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黄维收到贵州一封来信，立即向统战部反映：这个人应受照顾

文：明若卿兮历史

图|黄维晚年

黄维的女儿黄慧南曾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提到过这样一个细节。

1979年12月的一天，黄维跟随全国政协组织的考察团到南方去，当走到上海时，一向沉默的黄维却突然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要去罗店看一看，在视察团休息的那一天，给我派辆车，有一个领路人，我一个人单独过去。”

老实说，黄维一开始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着实让陪同的工作人员紧张了不少，或许是担心黄维年龄太大，也或许是担心黄维可能触景生情想不开，总而言之，就是这样一个要求，工作人员后来几经商讨，又请示了上级，才最终同意。

因为黄维时一个人去的罗店，大家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据黄慧南回忆称，黄维那天从罗店回来以后很兴奋，还兴致勃勃的跟她说起了这次在罗店的种种见闻。

尽管已经是时隔多年，但是经历过抗战年代的一些罗店老人依然还在，他们对当年曾在这里率军抵抗日寇的黄维还有印象，一个个走过来拉着他的手不停的问东问西，谈到了当年淞沪会战，上海失守的种种经过，有不少的老人满怀感慨的对黄维说：

“当年不怪你们，知道你们尽力了。”

一听这句话，黄维的内心很是激动。

对于黄维而言，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事，就是参加了抗战，与日寇搏杀……

“淞沪会战是父亲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

黄维早年的军事生涯十分顺利，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黄埔军校。

随着接触信息的广泛，大多数人对黄维这段经历其实已经不太陌生，当年引导黄维报考黄埔军校的是方志敏，那时黄维还不知道，方志敏其实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更让黄维不知道的是，自己之所以能投考黄埔军校，是方志敏找到了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地下负责任赵醒侬，由他做的介绍人。

图|黄埔军校时期的黄维

但很少有人知道，黄维在上海参加黄埔军校招生考试，而当时负责黄埔军校上海考区招生的，还有毛主席。

黄维时隔多年以后也曾回忆起这一过程：

“当时我与方志敏大哥、同乡桂永清等来到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考，接待我们的便是年轻的毛泽东主席，这么说来我算是很早就认识主席了。”所以说早期的国共，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总而言之，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双方的倡导之下，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学生，确实是抱着革命来到的这个地方，那时的黄埔，的确是“革命的黄埔”。

一直到1927年4月12日以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大革命的破裂，而黄埔军校也成为了蒋介石培养嫡系的地方。

尽管黄埔一期接触的仅仅只是最简单的教育，前后学制不过半年，但黄埔一期涌现出的人才，无疑很多。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国共双方的主要将领。

两次东征、北伐战争，黄维表现都很出色，也顺利获得了提拔。

1927年，黄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团长。

需要考证的是，这里的这个第九军，应该不是原隶属于湖南常德黔军第一师改编来的，也不是隶属于金汉鼎的第九军（两支部队后来都被取消番号了），黄维真正隶属的，应该是建于1927年9月，由第一军第三师、第十四师、第二十一师合编成的第九军，顾祝同任军长，卫立煌任副军长。

图|黄维与妻子蔡若曙结婚照

可前后也只有一年的时间，黄维就被调到了11师继续任团长。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时黄维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土木系的门槛。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取消集团军的编制，缩编军队，原十七军缩编为11师，原军长曹万顺任师长，陈诚任副师长。

陈诚为了彻底掌控这支部队，调来了大量的黄埔毕业生，充实11师的中下级军官行列，硬生生地把曹万顺从师长位子上挤走了。

黄维在11师当了也差不多只有一年团长，被送到陆大深造，1932年黄维回到11师，受到陈诚格外赏识，那时的11师已经扩编为十八军（后来的五大主力），经陈诚保举，黄维出任了31旅旅长，就此成为了土木系一员重要干将。

土地革命时期，黄维几番率部与红军作战，也逐渐得到了提拔，到1933年7月就任11师师长。后来又任十八军67师师长，十八军军长。

1937年2月，黄维赴德国留学，仅半年，淞沪会战爆发，黄维被紧急调回国，送往前线参战。

图|黄维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尽管这场作战是由中国军队为争取在日本援军到来之前，主动发起的驻沪日军作战，争取战场优势，但战斗开始以后，中日双方巨大的国力以及军事实力的差距，使得战争一开始就陷入胶着状态。

