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足球：原来中国男足也曾如此动人

作者：蹦迪班长

聊起中国足球，你的心情会是如何？

有人会历数中国队的失败，然后表示自己早已麻木。有人会追忆曾经有过的希望，然后一声叹息。

但对于最广大的围观群众来说，他们想起的还是与中国足球有关的段子，然后觉得国足就是一个笑话。

“过了这么久我才明白，原来‘等中国队赢球我就和你分手’这句话，是最坚定的爱情表白。”

“中国人问上帝，他们什么时候能拿世界杯冠军，上帝哭着说，我也看不到了。”

“战火纷飞，能给叙利亚人民带来欢乐的只有中国男足了，国家队配得上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建议中国队加入南极洲，跟企鹅队踢比赛，这样就能进世界杯了。”

……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经历的变化数都数不清，但这些段子却始终没有过时，不用更新。

什么球闹心？足球。什么球更闹心？中国足球。

经历的失败多了，被万人群嘲的次数多了，我们甚至会怀疑，中国人是不是天生就不适合足球。

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回望，看一看中国足球在百年之前的样子，你会发现：

原来中国足球，也曾拥有过一支征服亚洲，赢得世界尊敬的铁血之师。

原来中国足球，也曾拥有过可歌可泣，值得我们浓墨重彩的热血故事。

一、铁军诞生

1913年，中国、日本与菲律宾仿照奥运会，联合发起远东运动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洲际体育竞技赛事。

当时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国家都没有什么能力开展体育运动，因此远东运动会足以代表亚洲体育的最高水平，并在1920年获得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

赛事共设8个比赛项目，足球是其中重头戏，也是当时亚洲最重要的足球锦标。

民国是从1913年开始逐渐地参加各种国际赛事的，而其中坚持最久的自然就是在远东举办的运动会——这也是当今亚运会的前身

从1913年到1934年，远东运动会办了十届。除了第一届，其余九届的足球项目冠军都被中国队垄断。

上海举办远东运动会时前后观赛人数达10万人。

放眼当时的亚洲，中国国足已无对手。

中国队成绩显赫，自然有着很大的客观原因。

亚洲足球起步晚，很多国家又完全处于殖民地状态无力开展足球运动，想称霸亚洲并不难。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队的对手们就全然不把足球当回事。

尤其是民族情绪空前高涨的日本。

那时，日本政府对国民进行灌输教育时，一大策略就是鼓吹日本国民性优越，远超中国。

贬低中国人时，他们常用的措辞是中国人自私自利，没有集体意识，有家无国。

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自己是“先进民族”，处处都远胜中国人。

结果，在足球这项最强调集体性的现代运动中，日本人却被身为“落后民族”的中国人完全压制。

特别是在最受两国重视的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队成了日本队的噩梦，动不动就是4、5球的碾压性大胜。

1917年，国足5∶0横扫日本；1921年，国足4∶0大胜日本。

1923年，国足表现有所退步，最后时刻有些放松，丢了一个球，但仍以5：1战胜日本，实现三连冠。

屡屡惨败，难求一胜的日本队，就此患上“恐华症”。

日本媒体引用中国成语，对此哀叹：“既生瑜，何生亮。”

这样的局面，难免会让日本人对自己国民性的鼓吹立不住脚，变成自我吹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三省被日本以武力手段侵吞。

中日之间的足球对决，也就此被蒙上家仇国恨的意义。

两年多之后，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日两队再次于决赛中相遇。

为了一雪前耻，日本精心备战。媒体也高调造势，渲染复仇气氛。

日本队心里惦记的，是球场之耻。

但中国球员承担的，则是民族之耻。

无需任何动员，中国队的热血男儿早就下定必胜的决心，誓要拿下日本队，在赛场上为东北同胞出一口恶气。

比赛开始后，三军用命的中国队气势如虹，“铜头”谭江柏在15分钟内连进两球，上半场就取得2：0的领先。

下半场，双方又各入一球，中国队依然以3：1领先两球。

但当所有人都以为失去悬念的时候，比赛却风云突变。

右后卫李天生在一次铲球中，因动作过大被裁判驱逐出场。

多打一人的日本队趁机连追两球，将比分扳平。

但怀有必胜信念的国足及时进行调整，即便少打一人，也依然敢于大举进攻，压得日本队喘不过气。

就在比赛只剩14分钟的时候，日本队后卫忙中出错，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果断判罚点球。

主罚点球的，正是中国队队长李惠堂。他没有放过这个终结比赛的机会，稳稳将点球罚进。

最终比分定格在4∶3，中国又一次击败宿敌日本，夺得冠军。

在场华人全都站了起来，为中国队的胜利呐喊跳跃，很多人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国力孱弱，国土沦陷。中国足球的胜利无法改变这一切，但却依然是宝贵的慰籍。

