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昆笔下的鄂西会战

赵秀昆回忆说：“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我)直接以电话报告军令部，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喜出望外，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鄂西战役结局，国内外影响甚大，要注意宣传，你们速拟一战报，以电话直接报军令部，政府将对有功将领加以勋奖。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其中有：‘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其第3、第13、第34、第39、第58等6个师团为骨干，另加第14、第17独立旅团所编成之第11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碑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方天……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严令全体官兵团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干三百具……’，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干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

新闻媒介在当时进行宣传，或者还可以理解，明知其不实却作为史实，写成重要文件就很难使人理解了，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抗战胜利后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对此次战役是这样写的：“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ll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推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碑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围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由倔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十万之兵…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等等”

以下载自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的回忆录第九章—“鄂西大捷”和常德会战。

一九四三年五月中旬以来，在六、九两战区接合部及六战区正面，日军调动频繁，准备进攻，江防正面为了加防，调整部署，即以十八军（暂三十四师未参加）全力防守石牌要塞，以十一师防守石牌要塞外围并加强核心阵地防守，十八师由北岸调南岸，在十一师右侧布防，掩护石牌要塞。

五月下旬，日军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发起进攻，突破涣洋关阵地，使十八军阵地翼侧暴露，长官部以八十六军朱鼎卿三十二军宋肯堂各一部分兵力增援、反击，但收效甚微。二十五日起，日军开始向十八师阵地冲击，因飞机轰炸，加之炮火猛烈，该师伤亡很大，阵地逐次撤向大朱家坪西南地区，不仅危及军指挥所，石牌要塞形成孤立，虽外围阵地北斗冲经反复争夺，但仍阻止不住日军越过石碑要塞向三斗坪迂回的势头。此时四川境内已无机动兵力，重庆颇为震动，深恐日军乘虚直入四川，军委会及蒋介石命令十八军留下十一师，守石牌要塞，作为反攻的支撑点，其余全线后撒，在茅坪至野三关一线组织新的防线，计划调动兵力准备反攻。江防总部接到命令，一面下命令一面慌忙的向茅坪方向撤走了。我和方天也一面部署十一师如何坚守要塞，一面准备西撤，十一师师长胡琏在十八军一向以“勇将”著称，此时却表现畏怯，一日几次电话给我，希望我和军长方天考虑，理由是：“十一师是陈辞公（陈诚字辞修）的基础，这样牺牲是否值得？”言语本意，是想和十八师对调任务，他知道不可能后，又做出“与阵地共存亡”的姿态并写了“遗嘱”，将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包作一处，送交我准备交其家属。但事后得知，胡琏早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

十八师主力在三十一日拂晓通过军指挥所附近内三斗坪撤退中，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派人侦察，日军也乘夜撤回大桥边原阵地，方天喜出望外，江防总部正在撤退中，电讯不通，派人去追回。情况报到重庆，蒋介石得高兴，亲自指示林蔚（军令部次长）打电话给万天。大意说：“你们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内外影响都很大，要嘉奖有功将士，速拟一战报直接上报军令部，要大加宣传……”。我遂亲拟战报，用电话上报，经过军令部的加工，六月三日名报遂以 “鄂西大捷之经过”为标题，十分夸张的报导：“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其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十八等六个师团为骨干。另附以第十四、第十七独立旅团新编成之第十一军。向我鄂西之长江三峡进犯。其司令官且由汉口移驻宜昌指挥作战。自上月十八日起敌军向我鄂西开始进犯以来，连日战斗至为猛烈，我军仍以石牌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基地带，我统帅特颁手令（注：无其事）于要塞地带守备部队方天、胡琏、罗广文、赵秀昆、王元直、唐肇谟等诸将领。明示其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实为聚歼倭寇之唯一良机，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建树奇功，而各将领乃以愿与要塞共存亡，决不辱命，誓报党国之壮语呈复，故五日来敌屡以密集向我要塞决死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后，子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在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他要塞周围各阵地之积尸，此时均无暇统计。此为敌攻击要塞部队三十九、第三十四师团死伤之情形。……”

如此宣传，显然是为了鼓舞已经极为低落的民心土气。“惨胜”之后，孙连仲、方天、胡琏、罗广文都因此得的最高奖赏“青天白日”勋章。我和两个师参谋也得了“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实际上当时盟军已开始对日联合作战，且八路军和抗日民众对日军有力牵掣，日军已成强管之末，沿江山险路狭，限制了炮兵和机械化兵种行动。日军是无力深入的，所以作出姿态，是想早日结束战争，以军事手段达到诱降的目的。

鄂西战役后，十八军伤亡颇重，石牌要塞守备任务交与三十军，全军移三斗坪以西地区整顿。此时，军内人事又有较大调整，即方天调驻在滇缅边境五十四军军长，军长一职由罗广文升任，副军长遗缺，由十一师师长胡琏升任，罗广文私下对我说，准备保我接任十一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