对驻沪日军作战不利的情况下，日军在8月22日又派出增援部队在狮子林、吴淞口登陆上岸，一面从黄浦江攻击前进，解救被围困的日军，另一面沿着吴淞、宝山、罗店、浏河之线攻击推进。

因为日军炮火力量上占有优势，十八军11师彭善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趁敌人立足未稳之际，夺取了罗店。

罗店之战就此展开。

尽管罗店是一个方圆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地方，但战略位置险要，是通往宝山、上海市区的交通枢纽，不容有失。

十八军在投入战斗后，连续奋战中，出现了巨大的伤亡，1937年8月25日，67师201旅蔡炳炎旅长在前沿指挥作战时，被敌子弹击中胸口壮烈牺牲，67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身负重伤。

就在这时，匆忙从德国归国的黄维接替了李树森，出任67师师长。

黄维指挥67师作战，在日寇猛烈炮火下，坚守一个星期，打到最后，麾下3个团长中一人阵亡两人重伤，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尽管战后有人批评黄维这一战指挥死板，以至于伤亡惨重，但不可否认的是，黄维在罗店与日军交手，确实是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整个罗店之战，仅仅十八军就伤亡了1.2万人，战后整编，67师还活着的人连一个整团都凑不齐，而后期投入作战的74军也伤亡了4000多人。但他们的付出并不是没有价值，日军第十一师团是一个甲种师团，战斗力强横，经此一战伤亡6000有余，后来基本上退出了中国，被迫退出了整个二战。

图|淞沪会战要图

日军战史后来也称：

“和我们交战过的中国军队中，第18军是装备、素质、士气最为优良的。”

潜移默化的改变

一直以来，黄维始终是顽固不化的代表，到1975年特赦时也是如此。

事实上不然，尽管黄维对于蒋介石、陈诚等人仍怀有深厚的情感，但他的思想观念在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

刚到功德林时，黄维身患五种结核病，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积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这个情况后来被周总理知道后，立即批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好，国家不仅批示了为数不多的外汇，专门到香港为黄维、杜聿明这些人去买药，还在他们生病期间，每日供应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猪肉。

尽管黄维始终没说什么话，但他心里还是很受触动的。

黄慧南记得父亲曾这样说过：

“我黄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经济力量毕竟有限，即使典当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医治10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共产党对于像我黄维这样的一个战犯如此照顾，图的是什么呢？这样，我的思想才有点转变了。”

图|黄维

1975年特赦前一个月，黄维心绞痛发作，那时黄维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到上级指示后，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好。

黄维被紧急送到了东北一家最好的医院治疗，针对黄维的病情，国务院作出了专门的批示，并要求公安部作出保证，一定要保证黄维在特赦前的生命安全。

整个治疗期间，公安部派出专门派来两名工作人员，代表国务院检查治病情况，医院也专门派出了一个护理小组看护，并叮嘱黄维：

“马上要特赦了，一定要活着出去。”

在众人竭尽全力救治下，黄维奇迹般地转危为安。

面对种种，黄维完全不动情，几乎是不可能的。

随着管理所组织战犯到全国各地去，亲眼见到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黄维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

事实上从1956年开始，每隔一两年就会组织战犯们到全国各地参观，令黄维非常有印象的是1957年在长春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亲眼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生产的“解放牌”轿车。随行的杜聿明一兴奋，竟然自己钻进驾驶室，开着车跑了几百米。

图|1975年黄维被特赦

“过去我们中国土地上跑的汽车，无论大小，都是外国货，万国牌汽车，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人自己生产的“解放牌”汽车，那是很有感触的。我们这一大群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过去哪一个没有汽车？可是这个时候一个个就好像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汽车是什么样似的，都涌上前去，东瞧瞧，西摸摸，上下左右打量着，称赞不已。”

尽管黄维仍然有许多旧的思维习惯，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做出了改变。

希望抗战能够得到承认

黄慧南说起父亲黄维晚年的一个愿望时曾谈道：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承认，这其中包括他参加的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

1984年的一天，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黄维收到了贵州的一封来信。信是一个叫周廷烈的人写来的。

就在黄维一头雾水的时候，看完信后，却让他的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触动。

图|黄维晚年全家合影

周廷烈是贵州平塘县人，1936年考入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939年毕业后投入抗战，曾被分配到国民党军54军十四师四十二团一营一连上尉连长，而当时54军军长不是别人，正是黄维。

