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苏谈判前国民政府围绕雅尔塔密约的外交交涉

［内容提要］

为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在未得中国同意的情形下，美苏英达成了牺牲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密约。中国曾通过多种渠道探听雅尔塔密约的内容。顾维钧通过和李海的私人关系，在赫尔利以私人身份向蒋介石通报之前，已经得悉密约的准确内容。在宋子文与美方商议对苏谈判方针的同时，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亦就中苏谈判的前期工作进行了多次谈话。在筹备即将进行的中苏谈判时，宋子文、顾维钧等曾密议以战后民族解放潮流的高涨阻止苏联对华主权的侵犯，顾维钧进而建议尽量拖延中苏谈判。美苏两国都在关注中国赴苏代表团人选，顾维钧在临近出发的时刻被排除在大名单之外。

一、雅尔塔密约；顾维钧；宋子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雅尔塔会议上，为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美英三国签订了一份秘密协定，即学界所称的雅尔塔密约。雅尔塔密约是研究中苏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该约在中国不知情的情形下，向苏联允诺了出让中国主权的条款，并为即将展开的中苏谈判定下了基调。国内学界已有对密约与中苏条约谈判关系的研究。近十年来，在涉及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主要是对参与中苏谈判的人物的研究，即从个人角度出发，分析其对谈判进程的影响。比较典型的如对宋子文、蒋经国的研究。

学界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在1945年5月下旬，赫尔利已经私下向蒋介石通报了雅尔塔密约的内容。亦相信，蒋介石很早就怀疑雅尔塔会议上订立了关于中国的密约。有研究曾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为基础资料，间接引用蒋介石日记的部分内容，指出赫尔利曾于4月29日告蒋大概，但仍认为“其全部内容，犹未坦白相示也”。随着《王世杰日记》及《蒋介石日记》的普遍使用，4月29日赫尔利与蒋介石的谈话内容逐渐清晰。事实上，在4月29日之前，顾维钧已经探听到了较为确切的消息。顾维钧本为宋子文所首选赴苏谈判人员，但最后却未能出现在中国代表团大名单之内，这背后究竟是何种原因，又对中苏谈判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拟对此问题再行探讨。

1944年9月12日，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旨在制定切实可行的最佳行动计划，以便彻底动摇日本的战争决心，迫使其无条件投降。会议认为，要迫使日本在1年内无条件投降，前景渺茫。在此形势之下，美国有意促使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

在构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同时，美方也在试探苏联的参战条件。此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上将（Leahy）对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颇为担心，在与中国时任驻英大使顾维钧的谈话中，李海对国民政府抗战能力的下降殊为焦虑，表示只有设法在中国沿海获得一至两处港口，方能解决对华的军事运输问题。在此次会谈中，李海试探顾维钧对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所提条件的态度，即苏联可能提出获得旅顺作为不冻港，而英、美不拟反对苏联的要求。顾维钧告以，此非上策，与“将来东方和平有关，使我国人民怀疑”。蒋介石对此极为敏感，要求顾维钧探明美方突然提出旅顺的真实意图。顾维钧认为，美方的意图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加速日本的投降；苏联虽然有意参加对日作战，但欲乘机取得旅顺，以之作为参战条件之一。

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顾维钧曾专访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Cadogan），询问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首相和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前去雅尔塔开会的目的。顾维钧谓，斯大林前曾通过广播，指日本为侵略国之一，询问贾德干苏联是否将参加对日作战？贾德干称，“此点值得注意，但与邱相未曾谈及”，并表示苏联加入太平洋战争必在战败德国之后，“因苏联对日本及太平洋方面有所希冀，欲谋解决”。顾维钧进而询问，苏联所希望的目的是否与中国有关，贾德干表示不得而知。顾维钧还从接近苏联的英方要人处探知：苏联担心中国战后成为英美经济势力范围，有意“乘机建树自然安全疆界”，苏联还表示如欲改变苏联对华态度，需要中国改变外交政策，不应为英美政策所左右。至于参加太平洋战争，苏联“不得重大代价，不肯轻易参加对日战事”。顾维钧将从英方所得的消息与从李海处探听的苏联有意获得旅顺的消息相比较，认为不得不防备。

雅塔尔会议召开当日，宋子文致电顾维钧，“此次三巨头会议兄获悉内容后请即回国，与委座及弟商谈一切”，希望顾能从英方探听一些消息。雅尔塔会议期间，蒋介石一直在思虑会议内容，“罗邱史会议宣言尚未发表，未知其结果究竟如何，惟此会对我国之影响必大，罗或不致与英、俄协以谋我乎”，并料定苏联对华交涉迁延系受三国会议的影响，但又自认“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如何，必待罗之来报，详悉内容而后再定方针”。

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与斯大林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多次密谈。2月11日，为了促使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参加对日作战，英美苏三国缔结了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即学界所通称的《雅尔塔密约》。密约内容共有三条：1.“保存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与边疆”；2.“恢复曾在1904年由于日本各种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俄国所有的权利”，包括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岛屿让与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租借旅顺为军港，保证苏联在中东路、南满铁路的利益；3.“将千岛群岛归还苏联”。在中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形下，三国达成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协议。同日，《雅尔塔公告》发表，阐述了三强对于战胜德国及对战后地区规划及联合国会议的安排。

