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一个将军的“改造”

作者：周海滨

　　——女儿黄慧南讲述父亲生平

改造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给出的答案是27年。

在这27年里，黄维将军如何被改造的?他为何拒绝被改造?作为最后一批战犯释放后，黄维真的是如外界所言，至死都想去台湾?

在黄维将军逝世21周年后，2010年9月29日，黄维将军之女黄慧南讲述父亲的改造岁月和晚年生活。

在黄慧南家中，我们一起听黄维将军在1980年代的对台广播。在这个需要仔细聆听的嗓音中，黄维回顾了作为战犯的27年。他对国民党不想背叛，对共产党不想离弃，但又始终想保持独立的人格。

作为父亲的黄维，在这个从出生之时便从未谋面的女儿那里，曾经没有占据位置，但是女儿却强烈的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强烈的“在乎”。而对黄维“在乎”的人，是他执著的妻子蔡若曙。令人唏嘘的是，蔡若曙27年的渴盼和等待，终于迎来了丈夫，但是团聚仅一年之后，蔡若曙黯然投护城河离开了人世。

上海，17岁的我第一次见到父亲

“父亲”突然出现在黄慧南面前，那是在1965年。高二学生黄慧南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突然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

“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

“我不去!”黄慧南的回答出乎教导主任的意料。35年后回忆起“父亲”的来临时，黄慧南感觉“这个人与我是不搭界的，我一点都不想去见”。

17岁的黄慧南在生活中并不缺少父亲，也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个单亲孩子。

父亲的温暖来自姨夫黄崇武，他是上海五十三中的教师。黄崇武的父亲黄梅兴，与黄维、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的同窗，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次日殉国，是中国抗日战场第一位阵亡的高级将领。“黄梅兴殉国后，黄埔的老同学对黄崇武很照顾，他与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等人都非常熟。姨妈是1924年出生的，比我妈小8岁，她一直在我妈身边生活、上学。姨夫和姨妈也是这么认识结婚的。”

父亲被俘后，黄慧南一直与妈妈、外婆、姨妈、姨夫生活在一起。“姨妈先是在北京中科院情报所工作，后调回上海和姨夫在同一所学校教书。我喊姨夫‘爸爸’，姨妈‘妈妈’，用上海话喊妈妈‘姆妈’。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怀疑姨夫不是我的父亲，他们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我没有觉得有一点奇怪的地方。”

当知道有个父亲等待黄慧南去见面的时候，一种不搭界的情绪笼罩着她，她很坚决，不愿意去就是不愿意去。但是，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姨夫也在劝说。

“当时妈妈已经去了在北京的姐姐家”，黄慧南跟着姨夫来到了上海锦江饭店。在这个豪华的饭店里，黄维住的是一个单间。

一见到父亲，黄慧南很心平气和地喊了声“爸爸”，父亲的高兴至今让她记忆犹新，这个老人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个惟一从来没见过面的孩子，然后找些话题与女儿聊天。比如，现在在哪上学、读高几、生活怎么样，以后准备学什么等等。“我说，以后想学医。父亲并没有反对。”

黄慧南看到眼前的父亲，心里想“也没那么害怕”。她解释说：“本来以为爸爸的形象很狰狞，他被说成放毒气的杀人魔王。我看到他觉得这个老人挺和蔼的，不是那样的人。”

这对父女的谈话并不是在私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爸爸等一批战犯被组织到各地参观，乘专列先到的杭州，然后到上海。安排与家属见面也是改造的手段之一，我们聊天时还有穿便衣的陪同人员在旁边做记录。”

61岁的黄维刚从杭州到上海，他就兴致勃勃地向女儿讲述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对杭州的建设赞不绝口。“组织参观非常的有效，他也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思想开始有所转变。”后来，黄维说：“国民党以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共产党做了，而且做得更好。”

“我们和父亲聊了很久，一起吃了顿午饭。”但是，眼前的这个老人还是让黄慧南感到十分陌生，她甚至不关心他在上海要待几天。黄慧南这时并不知道父亲离开自己时，母亲还在怀孕中。那是1948年夏天，黄维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大女儿正在庐山避暑，突然接到命令，要立即下山赶回武汉。于是，黄维告别了怀有九个月身孕的妻子和三个儿女。黄维不会想到，他再次回家的路要走27年。

　　“徐蚌会战”，传来父亲阵亡消息

在武汉，黄维筹办了新制军官学校并任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这个学校是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而成立的，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建校，培养国民党陆海空三军高级军官。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在首都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打乱了黄维的计划。国防部决定对军队进行全面调整和编配，组建若干个兵团，以兵团为基本作战单位，集中兵力固守战略要地。1948年9月，蒋介石组建十二兵团，并让黄维担任司令，但黄维办军校正渐入佳境，“他不想干，但这是蒋介石的命令，听说蒋介石甚至要拿起拐杖打他”。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陈诚，都由不得黄维不愿意，作为陈诚土木系的重要将领，黄维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几乎一直在陈诚第十八军任旅长、师长、军长，深得陈诚信任，在此用人之际黄维自然难以推脱重任。