不过，54军后来被划归到中国远征军战斗序列，开赴缅甸，在滇缅前线作战时，被选中送到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曾在参加过欧洲战场上对德空军作战，太平洋战场上对日空战，抗战末期担任陈纳德飞虎队的上校领航员。

解放后，周廷烈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留在了老家贵州。

因为过去有在国民党军中服役的经历，周廷烈在建国后日子过得并不好，也遭遇过许多的冲击，几个子女也都流落他乡。

周廷烈迫不得已，装聋作哑27年。

1984年6月16日，中国共产中央委员会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

8月16日，在老家的周廷烈看到《团结报》上刊载的这一则消息后，激动的热泪盈眶，立即揣着报纸来到平塘县县委统战部办公室。

多年不说话的周廷烈，实在是已经不太习惯说话的感觉，尽管如此，周廷烈还是清晰明了的阐述了个事实。

“我叫周廷烈，原系美空军陈纳德飞虎队上校飞行员。”

图|1986年在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沈醉与文强合影

1984年9月，周廷烈在报纸上看到黄维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后，知道黄维为人刚直，就试着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情况。

黄维接到周廷烈的来信后，立即给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写信：

“周廷烈原系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十四师四十二团一营一连见习军官，他所述在五十四军服役和被送美国受飞行员训练，尚符合历史事实……周一直在美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所部服役，历经对日、德作战，著有功勋，立功是可信的。对像周这样一个传奇式的幸存者所处的情况应有所关怀，建议对周廷烈应按照政策给予安排生活出路，并尽可能安排为所在县政协委员，以示党和政府不遗忘对敌空战中作战的领航员曾做出过的贡献，实事求是解决。”

198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经过调查后，专门给贵州省委统战部发了文，并在文中称：

“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参加者和幸存者。”

1986年，周廷烈被安排为平塘县政协委员，1987年，周廷烈担任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享受国家干部18级的待遇。

尽管黄维外表看起来十分严肃认真，但他女儿黄慧南却认为，父亲略显刻板的外表下，有着一颗温柔的心。

图|黄维晚年

黄维在两岸关系发生转变以后，与当年的一些老战友取得了联系，虽然是时隔多年不见，但黄维对这些老战友、老部下依然有着深厚的情感。事实上不仅仅是周廷烈，黄维后来还陆陆续续收到了许多当年一些老部下寄来的信，特别是其中有一些境况特别不好的人，黄维都会想办法为这些人开证明，寄钱、寄粮票，尽一切可能的去帮助这些人。

除此以外，黄维还给战死的旧部修墓地、寄送抚恤金。

对于黄维这个人，不能够以偏概全，尽管他过去或许有过错，但他在抗战时也确确实实是有功的。

黄维几次曾和家人聊起抗战时期的经历，特别是在罗店与日军交手。

“当时仗打得很辛苦，战况惨烈，飞机轰炸、黄浦江上军舰轰炸，他说‘大炮一轰炸下来，轰轰的，所有的士兵都炸聋了，指挥都听不见。’挖战壕时，上海那个地方，挖半人身就有地下水。战壕里灌满了水，战士和军官都站在水里，水里有蚂蝗，腿上都是蚂蝗往肉里钻吸血。”

尽管战斗很是激烈，但黄维仍然多次亲临一线阵地，一般军官也只有晚上才能到前沿去，只有黄维不仅在前沿侦查，还亲自教一线阵地将士如何躲避日军枪炮。

因为是抗战将领，日寇后来路过黄维的老家江西贵溪，进行了烧杀报复。

图|黄慧南

2010年，黄慧南曾回老家贵溪，发现家里的祖屋早在战争年代就全给烧光了，老家人想要给他们家盖故居，但是一点老的东西也搜罗不起来了。

黄维的晚年，始终想再为两岸关系做点什么事情。

他在给老朋友的信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黄维晚年几次到香港去，并与台湾许多老战友取得了联系，1989年台湾邀请黄维去访问，黄维列了一个准备探访的名单，还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还想去看看陈诚的夫人谭祥，然而在出发前，黄维赶到身体不适，不幸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幸运的是，黄慧南在2005年的时候，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黄慧南代替父亲领取了纪念勋章，她把这枚勋章带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放在了父亲的坟前。

“他如果能知道这一切，一定会非常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