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足球:原来中国男足也曾如此动人

作者:蹦迪班长

聊起中国足球,你的心情会是如何?

有人会历数中国队的失败,然后表示自己早已麻木。有人会追忆曾经有过的希望,然后一声叹息。

但对于最广大的围观群众来说,他们想起的还是与中国足球有关的段子,然后觉得国足就是一个笑话。

“过了这么久我才明白,原来‘等中国队赢球我就和你分手’这句话,是最坚定的爱情表白。”

“中国人问上帝,他们什么时候能拿世界杯冠军,上帝哭着说,我也看不到了。”

“战火纷飞,能给叙利亚人民带来欢乐的只有中国男足了,国家队配得上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建议中国队加入南极洲,跟企鹅队踢比赛,这样就能进世界杯了。”

……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经历的变化数都数不清,但这些段子却始终没有过时,不用更新。

什么球闹心?足球。什么球更闹心?中国足球。

经历的失败多了,被万人群嘲的次数多了,我们甚至会怀疑,中国人是不是天生就不适合足球。

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回望,看一看中国足球在百年之前的样子,你会发现:

原来中国足球,也曾拥有过一支征服亚洲,赢得世界尊敬的铁血之师。

原来中国足球,也曾拥有过可歌可泣,值得我们浓墨重彩的热血故事。

一、铁军诞生

1913年,中国、日本与菲律宾仿照奥运会,联合发起远东运动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洲际体育竞技赛事。

当时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国家都没有什么能力开展体育运动,因此远东运动会足以代表亚洲体育的最高水平,并在1920年获得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

赛事共设8个比赛项目,足球是其中重头戏,也是当时亚洲最重要的足球锦标。

民国是从1913年开始逐渐地参加各种国际赛事的,而其中坚持最久的自然就是在远东举办的运动会——这也是当今亚运会的前身

从1913年到1934年,远东运动会办了十届。除了第一届,其余九届的足球项目冠军都被中国队垄断。

上海举办远东运动会时前后观赛人数达10万人。

放眼当时的亚洲,中国国足已无对手。

中国队成绩显赫,自然有着很大的客观原因。

亚洲足球起步晚,很多国家又完全处于殖民地状态无力开展足球运动,想称霸亚洲并不难。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队的对手们就全然不把足球当回事。

尤其是民族情绪空前高涨的日本。

那时,日本政府对国民进行灌输教育时,一大策略就是鼓吹日本国民性优越,远超中国。

贬低中国人时,他们常用的措辞是中国人自私自利,没有集体意识,有家无国。

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自己是“先进民族”,处处都远胜中国人。

结果,在足球这项最强调集体性的现代运动中,日本人却被身为“落后民族”的中国人完全压制。

特别是在最受两国重视的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队成了日本队的噩梦,动不动就是4、5球的碾压性大胜。

1917年,国足5∶0横扫日本;1921年,国足4∶0大胜日本。

1923年,国足表现有所退步,最后时刻有些放松,丢了一个球,但仍以5:1战胜日本,实现三连冠。

屡屡惨败,难求一胜的日本队,就此患上“恐华症”。

日本媒体引用中国成语,对此哀叹:“既生瑜,何生亮。”

这样的局面,难免会让日本人对自己国民性的鼓吹立不住脚,变成自我吹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三省被日本以武力手段侵吞。

中日之间的足球对决,也就此被蒙上家仇国恨的意义。

两年多之后,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日两队再次于决赛中相遇。

为了一雪前耻,日本精心备战。媒体也高调造势,渲染复仇气氛。

日本队心里惦记的,是球场之耻。

但中国球员承担的,则是民族之耻。

无需任何动员,中国队的热血男儿早就下定必胜的决心,誓要拿下日本队,在赛场上为东北同胞出一口恶气。

比赛开始后,三军用命的中国队气势如虹,“铜头”谭江柏在15分钟内连进两球,上半场就取得2:0的领先。

下半场,双方又各入一球,中国队依然以3:1领先两球。

但当所有人都以为失去悬念的时候,比赛却风云突变。

右后卫李天生在一次铲球中,因动作过大被裁判驱逐出场。

多打一人的日本队趁机连追两球,将比分扳平。

但怀有必胜信念的国足及时进行调整,即便少打一人,也依然敢于大举进攻,压得日本队喘不过气。

就在比赛只剩14分钟的时候,日本队后卫忙中出错,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果断判罚点球。

主罚点球的,正是中国队队长李惠堂。他没有放过这个终结比赛的机会,稳稳将点球罚进。

最终比分定格在4∶3,中国又一次击败宿敌日本,夺得冠军。

在场华人全都站了起来,为中国队的胜利呐喊跳跃,很多人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国力孱弱,国土沦陷。中国足球的胜利无法改变这一切,但却依然是宝贵的慰籍。