据现有材料判断，雅尔塔会议结束后，驻苏大使傅秉常最先探询了雅尔塔会议的消息。2月14日下午4时，傅秉常拜访从雅尔塔回到莫斯科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例行了解雅尔塔公告的内容。当哈里曼介绍完公告内容后，傅秉常询问“对远东事件有讨论否”时，哈里曼予以否认。傅秉常认为，“盖史太林以为对德战事未解决前，苏方绝不能讨论对日问题”。此次会谈哈里曼并未透露任何密约内容。2月21日，傅秉常致电蒋介石，将与哈里曼谈话内容大意通报蒋介石。蒋介石认为“俄史对华方针始得明了，其中必有难言之内容，未能尽以告我者”，在与顾维钧11月9日所探听的消息相互验证后，认为“俄对东北与旅大特权之要求，当非子虚”。

艾登、丘吉尔自克里米亚返回英国后，顾维钧于2月20日前去拜访，探询相关信息。在讨论了雅尔塔公告的一般性问题后，顾维钧问艾登，是否了解苏联对日以及对太平洋战争的新动向。艾登称，“没有讨论苏联参战问题，但其个人感觉，苏联人非常清楚，日本是其敌人，在适当时机，苏联终将为了自身利益参加对日作战，以便彻底解决与日本之间的恩怨。”顾维钧评论说，1941年订立的《苏日中立条约》将自动续期5年，除非能在1945年4月12日前宣布不再续期，否则他不清楚苏联人将怎么做。艾登对于顾维钧所提出的《苏日中立条约》自动延期问题似乎事前并不清楚，“很抱歉雅尔塔会议前没有考虑到该问题，否则将在会上直接询问苏联人”。顾维钧评价此次与艾登的谈话时称：艾登吞吞吐吐，不愿透露详情。尽管尝试了各种渠道，顾维钧在回国前并未能探听到雅尔塔密约的任何有效信息。

1945年2月25日，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罗斯福、李海等美国高层回到了华盛顿。3月1日，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报告了雅尔塔会议的相关决议，报告并不包括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秘密协议。中国从两条正式渠道向美方打探雅尔塔密约的消息，一是军方，另一个是外交系统。

李海等回到华盛顿的第二天，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即前往李海处，询问雅尔塔会议的情况。李海认为“尽管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但中国人无疑已经听到了雅尔塔会议所作出的涉及中国问题的消息”。李海以不能透露任何尚未公布的协定为由婉拒了商震。3月12日，驻美大使魏道明拜谒罗斯福总统，目的在于探询雅尔塔密约内容。魏道明询问罗斯福在雅尔塔与斯大林所谈远东局势有何内容，罗斯福总统将斯大林所提要求以口头形式进行了说明。罗斯福说，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刻意避免正式提及此事，但斯大林对于加入远东战场的态度较德黑兰会议时更为坚定。罗斯福并未明确说，苏联将正式参战。随后，罗斯福提出了斯大林所提的三点要求：维持外蒙古现状；南满铁路所有权属中国，但业务管理通过一定的委托制度；苏联希望获得旅顺或其附近港口为军港。罗斯福认为，维持外蒙现状，但主权仍属中国似无问题。关于南满铁路，罗斯福告诉魏道明，委托制度将由三方代表组成，中美苏各派代表参加管理委员会。罗斯福表示，租借旅顺军港问题是德黑兰会议上未提及的事情，他当时告诉斯大林，“此为将来问题，无须太急，伊可与钧座商之，中国态度向极合理想，当不难获得适当解决”。魏道明对罗斯福在旅顺军港问题上的解读是“或以旅顺长期借与苏联，主权仍属中国”。

3月15日上午，蒋介石看到了魏道明的来电，料定经过雅尔塔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魏道明所汇报内容一是，斯大林提国际代管南满铁路，而主权属华。蒋介石认为斯大林不提北满铁路，是其已经视北满为其所有。二是，欲租借旅顺大连为苏联出口之不冻港，“罗对史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我则主张旅顺为俄长期租借，其主权属于我”。蒋介石认为，上述条件，使得中国抗战的理想“又成幻梦矣”。据赫尔利所了解，魏道明向蒋介石汇报罗斯福所传达的雅尔塔协定内容时，特别提到了“美国作为第三者参加中苏协议”，但这一条并非雅尔塔密约所规定。

到3月中旬，蒋介石通过分析蒋经国得到的苏联方面的信息，结合魏道明所汇报的罗斯福谈话内容，已经了解到雅尔塔密约的大概，“外蒙古不能归还我国”，“东北铁路共管”“旅顺无条件长期租借与俄”。对于如此条件，蒋介石认为尚能接受，“如为现时计，因顺应美国之政策以求得二十年建设之时间，然亦未必其如此之易易耳”。由于旅顺问题是此前未曾提及的，因此蒋介石不明白美方提议的用意所在，蒋的自然反应是能否以“鸭绿江口之大东港或朝鲜雄基、罗津、清江等港让彼”，以保住旅大。