从1923年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到1947年以队长身份退役，李惠堂为国效力24年，进球1860个。他是那一代铁军当之无愧的队魂，是文武双绝，人品球品俱佳的领袖。

上海滩盛传“看戏要看梅兰芳，踢球要看李惠堂”的说法。日本报纸曾称他为“亚洲球王”，澳大利亚媒体说他是“足球神童”。

多年以后，李惠堂回忆球员生涯时说，对阵日本队罚进的这个点球，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进球。

赛后，日本媒体纷纷印发号外，一时间哀鸿遍野。

上海《申报》将日本媒体的报道传回国内，并把标题翻译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

从此，中国男足得名“铁军”。足球在中国的地位，堪称国球。

二、奥运苦旅

1936年，中国队收到柏林奥运会的参赛邀请。由于在亚洲正式比赛中战绩显赫，他们无需踢预选赛，可以直通正赛。

对于参加奥运会的挑战与意义，队长李惠堂有着清醒的认知。

出征柏林前夕，李惠堂受邀为《世界运动会特刊》撰文，他非常冷静地写道：

“我国的足球，二十多年来的进程中，努力争得远东霸主的称号，可是远东的足球程度还幼稚的很多，在远东称足球霸，无异在井底做蛙王。”

“一代球王”李惠堂

李惠堂判断，如果自己去英国踢球，只能在中游职业球队立足。就算国家队所有队友和自己水平相当，放欧洲也就是个二流水平。

但即便如此，李惠堂依然认为，这次奥运会不能不去。中国不能做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中国足球同样如此：

“因为不能夺冠军而闭门自守，不去参加领教也是废话”。

在他看来，参加柏林奥运就像是“登泰山”，登高望远才能清楚知道中国足球在世界的位置，这种经历实在难得。

然而，中国国足进军柏林之路，却横着一座比泰山还难以逾越的大山。

与八十年后的国足相比，两代球员面临的大山，完全不一样。

现在的国足，最头疼的是问题是如何从预选赛中突围，冲出亚洲。

可是自2002年以后，别说进世界杯了，进一次第二轮预选赛，也就是十强赛、十二强赛，都跟过了年似的。

屡屡挫败自己的苦主，也从当年亚洲一流的伊朗、韩国，变成了二流的乌兹别克斯坦、叙利亚。

最不用操心的问题，则是钱。

有了地产大亨们的投资，国足队员们个个年入百万甚至千万，开豪车住豪宅，日子美得很。

但民国时代的国足，境遇却恰好相反。

他们并不用考虑如何冲出亚洲。

论实力，中国队在亚洲已经没有对手，只会成为别人的苦主。别说日本、菲律宾，就连在中国踢球的英国军人、法国巡警们都被踢服了。

让他们最为头疼的，恰恰是今日国足眼里最不成问题的问题——没钱。

没钱到什么程度？连去柏林参赛的路费都掏不起。

尽管元首希特勒已经答应，中国队在柏林的开销由德国人承担。但坐船去德国的路费，并不能找他报销，还得中国队自己想办法。

按当时的港币来算，这一趟路费总计需要二十多万。都是工薪阶层的国足们，就算砸锅卖铁也无力承担。

队员们写了一封集体请愿信，向民国政府求助，申请路费。

但民国政府的官员们只能摊摊双手，表示一分钱都没有。

想来也是，当时国内危机重重，日本虎视眈眈，政府哪有什么心思搞体育？

那时的中国体育穷到什么样的地步，参加奥运会撑杆跳项目的运动员最有发言权。比赛之前，他连一根像样的竹竿都没有，只能临时找其他国家运动员借。

找个有钱老板赞助，也是死路一条。在那个普通老百姓都在为吃饭而挣扎的年代里，民族企业活下来就不容易，哪有闲钱搞足球。

一分钱就能难倒英雄汉，这二十多万的巨款，让队员们打了退堂鼓。

去，还是不去，成了一个大问题。

就在此时，一个消息传来：日本队赢了预选赛，也拿到了柏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如果中国放弃参赛，那么日本这个手下败将，就成了亚洲唯一代表。

这是国足队员们无法接受的，他们下定决心，要在国际赛场上继续和日本一较高下，向世界证明中国才是亚洲最好的球队。

决心一下，国足队员们便四处“化缘”，最终从社会各界力量筹得路费17万，但仍有5万没有凑齐。

小伙子们咬咬牙，想出一个“以赛养赛”的办法。

也就是一路上“卖艺”，踢表演赛，用门票收入当路费。

为了多踢比赛多挣些钱，球队提前三个多月便早早启程。

从1936年4月16日到7月8日，中国队从香港出发，途径南京、上海，随后又坐船南下东南亚，从西贡、新加坡一 路踢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