但是，十二兵团的主力部队是原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八军, 该军兵力已相当于一个兵团。第十八军军长胡琏同时兼任整编十一师师长的职务。胡琏认为兵团司令官非己莫属。然而第十八军归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由于桂系与中央军的矛盾众人皆知, 第十八军长胡琏自然难当此重任。在陈诚和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推荐下，久离军队的黄维在各方博弈下出任十二兵团司令官。被任命为副司令胡琏，一怒之下便以父亲病重为由离开了部队。

就这样，黄维只好答应去就任。他在南京觐见蒋介石时说：“校长，等打完这一仗，我还想回去办军校!”蒋介石应允了这位得意门生的要求。

10月底，在汉口组建完成的十二兵团转移至河南确山、驻马店等地集结待命。部队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之际，解放军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2月15日，第十二兵团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整个兵团彻底覆灭。

在丈夫离开半年后，蔡若曙等到的却是黄维在“徐蚌会战”中阵亡的消息。“那个时候妈妈很着急，听说爸爸战死了，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比黄慧南大十多岁的黄敏南曾回忆说。

黄维被俘后，国民政府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眼看事已成定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大潮汹涌，蔡若曙1948年底带着襁褓之中的小女儿黄慧南和三个并未成年的儿女去了台湾。

几个月后，蔡若曙偷偷回了一次大陆。凭着直觉，她一直不相信丈夫会死，所以一直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终于，蔡若曙得知黄维没有死，而是被俘了。

至于当年为何被俘，黄慧南一直没有去主动问父亲，但是随着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渐多，当年的一些细节也渐渐清晰了起来：

1948年11月25日, 黄维兵团被合围于宿县附近的双堆集。11月27日，在黄维突围当天，中共地下党员八十五军一一○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并反戈一击，打乱了黄维的突围计划。廖运周后来回忆：“我向他(黄维)建议‘4个师齐头并进不如用3个师好, 把十八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作预备队, 可以随时策应。’黄维见我敢于挑担，又替他着想，很是高兴。对我进行了一番赞扬，连声说‘好同学, 好同志，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要’。他还让兵团副参谋长韦镇福通知空军调飞机配合我们行动。”

12月1日，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胡琏抵达双堆集，12月7日，胡琏赴南京求援。蒋介石在官邸宴请胡琏和宋希濂，并放映电影《文天祥》。随后，胡琏带回消息“自行突围”。12月10日晚，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部投降。12月15日晚，黄维下令突围。黄维与两个副司令官胡琏、吴绍周分乘三辆坦克, 跟着突围。吴绍周放弃乘坐坦克，在兵团部附近坐以待俘。黄、胡两人也知道此次突围凶多吉少, 带了大包安眠药, 准备情况紧急时服药自杀。陈诚之子陈履安曾告诉黄慧南：“胡琏把一辆最新型号的坦克给了黄维，没想到这辆经过改造的坦克出了故障，胡琏坐着旧坦克反而没事，跑了出来”。

姨妈也曾告诉黄慧南，当时很多士兵趴在坦克上想一起逃命。一般情况下，阻挡长官行动都会被枪杀的，但是黄维没有下手，最终爬满了人的坦克因为超重而失灵。

　　功德林监狱，父亲顽固抵抗“改造”

胡琏突出重围后，遇到了第十八军未被包围的骑兵，先逃到蚌埠, 后去了南京，开始了与黄维完全不同的人生。黄维在南平集附近的周庄被俘。从被俘起的第一天开始，黄维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

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八十五军的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信，请各人签名，只有黄维不签。

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采访黄维：“你为什么不早些投降。”

黄维把桌子一拍, 大吼起来：“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 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

这仿佛预示着改造黄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事实也是这样：黄维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在这里被张作霖杀害。初到功德林时，黄维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君子不事二主”，与管教人员坚决对立。管教人员曾撰写回忆文章说：他认为自己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抗战胜利时共产党也尊称蒋先生是人民领袖，失败了就骂他是独裁者。”

有回忆说，在学习中，黄维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蒋军抢夺胜利果实占领根据地时，他说国军是当时合法政府治下的正规军队，只要在中国的领土内，去哪里都是合法的，阻挠军队进驻就是叛乱”。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还大肆讥讽挖苦。他对监狱睡觉不许关灯的规定也非常不满，大骂没有人性。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既有国民党战犯也有日本战犯，日本战犯享受不用劳动优待。黄维就大骂：“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对于父亲的这些过激言论，黄慧南说，“以前没有问过，不知道父亲是不是这样说过，但是父亲是个不服输的性格。”(黄老师，这里要展开几句，昨天忘记了)