从1923年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到1947年以队长身份退役,李惠堂为国效力24年,进球1860个。他是那一代铁军当之无愧的队魂,是文武双绝,人品球品俱佳的领袖。

上海滩盛传“看戏要看梅兰芳,踢球要看李惠堂”的说法。日本报纸曾称他为“亚洲球王”,澳大利亚媒体说他是“足球神童”。

多年以后,李惠堂回忆球员生涯时说,对阵日本队罚进的这个点球,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进球。

赛后,日本媒体纷纷印发号外,一时间哀鸿遍野。

上海《申报》将日本媒体的报道传回国内,并把标题翻译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

从此,中国男足得名“铁军”。足球在中国的地位,堪称国球。

二、奥运苦旅

1936年,中国队收到柏林奥运会的参赛邀请。由于在亚洲正式比赛中战绩显赫,他们无需踢预选赛,可以直通正赛。

对于参加奥运会的挑战与意义,队长李惠堂有着清醒的认知。

出征柏林前夕,李惠堂受邀为《世界运动会特刊》撰文,他非常冷静地写道:

“我国的足球,二十多年来的进程中,努力争得远东霸主的称号,可是远东的足球程度还幼稚的很多,在远东称足球霸,无异在井底做蛙王。”

“一代球王”李惠堂

李惠堂判断,如果自己去英国踢球,只能在中游职业球队立足。就算国家队所有队友和自己水平相当,放欧洲也就是个二流水平。

但即便如此,李惠堂依然认为,这次奥运会不能不去。中国不能做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中国足球同样如此:

“因为不能夺冠军而闭门自守,不去参加领教也是废话”。

在他看来,参加柏林奥运就像是“登泰山”,登高望远才能清楚知道中国足球在世界的位置,这种经历实在难得。

然而,中国国足进军柏林之路,却横着一座比泰山还难以逾越的大山。

与八十年后的国足相比,两代球员面临的大山,完全不一样。

现在的国足,最头疼的是问题是如何从预选赛中突围,冲出亚洲。

可是自2002年以后,别说进世界杯了,进一次第二轮预选赛,也就是十强赛、十二强赛,都跟过了年似的。

屡屡挫败自己的苦主,也从当年亚洲一流的伊朗、韩国,变成了二流的乌兹别克斯坦、叙利亚。

最不用操心的问题,则是钱。

有了地产大亨们的投资,国足队员们个个年入百万甚至千万,开豪车住豪宅,日子美得很。

但民国时代的国足,境遇却恰好相反。

他们并不用考虑如何冲出亚洲。

论实力,中国队在亚洲已经没有对手,只会成为别人的苦主。别说日本、菲律宾,就连在中国踢球的英国军人、法国巡警们都被踢服了。

让他们最为头疼的,恰恰是今日国足眼里最不成问题的问题——没钱。

没钱到什么程度?连去柏林参赛的路费都掏不起。

尽管元首希特勒已经答应,中国队在柏林的开销由德国人承担。但坐船去德国的路费,并不能找他报销,还得中国队自己想办法。

按当时的港币来算,这一趟路费总计需要二十多万。都是工薪阶层的国足们,就算砸锅卖铁也无力承担。

队员们写了一封集体请愿信,向民国政府求助,申请路费。

但民国政府的官员们只能摊摊双手,表示一分钱都没有。

想来也是,当时国内危机重重,日本虎视眈眈,政府哪有什么心思搞体育?

那时的中国体育穷到什么样的地步,参加奥运会撑杆跳项目的运动员最有发言权。比赛之前,他连一根像样的竹竿都没有,只能临时找其他国家运动员借。

找个有钱老板赞助,也是死路一条。在那个普通老百姓都在为吃饭而挣扎的年代里,民族企业活下来就不容易,哪有闲钱搞足球。

一分钱就能难倒英雄汉,这二十多万的巨款,让队员们打了退堂鼓。

去,还是不去,成了一个大问题。

就在此时,一个消息传来:日本队赢了预选赛,也拿到了柏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如果中国放弃参赛,那么日本这个手下败将,就成了亚洲唯一代表。

这是国足队员们无法接受的,他们下定决心,要在国际赛场上继续和日本一较高下,向世界证明中国才是亚洲最好的球队。

决心一下,国足队员们便四处“化缘”,最终从社会各界力量筹得路费17万,但仍有5万没有凑齐。

小伙子们咬咬牙,想出一个“以赛养赛”的办法。

也就是一路上“卖艺”,踢表演赛,用门票收入当路费。

为了多踢比赛多挣些钱,球队提前三个多月便早早启程。

从1936年4月16日到7月8日,中国队从香港出发,途径南京、上海,随后又坐船南下东南亚,从西贡、新加坡一 路踢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

