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岁月：一张条子救了我

文;宋守文

“牛棚”在农家是养牛的地方，但在“文革”时期，“牛棚”则是集中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专政”的特产。

“文革”中，全国各地都把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进行管制劳动，参加高负荷的如老牛一般的劳动改造，这成了知识分子、“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等杂七杂八的“牛鬼蛇神”的必修课，雅称办学习班;俗称劳动改造，关“牛棚”。

我经历的新疆独山子炼油厂（属克拉玛依市）的“牛棚”，它不鞭打，不集中关押，不与世隔绝，而是分散到最苦最累最折磨人的体力劳动岗位上被监督“劳动改造”，承受繁重的惩罚性质的体力劳动，有点像判处徒刑“监外执行”。

在“牛棚”里，除了经受批斗会、低头弯腰喷气式、戴高帽游街示众等“触及灵魂的革命”之外，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下班后可以各回各的家。经过一整天的透支体力的劳动，回到家里，常有远征归来的感觉。

不过，进“牛棚”期间，也并不全是残酷没有人性：友人常来偷偷地看我，一句问候，细水长流中，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劳资科的同事常来悄悄地帮我（我原是独山子炼油厂劳资科代理科长），在我孤独无助时，助我一臂之力;亲人常来暗暗地安慰我，落魄失意时，不离不弃;就是死对头的对立派也有人来看望我。他们来，当然不是为“牛棚”里的“老牛”送草，也不是送料，而是在我郁闷困惑时，送上几句贴心的话，顺手帮我铲上几锹煤，脱上几块土坯，举手之劳里多了几分人间真情。

我被“革命组织”赶进“牛棚”劳动改造的内容：一是办学习班。熟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念“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写“悔过书”，批“走资派”，批判刘少奇。二是陪斗。不会专门斗我，因为我级别小了点，不够气派，但也不会饶了我，所以常被拉去陪同书记、厂长等高级“牛鬼蛇神”一起挨斗。我的牌子是“刘少奇忠实走狗”，纸糊的，半高不高的高帽子也是纸糊的。中途也会让我双臂背后“喷气式”低头认罪，但级别低，不必90度，随便弯下腰也就混过去了，再就是铜锣敲着游街示众，达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效果。三是体罚、劳心与劳力并举，每天干10多个小时的超能力体力劳动，先是在独山子五区和泥巴、打土坯、担泥土、盖土坯房子，后又被发配到炼油厂动力车间锅炉房卸煤、铲煤、推煤、运煤、清灰，累个半死，但就是不死，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再不行，就被打发去脱大坯。

那时的干打垒房子有两种，一种是用板子夹住一个墙的空间，在夹层里填半湿不干的黏土，将黏土打夯压实，添一层压一层，一层层地敲打结实而成为墙，连成房屋。可新疆戈壁沙石多，黏土少，这种干打垒的墙壁不结实，容易开裂垮掉，因而城里很少用这种方法，但农村还是常用。

另一种干打垒盖房子的方法，也不是用砖，而是用土和成泥再打成土坯，用干了的土坯砌筑房子。那时叫革命的“干打垒精神”，就差一点回到远古时代。

现在想来，当时能让我同时腿疼、腰酸、驼背、膀子疼的，就是干脱坯活。

脱坯，是有名的累活之一。第一步和干泥。先用铁锹挖土，将挖出的土块打碎，把干草轧成寸长均匀地拌和在碎土中，再将打碎的土和草拢成堆，然后在土堆中间扒一个坑，在坑里放水后慢慢扩散搅动翻腾。泥得和透了，搅拌成铁锹都难拔出的干泥，里面不能有干土，草也要拌均匀，太少了也不行，因为土坯干了不断就是靠草起连接作用。

第二步，将和好的干泥铲到一个长方形的木模子里，压实、沾水、抹平，再取出模子即脱完一块土坯。一块坯，一尺半长，八寸宽，三寸半高，干了后有七八斤重，湿的比干的再重一倍。

这活儿，虽然简单但极其劳苦，要将千斤泥来回倒腾。先要挖出这么多的泥土，然后挑水，和泥，铲泥，脱坯。刚开始不懂要有足够的泥土才能脱出坯，泥稀了，土少了，以为掺点土就凑合了。由于有坯模子，长、宽不少，但“坯体”就没那么丰满了，结果干着干着，坯的尺寸就开始收缩，坯废了，只好重来，每当此时，都有种身心绝望的感觉。

这活，苦就苦在双手双脚和腰部上，顶着火辣的太阳倒也忍受得了，双手双脚整天泡在泥水里，手脚都肿得好大不说，最难承受的是长时间90度哈着腰制土坯。弯腰作业时间太久，要想站起来可就不容易了，常常是哈着腰移动到某个立体物体前，借助手臂的拉力，再扶着慢慢地把腰先直起来，站直后再向后弯一弯，如此，才能站直身子鸭子般移动脚步行走。

然而，最令我难忘的是被派去盖房子。说老实话，我不是学建筑的，哪懂盖房子的技术。因为盖房子，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蠢笨;因为盖房子，我差点把命搭上。

一是笨得把煙囱给砌死了，房子投人使用时，灶里的烟排不出去，呛得一家人跑出屋外爬上屋顶检查，才发现烟囱没眼，屋内赶紧熄火，屋外忙找来长长的铁管子，爬上房顶，从没眼的.烟囱上使劲往下捅，把那层制造麻烦的土坯捣碎，才见那股憋气的浓烟升腾起来，罪过。

二是我于1968年8月16日从房顶上（平房）掉下来摔成重伤，抬回家，卧床不起。因为我是“忠实走狗”，是“牛鬼蛇神”，而医院是给革命者治病的地方，不接诊“有罪之人”，所以虽然动力车间盖了车间公章，证明我是工伤，但医院还是拒绝我住院治疗（医院已被另一派夺权把持）。8月21日，动力车间又给医院开条子，再次盖上红彤彤的公章，再次证明是工伤，但革命医院仍拒不接收我。

此时，我已瘫痪在床多日，病情进一步恶化，疼痛难忍，爱人虽然是医护人员，却也无招，急得直哭。关键时刻，劳资科共事多年、单身时就住在一个宿舍的好朋友杨宇帮（后调乌鲁木齐石.化厂劳资科，现已去世）跑遍厂部各有关单位，一家一家地走，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求，可与“牛鬼蛇神”打交道，都怕惹火烧身，都不肯办。老杨不死心，又找厂领导（对立派），终于遇到一个好心人给安全科领导打了个电话，万幸的是，厂安全科的同志们不怕风险，于9月2日开出厂部一级的工伤证明，我才住进医院，但已经化脓高烧。在最危难的时刻，我得到了3个多月的治疗和休养，幸运地挺过来了。

没经过那个时代和环境的人，没经受那种磨难的人，哪知道那张条子（工伤证明）的重要和风险啊！那不只是拯救一条人命的事，那是高尚纯真的同志情才能办到的啊！

出院后，我被发配到独山子炼油厂动力车间锅炉房去为工业锅炉添煤和掏煤渣，整天与煤渣、煤灰、铁锹、铁耙和独轮车打交道，锅炉房成了我的“牛棚”，全身黑不溜秋的我成了真正的“黑人”。

两年后，为支援三线建设，我又被派到了湖南岳阳长岭炼油厂，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经历。我今年已是85岁，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回首我的“牛棚”生涯，只感觉那苦涩的过往，不知不觉，都变成了如今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