有同期战犯回忆说，在战犯管理所，黄维走路始终挺着腰杆，将军风范丝毫不失。他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要读一些指定的学习书，并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而黄维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他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所以黄维在战犯和管理人员眼里是“拒绝改造”的典型。

1952年的一次学习中，学习组长董益三宣读材料说：“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所有的银行，将全国人民的财产盘剥到自己手里时”，黄维回应说：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又受到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全国人民的财产都到毛泽东一家的手里了。为此，战犯们群情激奋，黄维又口不饶人，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黄维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后来，董益三和父亲都在政协工作，他们有时候会坐同一辆车回来，父亲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父亲也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

44岁的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斗争”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家人在外面急切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在这期间，蔡若曙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住了两年的台湾，在香港住了一年后，回到大陆定居上海。“在工作之前，我妈因为字写得很漂亮，经常去街道、居委会帮忙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几个月之后，妈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虽然是特殊的身份但还是通过了政审。”黄慧南相信，母亲执意悄悄会大陆那次，应该就和大陆这边建立了某种联系，并获得大陆方面的承诺，于是她便铁了心要等父亲回来。

在上海，虽然身为战犯家属，蔡若曙的工作还算如意，大女儿黄敏南报考复旦大学，校方报到总理那也顺利获批入了学。虽然是租房子居住，但是街道对这家突然来的外乡人没有敌意，母亲也经常到街道去帮忙，协助分发物品的登记等。“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是个中学生，她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父亲对母亲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能在上海买房子。所以在上海我们没有房产。”

在上海图书馆工作8年后，蔡若曙因身体不适无法继续工作，当时规定满10年才能算退休，“上图工作人员非常尽力，问我妈妈在解放前工作没有，我妈妈解放前在学校工作过，算是凑够了十年，办了退休”。

在上海，黄慧南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与姐姐上大学的曲折一样，在高中入学时，她报考的复旦附中不敢收，但是握着档案又舍不得放，幸亏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北郊中学女校长朱瑞珠相助，才入了北郊中学。

　　第一批特赦，父亲缺席名单母亲病倒了

八年后的1956年，蔡若曙获准与长女黄敏南一起去监狱看望丈夫。

黄敏南在凤凰卫视回忆说：觉得他(父亲)还是没变，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只是老了。父亲年轻的时候还是挺英俊、挺帅的，到那个时候他的精神状态还是保持原来的，他走路还是挺着腰杆，但是他很衰弱。在那种场合下，我当时很想哭，但是他是战犯，所以我觉得我又应该站稳立场，我就劝他要好好改造，我妈妈也主要是劝他好好改造，就是说你为家里人想想，你也应该有所变化，那不一定是说违心之言，但是你起码应该有个接受的态度，他根本就不接受。

蔡若曙则告诉丈夫最好的一面，自己所受的苦、所承受的压力没有告诉丈夫，也没告诉他一想起被押的丈夫就无法入眠，只能靠安眠药入睡。她还带去了黄维从未见过的小女儿的照片。而对蔡若曙和女儿的劝解，黄维始终不接受。“但是那张照片被父亲放在了上衣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始终珍藏着。那时我9岁，妈妈突然带我去照相馆照照片，我不知道是为了送给父亲。”

“顽固”抵抗改造的黄维让蔡若曙周围的人义愤填膺，有不少人劝说蔡若曙效仿别人离婚，甚至还有人展开追求，但是蔡若曙却从没有放弃过等待，因为丈夫就在那里。

果然，丈夫要释放回家的事终于有了眉目了。

“北京的政府部门通知我姐姐和姨妈，上海这边政府部门通知我妈，要我们家人注意听广播，说有重要的消息。两条线都印证了父亲要释放。等真的听广播时，没有爸爸的名字。”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获释。

这个名单里并没有黄维的名字。

巨大的希望突然幻灭，蔡若曙万念俱灰。长达11年的等待如今一切成空，从台湾、香港辗转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的无数次奔波，在北京各地寻找丈夫的下落。“不是政府不放你出来，而是你不好好改造”。一天下班后，蔡若曙带着大量的安眠药来到图书馆书库，她想静静地离开这个让她备受煎熬的世界。前来查阅资料的同事发现了吞下安眠药的蔡若曙，紧急送往医院后，终于挽回了生命。

“妈妈是个很热情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紧张，长期处于压抑中，那时候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妈妈的希望彻底被毁灭了，就这样得了精神病。”那时的精神病，现在称之为抑郁症，蔡若曙出现幻听、失眠等症状，无法继续工作，单位帮助下办理了退休手续，她也离开了上海，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教书的大女儿家生活。

若干年后，黄家姐妹了解到，“父亲本应在被释放的内定名单里，但由于父亲比较倔，认罪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的人根本不同意。”