3月18日晚上7点半，在一次蒋介石召集的有熊式辉、王世杰、吴鼎昌等人参加的宴会之前，蒋介石与顾维钧进行了一次单独密谈，将魏道明与罗斯福谈话内容的电报出示给顾维钧。顾维钧回忆，电报内容是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中国问题的非正式表态。苏联有意参加对日作战，但须满足三点：“外蒙主权属于中国”；“中东铁路归属中国主权，但为增进技术上之效率，拟由中苏美三国组织技术委员会管理”；“苏联欲得一不冻港，在远东拟租旅顺”。

蒋介石问顾维钧的意见，顾维钧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按罗口气，所提三点尚未正式赞成，告魏之意欲试探我意旨”；（二）“欲借此逼我解决国共问题”；（三）“美攻硫磺岛之死亡太众，欲藉苏联力量加入后促成早日对日胜利，以省美人生命之牺牲”。蒋介石谓，“何以美不觉悟苏在远东保持发达海军于美不利”，顾维钧表示，“苏在远东发展海军，只为对美，无可讳言，不过美欲速败日本，促成苏联加入，可达此目的”。蒋介石表示希望再与顾维钧商讨此问题。

宴会结束后，顾维钧从熊式辉处了解到，蒋介石不认为罗斯福是在试探中方的态度，“天一（翼）谓主席言余以美方又探刺之意，伊则不以为然，恐美似已同意”。顾维钧还首次了解到，蒋介石曾在开罗会议上告诉罗斯福，“旅顺海港可由中美共享”。由于王宠惠曾陪同蒋出席开罗会议，3月21日，王宠惠拜访顾维钧时，顾当面向王询问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是否答应共享旅顺港。王答“委座口头说过，并无正式文件交还换”。顾维钧表示，“此事关系重大，须郑重考虑，否则将使东亚回到庚子以前状况，使我国对内对外均感困难”。

顾维钧告诉外交部长宋子文，旅顺问题极其重要性，“关于旅顺租予苏联之要求，应郑重考量，否则对内对外将发生困难，引起各方反对，激起他国于别处要求租借他港”，建议“不如于朝鲜北部指定一港，予苏联与国际之用”。对于宋子文的苏联之行，建议“须先商定方案，不至发生重大困难”。对于顾维钧的提议，宋子文认为苏联报纸正攻击中国，此时访苏之举，似非其时。

再次见到蒋介石后，顾维钧重复了对王宠惠、宋子文的提议，建议蒋“慎重考虑此事可能引起的对内对外影响”，并认为，如果真需要满足苏联希望获得一个太平洋沿岸不冻港的愿望，最好选择一个距离朝苏边境不远的朝鲜海岸港口作为目标。顾维钧回到魏道明电报本身，指出电报的中文词语有些地方含义不明确，例如“苏联政府确切地说了些什么，罗斯福向魏道明又确切说了些什么，都不清楚”，基于这种状况，顾建议不必急于复电，俟宋子文到美后搞清楚情况再来决定。蒋介石认为，用一个朝鲜海港来满足苏联的欲望，是一个良策。

中国另一个消息渠道是顾维钧通过私人友谊从李海身上打通的。3月23日，顾维钧与王宠惠、胡世泽、王化成等6人先期赴美。4月7日，顾维钧等先行到达美国华盛顿，为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做准备。4月11日，顾维钧前去拜访李海。李海在其回忆录中视顾维钧为“私人好友”。顾维钧询问李海“听说苏联人企图租用旅顺港和大连港”，不知是否属实？李海透露称，“这一说法是不无根据”。在顾维钧谈话记录中，此次与李海的谈话记录比较详细。谈话到中途时，顾维钧称据闻“雅尔塔会议讨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而李海将军参加了会议”，“不知俄国是否提出了参加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面对顾维钧的询问，此次李海没有回避和推脱，称“确实讨论了苏联参战的条件，这是一个保密协议”。李海告诉顾维钧，他本人没有亲自参与具体细节的讨论，但知道苏联所提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获得一个海军不冻港和一个商业不冻港，亦即旅顺和大连，“苏联不想要旅顺大连的行政权，而是希望租借”。顾维钧说，在重庆时曾对苏联有可能要求获得旅顺和大连有过一些讨论，中方认为很难满足苏方提出的类似要求。顾维钧表示，李海将军应该清楚，50年来远东的复杂国际局势和危机的产生根源就在于列强都试图控制东北，恢复租借旅顺、大连，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沙俄在华的势力范围，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对中国其他地区产生不良影响。

李海询问顾维钧，如果苏联进军东北，并占领旅大，中国有何应对措施？他个人认为，“中国别无选择”。顾维钧表示，如果苏联真想要一个不冻港，就应该沿着朝鲜东北海岸线寻找，日本人在这条线上建立了三个港口，均有铁路与东北相连。对苏联而言，比较理想的方式是获得一个朝鲜东北海岸的不冻港，并通过一条走廊连接苏联海参崴所在滨海省。对于此建议，李海表示，他不熟悉远东地理，但苏联只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港口。李海补充说，旅大问题可能在战后和会上解决，希望中国届时能够得到更多友邦的支持。顾维钧顺势问，在东北问题上有无可能获得英国的支持。李海称，如果英国在东北问题上不支持中国，并不奇怪，因为英国的利益在印度、缅甸和新加坡。

