；
• 关东军方面则立即召开会议，决定要趁此时机进攻冀察等地，关东军作战参谋武藤章指出，“要向北支增派兵力，并应不失时机地对其加以一击”。

石原莞尔先后与陆军省以及杉山元等人进行了会谈，他说道：

若这样发展下去，大有全面战争化的危险，其结果将与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陷入无底的泥沼之中。所以，在此时应立即决定将在北支的全部军队一举撤到山海关的满支国界。

不过，他的主张并未得到赞同，最终被束之高阁。

石原莞尔认为，通过局部化战争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来获得对华交涉的主动权。他甚至建议近卫首相前往南京，与蒋介石谈判，近卫虽表示同意，但在“扩大派”强烈反对下，最终不了了之。

从这时候开始，石原莞尔在陆军中的地位日益孤立。可即便如此，他依旧不断关注着中日战局的变化。在1938年日军准备攻占武汉的前夕，他再次“泼冷水”：

• “即使夺取了汉口，蒋介石政权也可能不会倒台”；
• “4亿中国人也不会屈服”，因此必须“缩小战争规模”；
• “对中国恩威并用”、“从速实现和平”。

他力图以此告知“扩大派”尽快结束战局、谋求和解。为早日解决两国“武力纷争”，他甚至提出了建立“东亚联盟”的方案。

而“东亚联盟”的理论基石，即所谓的“王道主义”和“民族协和”理论。他认为，为准备“最终战争”，日本当前国策应是与东亚诸民族结成“东亚联盟”。

1938年底，《东亚联盟论》开始发行。《东亚联盟论》明确指出，要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这三个条件来结成“东亚联盟”，在汪伪政权成立后，又加入了“文化沟通”这项原则。

这四项原则，作为“东亚联盟论”的精髓，集中反映了石原莞尔力图以政治诱降及军事、经济和思想控制等手段，来达到支配中国和服务于日美“最终决战”之意图。

“东亚联盟论”主张的“民族协和”和“中日提携”，对日本要尽快结束战争僵持状态的心理有很大影响力。

1938年11月3日，近卫内阁提出了“第二次近卫声明”，指出要建立“东亚新秩序”，强调“若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指导政策”，日本“不拒绝其参加新秩序的建设”。

同年12月发表的“第三次近卫声明”的起草者堀场一雄，也非常赞同石原的“东亚联盟论”。

“与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携手，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日满支三国以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为共同目的相结合”，并推行“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原则。

这与石原在“东亚联盟论”中提出的“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主张极为接近。

另外，石原还刻意将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他的“东亚联盟论”加以混淆。他认为“东亚联盟将给朴素的大亚细亚主义以科学的方法论，并使之更加纯粹，这对于今日的东亚诸国是适时的”，这无形中为汪精卫降日提供了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正如石原所说，“数年间在我们的东亚联盟运动影响下，汪精卫先生终于依照我们的《东亚联盟建设要纲》的第一次改订版，决定了最后的态度”。

可见，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在日本对华政治诱降方面，发挥了思想指导和实践推动的重要作用，并通过这种怀柔方式，将东亚诸民族结成“联盟”，以使之成为日美“最终决战”的战略后方基地。

3;“搅局”的“上等兵”东条英机

在“东亚联盟运动”发展的同时，1940 年7月，石原莞尔的“死对头”东条英机担任陆相。他极力鼓吹“对华加以一击”，扬言作为陆相期间，绝对不允许“东亚联盟运动”继续发展。

东条不断对近卫内阁施压，使近卫内阁在1941 年7月决定“不允许违反肇国精神、晦冥皇国主权的国家联合理论”，开始明确禁止“东亚联盟运动”。

同时，以瓦解“东亚联盟”为契机，他将石原编入预备役。可以说，东条英机的一系列举措，就是单纯地要想扫除异己，提高自己的地位。

实际上，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石原莞尔就和东条英机，在“对华问题”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石原莞尔认为，日本应全力建设“满洲国”，主张暂缓侵华，但遭到了东条英机的激烈反对。

抗战全面爆发后，二人的分歧可谓愈演愈烈。

• 石原莞尔严厉批判东条英机的“激进行为”，甚至鄙夷地将其称为“东条上等兵”；
• 而东条英机更是极力排挤石原莞尔，认为“石原莞尔没有远虑的信口开河”。

在对“满洲国”的政策上，石原莞尔认为：

“应把所得之物，全部还给满洲国。治外法权、附属地行政权，也都要及时还给满洲国”，主张关东军应在“整备国策决定机构”、“按照建国理想来推进满洲国政治”等方面撤回对“满洲国”的内部指导。

这样的提案，在东条英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的。

1938年8月，在关东军任职的石原莞尔以生病为由，私自回到日本。东条英机以此为借口，企图使石原莞尔离开陆军，但在板垣征四郎的游说下，石原莞尔继续留在了现役。

而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围绕“东亚联盟”的激烈纷争，双方的矛盾达到了高潮。结果显而易见，石原莞尔“被打入冷宫”。

• 1941年3月，因为拒绝接受东条英机下达的《战阵训》，石原莞尔被编入预备役，结束了事实上的军旅生涯，一年后回到家乡隐居；
• 东条英机则在同年10月组阁，于1942年初组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伴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显颓势，石原莞尔认为：“因为存在着东条英机的战争指导，所以日本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他看来，东条英机的独断、冒进以及战争指导方面的诸多缺陷，都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日本的战败。

二战结束后，在分析日本战败原因时，石原莞尔认为：“政治被委托给了少数人的专断和妥协，以至召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国耻。”

需要指出的是，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的战略分歧，是“方法论”的分歧，并非是他“洗心革面”“反对侵华”。

石原莞尔提出“东亚联盟论”的目的，是为了让日本避免陷入对华持久战的泥沼和不必要的物质消耗。其本质是极其隐蔽的、循序渐进但居心叵测、杀伤力更强的侵华战略。

只不过，鉴于东条英机在对华问题上过于乐观和狂热的心态，石原莞尔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