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二二事变”是咋回事？何以让毛主席痛心疾首？

文：常棣tandy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时，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往洛阳。为实践自己关于“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的公开承诺，张学良于26日一到南京，就正式致函蒋介石，表示此次“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

一、西安事变谈判结果的公布及其后果

31日，张学良被交付南京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庭会审。张学良虽被判处10年徒刑，蒋介石仍十分恼火以至在日记中痛斥张：“可痛之至!”

既然事变是必要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张学良当然不认为自己结束事变是出于一种对错误的忏悔。恰恰相反，张学良在期待着，他相信他已经通过事变成功地改变了蒋介石的政策，希望看到蒋介石能够实践允诺，具体施行新政策。

在到南京的第二天，即27日晚上，他就当面要求蒋介石实现诺言，改组政府。他告诉杨虎城说，对在西安“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然而，事实上蒋介石对张的要求非常不快。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彼犹欲强余实行改组政府，毫无悔祸之心。”

对于蒋介石在西安的承诺，最担心蒋不践诺的还是西安万面。张学良送蒋走之后的第二天，杨虎城就找到周恩来，提出应该将蒋之承诺公之于众。

31日，南京政府判决张10年徒刑。周恩来为此将几次谈判中宋子文代蒋承诺的结果归纳为五条：

（1）停战撒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

(2)改组南京政府；

(3)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

(4)释放爱国领袖，保障民主；

(5)改变外交方针，联合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

但是，无论是杨虎城，还是这时尚在保安的中共中央，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上述5条做了增删。27日，西安《解放日报》公布的条件已成为6条，即将“停战撤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改为撒兵”、“停战”、“西北归张、杨主持”共3条，取消了“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保障民主”等内容，在改组政府和停止内战的条款内加入了“集中国力、一致对外、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的内容。

而毛泽东于28日公开发表的条件中，则没有“停战撤兵”及“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的内容，“改组南京政府”一项变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联合各党各派”一项变成了“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停止“剿共”的内容单独成为一条，即“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释放爱国领袖”项内，又增加了“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内容。

匆忙公布蒋介石所谓承诺的不利后果几乎立即就表现出来了。

在上海的潘汉年很快来电：宋子文曾专门告诉他，“蒋宋责备我们宣布西安协定无信义”。宋子文和宋美龄甚至为此大发脾气。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也很快来电批评中共中央，声称“不要老是叫喊蒋介石在西安做出了什么保证”。

因此，中共中央也很快意识到，自己过早地公开蒋介石的承诺，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它不仅不能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就范，而且强化了蒋介石必欲彻底解决西北问题的态度。

西安和保安刚一公布蒋介石的所谓承诺，蒋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谈话会，提出“不能令张学良再回西北”。这一建议虽然遭到宋子文的反对，但在29日，蒋介石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不准张学良再回陕北，而保其生命”。

与此同时，蒋决心不顾撤兵的承诺，“缓撤西北及潼关部队”。他明确提出：“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不惟国防失一根据，十年建设成绩毁于一旦，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陷于永劫不复矣!”

30日，蒋介石决定了处置张、杨的具体办法，但为安抚宋子文，仍去函表示，审判张学良乃必要之惩诫，新年一过，“三两日内必为办到特赦，并仍令其立功自救”，劝其“不必愤慨”。对此，宋子文也只好接受，但相信“君无戏言”，相信他说到做到。宋一边给蒋去函称“此项办法虽事前未蒙预示，而弟相信吾兄必能为之办到”，一边特地到张学良住处，向愤愤不平的张学良再度许愿。

殊不知，蒋其实不过是要把张学良的10年徒刑变为无限期软禁而已，丝毫没有“令其立功自救”的想法。不仅如此，蒋介石事实上已经确定了要彻底瓦解西北“三位一体”的方针。只是鉴于现实，不得不决定善后方案要“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罢了。

二、张学良的被扣与西安的军事准备

对于这一形势变化，中共和西安方面也开始渐渐地感觉到了。31日他们已经得到张学良从南京送来的亲笔信，知道南京形势十分复杂。随后，张学良被判刑、南京有意以王树常取代张学良、何应钦电示中央军秘密向陕西推进等消息陆续传来，西安的气氛很快紧张起来。