4月12日，顾维钧将谈话要点致电重庆。至此，中国已经确认雅尔塔密约的存在，并通过各种渠道确认了相关内容。

二、中方得悉雅尔塔密约后的外交应对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曾表示将在适当时机争取蒋介石同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为完成这一许诺，罗斯福征召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国述职。赫尔利在华盛顿述职时，罗斯福特别向其交待一项任务，即争取蒋介石同意雅尔塔密约。虽然罗斯福尽力保密雅尔塔密约，但其目的并非要刻意隐瞒苏联的对华要求，而是要保守苏联将对日参战这一军事秘密，以免日本提前做出相应的准备。

4月17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记载了中苏谈判应注意的事项。在蒋看来，不能让苏联离间中美关系与情感是排在第一位的事情。尤其是不能让美国断绝对国民政府的接济，“此皆为我致命伤，不可忽忘而特加注意者”。此外，要求苏联承认开罗宣言，各不干涉内政。在具体的条件上，中国可“自动承认外蒙自治”，并通知英美，希望得到他们的谅解，此为中国确定不移之方针。事实上，通过从各处收集到的信息，蒋介石已经大体知晓雅尔塔密约的内容，只差美方的正式通知了。面对苏方所提条件，在美苏合力所定的框架之下，蒋介石没有选择余地。蒋介石在思考应对办法时，每有“不禁忧患不置，有不知如何结果之疑惧”。

接到罗斯福密授的任务后，赫尔利途经苏联回华，与斯大林商谈了如何通知中方的问题。罗斯福和斯大林都通知赫尔利，他们已经商定，在未得到斯大林的信号前，不要向蒋介石提起雅尔塔密约。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斯大林告诉赫尔利，将赋予他全权，由赫尔利决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提出这个问题”。驻苏大使哈里曼参与了与斯大林的会谈，哈里曼与赫尔利都向斯大林建议“最好推迟提出此事，因为有可能泄密，那就会带来不良后果”。最后的商谈结果是，除非赫尔利通知斯大林，他认为已经到了合适的时刻，而且要等收到斯大林确认的消息后，他才会向蒋介石提出雅尔塔密约。

虽然美苏刻意保守雅尔塔密约，以免泄露苏联将参战的消息，但事实上，国民政府已经从多个渠道预测到苏方将参战。赫尔利已经明确，中国政府已经推测出了雅尔塔密约的序言部分：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昨天中国政府收到驻瑞士的代表来电，报告我们已经知情的军队调动情况，它表明苏联的意图”，“中国政府从其他渠道也得到军事调动及计划的消息”，中国从这些消息内得出结论“雅尔塔密约的序言中所提到的目的预料肯定会出现”。赫尔利认为，是时机告诉中方雅尔塔密约的内容了，希望杜鲁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国务院讨论这个问题，以便赫尔利去请斯大林同意通知蒋介石。“将此事告诉蒋介石并请他严格保密，他一定会尽力而为的，我相信，这要比让中国人继续从其他途径得到的消息公开猜测更能保密得长远一些。”

在回美述职之前，除了苏联出兵参战这一问题之外，赫尔利已经和蒋介石讨论了中苏谈判的各个方面。在华盛顿和莫斯科，赫尔利接受了如何向蒋介石透露雅尔塔协定的任务。回到中国后，蒋介石和赫尔利“又彻底讨论了同样的问题”。赫尔利认为，他已经做好向蒋介石传达雅尔塔密约的准备，只等授权。一切都在等杜鲁门的决定。4月24日，回到重庆的赫尔利拜见蒋介石，通报与罗斯福所商谈之对华政策。赫尔利告蒋，美国政府不会以武器支援中共，他所发表的谈话，是经过与总统及国务院商定后才作出的。赫尔利要求丘吉尔赞同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国家，丘吉尔同意此举，但反对归还香港；要求斯大林赞同中国统一，斯大林也表示支持。此次谈话，赫尔利严守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