除了组织比赛,1936年的国足还需要靠香烟广告赚路费

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这堪称一次绝无仅有、充满艰辛的长征。

两个多月的行程里,小伙子们为了节约每一分钱,坐最低等的船舱,住最廉价的旅馆,睡最便宜的房间。全队经常挤在一个大统间,床位不够,就在地上打地铺。

吃饭则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连小饭馆都舍不得去。

沿途上,越南、缅甸、新加坡、印度都地处热带,又正是酷热时节。在憋闷的船舱与破烂的旅店里,他们要忍受怎样的煎熬,可想而知。

此外,他们还要担心当地的强队不和自己比赛,担心比赛时的天气,这些都会影响观众人数,关系门票收入。

好不容易踢上比赛后,他们还要提防当地的主办者黑掉门票钱。除上场的11人外,别的队员都到各入口去“监票”。

当时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赢球的一方可以分到更多的门票收入。为了赢球,主力队员一场不落地参加了所有比赛,即便有些小伤小病,或者体力不支,也得咬紧牙坚持下来。

令队员们感动的是,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们,对他们给予相当大的支持。

听说国足要来比赛后,他们纷纷买票看球。还有不少华侨焚香拜佛,为中国队祈福。

83天里,国足先后踢了24场球,战绩21胜3平。几乎每3天就要踢一场球,总共赚了20多万港元。

去柏林的路费算是彻底解决了,但国民政府听闻国足赚到钱后,马上派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代表周家骐,去找国足们讨钱。

许多队员气愤得不行。自己在东南亚拼了命踢球,政府一分钱都没掏,什么忙都没帮,结果到头来还要分我们自己赚来的钱?

后来李惠堂、孙锦顺等队员以大局为重,把队友们召集到一起开会,经过一番讨论后,国脚们终于达成共识。

在东南亚拼死拼活,他们并不是为自己赚钱,而是为参加奥运凑经费。现在路费够了,但还有其它兄弟队伍在上海等钱买船票去柏林,我们同属中国代表团,不能不管。

随后,国足们给全国体育协进会汇去了十多万港元,解决了其它项目代表队的经费问题。

说是足球队扛起了整个中国奥运代表队,毫不为过。

考虑到足球队的巨大贡献,李惠堂被选为代表团旗手,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欢迎仪式上亮相。

三、虽败犹荣

中国代表团抵达柏林时,已是1936年7月20日。

李惠堂作为代表队旗手,走出柏林车站

此时距离首场比赛只剩半个月的时间。中国全队上下却已“过度热身”,体能透支。加上舟车劳顿,吃住条件极差,从印度前往德国时又在海上漂了十几天,已是相当疲劳。

主办方德国人也瞧不起中国人,不仅没有派人迎接代表团,也没有给中国足球队安排练习场地,队员们只能寻找街头上的狭小空地做练习。

抽签结果公布后,中国队前景更加不容乐观,他们在第一轮就遭遇欧洲顶级强队——英国队。

按当时赛制,奥运会足球比赛没有小组赛,如若输球就将得卷包袱走人。

英国队的赛前情报工作也做得很好。英伦三岛对李惠堂这位“亚洲球王”早有耳闻,中国队在远东运动会与东南亚的傲人表现,他们也看在眼里。英国王室甚至特地发来专电,勉励英国足球队。