除了组织比赛，1936年的国足还需要靠香烟广告赚路费

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这堪称一次绝无仅有、充满艰辛的长征。

两个多月的行程里，小伙子们为了节约每一分钱，坐最低等的船舱，住最廉价的旅馆，睡最便宜的房间。全队经常挤在一个大统间，床位不够，就在地上打地铺。

吃饭则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连小饭馆都舍不得去。

沿途上，越南、缅甸、新加坡、印度都地处热带，又正是酷热时节。在憋闷的船舱与破烂的旅店里，他们要忍受怎样的煎熬，可想而知。

此外，他们还要担心当地的强队不和自己比赛，担心比赛时的天气，这些都会影响观众人数，关系门票收入。

好不容易踢上比赛后，他们还要提防当地的主办者黑掉门票钱。除上场的11人外，别的队员都到各入口去“监票”。

当时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赢球的一方可以分到更多的门票收入。为了赢球，主力队员一场不落地参加了所有比赛，即便有些小伤小病，或者体力不支，也得咬紧牙坚持下来。

令队员们感动的是，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们，对他们给予相当大的支持。

听说国足要来比赛后，他们纷纷买票看球。还有不少华侨焚香拜佛，为中国队祈福。

83天里，国足先后踢了24场球，战绩21胜3平。几乎每3天就要踢一场球，总共赚了20多万港元。

去柏林的路费算是彻底解决了，但国民政府听闻国足赚到钱后，马上派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代表周家骐，去找国足们讨钱。

许多队员气愤得不行。自己在东南亚拼了命踢球，政府一分钱都没掏，什么忙都没帮，结果到头来还要分我们自己赚来的钱？

后来李惠堂、孙锦顺等队员以大局为重，把队友们召集到一起开会，经过一番讨论后，国脚们终于达成共识。

在东南亚拼死拼活，他们并不是为自己赚钱，而是为参加奥运凑经费。现在路费够了，但还有其它兄弟队伍在上海等钱买船票去柏林，我们同属中国代表团，不能不管。

随后，国足们给全国体育协进会汇去了十多万港元，解决了其它项目代表队的经费问题。

说是足球队扛起了整个中国奥运代表队，毫不为过。

考虑到足球队的巨大贡献，李惠堂被选为代表团旗手，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欢迎仪式上亮相。

三、虽败犹荣

中国代表团抵达柏林时，已是1936年7月20日。

李惠堂作为代表队旗手，走出柏林车站

此时距离首场比赛只剩半个月的时间。中国全队上下却已“过度热身”，体能透支。加上舟车劳顿，吃住条件极差，从印度前往德国时又在海上漂了十几天，已是相当疲劳。

主办方德国人也瞧不起中国人，不仅没有派人迎接代表团，也没有给中国足球队安排练习场地，队员们只能寻找街头上的狭小空地做练习。

抽签结果公布后，中国队前景更加不容乐观，他们在第一轮就遭遇欧洲顶级强队——英国队。

按当时赛制，奥运会足球比赛没有小组赛，如若输球就将得卷包袱走人。

英国队的赛前情报工作也做得很好。英伦三岛对李惠堂这位“亚洲球王”早有耳闻，中国队在远东运动会与东南亚的傲人表现，他们也看在眼里。英国王室甚至特地发来专电，勉励英国足球队。