在监狱里，潜心研究“永动机”的黄维对于家中所发生的这些变故，则毫不知情。

　　全身结核获治，父亲转向研究“永动机”

“抗战后期，武器主要从美国进口，国民党弄到了很多新式武器，像父亲这样的嫡系军队拥有这些武器。他为了对器械有所了解，就学习了机械构造等，对这方面产生浓厚兴趣。父亲被关押改造后还想为人民做贡献，所以搞科研。我希望大家不要用政治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个人爱好。”

这便是众人熟知的黄维研究“永动机”的故事。

黄维说：研制“永动机”，是因为打仗打败了，还想为人民做点事情。

黄维也向黄慧南讲起灵感从何而来。“那是爸爸被俘后在河北井陉关押时，关他的茅草房外面有一口井，天天看人拉辘轳提水，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把重力变为动力，让‘辘轳’一直转下去该多好。如果成功了，那就是造福人类的一个发明了。”

但是，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员认为，黄维研究“永动机”，就是为了逃避改造。为了阻止黄维的研究计划，黄维的设计图纸和文字资料上交到公安部，公安部又转给了中科院，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经过近一周的论证后，答复称违背现代物理学原理，是不可能实现的，并将理由和理论依据写好退回给黄维。

黄维研制“永动机”的消息也传到了蔡若曙母女那里。为了说服黄维配合改造，以便早日获释与家人团聚，蔡若曙和黄敏南经常去监狱劝说。黄敏南曾回忆说：“我带了很多永动机不能实现的书给他看，他气的要命，就给扔掉了，他就很顽固。他认准的事情，就非得这么做不可，你们说归你们说他非得要他自己得出结论才行。”

黄维有自己的理由，在一篇论文里, 他写道：“在科学技术史上, 许多重大发现, 最初总是由大胆的猜想开始, 逐渐得到证实, 并发展成为科学史上重要成就。关于征服‘重力’ 创制重力发动机的设想, 不妨作如是观”。设计、制造、试验、失败再设计、再

1963年郭沫若到秦城监狱视察，1959年已经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转至秦城监狱的黄维把改进后的图纸交给这位中科院的院长看。同样文科出身的郭沫若看不懂，转交中科院物理所研究，答复依然是“不可能实现”。

在张治中等人的帮助下，周恩来总理在审阅了黄维的设计图后批示可以研究。从此，战犯管理所对黄维开展研究予以配合。从1964年开始，黄维在监狱专设的实验室里进行科研。

1968年4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秦城监狱里人满为患，黄维等战犯就从秦城监狱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的研究图纸和实验设备也一同带了过去。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金源曾回忆：因为这个执拗的兴趣，黄维曾被认为“怠慢学习”，而我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并从中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我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黄维研制‘永动机’。”

这不是黄维第一次获此优待。

早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黄维身患五种结核：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性结核、副睾结核、精囊结核。1952年春，结核病发作，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父亲说严重时皮下都是水，肚子里‘晃荡、晃荡’的，两腿肿胀不能下地行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复兴医院治疗。“战犯管理所也是全力以赴治病，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此事甚至惊动了周总理，治病需要特效药链霉素，但当时还不能国产，即便是苏联生产的也是质量不佳并副作用巨大。周总理办公室批准，从香港购买此药，可以动用外汇。

在养病的4年里，黄维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猪肉(羊肉)。战犯管理所每天都要保证供应，哪怕是在缺衣少食饿死人的3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肉类的供应。“刚开始是猪肉，后来是牛肉，最后又吃黄羊肉。爸爸特赦后，才知道国家那么困难对他们还那么好，还专门派武警战士去内蒙古打黄羊给他们吃。他也明白了，那些管理人员当时为何越来越胖，原来是饿的。爸爸提起这件事，很感动。”

经医护人员4年的精心治疗护理，结核病终于根治。黄维的思想在此时有所转变，他曾给医院写感谢信说，“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但是，那时的黄维仍然怀着抵触情绪，他认为政府给他治病为了要“口供”，不过他不再在学习心得会上进行反驳对抗了，而是选择沉默，直到后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永动机”的研究。

在抚顺，黄维终于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但是，“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并不能像当初设想的那样无止境的转动下去。这台“永动机”的失败虽然不足以让黄维放弃，但是也触动了他的内心。现实残酷的是，一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设计、制造、试验、失败再设计、再制造，“做完就放在阳台上，一平方米大小。特赦后，爸爸还在家里研究，他让我抄写要上交的‘永动机’方案的报告和他写的论文;我哥黄理也被调过来研究，他是学机械的来帮画图纸，一年来好几次，有一次借调了一个月，还有我姨夫的学生也协助过。”黄维坚持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放弃，虽然他倾注大量心血的多个“永动机”都先后失败了，但是这种坚忍不拔的科学研究精神也被人所称道。试想一下，如果没有100多年来国内外一些人对“永动机”的研究，“没有去爱过，怎知他错?”

