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1000万件，民国文物贩子卢芹斋罪莫大焉

文：语慕枳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座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64多万件来自中国的文物（不包括海外私人收藏）；而中国文物学会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1000万件，令国人无不扼腕叹息！那么如此之多的文物，又是如何到海外去的呢？看了本文，大家心中就会有答案了。

1880年，浙江湖州南浔一个叫卢家兜的小村子，一个男孩呱呱坠地，父亲给他取名卢焕文。在那个乱世里，卢家世代以务农种桑麻为生，日子过得清贫。不幸的是，卢父后来好赌成性，并染上毒瘾，一家子的生活坠入无尽深渊。卢母在苦苦支撑数年后，不堪忍受生活重压，自尽身亡，随后不久，卢父也因透支了身体而撒手归西；10岁的卢焕文成了孤儿，在族人的帮助下，他被过继给五代亲外的远房叔父，但日子依旧窘迫难熬，小小年纪的卢焕文尝尽生活艰苦。

15岁那年，卢焕文进入隔壁村镇南浔的大户张家做仆工，因为做事勤快，脑子灵活，嘴巴甜，成了张家二少爷的贴身仆人，主要工作就是照顾二少爷的起居生活；而这个张家二少爷，就是日后飞黄腾达的民国大人物张静江。

南浔张家在当地声名显赫，是四象之一；所谓的“象”是当时湖州南浔民间对有钱人家的生动说法：财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者称作“象”；五百万两以上不过千万者，称作“牛”；一百万两以上不达五百万者称作“狗”；南浔有“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等众多富豪，位列当地四象之一的张家，实力当然杠杠的。

张家二少爷，虽然出生于富商巨贾之家，但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斯文安静、欺软怕硬，而是自小就爱打抱不平，行侠仗义，被大人们称为“小侠”。在一次火海救人时，二少爷被严重烧伤，髋骨摔折，股骨断裂，导致终生残疾，走路一瘸一跛的；也有人说是患小儿麻痹症所致。

从小就有侠义之心、想有所作为的张二少爷，显然不是普通人物，虽身有残疾，但丝毫不妨碍他的日后成长，可以说，后来的他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历史走向。

能作为张二少爷仆人、跟班的卢焕文，本身就聪敏好学，加之在豪门张家的耳闻目染，日夜熏陶，当然也进步很快，深得少爷赏识。

张静江成年后，他爸花了十万大洋，给他捐了个清朝二品候补道衔的虚职，想让他混官场，没承想接受了新文化的二少爷，变成进步青年，思想激进，一心想推翻腐朽没落的大清帝国；眼看着架势不对，他爸急得团团转，打算找个由头，花点钱送他出国避避风头。

1902年，钦差大臣孙宝琦奉命出使法国，身边缺一个机敏能干的商务参赞，张家通过关系，把有志青年张静江推荐上去，孙宝琦大为赏识，于是张静江去了法国。

主人出国了，听话、好使的卢焕文自然而然也跟着去，从此开启了他的人生新篇章，不过那是极不光彩的人生，甚至可以说是罪孽的一生。

张静江到巴黎后，他这个商务参赞也没啥事做，闲得很，于是在公干之余，他和小舅子姚叔来开了家专门经营中国货的公司，起名“通运”；天生的生意禀赋加上家族实力，张静江很快在巴黎站稳了脚跟，中国当时的特产，在运通公司里应有尽有，丝绸、茶叶、地毯、瓷器、古玩和漆器、字画等等，作为张静江身边人的卢焕文，被安排在这家公司做事。

卢焕文虽对丝绸、茶叶等日用品略微在行，但古玩以前还从来没摸过，只在南浔张家做工时见过这些到处摆放的值钱玩意儿。不过，卢焕文悟性颇高，有经商头脑，干起活来又很卖力，凭借天赋与勤奋，卢芹斋从古董店学徒开始，刻苦学习各项业务，又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很快就受到老板重托，出任掌铺。

通运公司飞速发展壮大，还在美国纽约开了分店，一时赚得盆满钵盈。

1905年8月，在一艘前往法国的邮轮甲板上，孙中山远眺海天尽头，思考着中国革命该何去何从，恰好张静江也一瘸一拐地出来透气，于是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邂逅发生了。

