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内部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

来源：文史天地

古希腊历史上发生过两次重大战争：一次是公元前500至前449年的希波战争，另一次是公元前431至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一次战争是希腊人联合起来抗击波斯人的入侵，其事迹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后一次战争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交战，属于希腊城邦之间的内战。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至前396年）亲历这次战争，写下鸿篇巨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在开卷语中指出，从战争一开始他就着手写这部著作，因为他预见到这将是一次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战争，“这是希腊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

战争的爆发

古希腊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城邦，一个是位于阿提卡半岛的雅典，一个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

雅典早期与其他城邦一样实行贵族统治，公元前594年梭伦开始变革，初步建立民主政体；历经克利斯提尼、伯里克利的不断改革，雅典民主政治趋于成熟。与此同时，雅典经济文化日益繁荣，伯里克利时期达到鼎盛。斯巴达一直是军事强国，其政体为寡头政治，推行军国主义，斯巴达人（自幼接受严格训练）都是职业军人，境内希洛人（奴隶）主要从事农耕生产，遭受严酷管制，有时无故被虐杀。这两个强国在希腊世界建立各自的“朋友圈”，一个叫提洛同盟，一个叫伯罗奔尼撒同盟。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斗场景

修昔底德在著作中首先介绍希腊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随后切入战争正题。导致战争的最初指控是科林斯对雅典的指控。科林斯既是海上强国，也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重要成员。公元前435年科林斯与其殖民地科西拉发生争端，公元前433年雅典出兵援助科西拉，逼科林斯退兵。科林斯人指责雅典人，说他们帮助科西拉攻击科林斯，破坏了斯巴达与雅典两个联盟之间的休战协定。雅典人则回应说，我们没有发动战争，也没有破坏条约；因为科西拉人是我们的同盟者，所以我们援助他们。

接着，雅典又与伯罗奔尼撒同盟发生了争端。波提狄亚，既是科林斯的殖民地，又是雅典的同盟者。雅典与科林斯结怨后，担心科林斯煽动波提狄亚反叛，要求波提狄亚人拆除城墙、交送人质、驱逐担任执政官的科林斯人。然而，波提狄亚人不仅拒绝这些要求，并且反叛易帜。他们的反叛，确实受到科林斯人的鼓动，也得到斯巴达的支持。斯巴达表示：一旦雅典进攻波提狄亚，它便入侵雅典本土。科林斯派遣一支部队前来保护波提狄亚，雅典也出动重装步兵和海军前往平定叛乱，双方把休战协定抛在脑后，再次发生战斗。

波提狄亚被围之后，科林斯求助于伯罗奔尼撒同盟。斯巴达人主动邀请盟友到斯巴达集会就雅典的行为进行辩论，不少城邦代表纷纷谴责雅典，科林斯代表更是大吐苦水，指控雅典在科西拉和波提狄亚所采取的行动是横蛮侵略，它将危害整个希腊的自由。这次集会大多数代表倾向于一个意见：雅典既已实行侵略，应当马上宣战。至此，希腊两大同盟剑拔弩张，进入战前准备状态。

公元前431年3月的一个黑夜，底比斯军队侵袭普拉提亚，雅典派一支军队援助普拉提亚。普拉提亚事件发生后，斯巴达立即命令同盟者派出其国三分之二的兵力到地峡一带集合。军队集结完毕，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召集各国将军和重要人物开会并发表演说，进行战争动员。阿基达马斯派了一名使者去雅典,探询雅典看见大军压境，是不是有接受谈判的可能。但是雅典人拒不允许使者进城，因为根据伯里克里预先提出的一个法令，只要斯巴达军队进入地峡以北就不跟它做任何谈判。当使者离开之时，禁不住感叹：“今天是希腊大灾难降临之始！”随后，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率军侵入阿提卡，对雅典乡村恣意蹂躏，大批农民拥入雅典城。

战争的反思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大约30多岁，公元前424年他被推选为雅典的“十将军”之一，率领一支舰队驻扎在色雷斯附近的塔索斯岛。当斯巴达军队围攻安菲波里斯的时候，他接到该城守将的求援信息立刻率军增援，在他到达之前城池已沦陷。当局认为他贻误战机、且有通敌之嫌，就将他革职并放逐到色雷斯。此后的20年间，他虽然居住色雷斯，但始终关注战局的变化，注意收集和整理资料，并拟订写作计划。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修昔底德获得特赦，得以重返故乡雅典，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可惜，他的著作最后叙述到公元前411年冬季就突然中断了，现存的著作显然没有完稿。著作虽未完稿，但亦如断臂的维纳斯，仍不失为杰作，其最大亮点乃是试图揭示历史事件中的真正因果关系，并进行深刻的反思。

修昔底德没有把重大历史事件归因于某种偶然事件，而是力图探寻更为深刻的原因。表面上看，战争的起因是雅典的行为破坏了停战协定，对伯罗奔尼撒同盟采取了不正义行动。当时不少希腊城邦持有这种看法，因而在战争开始时倾向于同情斯巴达，认为斯巴达进攻雅典是替天行道，以惩罚其不正义行为，甚至德尔斐神庙的神示也支持斯巴达。但是，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战争的真正原因是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惶恐不安。斯巴达发动战争并试图摧毁雅典，主要是基于自己的忧虑，而不是由其盟邦对雅典的谴责而激发，科西拉事件、波提狄亚事件、普拉提亚事件只是借口或导火索而已。