毛泽东一面去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同陈立夫接洽，从中调和；一面告诫周恩来等，速谋张、杨、我三军之团结，力保西安胜利的前提下，亦应做好以防不测的军事准备。

1937年1月3日，南京方面用电话通知西安杨虎城等，南京政府准备给杨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另以孙蔚如代理陕西省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要求东北军及第17路军将领发通电表示拥护。

4日南京方面再度用电话通知杨虎城：中央已决定派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驻陕，并要求东北军立即恢复西安事变以前的位置，17路军主力立即开回陕北。南京此举显然意在逐步控制西安及其东西大道，进而拆散西北“三位一体”，否定西北特殊地位。

这自然与张学良转达的蒋24日关于“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的承诺完全背道而驰，也与25日两宋保证的“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的条件不相符合。西安方面，特别是杨虎城和诸多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最为担心的就是蒋介石报复。南京如此善后，无疑使他们深感不安，必欲抵抗。

杨虎城在内部明确讲：“为自卫计，为贯彻主张计，誓必与之周旋到底。”他同时电告宋子文：“我兄前电曾谓汉公可于五日离京返陕，现此间一切亟待主持，汉公一日不返，则军民一日不安。”

1月4日是南京方面准备宣布对张学良子以特赦的日子。但就在这一天，西安方面却已经断定：“宁方今日如特赦，必留其在京，以促此间分化而便(于)用兵。“因此，周恩来、叶剑英、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当天不等南京的特赦消息，即开会详细讨论了作战问题，拟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他们估计：南京中央军正在调集25个师以上的兵力，组成14个纵队，准备向西北抗日联军(东北军、第17路军和红军)发动进攻，故西北抗日联军万不得已时应以一部箝制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集团，集中主力首先消灭由潼关西进之敌，制止其进攻。

会议并且决定，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组成秘密的三人团，以为领导核心(张学良未归时由何柱国或王以哲代)，张学良为总指挥，目前则根据张去南京前的手令，由杨虎城统一指挥。

1月4日以后，张学良回陕明显地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南京政府在这一天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方面批准特赦张学良所处10年徒刑，一方面又下令将张“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交军委会，实际上也就是由蒋介石处置了。

1月6日，西安方面已经得到南京关于整理陕甘军事的具体办法：

(1)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

(2)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

(3)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

(4)冯钦哉为27路军总指挥。

(5)杨虎城、于学忠自请处分，从宽处理，撤职留任，带罪图功。

(6)中央军万耀煌、樊崧甫、毛炳文、曾万钟各部及李默庵纵队分驻潼关、朝邑、渭南至西安，宝鸡至天水一带，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等部仍驻现地。

(7)第17路军及直属各警卫旅等，移驻正宁、旬邑、淳化、耀县、永寿、灵台、宁县、长武、邠县(今彬县)等地。孙蔚如师移驻甘泉、鄜县(今富县)、中部、宜君等县。冯钦哉部另编第27路军仍驻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韩城宜川等县原防。

(8)东北军一律恢复12月12日前之原位置，即全部驻防甘肃。

南京方面的这一处置进一步表明，蒋介石绝不打算将西北交给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不仅决心全面控制陕西及其贯穿陕甘两省主要交通线，将东北军置于甘北与中央军杂处，将第17路军置于陕北，使其夹在中央军与红军之间，并且再不准备让张学良回东北军。蒋介石明确告诉顾祝同，对杨虎城现在虽可暂取和平态度，但最终必须“根本解决”。

张学良注意到蒋介石和南京方面的强硬态度，为确保东北军自身的利益，对蒋介石决定将东北军调入甘肃的方案明确表示异议。他告诉负责监护他的戴笠：中央将东北军调往甘肃的办法事前未与他商量，西安方面闻此消息必发生战事，将来必有一半的力量归附共党，且中央令东北军恢复去年12月1日以前之防地，无异故意使之与红军打成一片。

在张学良的异议下，蒋介石又提出新的甲、乙两案。

甲案与前无太多变动，仍要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第17路军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或将陕西绥靖公署移设三原。关键是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要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可由第17路军驻扎。

乙案则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第17路军总指挥，第17路军全部调驻甘肃。

尽管周恩来等早就估计到张学良不会被释放，但张学良被公开宣布严加管束后，东北军将领以及杨虎城等仍旧十分震惊。这时，蒋介石明告西安方面：中央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不仅西安，整个陇海路均必须置中央管理之下。为此，南京军队大举西进，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而宋子文也致电杨虎城，表示对前所承担的幹旋事宜难有所为，不得不即告退出。所有这些都使西北方面对和平日益感到失望。