由于张静江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之举十分钦佩，他时刻关注着孙中山的行动，见面就问：“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他还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

当时孙中山与张静江萍水相逢，对其言语并不信以为真，分手之时，张静江留给孙中山一封信，让他到美国后去找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领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一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

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因此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孙中山对于张静江资助革命的义举十分感激，曾让胡汉民回信以示谢意。张静江随即复信：“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由此可见张静江对于革命充满着必胜信心和满腔的爱国热情。

1908年，张静江接受邀请，毅然丢下法国生意，回国辅佐孙中山，提携蒋介石，因此，后来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蒋介石尊他为“革命导师”。

张静江回国前，征询卢焕文要去要留，经过多年市场摸爬滚打的卢焕文，已成了彻头彻尾的生意人，他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他选择留在法国继续搞古董赚钱。

当卢焕文提出想单干时，张静江他二话不说，在货源、资金、人脉上给予大力支持；于是，28岁的卢焕文在巴黎泰布特街成立了自己的“来远公司”，专门从事文物贸易；店名叫“来远”，取货自远方来之意。通运公司则由姚叔来继续执掌。

终于自己当老板了，又是从事古董生意，卢焕文想有个全新的开始，首先他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字，叫做卢芹斋（英文为C.T.LOO）；带有古意的“芹斋”两字是有出处的，南宋史学家郑樵有首诗叫《送芹斋》：千载清风去不留，何人能伴赤松游。乞骸直到骸归日， 告老须临老尽头。元亮园田何处有，向平昏嫁几时休。湖州别驾发深省， 挂却朝冠便自由。

作为湖州人的卢焕文，虽没多少文化，但也许从这首诗里得到灵感，于是便附庸风雅 ，把名字改成了“卢芹斋”。

卢芹斋的确是离开了湖州南浔张家的束缚，在法国自由自在了起来。

先说卢芹斋的古董生意，再说卢芹斋的女人

当时的中国正是大清帝国土崩瓦解的时期，很多王宫贵族、八旗子弟失去生活来源，把祖先遗留的或从宫里偷的古董拿来典卖，加之盗墓现象猖獗，因此，各地的珍稀文物纷纷出现在市面上，古董市场异常红火，上海城隍庙附近成了中国最大的古董市场，北京琉璃厂、天津和香港，古董交易也相当繁盛。

而当时的欧洲，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繁荣时期，东方热成为一种时髦，赏玩中国古董成为有身份、有教养的象征。但是法国以龚古尔兄弟为代表的中国古董收藏者却一心专注于中国工匠特别按照外国人口味加工的、华而不实的“古董”，并不懂得欣赏广为国人推崇的古玉、石像、陶俑等等，而擅长市场运作的卢芹斋却向他们展开了一幅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董画卷”。

卢芹斋让欧美收藏者学会欣赏中国墓葬文物——墓葬雕刻、青铜器、陪葬古玉、陶俑、佛像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卢芹斋是让西方人认识中国古董的启蒙者。他以精湛的文物专业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欧美收藏者。他经手的很多古董由死变活，由冷变热。卢芹斋在古董行的地位可谓是呼风唤雨、一言九鼎。所以每次卢芹斋一有货从中国运来，马上就有收藏爱好者赶来先睹为快，把自己最中意的古董抢购下来。

1911年，卢芹斋与上海的吴启周、北京的祝续斋、缪锡华等四人联合出资开设了卢吴公司，总部设在法国泰布特街34号，在北京、上海、伦敦等地设有分号。

在1910-1914年间，卢芹斋每年多次从法国出发，经沙俄回国，了解国内的最新行情。他在北京、上海分号的合伙人负责经手鉴定并收购古董，经费主要由卢芹斋提供，除此以外，国内分号将图片或照片寄给卢芹斋，由他决定文物的采购和去向，卢芹斋还会将畅销或获利丰厚文物的相关信息，反馈给国内分号，让其进一步关注和组织相关的货源。由于卢吴公司资金雄厚，出价高，国内的精品任其遴选采购。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古董源源不断被送往法国的来远公司，然后转手销往欧美各地。