中英国家队出场阵容

1936年8月6日,注定将成为载入中国足球史的一天。

下午五点半,中国队22名队员与主教练颜成坤在柏林康姆逊球场亮相,现场观众多达万人。

赛前,恐怕没有任何人看好中国队。比赛的悬念,只是英国队的第一球能进得有多快,以及英国队能赢多少个。

然而比赛开始后,中国队的表现却震惊了上万名观众。

凭借灵活的跑位,积极的拼抢,中国队竟然发起一波接一波的攻势。一时间,英国队门前险象连连,在场的英国球迷屏住呼吸,神情紧张。

焦灼之际,队长李惠堂突然下底,一脚传中,准确找到孙锦顺。这位绰号“孙铁腿”的中国前锋没有给英国后卫任何反应时间,迎球就是一记抽射。

皮球凌空而起,怒向球门冲去。门将跃起扑救之时,皮球早已擦着他的手边入网。

那一瞬间,全场观众纷纷起立,为这记技惊四座的进球欢呼庆祝。

然而裁判员却做出判罚:孙锦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英国队逃过一劫。

整个上半场,中国队竟然未丢一球,与英国队互有攻守。

“铜头”谭江柏与“铁卫”李天生在后防线上发挥尤其出色,屡次化解对方攻势。两队战成0∶0平。

然而到了下半场,英国队的高强度对抗,让中国队的体力问题集中爆发,无法发挥出正常水平。

核心李惠堂也遭到英国队两名队员的“照顾”,得不到多少表现机会。

最后20分钟,体力严重透支的中国队再也抵挡不住英国队的攻势,被对手连续攻入2球,最终只能以0:2告负。

虽然输了比赛,但中国男足却虽败犹荣,赢得西方媒体的喝彩。就连傲慢的大英帝国的各家报纸,也对中国队一致好评。

他们认为,中国队的水平并不比欧洲强队差,只是输在了体力上,顽强的球风更是值得尊敬。

赛后的一桩往事,也成为队员们多年以后的特殊回忆。

比赛结束后,德国元首希特勒亲自走出看台,同中国球员一一握手,并为几名球员送出金表。

其中得到元首馈赠的,就有主力左后卫谭江柏。

结束奥运征程后,中国队在欧洲继续踢邀请赛,他们还得为自己赚取回国的路费。

因为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得到西方肯定,中国队得到了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荷兰及英国这些国家球队的邀请,先后踢了9场比赛。

在法国巴黎,他们与职业球队红星队战成2:2平。李惠堂在这场比赛中虽然没有进球,但却展现出高人一等的球技。

红星队此时刚刚升级成功,正在备战新赛季的法甲联赛,急需招揽人才。

赛后,红星队领队以年薪8000英镑的待遇,折合中国大洋6.4万块,邀请李惠堂留在法国踢球。

当时上海普通家庭,一年下来的收入也就四百多块。红星队给出的薪水,诱惑有多大,不言而喻。

然而此时李惠堂已31岁,已有意从事教练工作,为中国足球培养新人。加上当时奥运会并不允许职业球员参加,他便婉拒了红星队的邀请:

“我要保持业余球员身份,继续为中国队效力。”

中国队到达英国那天,更是有1000多英国球迷到车站迎接。

离开伦敦之前,当地球队专门设宴欢送,伦敦市长作陪。

宴会上,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官员们满面笑容。大使馆武官说,足球队为国争光不少。大使来英国,当地报纸不过是在第五、六页一小块地方登一下,而你们来,却上了封面。伦敦市长还来参加宴会,这是很不容易的。

李惠堂更是得到英国球队的高度关注。阿森纳领队阿里逊感叹,如果李惠堂年轻十岁,一定会把他揽入球队。

1998年,北京国安前锋杨晨加盟法兰克福,成为中国球员登陆欧洲五大联赛的第一人。

谁能想到,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李惠堂就有机会创造这一记录。

四、投身抗日

李惠堂之外,那支国家队不乏名将。

1976年,李惠堂被德国杂志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前锋孙锦顺,实力不逊李惠堂。曾在与英国陆军联队的比赛中,用一记凌空抽射射穿球网,从此得名“铁腿”。国足旅欧时,他还曾攻破过阿贾克斯队的大门。

左后卫谭江柏,弹跳力惊人,头球技术独步亚洲,有“铜头”外号。

李惠堂曾称赞他:“能卫能锋,陷阵则敌方辟易,防卫则一夫当关,浑身解数,件件皆能。”

此外,边锋叶北华、前锋冯景祥、中卫李天生,均为球技精湛、个人特点突出的悍将,与谭江柏一起被称为广州足坛“四天王”,是继李惠堂之后的黄金一代。

假如这一代队员的足球生涯,都是在和平年代中度过的,他们能在奥运会、世界杯这样的大赛中取得怎样的成绩?

历史无法假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永远无法知晓。

与欧洲顶级强队过招后,国脚们有了新的追赶目标,并开始全力备战1938年法国世界杯。

他们渴望着,在世界级大赛上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踢不好足球这种说法纯属谬论。

然而,活在那样一个动荡时代里,他们的足球之梦犹如水中浮萍,随时可能会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被拍击成泡影。

1937年7月7日那个夜晚,日军在卢沟桥头的一声炮响,彻底击碎这一代国足的所有美好愿景。

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告别球场的国脚们,纷纷肩负起天下兴亡,投身全民族抗战。

在新的战场上,他们用热血乃至鲜血,继续捍卫着他们的“铁军”称号。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随后,汪精卫组建的汪伪政府派出特使,以高薪为诱惑,极力邀请原国脚们踢球。

