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义律生于苏格兰一个外交官家庭，他的家族声名赫赫。其父休斯·埃利奥特是第三代敏托子爵的次子，不俗的出身使他在英帝国的管理系统中有许多亲朋好友；他的伯父是前印度总督敏拖伯爵（吉尔伯特·埃利奥特因其政绩使其家族跻身伯爵），他还是作了“半个世纪大臣”的帕麦斯顿勋爵的童年玩伴；他的三位堂兄分别官至海军大臣、印度舰队总司令、印度管理委员会副秘书。族荫使义律获得了不错的教育，长期生活在海外也使他具有一系列适合开拓进取事业的优秀品质——果敢、机敏、勇于承担责任。
他的友人亨利·泰勒爵士（伦敦殖民事务官员兼剧作家）评价：“查尔斯是我一生见过的情感最充实、最鲜活的人，并拥有一种有力的、乐观的性情与体贴。他拥有在任何情况下无畏恐惧与胆怯而大胆行动的一种男子汉气概。我在陆上的社会看不到像查尔斯这样的人，那里的人们只会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畏惧他们的邻人远胜于爱他们，直至心灵变得保守与脆弱。在这样一种社会中不会出现真正的海员。但是查尔斯正在破浪前进，正如他现在所做的，那会成就他。”
这是1834年义律前往广州途中来自友人的砥砺，与朋友的乐观不同，义律在来往信件中流露出他一贯的沉静忧郁气质，他惧怕“几乎完全不能承受这样的重担，我不断写信告诉弗雷德里克（义律兄长）和泰勒，一旦有机会我想去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在广州我想我的事业将会是不成功的。”他惦念家人并心怀愧疚不断地祷告上帝与央告他的姐姐照顾他远在英国的子女（义律有五个孩子），“我希望写信时我的小天使正在你身边……我希望按计划能在两年内再见到我可怜的孩子。请不要宠坏他（吉比·埃利奥特），但是教导他爱我们，正如我们爱他。可怜的克拉拉经常因他的优秀表现喜极而泣。”
义律的忧心不无道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子女的教育也颇成问题。他有两个儿子，吉比·埃利奥特走上与父亲相似的道路，东印度谋职后因债务远走澳大利亚，不肖说他还有三段婚姻；休吉·埃利奥特，被义律形容为十足的“暴力与懒散”，整日与孟加拉香烟和酒精为伍，堕落、没有财产也不绅士。义律一直认为这是缺乏关爱与教育所致，
他与这两个孩子相处的时间很少。相反，他最小的儿子弗雷迪·埃利奥特一直在他身边，养成了一副“难以形容的贵族气息，泰然自若的性情，从容不迫的谈吐，敏锐而精细的聪颖，以及完全沉着与愉快的性格。”家庭问题只是这个“失望与困扰纠缠一生，而追求稳定幸福并得到了回报”的男人生命中的一个不太完美的缩影，而我们尚未进入外交事业给他带来的困苦与名誉上的损失，当然还有他的晚年作为其为英帝国的海外世界贡献一生有所回馈的功名。
义律童年生活在其父任职的德累斯顿，他是休·埃利奥特少数几个受过英国本土教育的孩子。14岁时他加入英国海军见习，此时正值拿破仑战争末期，留给义律的只有护航和打击摩尔人海盗的任务。14年的海军生涯使义律畅游新旧大陆，不但获得了来自海洋的教育并且航行在广袤航路的一手知识和经验，支撑了未来义律参与帝国的建设。1828年，义律以上校衔从海军退伍成为殖民地与外交部的公务员。1830年，他成为英属圭亚那的奴隶保护官，以贯彻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欧洲禁止奴隶贸易的决议。这个年俸1000英镑的职位，让他对奴隶制的非道德性有深刻理解，人道原则与绅士精神使义律具有超越英国本土社会的道德追求。
他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休·埃利奥特同样是），同时是鸦片批判者，认为鸦片“毒害人的身体与心灵”。但道德追求与“义利”取舍在其生活与事业中是否重要好似是相对的，义律在1843年赴任孤星共和国代办时，提议利用英国的贷款补偿奴隶主以废除奴隶制，“给予有色人种土地和地位，将会比在美国北部建设防御设施和军队更有回报”。同年，他写信给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副主席推荐他的两个儿子（吉比和休吉）作为公司的公务员，理由是在1839年开始的中英冲突中他帮了公司的忙保护了合法贸易。
