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眼中的“宜昌保卫战

方雁北忆日机轰炸宜昌

从1938年1月至1940年6月，为摧毁宜昌人民的抵抗意志、阻断川江航运，日寇飞机开始对宜昌城市和长江上的船只狂轰滥炸，给宜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但宜昌人民愈炸愈勇，竭尽所能地支援了保卫宜昌和人员物资大转运。

据亲身经历日机对宜昌的一次狂炸的方雁北讲述，1939年5月8日，是我八年抗战经历中印象最深、感受最痛的日子。上世纪80年代任湖北省政协《湖北省文史资料》编辑的他，1939年5月9日写了一篇《五·八宜昌被炸巡礼记》，在《武汉日报》（宜昌）上发表，详细记载了那段生死经历：

这天上午8时左右，我刚回到市区，只听西面天际轰隆轰隆之声由远而近，渐渐逼近上空。我抬头一看，12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排成品字形，肆无忌惮地飞来……日机投弹之后，向东飞去。我到被炸的地方去看，只见公园附近一大片民房被炸光，熊熊之火尚在燃烧，未见有人伤亡……不料顷刻之间，西面又有敌机飞来，不是一组，而是三组，每组12架，共36架。当时的宜昌市区面积约摸10多平方公里，如果敌机投掷一枚炸弹，也会把整个宜昌毁于一旦。

敌机已飞临我的头上，见此情况紧急，我很快跑到二马路江边码头下面的一片沙滩上卧倒。不料4架敌机散开，对准沿江马路一带热闹地区俯冲下来，低飞投弹。顿时，马路上遭到大肆轰炸，不时有炸弹落在沙滩和江中，一时沙滩上飞沙走石，江中水柱冲天。飞起的沙石打破了我的头额和脸部，我不敢动弹，注视着敌机的动向。这时敌机分散，又绕市区低飞一周，然后继续轮番俯冲投弹，东门、北门、二马横路（状元红酒楼一带）、监狱、钟鼓楼关帝庙附近，几乎夷为平地。一阵狂炸刚过，我从江边走向市区中心，看到浓烟还在翻滚，到处是残垣断壁，有些被炸的皮肉飞粘在破墙碎瓦上，被烧成的焦尸一具具萎缩在砖渣之中，真是令人心寒，惨不忍睹。

为了较全面了解日机轰炸宜昌的暴行，我怀着愤怒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子巡视并目睹了几个主要被炸地区。正在这时，敌人的第三批飞机又来了，在上空盘旋一周后，即沿江向东飞去，在杨岔路江边美孚石油公司附近农村又丢了一阵炸弹。炸毁了不少农舍，死伤菜农也不少。

方雁北怀着悲愤的心情，连夜写就的这篇文章次日发表后，被宜昌县政府的一位督学看到。他对敌愤慨地写了一首诗：“拜读华章泪眼枯，寇机残暴果何如？伤心百姓空前劫，不灭倭奴誓不休！”

韦君宜忆抢运难童

1938年的宜昌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每天涌来如潮的难民、如山的物资。当时，由宜昌进川西上，因峡江内暗礁未除，急流险滩多，几乎所有的船只都必须在宜昌“换载”，所以，向西撤退的物资、难民都要在宜昌停留等船。宜昌的旅社、教堂、戏院、学校、医院等都住满了逃难的人群。

宜昌人民想尽办法，克服困难，优先接待难童。住宿紧张，让孩子们住校舍、教堂，当年的哀欧拿中学是他们主要落脚处。运输困难，民生公司规定对难童优先、免费或半费运送。第一艘满载难童的轮船从宜昌起运时，总经理卢作孚曾亲自到码头送行。这时，刚重建不久的宜昌地下党组织也遵照上级指示，派出得力的同志分几批上前线去抢救、运送难童。据当年在宜昌从事地下党活动的韦君宜同志（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回忆说：“1938年，我们在宜昌建党后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抢救难童。同志们到前线把那些在逃难中失去父母亲的小孩收集在一起，给他们洗澡、检查眼睛、治病、换衣，还组织他们念书。宜昌也成立了儿童保育院，把从武汉接来的孩子送往重庆。”

宜昌地下党领导的抗战剧团的同志还走上街头，为难童征募寒衣，缝补衣裤，教孩子们唱歌、学文化。据当时报载，1938年“八一三”周年大会，哀欧拿中学有1400名难童集会，愤怒声讨日寇暴行。从1938年到宜昌沦陷前夕，由于宜昌地下党的参加和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宜昌运接站，以及中华慈幼会、红万字会的共同努力，宜昌运接护送难童共1.5万多名，全部将他们分批送到了大后方。

1988年3月10日，北京召开了隆重纪念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大会，同一天几十名两鬓染霜的老人聚集在宜昌市强华里干休所。他们追忆“战时儿童保育院”的生活，同唱50多年前唱过的院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我们要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老家，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何平忆蔡继伦贪腐案