雅典的日益强大何以引起斯巴达不安？随着民主政治逐渐成熟，雅典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公元前454年至前期449年，盟邦由135个增加到180个左右，海上霸权也得到确立。与此同时，雅典推行帝国主义，将提洛同盟转变成雅典帝国。同盟金库原设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并由同盟会议支配，公元前453年雅典将同盟金库转移到雅典的雅典娜神庙，篡夺了同盟金库的管理大权；雅典不再是自愿联合同盟的首领，转而成为帝国的领袖，以实力统治盟邦，那些盟邦则丧失其行动的自由而变成俯首听命的附庸。盟邦缴纳贡金，受雅典保护而免遭波斯和海盗的侵扰，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但它们也因丧失自主权而心怀不满。当时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存在两个党派，一个是代表工商市民利益的民主派，一个是代表土地所有者利益的贵族派，雅典支持各国的民主派，斯巴达支持各国的贵族派。斯巴达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首领短处甚多，但它并不依靠其实力确保领导权，在政治上它倾向于寡头政体，但它并没有想方设法把寡头政体强加于盟邦。雅典帝国的兴盛，随时会打破两大集团的均势平衡，自然引起斯巴达的担心。在斯巴达集会上科林斯人既指责雅典，也抱怨斯巴达，甚至威吓说如果斯巴达再无动于衷，他们便退出同盟。凡此种种，斯巴达作为“老大哥”帮小兄弟出头倒是理所当然。

雅典城邦（绘画）

战争初期，伯里克利审时度势，避免在陆地与骁勇善战的斯巴达重装步兵硬拼，调动强大的海军迂回出击。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互有胜负。战争的第一年结束，雅典为阵亡将士举行隆重的葬礼，伯里克利发表了著名演说，热情地赞颂雅典将士的英勇，讴歌雅典伟大与制度优越。不久，雅典爆发可怕的瘟疫，大量人口死亡，伯里克利也不幸染病逝世。继任者克里昂继续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公元前424年，他率军在斯法特克里亚岛附近的海战中取得了对斯巴达的重大胜利，但由于他提出过分的要求，丧失了达成和平协定的机会。后来雅典远征西西里，强大的海军惨败。经过20多年战争的消耗，雅典在军事和财政上濒于枯竭。公元前404年4月，斯巴达联军司令莱山德以胜利者姿态登陆雅典，标志着战争以雅典的全盘失败而告终。

瘟疫、西西里惨败和最终厄运，似乎是神对雅典人的傲慢与不正义的惩罚。但是，修昔底德并不把这场战争解释为神对雅典人的惩罚。瘟疫的爆发，主要是斯巴达进攻阿提卡，乡村农民被迫转移到城里，致使人口拥挤与卫生条件恶化。至于战争的失败，修昔底德则归因于雅典人民的错误和他们选择的领导人的失策，这是由于人民自身、各派和各派头领的自私自利而造成的错误。他们并不缺少力量、勇气和创造性，但他们失掉了团结一致、自我牺牲和组织纪律。斯巴达同盟获胜，不仅仅因为雅典人犯了错误，关键是其成员国同仇敌忾、齐心协力，“老大哥”斯巴达虽然行动迟缓、谋略笨拙，但很少犯决定性错误，更重要的是，它胜不骄败不馁。

陷阱的跨越

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雅典帝国崩溃，斯巴达成为大赢家。但是，对于整个希腊来说除了灾难一无所获。两个阵营自相残杀，两败俱伤。虽然斯巴达取得霸权地位，但整个希腊抵抗外部强敌的力量被严重削弱了，它的前途被城邦与城邦之间的仇隙弄得暗淡无光。此外，在战争中越闹越凶的城邦内派别之争，已发展到只讲报复而不知爱国的地步，这也使它的未来蒙上阴影。“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公元前339年，迅速崛起的马其顿帝国征服整个希腊，将各个城邦置于其强权统治之下，辉煌的古希腊从此走向衰落。

修昔底德认为自己的著作是“一切时代的财富”。的确，他所记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于后世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如今他的论断“导致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被一位哈佛教授称为“修昔底德陷阱”，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概括。时至今日，中国的崛起引起美国的恐惧，这是不争的事实。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共处一个世界，构成命运共同体。假如中美两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进而爆发战争，对于双方乃至全世界将是毁灭性的灾难。所以，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都必须审慎行事，力图跨越“陷阱”，规避战争风险。

回到修昔底德文本的语境，对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仍有启示意义。斯巴达之所以对雅典势力的增长感到恐惧，是因为雅典人及其领导者雄心勃勃，热衷于缔造伟大而高尚的帝国，这个雄心源于他们对自身政制的自信。然而，他们的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不明智的。雅典的政治文明固然走在希腊世界前列，但如修昔底德所说：“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伯里克利这样的贤明领袖都不免奉行帝国主义，志大才疏者对宏大目标的渴望更容易将国家引入歧途。再者，雅典民主在实践中往往出现“民众的盲目与混乱”、“无政府状态”和“内部激烈党争”等问题。假如雅典人能够正视自身问题与不足，而不以强硬手段介入他国争端，就不至于让斯巴达焦虑不安。

较之雅典，斯巴达有更多缺陷，它黩武好战，对国内奴隶极其残暴，而且其制度也逐渐腐化变质。尽管取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但一个迟缓、保守、刻板的斯巴达，难以胜任希腊世界的领袖，其霸权维持几十年就终结了。

希腊城邦当时存在两种政体，一种是寡头政体，一种是民主政体；两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混合政体才是最好的。无论什么政体，都是各国历史与国情所决定的。雅典与斯巴达作为两种政体的代表，如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就可能共同进步、长治久安、实现双赢。否则，就必然落入“陷阱”，最终难逃两败俱伤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