总之，义律十分符合19世纪“维多利亚式”的道德标准——自律（节俭）、自助、慈悲、荣誉；但与国家利益与个人追求冲突时，道德便成为次要选择。在社会交往中，义律是个可靠的朋友和同僚并符合社会的道德期望；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是个伪善的帝国主义者，一个中产阶级道德卫士。1834年来华是义律第一次走向英帝国外交事务的聚光灯下，在中国他迈上了职业生涯的顶点，从职位最低的船务总管到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年薪3000英镑。起初这个职务年薪6000英镑与巴黎、维也纳、圣彼得堡大使收入相当并与印度总督地位相近。
1841年5月3日，义律丢掉了在中国的职位，帕麦斯顿不赞成他同“中国钦差谈判中背离所奉指示的方式。”义律于1840年8月11日到达天津白河口，30日与直隶总督琦善接洽双方同意停战并返回广州商谈协约。义律被黜的根本原因是帕麦斯顿认为义律的行动有损1840年2月20日训令的实现。1841年4月20日英国外交部评判了“关于给驻华全权大使的指示哪些部分已经被执行、哪些部分被忽视以及英国对中国的要求哪些已经实现、哪些被放弃”，其中撤出舟山、赔款不足、外交平等未实现、割让岛屿与通商条约遭到拒绝证明了义律的失职。
离开中国不久，1841年8月4日义律获悉自己被任命为英国驻孤星共和国代办，直到1842年5月27日托利党政府的外交大臣阿伯丁才正式下发聘书。他发现这个职位只有年薪1200镑，自己被降职了，这对权力与地位颇有欲望的义律是个打击。在远赴美洲前，义律获得了难得的本土生活，但是广州问题在舆论上仍困扰着他，历史学家苏珊娜·霍评价义律仿佛陷入了诬蔑之网。
这里我们不能枚举舆论对义律的评价，因为它们的观点立场不一迎合的只是读者的偏见，有的只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以图吸引眼球。我不否认这些言论的精彩与重要性，它们是洞悉英国社会对国家观念与帝国主义思考的优秀资料，但正如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在通览了有关义律的评论后所讲：“可怜的家伙！义律所能做到的事遭遇了如此多的误解与滥用；人们可能会从中触及到人类判断的无价值，历史陈述的不确定，干涉我们无法触及的事物的罪等等，从而引出一整套‘道德’文章。”
义律在美洲的任职因1845年孤星共和国失去独立同样成为一段颇具波折的履历。虽然义律被降职，但是并不代表他缺乏海外供职的能力，相反他确实能力出众尤其是在对形势的判断力与人际关系上，诚然义律有一股在重大问题上莽撞幼稚的性情，并且总逢上复杂诡谲的外交事务。义律在孤星共和国任次要职务，这符合他善于观察而又无需为行动负责的秉性。美洲事务在英国外交部的重要次序优于中国，当然，除却距离远近外这很难比较。
来自对华贸易的税收贡献了英国政府每年近十分之一的岁入，相当于海军军费。东印度公司依靠茶叶利润供养了自伦敦至印度一大批食利阶级。而孤星共和国与墨西哥、美利坚三足鼎立颇具战略价值，主要功能是遏制合众国，这是自坎宁时代便确定下来的政策。
但因为个中因由，不列颠在此的外交政策失败了。虽然义律并不为此事负责，但是舆论界显然喜爱吹毛求疵，他被指责“是美国的密探，在德克萨斯与华盛顿的内阁之间做不正当的干预。”这些指控因为他日后的卓越政绩与好人缘而销声匿迹。自离开孤星共和国后，义律历任百慕大、特立尼达和圣赫勒拿总督，这些辖区最大人口不超过5000人，虽不是耀眼的职务但仍被同时代的人认为是政府对官员赞赏的体现。
福祸相依，离开外交舞台的义律，在殖民地治理方面大显其能，他将自己的资本主义精神与半生任职经验都投入到殖民地教育、医疗、港口建设与废奴中去。1855年他获得海军少将晋升，1856年在特立尼达任职期间获得爵士与巴斯骑士称号，这是他父亲也从未获得的荣誉。
1863年他成为圣赫勒拿总督掌管这一商业通道，这是他离本土最近的职位。1869年义律退休，他晚年并没有编纂自己的回忆录倒是亨利·泰勒将这位好友的陈年旧事写进了自传。他的三个儿子除却两个远走他乡，个性迷人的费雷迪被义律推荐给了坎宁勋爵但好像并不出众没有值得史家记载。惊喜的是义律的一个女儿嫁回了贵族家庭并给自己的祖父休·埃利奥特出版了传记。1875年义律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