当父亲在抚顺改造的时候，黄慧南也来到了东北接受知识青年的“改造”。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我是老三届，高中毕业后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离开了上海，去了吉林延边的农村插队。”黄慧南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父亲有着最直接的认识。“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好，我爸爸就给我写信，非常关心我，还把自己在里面的劳动报酬通过妈妈寄给我说看病用，大概有200多元吧。”

与父亲同在东北的黄慧南，也想趁就近的机会去看看他。“比如，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去抚顺停留下，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没能攒够路费”。

这时的文革几乎侵扰到每一个城市家庭，黄慧南家也不例外，但是黄慧南因为去插队了，“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母亲蔡若曙则是受了些委屈，“给她剪阴阳头发，被罚去劳动，天天拔草、扫街，扫厕所。她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从北京轰回上海了，让回原籍。但是在上海妈妈倒是没被怎么样。每天去居委会早请示晚汇报，居委会干部说，你来干什么，你又不是黑五类分子，就让她回去了”。

“妈妈与爸爸也失去了联系，我们不知道他去了抚顺，直到林彪事件后，上海政府部门通知说转到抚顺了，告诉了一个地址，顺便了解了下家属的生活情况，才开始恢复了联系。”

若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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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

1973年1月29日

1972年开始，黄维与家人的通信又多了起来。他和家人都没想到的是，告别改造、离全家人团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父亲回家了，母亲意外去世

1975年3月21日，来自沈阳的12次特快列车停靠在了北京站。黄维回到了阔别7年的北京，与他同车抵达的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

作为这次特赦战犯的第一名，黄维代表293名战犯，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在3月23日招待宴席上宣读。这封信后来由叶剑英带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示，要求转发全国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

这一年，黄维71岁。

得到消息的黄慧南赶到了父亲所住的前门饭店，“爸爸对我一直有歉意，他住的是一个套间，他对饭店人员说，在那里放张床，要我住在那。”在北京这边陪父亲呆了十几天后，黄慧南回上海忙活办手续搬家，“因为父亲在北京工作了，我们就把家搬到北京来了。”最初，黄维并未想定居北京，提出带着老妻回江西贵溪老家安度晚年，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享受政协委员待遇，并对黄维格外照顾，每月工资200元。

在等待丈夫27年后，蔡若曙终于等来了与黄维团聚的时刻。黄慧南评价说：“爸爸刚出来那一段时间，他真的是特别得意，因为妈妈这么等他，很少有的，前前后后特赦出来这么多人，没有一家是这样的，巴巴的等了27年，好多都是要不离了，要不改嫁，有的人还被拒之门外，所以我爸爸很自豪妈妈这么等他。”

对蔡若曙来说，这么多年的对待，太不容易了，在一批批的战犯特赦名单上没有“黄维”的名字之后，她已经彻底绝望了，认为不可能会释放了。“我妈妈这二三十年都是靠药物，大量吃药以成天昏昏沉沉的，幻听，幻觉，幻视都会有。”她担心丈夫说错话，一旦丈夫在会上发言她就紧张，“她就神经老紧绷着，晚一点到家她也要紧张，她怕他要出什么问题了。”

让一家人没想到的是，出问题的却是执着的蔡若曙。

1976年春，72岁的黄维发现午睡的妻子不知去向。那一天，蔡若曙偷偷离开了家，投北京永定门护城河自尽。“我爸听说后，他不会游泳直接就冲了下去，自己也被淹了，大家把他救了上来，结果就重病了一场。”在和丈夫仅仅重聚一年后，她选择了以这种极具悲情的方式告别人世，让人为之心酸落泪。在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一个人用孤独和未来来坚守和等待人生的完整，当历经磨难换来希望时，却选择了一种决绝来告别团聚。无论是守候和告别，都需要巨大的勇气，而蔡若曙就是这样一个非凡而令人惋惜的女性。

一些文章中，对蔡若曙鲜有提及，唯一提及的是黄维兵败后，她去找胡琏领抚恤金，“不料一见面他就破口大骂，说全军覆灭的将军，还有什么脸来要抚恤金!”提及此事，黄慧南颇为不平，“胡琏和父亲的关系不错，胡琏在突围中受伤，在上海仁济医院住院。1949年1月，妈妈带着姨妈去医院看望他，顺便问下爸爸的消息。姨妈告诉我，胡琏对他们很客气。”

特赦后的黄维专注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后担任了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政协委员，黄维在参加全国两会期间，最不想看到的两个人也会出现在这个场合。一个是郭汝瑰，他曾是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将作战厅厅长。他受命设计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当作战方案送到毛泽东面前的时候，蒋介石还没拿到。他诱使蒋介石改变徐州“剿总”固守蚌埠的作战方案，把黄维引进了包围圈。