中英国家队出场阵容

1936年8月6日，注定将成为载入中国足球史的一天。

下午五点半，中国队22名队员与主教练颜成坤在柏林康姆逊球场亮相，现场观众多达万人。

赛前，恐怕没有任何人看好中国队。比赛的悬念，只是英国队的第一球能进得有多快，以及英国队能赢多少个。

然而比赛开始后，中国队的表现却震惊了上万名观众。

凭借灵活的跑位，积极的拼抢，中国队竟然发起一波接一波的攻势。一时间，英国队门前险象连连，在场的英国球迷屏住呼吸，神情紧张。

焦灼之际，队长李惠堂突然下底，一脚传中，准确找到孙锦顺。这位绰号“孙铁腿”的中国前锋没有给英国后卫任何反应时间，迎球就是一记抽射。

皮球凌空而起，怒向球门冲去。门将跃起扑救之时，皮球早已擦着他的手边入网。

那一瞬间，全场观众纷纷起立，为这记技惊四座的进球欢呼庆祝。

然而裁判员却做出判罚：孙锦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英国队逃过一劫。

整个上半场，中国队竟然未丢一球，与英国队互有攻守。

“铜头”谭江柏与“铁卫”李天生在后防线上发挥尤其出色，屡次化解对方攻势。两队战成0∶0平。

然而到了下半场，英国队的高强度对抗，让中国队的体力问题集中爆发，无法发挥出正常水平。

核心李惠堂也遭到英国队两名队员的“照顾”，得不到多少表现机会。

最后20分钟，体力严重透支的中国队再也抵挡不住英国队的攻势，被对手连续攻入2球，最终只能以0：2告负。

虽然输了比赛，但中国男足却虽败犹荣，赢得西方媒体的喝彩。就连傲慢的大英帝国的各家报纸，也对中国队一致好评。

他们认为，中国队的水平并不比欧洲强队差，只是输在了体力上，顽强的球风更是值得尊敬。

赛后的一桩往事，也成为队员们多年以后的特殊回忆。

比赛结束后，德国元首希特勒亲自走出看台，同中国球员一一握手，并为几名球员送出金表。

其中得到元首馈赠的，就有主力左后卫谭江柏。

结束奥运征程后，中国队在欧洲继续踢邀请赛，他们还得为自己赚取回国的路费。

因为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得到西方肯定，中国队得到了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荷兰及英国这些国家球队的邀请，先后踢了9场比赛。

在法国巴黎，他们与职业球队红星队战成2：2平。李惠堂在这场比赛中虽然没有进球，但却展现出高人一等的球技。

红星队此时刚刚升级成功，正在备战新赛季的法甲联赛，急需招揽人才。

赛后，红星队领队以年薪8000英镑的待遇，折合中国大洋6.4万块，邀请李惠堂留在法国踢球。

当时上海普通家庭，一年下来的收入也就四百多块。红星队给出的薪水，诱惑有多大，不言而喻。

然而此时李惠堂已31岁，已有意从事教练工作，为中国足球培养新人。加上当时奥运会并不允许职业球员参加，他便婉拒了红星队的邀请：

“我要保持业余球员身份，继续为中国队效力。”

中国队到达英国那天，更是有1000多英国球迷到车站迎接。

离开伦敦之前，当地球队专门设宴欢送，伦敦市长作陪。

宴会上，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官员们满面笑容。大使馆武官说，足球队为国争光不少。大使来英国，当地报纸不过是在第五、六页一小块地方登一下，而你们来，却上了封面。伦敦市长还来参加宴会，这是很不容易的。

李惠堂更是得到英国球队的高度关注。阿森纳领队阿里逊感叹，如果李惠堂年轻十岁，一定会把他揽入球队。

1998年，北京国安前锋杨晨加盟法兰克福，成为中国球员登陆欧洲五大联赛的第一人。

谁能想到，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李惠堂就有机会创造这一记录。

四、投身抗日

李惠堂之外，那支国家队不乏名将。

1976年，李惠堂被德国杂志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前锋孙锦顺，实力不逊李惠堂。曾在与英国陆军联队的比赛中，用一记凌空抽射射穿球网，从此得名“铁腿”。国足旅欧时，他还曾攻破过阿贾克斯队的大门。

左后卫谭江柏，弹跳力惊人，头球技术独步亚洲，有“铜头”外号。

李惠堂曾称赞他：“能卫能锋，陷阵则敌方辟易，防卫则一夫当关，浑身解数，件件皆能。”

此外，边锋叶北华、前锋冯景祥、中卫李天生，均为球技精湛、个人特点突出的悍将，与谭江柏一起被称为广州足坛“四天王”，是继李惠堂之后的黄金一代。

假如这一代队员的足球生涯，都是在和平年代中度过的，他们能在奥运会、世界杯这样的大赛中取得怎样的成绩？

历史无法假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永远无法知晓。

与欧洲顶级强队过招后，国脚们有了新的追赶目标，并开始全力备战1938年法国世界杯。

他们渴望着，在世界级大赛上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踢不好足球这种说法纯属谬论。

然而，活在那样一个动荡时代里，他们的足球之梦犹如水中浮萍，随时可能会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被拍击成泡影。

1937年7月7日那个夜晚，日军在卢沟桥头的一声炮响，彻底击碎这一代国足的所有美好愿景。

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告别球场的国脚们，纷纷肩负起天下兴亡，投身全民族抗战。

在新的战场上，他们用热血乃至鲜血，继续捍卫着他们的“铁军”称号。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随后，汪精卫组建的汪伪政府派出特使，以高薪为诱惑，极力邀请原国脚们踢球。