这些曾在球场上将日本人踢得落花流水的悍将们,无一不断然拒绝邀请,让特使吃了瘪。

汪伪政府还为李惠堂准备了主持体育事务的高位,并安排专机在港恭迎。

为了远离汪伪政权的纠缠,李惠堂借着到澳门比赛的机会,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在深夜逃离了日寇占领下的香港。

辗转回到老家后,为生活所迫的李惠堂宁可做仓库管理员,也不为汪伪政权接二连三的高薪邀请而动心。

1942年春节,李惠堂在家门口贴了一幅对联,上面的字由他亲手书写:

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

正是在这一年,李惠堂与队友们重新组队,开启体育救国之路。

他们先后踢了138场足球义赛,对受伤将士与孤儿们进行慰问。此后又将数百万善款全部捐出,用于购买粮食、衣被、药品和武器,支援前线战士。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更有几位热血国足男儿,直接投身到抗日战场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谭江柏奔赴云南,出任华侨运输大队长。

在滇缅公路上,他一次次冒着日军的炮火,顶着飞机轰炸,将宝贵的军用物资送到前线,支持着中国远征军和中华民族抗日。

谭江柏迎来了最终的抗战胜利,见证了日军投降。

此后他回到香港继续踢球,直到1948年挂靴。1950年,他喜获一子,取名谭咏麟。

但并不是所有队友,都能像谭江柏一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谭江柏的好搭档,主力左边锋陈镇和,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央航校毕业的飞行员。

抗战爆发后,他被召入空军第6大队第5中队担任队长,执行对日军的轰炸任务。

1937年7月25日,陈镇和独自留在广州的空军第27中队守卫南粤,用他们仅有的9架老式飞机与日寇周旋。巨大实力悬殊下,他依然击落4架敌机。

不论是在球场还是战场,陈镇和都堪称“射术精湛”。

陈镇和曾说,我喜欢踢球,现在却爱上了开飞机打鬼子,我恨不得把鬼子的头颅当球踢,那样才叫有趣呢。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陈镇和多次参与夜间轰炸,第5中队成为令日军十分忌惮的“夜袭支队”。

在9月18日“复仇之夜”的行动中,他与战友们驾驶战机,对日军的司令部、舰队、码头进行针对性轰炸,重创日军,为粉碎日军“三个月征服中国”的狂妄计划立下功劳。

11月24日,陈镇和率队轰炸入侵长江的日本运输舰。在躲避日军炮火时,因战机老旧躲闪不及被击中。

危急关头,陈镇和将战机撞向日舰,自己则及时跳伞逃生。当时报纸曾误传陈镇和阵亡,事后证实只是虚惊一场。

1941年1月28日,陈镇和随同部队,奉命到新疆接收一批苏联援助的新型战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在护送战机返回成都基地的途中,陈镇和遭遇沙暴,一时间狂风大作,飞机操作系统突然失灵,几乎没有给他任何的反应时间便栽向地面,机毁人亡。

作为中国空军顶级飞行员的陈镇和,在玉门关昌马乡妖魔山殉职,时年35岁。

这位曾在球场上为国增光的热血男儿,却在抗战中英勇殉国。

早在1932年1·28事变时,陈镇和就曾作诗,誓要一血国耻:

男儿莫惜少年头,快把钢刀试新仇。

杀尽倭奴雪旧耻,誓平扶桑方罢休。

这首诗,堪称是他们这代国足的战斗宣言。

国家无钱,他们可以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带着中国整个奥运代表团奔赴奥运赛场。

国家有难,他们可以放下球靴,在后方,在前线,为全民族抗战贡献自己的一切。

不论是在赛场,还是在战场,他们都以铮铮铁骨,写下了令后人热泪盈眶的铁血史诗。

战火摧毁了这一代国足的足球梦想,这当然是他们最大的不幸。

但种种忧患,却也将他们淬炼成一支可歌可泣的真正铁军。

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沉浮中,这些曾经在球场上为国而战的小伙子,早已消逝。

中国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孱弱的中国。比球技,比实力,那一代国足也早已被后来人超越。

但我们不应该将这些热血男儿的精神遗忘。

附: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足球队名单

领队:容启兆

教练:颜成坤

管理:黄家骏

守门员:包家平、黄纪良

后卫:李天生、麦绍汉、蔡文礼、谭江柏

中卫线:梁树棠、梁荣照、徐亚辉、黄美顺、陈镇和、李国威

前锋:李惠堂(队长)、曹桂成、贾幼良、杨水益、冯景祥、张显源、郑季良、孙锦顺、卓石金、叶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