另一个就是他突围前极度信任的中共党员廖运周，他率部阵前起义, 顿时乱了黄维的阵脚。为配合其突围，黄维让其调走最精良的武器装备，没想到自己的部队成了这些武器的炮灰。

“父亲看到这两人总是瞪大眼睛、狠狠地盯住，有一次黄埔同学会上，我看他见到廖运周，还梗着脖子不和他说话。比起郭汝瑰，他对廖运周更有意见。”

在黄慧南的眼里，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认真的人。政协文史资料里有一篇文章认为“邓演达是陈诚告密害死的”，黄维看到这篇文章非常气愤。“父亲写文章反驳了这个说法。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是他为此花了得有小半年的时间，他到处查资料核实，问一些当时的亲历者。他平时是不会主动联系人的，为这事他走访了不少人，反驳了陈诚害死邓演达的说法。”

这并不意味着黄维是陈诚土木系的人他才会为其争辩。比如曾有回忆说，在改造期间他对所在学习小组组长、同是土木系的邱行湘就没有好感，认为这个过去的陈诚待卫长，“一点气节都没有”。而邱行湘也不甘示弱揭发：黄维本来字悟我，一次蒋介石给黄维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后题字落款时错写成了“培我弟惠存”。黄维就此改称培我，“连自己祖上起的名字都可以随便改的人，有什么资格谈气节”。这让黄维十分恼火，“后来有人批判爸爸说，黄维和蒋介石称兄道弟，让人听起来哭笑不得”。那是在淞沪抗战后，黄维奉令率部转到皖南山区。1938年，黄维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在赴江西途中受蒋介石召见。蒋介石送他一张自己的照片留念，并将黄维的字“悟我”改为“培我”。

黄维的“较真”还流传着一个故事：1980年代初，要出一本以国军观点看淮海战役的书，找到当时的高级指挥官黄维。黄维说要以国民党的观点来写，书名中就不能有淮海战役，而应叫“徐蚌会战”。当黄维得知建议未被采纳时，他拒绝动笔。最终，书名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台湾称徐蚌会战。

但是，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高潮时，黄维也被逼做了一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当时有位主管领导让黄维登台做大会发言，说这是上头交办的政治任务。黄维坚决推辞仍然无效，最后声明写不出够水平的发言稿，如有稿子可代为上台念一念。此事通过媒体报道传了出去，政协很快收到匿名投诉：黄维是顽固的战争罪犯，且在淮海战役中败于邓小平手下，他有什么资格“批邓”。黄维获悉此事后说：“这件事使我内疚，本不想为而又不得不为，如果许我检讨，我可登报声明。”黄维的这一要求自然不会被应允。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黄维才有机会一吐心中郁闷：“坏了我黄维的名声事小，坏了共产党的名声事大，‘四人帮’做了共产党的敌人做不到的事!”

　　致力两岸交流，并非至死要去台湾

1989年初，台湾方面通过民间渠道邀请黄维和文强去台湾访问。黄维列出要探访的黄浦同学及好友名单。同时，他还要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另外，他还要面谒师母宋美龄以及陈诚的夫人谭祥。

从台湾开放探亲以来，黄维致力于沟通两岸联系，他曾多次对文强谈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清明，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的。”

一些文章在提及“黄维之死”总是会千篇一律的有同样一句话，“由于过于兴奋在出发前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然后由此延伸出“为何黄维至死要去台湾”。

在黄慧南的记忆里，父亲去台湾准备了有大半年，两边都要办手续，他不是突然接到消息通知他去的。而父亲的心脏病发作是在两会期间，并不是在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

1989年1月，黄维从香港回来，“此前他已经去过几次香港，会老朋友，参加交流活动。”

“父亲的病与劳累有关系。刚从香港回来，又要搬家，虽然是搬到路对面，但是收拾起来也很费气力。”黄慧南回忆说：“他病发突然，当时正要开两会，他一直很认真的准备参会提案。那天，父亲去两会现场报道之后感到身体不适，就去看病，到协和医院后就被留下来强制住院了。”

第二天早晨，黄慧南突然接到政协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她连忙赶到协和医院。“当天晚上给父亲看病的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专家。他一直在那守着，等病情平稳后，医生们劝他回去休息，老人家一直不肯走，后来在劝说下离开医院还交代说病人随时有反复，要注意观察。医生也撤了，只剩下值班医生，他的观察室与父亲病房隔着个过道，那里有仪器显示父亲的病情。夜里，父亲又犯病了，可能当时的值班医生睡着了，父亲滑落到地上，像是按急救的铃，也许是想求救。由于没有及时发现，父亲心脏病再次突发去世。”

这一天是1989年3月20日。

黄维的去世在海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引起不同的解读。“有人说，在去台湾前夕，他怎么突然就去世了?然后展开联想。其实，爸爸的去世只是看护不严。”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2010年9月29日下午五时，黄维平静而显苍老的话语从一台老式的卡带录音机里传了出来。这是1980年代国际台录制的对台广播，音色未变，斯人已去。