三、西北半独立状态的瓦解

西安事变之后，西北三方始终在设法保持西北半独立的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事变后一直强调要通过“三位一体”的政治军事联盟将西北控制在三方手中，造成西北半独立的局面。在得知南京方面不仅坚持不放张学良回来，而且还要在西安设立行营，不顾前诺，坚持要派大批中央军进驻西北、从根本上控制西北交通要道之后，中共中央明确反对。

它相信：“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中共中央确信：“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祝同)迎张(学良)。”中共方面这样一种态度，对西安其他两方自然有重要影响。

然而，东北军一向并不团结，张学良被扣，其内部的分化变得相当明显。除了已经公开倒向南京政府的部队以外，仍在东北军中的不少高级将领也都心存离意。肩负西安三方使命前往洛阳谈判的代表竟明确告诉顾祝同：东北军“对杨氏及赤匪均难信赖合作”，希望“另指驻防地点以便与共匪隔别”。

这时真正希望张学良回来的，除了王以哲等少数高级将领以外，还有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特别是原东北军同志会中那些最受张学良信任的激进的少壮派军官。他们，包括在前线的一批旅、团、营级的干部，多半情绪激昂，求战心切。但周恩来看得清楚，此时“十七路军士气不旺，战斗力弱”，“不能用于攻，尤怕飞机”，故“不能用之主要方面”：“东北军师团级将领情绪甚高，急愿一战”，士气甚旺，但“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且也是“能守不能攻”，野战能力不强。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东北军还是第17路军，对红军到来都极其欢迎，并抱以极大期望，以致“两方都有依赖红军心理，对万一西安不守，他们不愿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几万红军的责任就变得异常重大。

就在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关系日渐紧张的关键时刻，9日，蒋介石有电报给杨虎城，明确保证他将贯彻和平之宗旨，决不致有战争行动，且军事善后办法仍可与顾祝同详加商讨，要求杨虎城务必约束西北之部队，保持冷静态度，不做轻率表示。

鉴于南京政府在西安设行营和中央军驻陕的问题上不可能让步，周恩来建议：目前方针，似应力争和平，并在此基础上设法达到与南京方面共管陕甘之目的，承认主要由中央军控制西安和陇海路交通线，但努力限制其兵力，使实际控制权仍在我手。

但是西安方面坚持要求张回，张学良深恐因此发生冲突，故于19日直截了当地写信给杨虎城，告诫他：

“目下最要者，照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甘未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

与此同时，他深信必须要动员东北军将领单独行动，以免因杨虎城坚持己见对自己和东北军更加不利。他密嘱前来奉化转达西安方面意见的鲍文樾，要东北军将领传达他的命令，迅速照甲案在22-25日完成移动。

20日，西安方面再度面临重要关头。当天，杨虎城接到蒋介石的来函，发现蒋的态度已极不耐烦，声称25日12时以前务必照中央命令做出答复，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

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激起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激进年轻军官的强烈不满，杨虎城担心让步后西北被分化，也有战意。周恩来对此也左右为难。他告诉中共中央说：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之左派势力将铤而走险，而右倾者必将倒向蒋介石一边，如此我们将失尽同情者，亦无法掌握其军队。

如拒不接受，则只有打仗，打则只能胜不能败，然而胜的把握很少，各方响应者更少。一旦失败，东北军和第17路军仍将分化，到头来我们也只能得到少量军队而已。因此，权衡利弊，他相信目前最好在原则上接受蒋之甲案力争第17路军驻西安及东北咸阳以西，同时拖延时日，做好战斗准备。

四、西北善后问题

25日，杨虎城的特使米春霖等赴潼关谈判。顾祝同、陈诚、卫立煌同意：

(1)中央军暂留原阵地，西北联军先一天撤退后，中央军次日进驻西安至咸阳线；

(2)张学良出处问题在行营进驻西安前由蒋给予名义，否则行营进西安后，由顾祝同负责呈请解决；

(3)西兰公路咸阳至邠州道上东北军可驻3个团，西安可驻第17路军1个旅；

(4)陕南红军同时撤往陕北，接济问题暂由杨虎城负责；

(5)善后费600万元，暂发1个月薪饷余待蒋核准。

整个西安善后问题之解决，这时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了，这就是对蒋介石承诺的信任问题。西安三方面，不论是杨虎城、东北军，还是中共中央，这时担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现在答应了蒋介石，是否就能确保自身的安全，确保不再有战争，确保张学良真的能够获释。中共中央这时之所以一再表示要求蒋介石作出书面保证，也正是因为有上述担忧。