1913年、1914年虽然北洋政府接连出台了“古物保存法”、“禁止古物出口管制令”，但是，这些条文对于“上能通天”的卢老板来说，形同一张张废纸，该做的生意照做，该赚的钱照赚。生意对手难大展拳脚之际，文物古董出口这块，基本上就成他和姚叔来等少数几人的独门生意。卢芹斋凭借鉴别中国文物的本领，成功低价收购不少古稀珍品，推销到欧洲市场，一本万利。浙江湖州乡下的穷小子，渐渐地成为享有盛誉的中国古董鉴赏家，巴黎上流社会里的名流。

1914年夏，卢芹斋按照惯例，再一次登上了从莫斯科到中国的列车。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行程将他的古董生意从巴黎带到了美国纽约。

当年的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战火烧到了俄罗斯，铁路运输中断。18天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宣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将保持中立。身在中国的卢芹斋，想要返回巴黎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乘船绕道美国，再回欧洲。

在上海时，他得知他的老朋友、张静江的小舅子、通远公司总经理姚叔来正打算乘船赴纽约，便决定一同前往。

在他们从加拿大多伦多改乘火车前往纽约的途中，卢芹斋首次见到了来自底特律的退休商人弗利尔。弗利尔也是一位古董商，多次造访中国，收集古玩、字画。和姚叔来是生意场上的老朋友了，卢芹斋在上海的掌眼人管复初也已经与弗利尔有过接近10年的交往，因此这次卢芹斋与弗利尔的会面，是为了进一步加深双方的合作共赢。

当时的美国经济蓬勃发展，到处都是痴迷于中国古董的人，相比于经济放缓且受战争阴影笼罩的欧洲，纽约才是古董生意的天堂。卢芹斋意识到：战争已将艺术中心从巴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

1915年3月，卢芹斋在纽约的“来远公司”开业。弗利尔成了它的重要主顾。接下来的14年间是卢芹斋等人贩卖中国古董最猖狂的时期。

1915年，美国政府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市举办了为期几个月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正值一战期间，博览会也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31个国家参展。卢芹斋和姚叔来趁此机会，将大批文物夹带在送展品中，带往美国销售，自此彻底打开了美国古董市场。

据刘麟生（1894——1980年）在其著述中对当时上海古玩业的回顾：五十年来，执申江古玩业之牛耳者，鼎足三人。一为管复初，代表来远公司。一为李文卿君，乃文源斋主人。一为游筱溪君，博远斋主人。至争雄于海外者，为来远公司及通运公司。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九年，为最盛时期。”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古董商人们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一直到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是向以美国为主的海外市场贩卖文物的黄金14年。

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是北洋政府，但各地军阀们连年混战，巧取豪夺民间资财，当然也包括盗挖古墓，贩卖古董，最出名的莫过于孙殿英清东陵盗宝一事了。

刘所提及的通远公司、来远公司，背后站着的就是张静江，这14年也正是在张静江等人的支持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集团逐渐全面掌控权力的14年。张静江因居功至伟，成了孙、蒋当时最为倚重的人，位高权重，能量巨大。这为卢芹斋和姚叔来的各种生意提供了极大方便。

即使在后来的1930年6月，国民政府制订公布了《古物保存法》，第二年又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实施细则》，卢芹斋的所作所为，显然违法了上述法律法规，但他仍然有恃无恐，古董生意越做越大。

当年卢芹斋的卢吴公司财大气粗，收购价格永远比别人高上一成，一般古董商都争不过他们。卢吴公司收购的古董全部是精品，青铜、古玉、瓷器、字画，只要是好东西，一概接收。虽然古玉刚开始在国外还没有什么买家，但是卢芹斋也照收不误，后来他说服了一些欧美收藏家专门收藏中国古玉。上海的吴启周、北京的祝续斋都为卢芹斋进货、备货，市面上出现真正有价值的古董，动辄上万银元，一般人无力问津，总是会流向卢吴公司这个圈子。古董收集上来后，都集中到上海，由吴启周发往巴黎或纽约。可以说，卢吴公司是中国当年规模最大的古董出口公司。

卢芹斋不是一个单纯的文物贩子，他会邀请知名学者对文物进行研究，如与伯希和研究出版了古玉图录，请褚德彝、伯希和编写青铜器图录等，这些研究成果增加了物品的价值和知名度。他还常常举办展览和出版藏品目录等推销活动，扩大中国艺术品的影响力；他的客人都是些银行家、军火商、石油商、不动产商等。