黄维至死要去台湾定居显然是不可能之事。这一年，85岁的黄维已行至暮年，“子女均在大陆，受到良好的教育，都安排了工作。在台湾的老友也都先后谢世，一个人去台湾留下来不可能。”

当年，黄维向家人提及，台湾方面许诺去台湾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薪水，“虽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老先生(黄维)不愿意，他不想负任何一方，去台湾就是为了两岸的交流。他说，蒋某人对我有知遇之恩，陈诚对我恩重如山，共产党待我也不薄，第三地我也是不回去的。”黄维所言非虚，他20岁当团长，24岁当旅长，27岁当师长，34岁当军长。44岁当十二兵团司令。

说这话的黄维，其实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至死没有改造好”。

晚年的黄维曾说：“我这个人思想转变比较慢，其原因就是我得看事实，没有事实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在黄慧南记忆中最深刻的场景是“爸爸趴在桌子上看书，比如《共产党宣言》，然后写学习心得、写体会。那时候我扮演秘书的角色，因为他岁数大了，写字手会抖，他写完了就让我抄下来，然后交上去。父亲那时在家学习很主动，也没有人逼他。”

在家人眼里，黄维也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父亲很重感情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大病了一场，没办法去参加遗体告别。”女婿回忆说：“我去拿他给母亲写的挽联，他写得是‘若曙难妻，黄维敬挽’，我怕别人误会‘难’字，建议父亲改，父亲落泪了。”

“在改造后期，父亲与战犯管理所的领导感情也很深。”黄维在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时曾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后，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成员被组织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提出，不住宾馆，我要在当年关押的牢房——2号监室住一晚上。

黄慧南还讲述了另外一个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1984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黄维收到了一封从贵州寄来的信件，写信人周廷烈，自称是黄维的部下，后来加入了飞虎队。“他是国民党时期飞行员，解放后他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贵州。”连年的政治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派身份，让他迫不得已装哑巴，“不说话27年，他听说爸爸特赦释放，也熟爸爸的刚直为人，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黄维对周廷烈的来信非常的重视，立即写信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周廷烈原系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十四师四十二团一营一连见习军官，他所述在五十四军服役和被送美国受飞行员训练，尚符合历史事实……周一直在美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所部服役，历经对日、德作战，著有功勋，立功是可信的。对像周这样一个传奇式的幸存者所处的情况应有所关怀，建议对周应按照政府优予安排生活出路，并尽可能安排为所在县政协委员，以示党和政府不遗忘对敌空战中作战的领航员曾做出过的贡献，实事求是解决。”

198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给贵州省委统战部发了文，称“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参加者和幸存者。”1986年，74岁的周廷烈当上贵州省平塘县政协委员，一年后，他又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7年5月7日，周廷烈享受国家干部18级的优遇。这个“妻子自尽，本人劳改，装成哑巴27年，子女流落他乡”的老人在黄维的鼎力直言下，才不至于晚景凄凉。

“那时候，来找爸爸落实政策的国民党老兵很多，我一天到晚给开门。幸亏那时候社会治安好，没出过问题。他为这些在大陆的国民党人员平反，比如有的起义人员被说成了俘虏，吃饭都成问题。爸爸就给出证明、番号位置，写‘情况反映’，我记得抄了好多次”

“父亲很爱士兵，抗战期间任第54军军长，他让士兵种菜、养猪。他还曾因为爱兵而被以吃空饷的名义遭到排挤。”1941年，黄维在防区内组织官兵垦荒种菜，养鸡养猪，并要求部队帮助农民兴修水利和道路，定期进行助耕助收，从而使官兵伙食大为改善。同样是54军军长期间，54军所属的第9集团军司令关麟征指控他“吃空饷”，而要罢免黄维。“父亲发现军粮供应的质量太差，不是发了霉就是掺了砂石，父亲‘吃空饷’也是确有其事，他给士兵增加口粮，也是出于爱兵的考虑吧”。随后，黄维被调离，他从昆明偕妻子儿女回到故乡江西贵溪，而54军士兵一时哗然，据说士兵将机枪摆在军部门口，继任军长不敢上任。

黄维念念不忘的是淞沪会战的罗店战场。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组团到上海、苏州等地考察，黄维是团里唯一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途经上海第二天，黄维提出一个要求：“我要去罗店看一看，在视察团休息的那一天，给我派辆车，有一个领路人，我一个人单独过去。”

“父亲的要求让政协考察团的领导很紧张，团长说要研究研究，同意或者不同意都觉得不太好，不知道他一个人干什么，会发生什么。”

黄维很恼火，他说：“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在那里负伤流血，我忘不掉那些长眠在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官兵，常常做梦重现那些壮烈的场景。我不赞同抗战是共产党一家领导取得胜利的说法，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是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