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一再与其密商筹议中的中苏谈判，这让赫尔利判断，在蒋已经有所警觉的情形下，再对蒋保密协定，已无实际意义。4月29日，赫尔利决定以私人身份向蒋介石通报雅尔塔密约的内容。出于保密起见，参加座谈的除蒋介石外，只有王世杰一人。赫尔利称，斯大林曾表示，当苏联对日参战时，再由他向蒋介石通报此事，以避免日本先发制人。赫尔利告诉蒋介石，他曾先后亲自与罗斯福及斯大林面谈此事，并曾亲自阅读了雅尔塔会议的秘密记录，因此对苏联的态度非常了解。斯大林向罗斯福提出如下要求：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划归苏联；朝鲜独立；旅顺港租与苏联；大连港开辟为自由港；中东路及南满铁路之股权，中苏各占一半，苏联对该铁路应享有特殊利益；维持外蒙古的现状。赫尔利还向蒋介石说“斯大林曾与罗总统商定，苏联当于参加远东战事之前夕，就以上诸事，与中国订一协定，届时苏联当密请罗总统代向委员长提出以上诸款”。赫尔利还向蒋介石解释了之所以一直未向中方通报的原因，是因为“惟斯大林坚持须俟彼认为时机已到时，始可如此提出”，“以此之故，罗总统当时未向委员长报告，美政府迄今亦尚未便向委员长正式报告”。赫尔利指出，他向蒋介石汇报，“纯系私人性质，意在请委员长速为准备，但非受斯大林或美政府之嘱托而向委员长报告，故甚盼委员长不向苏联方面或美政府方面说出”。并特别嘱咐，斯大林还提及，如“非经苏联密请美政府转告委员长以前，则即宋部长赴莫斯科，彼亦不拟向宋部长提出云云”。王世杰在日记中还记载有赫尔利通报完毕后蒋介石的反应，蒋认为“租借地的方法甚不好，但云容详细考虑后再谈”，事实上未对赫尔利所谈内容进行表态。蒋介石则自记“晚只与哈雷（赫尔利）谈共党问题，而未与之再谈东北问题，约其全会以后再详加研究也”。第二日，蒋介石仍在思考斯大林提案，认为既然东北问题苏美直接进行了谈判，则可以不必再担心中美关系因苏联离间而变坏。

5月12日，杜鲁门致电赫尔利，仍不建议将苏联准备参战的消息通知蒋介石。“我已知悉你以前关于在中国的专制政府态度的报告，并且希望你报告中所说的丘吉尔和斯大林达成的谅解可以导致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政府”，虽然如此，杜鲁门仍然认为“关于雅尔塔协定的‘序言’在太平洋战争方面未来的行动，目前不宜由你向中国政府透露任何消息”。杜鲁门特别指出，在适当的时机，当对共同作战目标有利的时候，将会通知你照会中国政府，“尽快在切实可行的时刻，把关于这个问题能透露出来而又无损于全局的一切消息告诉蒋介石”。杜鲁门并不知晓，赫尔利已经通过私人身份将秘密协定全盘托出。

宋子文拟先出席旧金山会议，然后再赴苏联参加中苏谈判。行前，王世杰在与宋子文话别时提出，“对满洲之领土与主权问题，不可让步”。然对国民政府而言，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为了让宋子文能有所准备，5月22日王世杰授命将赫尔利所传达雅尔塔密约的内容致电宋子文。此时距离蒋介石得知协定已经过去3个星期了。王世杰同时建议蒋介石应取得杜鲁门的支持，反对任何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的要求。

蒋介石先让蒋经国出面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Petrov）商谈中苏协议一些原则性问题：一是希望在宋子文访苏之前，“中俄合作条件要先有具体之洽商与谅解”；二是“对日战事（在东北）由中俄两国解决”，不要其他国家参与；三是，“企图我访俄与斯大林会晤，否则由经代晤”。国民党六全大会后，蒋介石致电升任行政院代理院长的宋子文，要求宋详细研究赫尔利所告密约的内容，与王宠惠、顾维钧研讨应付方案，并要求宋子文改变原定计划，不直接从美赴俄，而是先回重庆。蒋介石还希望宋子文在面见杜鲁门时，要求“坚持其对远东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再有任何特权之设置也”。

宋子文收到了王世杰发来的雅尔塔密约内容的详电后，前去拜访新任总统杜鲁门，宋子文表示，中国一直在奋战，并遭受苦难和牺牲，目的就是为了保持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中国不能接受再出现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杜鲁门给宋子文的印象是，他对中国的观点深表同情，始终没有明确说是或否。顾维钧认为，苏联还没有下定决心，还在等待亚洲战局的发展和中国政局发展的结果，应对苏联的参战条件“装作一无所知”，建议“美国在斯大林再度提出此事之前，同莫斯科不要再谈这件事”。顾维钧指出，“拖延会对我们有利，特别是如果美国和中国能最后抓紧，迅速打败日本”。

至于美国为何邀请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顾维钧认为，概因罗斯福原希望中国陆军能担负起击败日本的主要任务，但去年中国军队军事失利，让罗斯福感觉中国不足以击败日本，而美国舆论又不愿牺牲更多美国士兵的生命，故希望苏联能参加远东战争。苏联非常了解罗斯福的愿望，进而提出对中国东北的利益要求。顾维钧认为，现在正值民族解放潮流高涨，苏联此时未必敢直接提出恢复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王宠惠表示，苏联实现在欧洲的野心后，目光正转向远东，“其欲望超过日俄战事前俄在东三省之地位”。此时，总统顾问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已经答应宋子文，将向苏方表示“美国坚持东三省土地完整”。但霍普金斯强调他的使命是询问苏方是否真正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宋子文建议，东三省问题可以试探苏联是否真心与美国合作。也是在此次会谈中，宋子文当面要求顾维钧与其一起赴莫斯科参加谈判，顾维钧答应了同去莫斯科。顾维钧没有预料到的是，等霍普金斯自苏联返回后，因种种原因，宋已经改变了邀请他一起去莫斯科的既有决定。