卢芹斋和小洛克菲勒、弗利尔、戈登和J.P.摩根等顶级收藏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游走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之间。美国收藏家的胃口非常大，只要是老东西，就肯出高价购买，而且愿意和古董商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所以卢芹斋在美国赚到了更多的钱和知名度。他在纽约麦迪逊和第57街的街角的店铺，很快成了美国最大的古董店。

当年生意之红火，收入之丰厚，据说北京分店的小股东祝续斋每年可分得银元十几万，相当于当年琉璃厂一间古玩铺的全年流水。

1926年，祝续斋、缪锡华退出了卢吴公司。卢芹斋实施了重组，与禹贡古玩号叶叔重、雪畊斋张雪庚、福源斋戴福保和珊瑚林古物流通处洪玉琳等“四大金刚”合作，将卢吴公司发展成为二十世纪开办最早、经营时间最长、贩卖文物时间最多的跨国公司。

如鱼得水的卢芹到达事业的巅峰，在浪漫的巴黎，谈吐不凡、仪表堂堂、血气方刚的卢芹斋怎么能没女人。

卢芹斋最初在法国的文物店，其旁边是一家帽子店，店主是个名叫奥尔佳的风骚少妇，这女人可不简单。

奥尔佳出身贫寒，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意大利人，她很小就跟随做佣人的母亲在巴黎的一个上层人物家里做保姆。奥尔佳成年后，男主人诱奸了她，19岁时生下私生女玛丽罗斯（1895—1971）。

因为生了这个孩子，男主人为了”补偿”她，便给她在巴黎马德兰广场开了个帽子店，还时不时给与贴补，穷苦出身的她，没抗争，没拒绝，以情妇的身份接受了男主人每月的”馈赠”，做着安逸的老板娘。

也不知是谁先勾引谁，反正紧邻的这两家店的店老板，一来二去，竟然好上了，虽然女大男6岁，是他人情妇，还有私生女，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俩的奇异恋情，爱得死去活来。

当时的卢芹斋的生意刚起步，收入并不丰厚，无法供养奥尔佳母女，奥尔佳也离不开之前男主人的经济支持。还有奥尔佳的这个旧情人还是有能耐的，不敢公然得罪，否则恐怕连巴黎都呆不下去。

俩人为了能长期在一起，奥尔佳想出来一个“绝妙”办法：卢芹斋娶奥尔佳的女儿为妻，这样，两家人就变成一家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而卢芹斋这边，倒也没多大反应，旧时封建社会的男人，什么没见过，这种”齐人之福”，他偷着乐还来不及呢。

15岁的玛丽罗斯不谙世事，从小因私生女的身份而自卑自怜，起初并不知道母亲和卢芹斋的关系，还以为找到了好归宿。

1910年12月29日，30岁的卢芹斋与15岁的法国姑娘玛丽罗斯妮结婚了。

奥尔佳这样做，真可谓一举三得，旧情人蒙在鼓里，依旧支持她经营帽子店；和卢芹斋的情人关系继续保持，而且有了女儿作掩护，两人见面更为方便；卢芹斋的店她也有资格参与，以“监护人”的身份代她签字，并掌管保险柜的密码与钥匙，卢家的真正女主人反而是奥尔佳。

婚后，罗斯成了一心一意的家庭主妇，并先后给卢芹斋生下四个女儿。卢芹斋的4个混血个个天生丽质、貌美如花。但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卢芹斋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没有子嗣，他也从不教女儿们学中文，更不对她们讲中国的故事。以至于，他的四个女儿至死都曾未想到与父亲湖州故里的卢家人联系过。

嫁给卢芹斋10年后，玛丽才知道了真相，十分愤怒的她，扬言要告自己的母亲，揭穿她这么多年的丑陋面具。而母亲更狠，她警告说，如果玛丽胆敢这么做，那就鱼死网破，四个女儿也得不到任何照养。

可怜的玛丽心灰意冷，她明白她什么也没有了。因为连生了四个女儿，丈夫根本不待见她，也从来没把女儿当自己的后代培养，更没有把家业传给她们的想法，所以她只能忍气吞声，继续待在这个”畸形”的家庭。他们三人就这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为此，玛丽后来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坏。