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固然与国民政府的战略误判和准备不足有关，但与抗战爆发以来在宜昌胡作非为的蔡继伦脱不了干系。他是宜昌的警备司令兼防空司令，平时不抓防空教育和预警，负责江防工程却质量低劣还大肆贪污，不仅祸害了宜昌，自己也落得个军法处决。

据宜昌抗战史料记载，1938年1月24日上午10时，日机12架首次轰炸宜昌时，蔡继伦打了一夜麻将，没及时发出空袭警报，致使日机直飞铁路坝机场，投弹数十枚，将一批刚从国外运到而正准备装配起用的飞机6架，几乎全部炸毁。市民不知躲避，还出来看热闹，致使炸死炸伤修飞机场地的民工200余人。

另据曾在《三户日报》供职的何平所写《1938年宜昌官场形形色色》记载：在抗日战争时期，凡是在宜昌生活过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蔡继伦其人的。他是湖北省某县人，旧军人，原是荆宜师管区司令，专搞征兵的。抗战爆发，加委为宜昌警备司令，又兼宜昌防空司令。此人形体魁梧高大，身穿“老虎皮”，肩佩中将衔的金板板，很有点“气派”。每次召开什么大会，总看到他高踞主席台上，总听到他洪钟似的吼声，真是煊赫一时，好不神气！当时在宜昌，只要蔡司令放个屁，谁敢说不香？可是后来，大约1943年，忽然在重庆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小新闻，原宜昌警备司令蔡继伦被处决！

原来，当战局吃紧时，宜昌沿江江防工程浩繁，这笔国防工程经费累累，而司令又生活糜烂，于是贪污了几十万银元。蒋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令押送重庆军法审讯，终于以枪决了结司令一生。据《民国军人八卦》记载，蔡当时在军事法庭上大吼：“江阴的国防工事用了几千万元，做的工事一攻就破。马当的国防工事也用了几千万元，只沉了几只未花钱的船，根本没做什么工事。我还做了不少工事，并且经过上级验收，怎么说我贪污呢？会计是独立的，我的会计是军政部会计长派的，假账是会计干的，我不能替他负责！”

据何平回忆，他当时在宜昌新闻界工作，所在的《三户日报》报头是蔡继伦题写的，董事长也是他，社长吴剑秋是他司令部的上校参谋处长。每次各界重要集会，何在采访新闻时总要见到蔡继伦这“庞然大物”，而对宜昌附近九个县的千千万万壮丁家属来说，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征兵抽丁的“活阎王”的。

杨伯震忆保卫宜昌之战 

日军进攻宜昌的战役打响后，因敌我武器装备悬殊、对日军意图估计不足、指挥失当等原因，导致在宜昌外围几乎没有发生大的战斗而失守。我们可以从当时参战老兵的回忆中，感受到他们的无奈和激愤。

杨伯震，曾是陆军第十八军通信兵营文书，他参加了1940年保卫宜昌的战役。据他在上世纪80年代回忆，1940年6月上旬，旧历端午将近，得悉宜昌战事吃紧，部队奉命从重庆乘民生公司专轮东下增援，参加了保卫宜昌的作战。

6月10日刚抵达桃坪，就被日军发现。大约上午7时左右，9架敌机来袭。他初入战境，开始有些紧张，待敌机几个来回后，觉其黔驴之技，不过如此，也就宽下心来，只是不能走动，甚感厌烦。敌机每隔半小时循环往复轰炸，直到黄昏，始无终影。与此同时，宜昌市区方向的前沿阵地，炮声已停，而机枪手榴弹声转急转密，老兵告诉他，两军距离已近，战争进入紧张阶段。这天是6月12日，宜昌市区已沦陷，但北郊镇镜山一线仍在酣战。

镇镜山属劲旅十八师阵地，师长罗广文。军部命令该师配合在宜昌近郊的十一师、一九九师收复宜昌。但日军占装备优势，在飞机、坦克掩护下，数度向十八师猛扑，战斗十分激烈，次日，情况恶化。他所在的军部当机立断，挺进前坪，军长彭善率特务营亲自督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步兵稍却，战局稳定下来，双方呈胶着状态。第二天军部推进到小溪塔，刚住一夜，日军大批援军赶到，战局急转直下。一九九师顽强阻敌，掩护军部撤至三游洞、姜家庙一带继续指挥战斗。

到三游洞不久，适逢连降大雨，山洪暴发，将各处电线冲断10余处，造成军部与在三斗坪的陈诚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中断联系20余小时，与在前方的十八师联络完全中断，使战局失控。虽全力组织抢修，但河水暴涨，损失了20多名电话兵及器材武器，也没有抢通。在小溪塔与宜昌城之间的十八师五十二团，与敌周旋数日，伤亡大半，弹尽粮绝，不得已下令强渡黄柏河向师部靠拢，结果200余名官兵葬身激流，无一生还。