这些曾在球场上将日本人踢得落花流水的悍将们，无一不断然拒绝邀请，让特使吃了瘪。

汪伪政府还为李惠堂准备了主持体育事务的高位，并安排专机在港恭迎。

为了远离汪伪政权的纠缠，李惠堂借着到澳门比赛的机会，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在深夜逃离了日寇占领下的香港。

辗转回到老家后，为生活所迫的李惠堂宁可做仓库管理员，也不为汪伪政权接二连三的高薪邀请而动心。

1942年春节，李惠堂在家门口贴了一幅对联，上面的字由他亲手书写：

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

正是在这一年，李惠堂与队友们重新组队，开启体育救国之路。

他们先后踢了138场足球义赛，对受伤将士与孤儿们进行慰问。此后又将数百万善款全部捐出，用于购买粮食、衣被、药品和武器，支援前线战士。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更有几位热血国足男儿，直接投身到抗日战场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谭江柏奔赴云南，出任华侨运输大队长。

在滇缅公路上，他一次次冒着日军的炮火，顶着飞机轰炸，将宝贵的军用物资送到前线，支持着中国远征军和中华民族抗日。

谭江柏迎来了最终的抗战胜利，见证了日军投降。

此后他回到香港继续踢球，直到1948年挂靴。1950年，他喜获一子，取名谭咏麟。

但并不是所有队友，都能像谭江柏一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谭江柏的好搭档，主力左边锋陈镇和，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央航校毕业的飞行员。

抗战爆发后，他被召入空军第6大队第5中队担任队长，执行对日军的轰炸任务。

1937年7月25日，陈镇和独自留在广州的空军第27中队守卫南粤，用他们仅有的9架老式飞机与日寇周旋。巨大实力悬殊下，他依然击落4架敌机。

不论是在球场还是战场，陈镇和都堪称“射术精湛”。

陈镇和曾说，我喜欢踢球，现在却爱上了开飞机打鬼子，我恨不得把鬼子的头颅当球踢，那样才叫有趣呢。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陈镇和多次参与夜间轰炸，第5中队成为令日军十分忌惮的“夜袭支队”。

在9月18日“复仇之夜”的行动中，他与战友们驾驶战机，对日军的司令部、舰队、码头进行针对性轰炸，重创日军，为粉碎日军“三个月征服中国”的狂妄计划立下功劳。

11月24日，陈镇和率队轰炸入侵长江的日本运输舰。在躲避日军炮火时，因战机老旧躲闪不及被击中。

危急关头，陈镇和将战机撞向日舰，自己则及时跳伞逃生。当时报纸曾误传陈镇和阵亡，事后证实只是虚惊一场。

1941年1月28日，陈镇和随同部队，奉命到新疆接收一批苏联援助的新型战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在护送战机返回成都基地的途中，陈镇和遭遇沙暴，一时间狂风大作，飞机操作系统突然失灵，几乎没有给他任何的反应时间便栽向地面，机毁人亡。

作为中国空军顶级飞行员的陈镇和，在玉门关昌马乡妖魔山殉职，时年35岁。

这位曾在球场上为国增光的热血男儿，却在抗战中英勇殉国。

早在1932年1·28事变时，陈镇和就曾作诗，誓要一血国耻：

男儿莫惜少年头，快把钢刀试新仇。

杀尽倭奴雪旧耻，誓平扶桑方罢休。

这首诗，堪称是他们这代国足的战斗宣言。

国家无钱，他们可以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带着中国整个奥运代表团奔赴奥运赛场。

国家有难，他们可以放下球靴，在后方，在前线，为全民族抗战贡献自己的一切。

不论是在赛场，还是在战场，他们都以铮铮铁骨，写下了令后人热泪盈眶的铁血史诗。

战火摧毁了这一代国足的足球梦想，这当然是他们最大的不幸。

但种种忧患，却也将他们淬炼成一支可歌可泣的真正铁军。

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沉浮中，这些曾经在球场上为国而战的小伙子，早已消逝。

中国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孱弱的中国。比球技，比实力，那一代国足也早已被后来人超越。

但我们不应该将这些热血男儿的精神遗忘。

附：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足球队名单

领队：容启兆

教练：颜成坤

管理：黄家骏

守门员：包家平、黄纪良

后卫：李天生、麦绍汉、蔡文礼、谭江柏

中卫线：梁树棠、梁荣照、徐亚辉、黄美顺、陈镇和、李国威

前锋：李惠堂(队长)、曹桂成、贾幼良、杨水益、冯景祥、张显源、郑季良、孙锦顺、卓石金、叶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