在罗店，黄维转了又转。甫时，黄维中断在德国为期一年的军事学习计划，在淞沪会战爆发时被应召紧急回国，赴任第十八军第67师师长。那是一场惨烈的攻坚战，苦守一周，三个团长一死俩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这一战是黄维的成名之战，黄维忠勇之名远扬。但也有人指责说黄维挥死板僵硬。

黄维曾和家人聊起了这一仗。他说：“老人家(黄维)当时仗打得很辛苦，当时战况惨烈，飞机轰炸、黄浦江上军舰轰炸，他说‘大炮一轰炸下来，轰轰的，有的士兵都炸聋了，指挥都听不见。’挖战壕时，上海那个地方，挖半人身就有地下水。战壕里灌满了水，战士和军官都站在水里，水里有蚂蝗，腿上都是蚂蝗往肉里钻吸血。”尽管战事恶劣，但是黄维亲临前线。“一般军官能晚上前沿阵地就晚上，但是黄维不仅在前沿阵地查看地形，还在战斗间隙教士兵正确的射击等战斗姿势。一些士兵一抬头就中枪了，伤亡太大”。

由于是抗战将领，日本人在占领黄维的老家江西贵溪时，进行了烧杀等报复行动。黄慧南在2010年初第一次回祖籍地，发现自己家的房子全部在战争中被烧，“家乡人想给父亲盖故居，但是一点东西都没了”。

晚年的黄维有一个愿望，希望“国军”抗战能够被承认。黄维说：“抗战不分国共”，不能否认国民党军队的抗战。

同样，黄维的朋友也“不分国共”，他不回避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方志敏的友谊。1977年10月，黄维参加完国庆28周年观礼后，黄慧南陪父亲南下参观考察。在参观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时，“有个烈士名册，在玻璃柜里锁着，他看第一页有他同学，就要求管理员开开拿出来看下，他翻了下有好几个都是他同学，其中就有方志敏”。

黄维说：“我要去参拜方志敏烈士墓”。那天，在方志敏墓前，黄维伫立在墓碑前良久。

即便经过27年的改造，黄维也没有对蒋介石进行过大批判，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他的那一套过时了，所以失败了。”

黄维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人耿直，尊重感情，个性刚强，生活俭朴，为人称道”，全国政协评价黄维生平时说。

　　黄维简介

黄维(1904-1989)字悟我，后经蒋介石改为培我。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党中将军衔。1924年春，考入黄埔军校，编在黄埔军校第二队。毕业后留校，在入伍生总队担任中尉区队长。1925年2月和10月，与入伍生队随蒋介石先后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第二次东征，分别任排长、连长。黄维参加北伐战争时，已升任营长，并很快升任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团长，率部在南京栖霞山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进行激烈战斗，表现出色。1928年秋，蒋介石成立陆军第八师时，他被调任该师的团长。

1929年，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主办的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学习。三年后毕业仍回到第十一师，得到当时任第十八军军长的陈诚的厚爱和信任，被提升为第三十一旅旅长。1933年3月，参加了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奉令开往崇仁，担任防守任务，并升为第十一师副师长。1937年，奉命赴德国深造，原定一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被提前召回国。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9月下旬，黄维接任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职，率部抵抗。上海抗战后，他奉令率部转到皖南山区。1938年，升调第十八军军长。7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的五个师团和波田支队，分兵沿长江及两岸进攻武汉。黄维受命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日军攻占越南后，在滇越边境集结兵力，企图进攻云南。黄维继任第五十四军军长，由昆明赶赴滇越边境，率第五十四军抗击日军入侵。

1944年，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督训处”改组为“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总部设在重庆，由黄维任副总监。日本投降后，青年军分编为三个军。1946年6月，黄维被委任为第三十一军军长，并奉命率部赴台湾。部队到福建集中后，又改调浙江余杭和绍兴地区，实施预备军官训练。1947年春，黄维被调到国防部联勤总部任副总司令。秋天，又到武汉筹备创办新制军官学校，任校长。1948年8月上旬，黄维被任命为第十二兵团司令官。9月，第十二兵团司令部在汉口组建完成，将各军集结于确山、驻马店地区休整。

11月6日，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严令黄维兵团快速向徐州集中。黄维遂率第十二兵团于8日由驻马店出发，经蒙城、宿县向徐州靠拢。一周后，到达阜阳。18日，渡过涡河后到达蒙城，遭到解放军坚决阻击。25日，解放军在双堆集地区将运动中的黄维兵团四面包围。第十二兵团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整个兵团彻底覆灭，黄维被俘。

1975年12月，黄维获得特赦。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黄慧南

抗日名将黄维次女。1948年9月生，江西贵溪人。1994年4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任北京市崇文区政协副主席(不驻会)、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副主任药师，民革北京市委常委，民革崇文区工委主委，北京市药监局崇文分局监督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