三、中苏谈判前中美苏三方的外交互动

虽然未得到有关雅尔塔密约的正式通报，但国民政府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确认了密约的内容。为了取得谈判上的主动，国民政府决定为即将进行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先行准备，一是向苏方表达中方的基本考虑；二是探询美国可能的帮助。在国民党六全大会后，蒋介石开始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商谈中苏关系问题，尤其是雅尔塔密约内苏联所提参战条件问题。1945年6月3日，蒋介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告以中国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以便缩短战争时间，为了达到该目的，需要中苏共同商议解决“日本问题、朝鲜问题及我国东三省问题”。蒋介石表示，苏联自革命以后，已经于1924年宣布正式取消帝俄在华所有不平等条约及放弃一切特权，此乃中苏友谊合作之历史基础，希望苏联能够尊重中国的独立、行政与领土之完整，帮助中国实现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蒋介石向彼得洛夫介绍了中国人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全国人民咸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等事为国家的耻辱，一致痛恨”，冀望增加彼得洛夫对中国国内舆情的认识，铺垫中国不能再签有损主权条约的氛围。蒋介石向彼得洛夫表示，“若苏联能首先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主权完整、行政独立，则中苏两国人民的感情，必大增加”。

蒋介石向彼得洛夫提出了共享海空军基地，以及与苏联共同使用军港的意向，并表示可以给与苏联以东三省铁路和商用港口的便利。蒋介石作出上述许诺的其前提是，“凡帮助我国收复失土之友邦，将来中国领土内，如为远东和平有建筑海、空军基地之必要时，中国愿与各友邦共同使用”，以及“苏联能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及行政独立”。蒋表示，如果苏联可以帮助中国恢复东三省领土完整及行政独立，中国人民必同情于苏联，中国所有物资资源亦将为苏联与中国合作互助关系所利用。蒋介石表示“吾人若为东三省或其他一块小地方，使两国感情有所损失，那是最不值得的，想斯大林委员长亦有同感”，并建议中苏协定以上述所谈内容为基础。

此次会谈蒋介石所提内容显然系围绕雅尔塔密约进行了针对性思考，所提租用军港及铁路共管都是罗斯福与斯大林所签协议的内容。依据美苏两国所达成的默契，雅尔塔密约此时仍属于对华保密的内容。彼得洛夫表示，将立刻将蒋介石的建议报告给苏联政府，他本人则有两条意见向中方传达，一是相信苏联政府能本着一贯友好的政策帮助中国政府，正如苏联在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所做的那样；二是，苏联政府欢迎中国政府所提的任何加强中苏友谊及合作的建议。

当彼得洛夫询问宋子文究竟是在旧金山会议前离美还是会议后离美时，蒋介石泄露了中方的预先安排。5月28日，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亲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两人会谈中曾要求宋子文直接从美国赴莫斯科，而蒋介石告诉彼得洛夫的是宋子文将于会议闭幕后先回重庆，然后再赴莫斯科。得悉宋子文的行程安排后，彼得洛夫特意询问“宋院长先回重庆吗”，蒋介石肯定道“是的，他将先回重庆”。彼得洛夫还询问了宋子文的随行人员名单，但未得具体消息。彼得洛夫看似顺带一问出访人员，实际上有其背后的深层考虑。

与彼得洛夫谈话后，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告以，最迟须于6月内归国，因为苏方要求其6月底或最迟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蒋介石称，根据所掌握的消息“傅大使来电与吾兄电相同，惟其另有语，霍与史大林此次谈话关于远东问题之大意，亦如史与哈雷在莫斯科所谈者无异等语”，促宋子文全面掌握消息。宋子文特别向蒋介石提出了旅顺港问题，认为既然罗斯福已经告诉中方“苏联欲以旅顺为海军根据地”，推测罗斯福“或已默许苏联租让”。魏道明告诉宋子文，罗斯福在通报此事时，表示“或可用租借方式，似与主权无损”，而且在形式上“并非提议，不过随意谈及而已”，但宋子文认为事情比看起来的要复杂。

6月6日，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Edward R. Stettinius）正式通知宋子文，斯大林希望他能在7月1日之前抵达莫斯科。为了安排宋子文的行程，斯退丁纽斯表示，美方将安排一架有卧铺的陆军飞机，先送宋回重庆，然后去莫斯科。并表示，在送他回重庆前，杜鲁门总统希望与他做一次私下会谈。除感谢美方的安排外，宋子文向斯退丁纽斯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能否在回重庆前与刚从莫斯科返回的霍普金斯见面一谈；二是他是否可以询问总统有关苏联对日作战以及旅顺军港的问题。斯退丁纽斯表示，需要宋子文见过总统后再讨论这两点。