军部在三游洞期间，相持月余，局势终未扭转，奉命撤至万县整训，军长彭善调离，由方天继任。不久，十一师师长方靖升任副军长，其缺由胡琏接任，十八师师长罗广文受记过处分，一九九师仍由宋瑞珂担任师长。方天接任后，提出“宜昌不复，本军之耻”的口号，作为全军的座右铭，每次周会必三呼口号，用以激励将士。知耻近乎勇，经过整训，厉兵秣马，两年之后，遂有鄂西石牌大捷之役。

周上璠忆反攻宜昌之战

1941年9月下旬，第六战区趁日军进攻长沙由宜昌抽走部分兵力之际，发动了反攻宜昌日军的会战，取得了战果，一度几乎攻入宜昌市区，差点迫使敌酋十三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自杀。

周上璠，抗战时期历任战区高参、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等职，曾亲身参加对侵占宜昌日军的攻防作战，解放前夕率部起义，后任湖南交通规划设计委员会主任。1984年，他对反攻宜昌之战是这么讲述的。

1941年9月，他由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时任高参）调到第二十六集团军司令部，襄助作战参谋业务。届时正筹划对占据宜昌日军的反攻。陈诚司令长官亲临前线，与周岩总司令合计在雾渡河（后又前进到岔路口）设立攻势作战前进指挥所。作战安排是以第七十五军在左、第三十二军在右突击宜昌北面敌阵；江防总兵力顺长江攻击宜昌西面；第九十四军一部攻宜昌南岸；第八军在宜昌东面鸦鹊岭一带，在第五战区配合下，发动攻势，牵制沙市、当阳日军对宜昌的增援。

我军在宜昌外围苦战10余日，到10月上旬，第三十二军收复南津关、小溪塔小河（黄柏河）西岸各据点，击毙敌百余人；第七十五军第六师、预四师分别收复叠叠坡、别家大山、张家场等地前方各据点。并令第十三师由分乡场挺进，突击宜昌市区东郊杨岔路，另一部插入市区近郊的茶庵子与东山寺之间，与敌展开激战。宜昌日寇濒临岌岌可危的动摇状态，日军因而动员空军增援，空运大量军队，并投射毒气弹。战况激烈紧张，互有大量伤亡。终因后勤运输不济，我军奉命撤退。日军也不敢出兵远追，不几个回合，我军安全撤回，调整前沿部署。除放弃杨岔路、东山收复据点外，仍逼近日军守护的小溪塔、南津关等地，并在收复的各个山头加固阵地，重兵把守。

这次攻击战结束后，陈诚司令长官在雾渡河召开作战会议。他被指派为大会秘书处长，部队营长以上、地方县长以上到会。在会议上，交流了作战经验，总结了经验教训，检讨了运输后勤得失，加强了军民合作，提振了胜利信心，强化了部队整训，并通过以上各项决议案。战后，我第七十五军在雾渡河、第三十二军之一四一师在黄花场，分别建立“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以志不忘抗日有功将士。

朱静波忆鄂西石牌保卫战

1943年5月，15万中国军队在鄂西与日寇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取得了石牌要塞保卫战的辉煌胜利。石牌一役歼敌7000余人，使日军无力再犯三峡，保卫了陪都重庆和大后方的安全。

朱静波，中共地下党员，抗战时期任国军三十二军一四一师参谋主任，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反攻宜昌和鄂西会战。上世纪80年代，他在文史资料中讲述了鄂西石牌战斗经历。

1943年5月，日军以击败我鄂西野战军，打通宜昌至下游的长江航线为目的，集中了三师团、十三师团、三十九师团，以及配属的许多独立部队，总兵力约10余万，集中于长江两岸的城陵矶、华容、藕池口、弥陀寺、董市、白洋、宜昌一带地区，向鄂西进犯。我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以第十、第二十九集团军固守安乡、公安、松滋、枝江、宜都之线阵地；以江防军固守宜都、宜昌西岸至石牌要塞之线阵地；以二十六集团军、三十三集团军固守宜昌西侧之三游洞至转斗湾间阵地。拟诱敌于渔洋关、石牌间，然后转移攻势，压迫敌人于长江西南岸而歼灭之。

会战于5月5日在华容附近打响，日军分头出击，向西进犯。江防军于5月17日与敌展开战斗，22日晚敌军攻占了渔洋关，并在长阳以东与我激战。24日晨步骑联合之敌千余人向一三九师七一七团在清江南岸的前进阵地进攻。25日至30日，我江防部队由长阳津洋口至红花套一线逐次抵抗，引敌深入，直至木桥溪、曹家畈、石牌，我预定之决战地带。

连日来，我军坚守石牌要塞之十八军和木桥溪与敌死拼的第五师屡挫敌锋。敌人虽在飞机配合下进行猛扑，但经我10余日的消耗战，敌人在石牌、偏岩等地伤亡甚重，已成强弩之末。经我两翼兵团之反击，31日夜敌不支东溃。此时，我空军和美国航空队出战，陆军在空军的配合下，士气更为振奋。一三九师与友军一起勇猛直追，切断撤退敌人的后方部队，并包围歼灭之。敌在仓皇溃退之中，沿途遗弃了大量尸体、伤兵和武器弹药，致使敌人惨败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