风流倜傥，而后又多金的卢芹斋，不仅与奥尔佳母女纠缠不清，他在纽约时还常和华裔女子艾琳娜出双入对，可惜都未能生个儿子出来。

1920年，发了财的卢芹斋，在他40岁之际，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就是在巴黎建造一座完全中式的建筑，用以展示和销售来自中国的珍宝。

于是，卢芹斋将位于蒙梭公园附近小广场街角处的一座公馆买下，那里可是富豪云集的巴黎8区，原公馆建造于拿破仑三世时期，地理位置十分适合做生意，离巴黎著名景点凯旋门仅一公里之遥，当然价格不菲，由此可见卢芹斋当时的经济实力。

这个公馆原有4个塔楼，卢芹斋打算把这4个塔楼改建成4个房间，分别让自己的4个女儿居住。同时决定把剩余空间改建成自己的古董展示厅。

但是这个想法在市政规划非常严格的巴黎几乎是不可能的。巴黎的建筑都有统一的风格，每幢房子的高矮、设计风格、材料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必须与周围建筑整体相协调。

卢芹斋第一次提出的改建计划没有获得批准。他没有气馁，几年后，在法国建筑师布洛克的协助下，再次提出了申请。不知道他使用了何种神通，巴黎市政府居然最终批准了他的计划。改建工程从1926年开始，仅用了2年时间，就把原来3层高的公馆改建成了5层的中式红楼，作为“卢吴古玩公司”的办公室及陈列厅，一至四层为中国古典风格，顶层为印度风格。 这应该是巴黎市内最正宗的一座中国式的建筑！被巴黎人称作“中国塔”，门口悬挂的，正是卢吴古玩公司的招牌。

这栋富丽堂皇，充满了东方神秘色调，楼内收藏了众多来自中国的文物，卢芹斋在这幢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中展卖他的绝世收藏，来红楼买古董的各国收藏家，虽然未能旅行到中国，却已经在卢芹斋的古董店里身临其境，感受到来自中国的艺术品魅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卢芹斋避难美国，这座备受瞩目的红楼被迫置于吉美博物馆的保护之下，其中的古董才得以免遭入侵者的席卷。但是卢芹斋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向吉美博物馆捐赠了部分藏品，以感谢其对红楼的庇护。其实，为了拓展关系，结交权贵，卢芹斋在此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捐献出不少文物给众多的欧美博物馆和政要们。

卢芹斋原本希望自己的四个女儿都嫁给中国人，好延续卢家血脉，但是事与愿违，四个女儿最后都嫁给了法国人。于是他只能希望他的女婿能够继承事业，至少是帮助他。

一次，他的小女儿征求父亲的意见：能不能嫁给一个法国人时，卢芹斋哀叹：“哦，又是法国人……”；但是，他发现这个法国人在绘画方面是专家，所以他答应了这门亲事。后来，他的小女儿曾经跟随任外交官的画家丈夫到中国居住过9年时间，对中国古董也略有了解。卢通过小女婿在北京买卖过不少古董、书画，但是没多久，女儿女婿离婚了，再也没了帮手。

1947年法国出台一项法律，规定外国人不能成为法国公司的经理，而卢芹斋和合伙人恰巧都是中国人。他叫来小女儿，让她接任他名下两家公司的经理，因为这个家中只有她真正见过中国。

1947年，卢芹斋搬到嘎纳养病居住，红楼古董店交给小女儿嘉妮(JANINE)来经营。

1948年，卢芹斋花费100万法郎，从上海收藏家谭敬手中买下了一批赝品，是他职业生涯中少有的走眼之举。

1948年7月29日，卢芹斋一笔买卖欲通过船运，从上海运到纽约，这是他前后准备了好几年的成果，有十七箱，342件文物，其中有不少国宝级的。那时的上海政治气氛异常紧张，有人告发了卢。政府没收了船上所有的东西，后来移交给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有一件春秋晚期的牲尊，如今成了该馆的镇馆之宝。

卢芹斋此番“翻船”损失巨大，卢芹斋在上海、北京分支机构里的所有工作人员，纷纷逃亡，否则一旦被捕就可能被处决；经历了1948年的重大损失后，卢芹斋明白，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中国了。