宋子文6月9日早晨抵达华盛顿，然后即去谒见杜鲁门总统，陪同杜鲁门座谈的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上将及代理国务卿格鲁（Joseph Grew）。杜鲁门将有关备忘录交给宋子文，并告以该备忘录已经发给赫尔利并令其在6月15日递交给蒋介石。在递交备忘录时，杜鲁门称罗斯福总统曾作支持该项协定之诺言，“余将拥护罗斯福总统所同意之协定”，因为盟国亟需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嘱咐宋子文勿将协定内容发诸报端。宋子文表示，在与斯大林会谈前，不会公开此协议。对于蒋介石所要求探明的内容，宋子文在向蒋介石汇报时称，外蒙古问题暂时搁置讨论；杜鲁门同意大连港国际化，“即系使之成为自由港，如系自由港则主权当然属于中国，行政当由中国控制”；宋子文认为“倘主权属于中国，即不能称为租借”，杜鲁门表示“渠对罗斯福总统所签订之协定，决予支持”。在与代理国务卿格鲁会谈时，宋子文表示希望澄清3点，一是外蒙古的现状，希望不要用现状这个词，因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二是关于在大连建立自由港，宋子文表示中国的主权应予承认，港口的行政管理应归中国；三是旅顺的租借期限，中国不希望苏联租用期限超过25年。

6月11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称“今后只要俄国尊重我主权与行政之完整，则中国可允其对军港共同使用，但不能用租借名义”，要求宋子文务必坚持此点，而此前所提议的港口国际共管等不必再提。蒋介石当日又追发一电，建议宋子文以个人名义对美表示，租借地为一历史名词，被中国看为耻辱的标志，非设法去除不可，至于其他铁路、军港问题，只要无损于中国主权，都可以商谈。蒋介石将彼得洛夫愿意两国直接商谈的意愿转告宋子文，“推彼之意，东北有关问题最好不牵涉第三国，或国际关系愈少愈好”。

当蒋介石与彼得洛夫为即将到来的中苏谈判进行预先商洽时，顾维钧正与宋子文遴选赴苏谈判代表团人员。在赴苏代表团人选问题上，此时顾维钧仍是内定主要参加者之一。顾维钧致函已经在华盛顿的宋子文，与其协商是否让郭斌佳赴苏参加谈判。郭斌佳原本预定赴苏参加谈判，但据同机来美的胡世泽报告，郭在自重庆来美飞机上晕机厉害，顾维钧对郭斌佳对能否再乘长时间的飞机抵达莫斯科表示疑虑。顾维钧表示，如果坚持让郭斌佳参加，需要得到宋子文的书面意见。在顾维钧考虑代表团组成人选时，一项关于是否让他本人参加对苏谈判的外部因素突然出现。

6月13日，宋子文终于可以有机会与访苏返美的霍普金斯直接举行会谈。宋子文希望了解美方所获得的来自苏联方面的最新消息。在此次会谈中，霍普金斯告诉宋子文，在中国赴苏谈判人选上，“不赞成偕同顾维钧前往，惟必须自带译员，史氏认为顾维钧只系一职业外交家，其所代表委员长之权力远不若余，故其期望与余（宋子文）相晤”。霍普金斯亦认为“若干重大问题均须详加考量，此行任务实属艰难，但政治家不得不处理者，莫非艰巨问题”。在台北所藏“国史馆”原始档案内，在“不赞成偕同顾维钧前往”一句之前并未出现主语。在“顾维钧只系一职业外交家”前亦未出现“史氏认为”4字。在斯坦福大学藏《宋子文文件》内，霍普金斯与宋子文的会谈记录是英文稿，英文稿的字面意义与台北“国史馆”藏原件相同，但并未出现“史氏认为”字词，从英文上下文判断，亦存在霍普金斯提出此议的可能。

中苏谈判在即，对美苏而言，已无必要再对蒋介石隐瞒雅尔塔密约。6月15日，雅尔塔会议4个月后，赫尔利正式向蒋介石提交了雅尔塔密约的文本。虽然已经事前知道了密约的内容，但见到文本后，蒋介石仍然非常震惊，“阅之悲愤，不知所止”“万不料罗之昏庸老朽，一至如此”。蒋介石向赫尔利提出了3个问题，一是，美国政府会否为维持太平洋的和平共同使用作为海军基地的旅顺港；二是，希望美国参加中国与苏联的协定；三是，关于转让库页岛或千岛群岛一事，应由联合国或至少由中英美苏四国进行，而不由苏联与中国单独进行。蒋介石明确告知赫尔利，希望美国参加中苏条约，如果美国同意，也让英国也参加。格鲁向赫尔利强调，“如你所知，总统完全支持实现在雅尔塔签订的协定，其条件如通知你的那样。这份协定规定旅顺港租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并指出“你会理解本政府难以参加共同使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或加入中苏协议中来”，无论怎样，“苏联不见得会同意一项三方或多方的条约，因为这项条约的目的是为调整中苏关系”。美方态度明确，同意旅顺为苏联军港是已经承诺的内容，美方不会提出反对意见，不会参与中苏谈判。

中苏会前争执的焦点在旅顺军港的租借上。事实上，从领土而言，外蒙古问题亦极其重要，但对于维持现状的解释，蒋介石及宋子文并未通盘提出预案。蒋介石内心态度坚决，决不允许租借旅顺，“如其果必欲用租借，而不许我共同使用，则余必坚决拒绝，宁使其无理强占我东北，决不订此丧权辱国之条件也”。孙科对于苏联所提条件有不同见解，认为“租借旅顺为无关得失”，并举出英国将大西洋各岛租与美国为例进行说明，但认为外蒙问题不可不提，为了让苏联满意，“乃以中国为联邦国，而以蒙古为一邦，除与中央政府形式上会议联系之外，其他一切政治皆归其自主”。从谈判策略上而言，孙科的建议不失为一种办法，但蒋介石却斥之为“危险异甚，彼以为丧权辱国不足为意”。