然而，蒋始终拒绝用书面的方式提出这种保证。迫不得已，中共中央只能根据观察和经验来判断这一切了。毛泽东这时再三要求潘汉年作出判断：“据你观察，蒋与南京是否确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此种诚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27日，张冲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确认关于防地，蒋介石承认可照中共中央与张、杨两部合并提案内所要求之地点，即延川、延长、肤施、县、庆阳、西峰一带及凉州以西划定。

给养问题，蒋介石答应与中央军同一待遇，以军队之多少决定军饷的数目。关于和平保障，解决后不再攻打红军，已由宋子文向中共代表直接声明，代表蒋负责保证。至此，西北善后大局已定。中共中央于1月27日晚作出决定：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对南京让步”。

然而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几乎一致强烈反对，非要南京对张学良回陕作出明确担保不可；而此前倾向于妥协的东北军将领，这时也变得犹豫畏缩起来，王以哲、鲍文樾称病不出，何柱国虽有意谈判，却无法做主，且部队根本不能掌握与此同时，杨虎城也担心继续妥协内部将更加动摇，更便利蒋介石采用分化政策。

27日，西安方面完全妥协，与南京最后达成和解。但西安城内以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为首的激进分子一起到周恩来住处请愿，强烈要求红军支持他们坚持释放张学良的条件。周恩来在29日又通过王以哲去做杨虎城的工作，并根据张闻天的提议暗示杨，如不顾和平，致战争发生，红军将不会参战。

五、二二事变与西北三位一体的彻底瓦解

既要与南京求得团结统一.又要继续保持西北三位一体，这已经变成一件两难的事情。而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一时间在东北军、第17路军的军官中间，都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

31日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牺牲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

2月2日，苗剑秋、孙鸣九、应德田等借抗日同志会的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事变上午发生，至中午时分周恩来已经得到了消息。他于下午1时致电毛泽东等，通报了当时得知的情况。电报称：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主和首领王以哲被枪杀，一些人并四处搜寻何柱国。

“二二”事变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3日凌晨，前线部队已经撒了下来，而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无法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17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在得知大批前线将士因王以哲被杀而群情激愤、必欲严惩同志会干部之后，孙鸣九等很快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二二”事变得巨大破坏性很快就显露出来了。2月3日，驻蒲的东北军骑兵第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向与潼关中央军接头，沈克师也引中央军到岐山、武功，57军缪澄流部向西安兴师问罪，扬言要消灭特务团，67军副军长吴克仁也扬言报复。

很快，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即被剖腹，曾经积极参与同志会并与红军联系密切的高福源被枪决，其属下4个团长被扣，1个营的士兵逃走，另外政训处跑散，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了，机要文件大部被烧毁，特务团及抗先队被迫远避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成员均大起恐慌。同时米春霖、谢珂在潼关不归，鲍文樾、马占山亦分裂东去，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无以为继了。

这种情况也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震惊。因为王以哲一年来与中共合作融洽，对西北三位一体局面的建立贡献显著，毛泽东怎么也不能想像自己的另外一些合作者会对王以哲下此毒手。更何况这一事件对西北统一战线造成的破坏是如此严重，自西安事变以来，共产党苦心孤诣地竭力维持的三位一体局面竟因此而一朝瓦解。

毛泽东因此非常气愤。尽管周恩来明确提议，还应继续赞助左派，同时设法缓和与右派的关系，毛泽东还是几次致电周恩来等，坚决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还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

即使从犯我们也不能收容。“二二”事变后，西安方面已再无人言战了。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3月初，根据东北军将领们的愿望，东北军放弃甲案，接受乙案，正式东调。不久，第17路军总指挥部亦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

张学良虽经蒋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也被批准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但事实上仍旧被严加管束，不得自由。西安事变两大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以及蒋介石当初的许诺，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