新中国成立后，古董出境受到严格管理，卢氏公司失去了货源，只有靠出售原有的库存古董和为客户订做中式家具维持。

1950年3月，卢芹斋在纽约发布声明：我已年过七十，经营中国古董达半个世纪……中国新政权在上海查封了我收购的大批文物，其中包括我至关重要的藏品，这令我意识到，我的古董生意已经山穷水尽，无以为继……因此，我不无遗憾地决定，从此退出古董交易这个行业。

1956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卢芹斋的合伙人叶叔重进行审判，法院认定：“从1927至1942年亲自经手收进各种珍贵文物达8000件之多，盗卖给美、英、法、日、瑞士等国的博物馆，价值700万人民币，仅销美国的即达300万元美金”。这只是卢吴公司贩卖文物的冰山一角。

卢芹斋在晚年的时候依然想落叶归根，但至死也没敢回国。1957年，卢芹斋终于走到了人生尽头，终年78岁，最终葬在巴黎西部小镇古何贝瓦其妻家族的墓地里。

虽然卢芹斋经常告诉法国的亲人、朋友们，他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富庶之家，但在中国已没有家人了，显然这些话是谎言，无疑想掩盖些什么；可是，卢芹斋每年都会偷偷向村子里的亲人寄2000美元。卢家兜的一个家庭至今还保留着一张汇款单，时间显示是1956年，那是他去世前一年；好多笔钱直到30年后的1986年，银行整理档案才被发现，联系了卢家兜的人。从这一方面讲，发了国难财的卢芹斋，还是时刻没忘记自己的家乡。

辛亥期间，卢芹斋像他的老东家张静江一样，也曾捐款资助过孙先生的事业。另外，在一段时间内，他每天在红楼免费资助中国留学生一顿午餐。抗战时期也为国内慷慨解囊，当时还曾被人称为爱国侨领，但这一切永远洗涮不了他作为文物走私者所犯下的罪过。

借助老东家张静江在国民政府中的影响，卢芹斋无视法令从中国偷运文物出境达40来年时间，他究竟贩卖了多少文物，估计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据中国古董界人士介绍，民国期间流失于海外的中国古董，约有一半是经过卢芹斋的手售出的。

仅举以下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家伙当年有多疯狂。

卢芹斋曾亲自在纽约举办的两次拍卖，出售中国文物2800余件。

在巴黎的一次展销中，他卖出青铜器、雕塑、玉器3000余件。

在法国、英、美等国的博物馆和收藏家里，处处都有经他之手卖出的文物，其中很多都是镇馆之宝。比如：昭陵二骏、睢阳五老图、北齐石雕、唐三彩骆驼……。

在如今拍卖市场上，经常可以看到有C.T.LOO字样出现的文物，价格还会高一些，不知这是意味着卢芹斋的文物鉴赏的诚信、品味，还是他贩卖文物历史的最直接罪证。

临死前，卢芹斋还在绝笔中为自己辩解：“我的确感到非常羞辱，因为我是使这些国宝流失的源头之一。但我唯一感到可以欣慰的是：这些文物没有一件不是在公开的市场上与其他买家竞标得到的，……”。

卢芹斋还曾说过:“如其他热爱艺术的人一样，我从事文物交易一直胸怀世界。与此同时，我深信艺术品是没有国界的，它们走遍全世界就像无声的大使一样，让世人了解并欣赏。同时因为中国的时局动荡，流失出去的文物反而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卢芹斋的文物走私，客观上使当时的国际社会见到了更多的中国文物，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研究中国文物的风潮，进而使国际社会更清晰地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但这不是卢芹斋的本愿和目的，他就是个地地道道、唯利是图的大文物贩子。

文物是我们中国先人智慧的结晶，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是一个民族的回忆，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卢芹斋靠贩卖祖宗文物发家致富，但他却给中国文化、考古、文物鉴定等方面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如今的巴黎红楼，依然矗立在闹市中，这座独树一帜的中式建筑，承载着卢芹斋的人生故事，见证那一段令国人不堪回首的文物流失海外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红楼建筑本身已经成为古董，它的一、二、五层和地下一层的一部分已被巴黎市政府列为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