6月15日，联合国制宪大会中国代表团秘书翟凤阳秉承顾维钧指示自旧金山致电驻英大使馆，为宋子文可能访英之旅做初步安排，在此电中，顾维钧将赴苏参加谈判是驻英大使馆预订的一项议事日程，“院长不久访俄，使座同去”。6月16日，驻英大使馆施肇夔安排顾维钧经英国到莫斯科的飞机路线，“由英赴苏空路须经开罗、伊拉克、伊朗等地，优先机位例于每星期四开会决定支配，如需机位须于开会前二日通知英外部”。6月20日晨，宋子文乘坐美军提供的专机抵达重庆，当晚即向蒋介石汇报在美交涉经过。在向蒋介石汇报中苏谈判代表团人选意向时，霍普金斯所传达的排除顾维钧于代表团之外的提议显然是宋子文特别重视的问题。

6月21日，顾维钧在旧金山接到宋子文来自重庆的越洋电话，告以“委座意为某种国际关系起见，兄此次不必赴苏联”，将顾维钧排除在赴苏代表团之外。虽然不让顾维钧参加谈判，但宋子文仍希望胡世泽可以出席。“惟请胡世泽兄预于本月29日以前到莫斯科，其机位及签证即在旧金山或伦敦洽办”。接宋子文电话后，顾维钧称，关于旧金山会议的闭幕日期，可能在6月26日闭幕，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曾商准美军部特拨专机备弟赴俄之用”，“兹奉华府电话转达兄电，当即向美外长谢却，并遵嘱胡次长尅日起程”。

至于自己为何没有被选中赴莫斯科，顾维钧在思考背后的原因时认为可能有3点：一是，可能考虑到旧金山会议的重要性，当时美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曾力劝顾维钧不要离开；二是，可能是考虑到他本人在外交圈的影响力，如果其赴莫斯科，将引起广泛注意；三是，顾维钧对中苏谈判的看法与蒋不同，而这可能给宋子文的谈判增加麻烦。6月22日胡世泽从旧金山出发，经德黑兰飞往莫斯科。

6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在动身回莫斯科前再次与蒋介石会谈。彼得洛夫询问蒋介石访苏人员的组成，代表团中是否大部分未曾到过苏联，其意在于询问是否有顾维钧参与。蒋介石告以代表团成员中大多没有到过苏联，而且“大都不是外交官”。在彼得洛夫向蒋介石辞行的同日，顾维钧于旧金山领衔签署《联合国宪章》。

宋子文一行动身之前，蒋介石致函斯大林，称“余对宋院长完全信任，凡彼所陈述之意见，均能代表本人”。6月27日，宋子文率团与彼得洛夫同机飞往莫斯科。中国代表团成员有外交部次长胡世泽、沈鸿烈、钱昌照、蒋经国、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等。

余 论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前后的抗战外交及国际关系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研究，但随着新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很多细节和议题仍可以有新的论述。就本文而论，从学术上而言，对雅尔塔密约后中苏条约谈判前的中国外交准备工作仍有两个问题仍值得学术界加以探讨，一是顾维钧所建议的谈判方针是否有用；二是美国在谈判中是否置身事外。

对这两个问题的解读，事实上与顾维钧为何被最终排除在赴苏代表团之外，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果中国在谈判中事实上采取拖延战术，在日本投降时，中苏仍未订立条约，从结果而言，究竟是对中方更为不利？抑或对苏联更为不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如果此时中苏并未签字，则从法律上而言，苏军并无理由进入东北作战。虽然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苏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但关东军所在位置为中国领土，并非日本本土。苏联进攻在中国领土上的日军，从程序上而言必须获得中国的同意。即使考虑到伪满存在，由于中国已经在国际场合屡次声明不承认伪满，苏联很难从国际法上自圆立场。考虑到1904年日俄战争时，中国宣布局外中立，此时国民政府无非可以旧事重提，再宣布一次中立。从理论上，中国最终获得充足坚实的国际法理，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可能面临苏军盘踞东北的长久困局。

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是否不愿顾维钧前往莫斯科参加谈判？美国在谈判前已经向中方表明不会参与中苏会谈，但事实上美方已经与苏方圈定了框架，雅尔塔密约是美国与苏联达成的协议，只待中方予以执行。霍普金斯自苏联返回后，特意告诉宋子文是斯大林不欲顾维钧前往莫斯科，存在一些可疑之处。该意见属于美方的单方证词，尚未见到斯大林的直接说辞。从逻辑而言，为使中苏顺利完成谈判，美方亦有可能借斯大林之口排除顾维钧参与谈判。顾维钧自李海处前后所得消息事实上已经为中方准确判断雅尔塔密约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信息，他对中苏谈判的建议对于美苏而言都是一个变数，有可能改变雅尔塔会议的既定安排，这并非美苏所愿见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