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地缘与信仰的帝国博弈

作者;孙兴杰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的《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洋洋洒洒几十万言，将150多年前发生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那场战争场面呈现出来，也将19世纪中期整个欧洲的国际关系作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在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中，1853至1856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基本上算是维也纳体系“百年和平”中的意外插曲，但费吉斯认为，这场战争是欧洲国际关系的转折点，它改变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外交的理念和规则，这场战争留下的影响至今犹存。

克里米亚战争，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群殴

“克里米亚战争”这个名称本身就掩盖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港口城市）的争夺战让战争进一步聚焦。“在塞瓦斯托波尔有几百座纪念碑，许多都矗立在军人公墓里，那是在围困期间，由俄罗斯人建立的三座巨型墓地之一，有十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三名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阵亡的军人埋在那里。”可以说，克里米亚以及塞瓦斯托波尔已经变成俄罗斯的“国家图腾”，而不仅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从1954年克里米亚半岛划给乌克兰之后，俄罗斯人就一直试图将这个半岛拿回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乌克兰与俄罗斯分家之后。只有弄清历史的来龙去脉，才能理解当下克里米亚半岛和刻赤海峡发生的故事。

费吉斯努力还原克里米亚战争的整体面貌，将其置于黑海、“东方问题”，乃至整个欧亚大博弈的背景下去理解和阐述。他批评很多英国人只是关注克里米亚战争的细枝末节，而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呈现战争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原因之一是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比不上法国，无论战场表现还是后勤补给，英国军队都落在法国后面，在战后谈判过程中，也是法国起了主导作用。《巴黎条约》的签署，本身意味着法国从拿破仑战争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费吉斯超越了“英国视角”，从大历史的视野去讲述这段被英国人遗忘的历史。他说，“本书也是第一部资料大量取自俄罗斯、法国、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文献的书，全面反映了地缘政治、文化与宗教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主要参战国介入这场战争的。”

《克里米亚战争》，【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吕品/朱珠 译，理想国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在费吉斯看来，“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它使用了最新的工业技术、现代来复枪、蒸汽机和铁路，还采用了新型的后勤和通讯手段，电报、军事医学上的一些重要发明，以及战地记者和摄影师也出现在战场。与此同时，克里米亚战争又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的战争，战场上交战双方靠战场使者传信，在战斗间隙，双方会同意停火以便转移尸体、救治伤员。”这场战争带来了几十万人的死伤，漫长的战争对峙、落后的后勤保障给士兵造成严重的身体和精神损耗。

从战场范围来看，克里米亚战争可以说是欧洲大战，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巴尔干到高加索都是战场，参与战争的国家也不仅仅是俄罗斯、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甚至还搅动了奥地利、瑞典等国。到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陷落之后,英国并不想退出战争，而是希望将这场胜利作为对俄作战的起点。只是因为法国、奥地利等国不愿意继续这场漫长而看不到结果的战争，与此同时，法国和俄罗斯也开始进行了外交接触。

克里米亚战争的“战场”远远超出了黑海范畴，而具有了“帝国之战”的意义。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战后的两种大国秩序：一是俄罗斯和英国所代表的侧翼大国，俄罗斯代表着大陆帝国，而英国代表着海洋帝国，从欧洲来讲，两个帝国并没有交集，但是从欧亚大陆来说，两个帝国在中东和印度有交集，英国恐惧的是俄罗斯南下而威胁到印度。二是俄罗斯和奥地利建立的保守主义同盟，其中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是操盘者。

克里米亚战争意味着这两种大国秩序都已经崩裂，尤其是曾经联手制衡欧洲大陆霸权的英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和俄罗斯是中流砥柱，克里米亚战争无疑是“联盟的颠倒”。俄罗斯和奥地利之间建立了保守主义的君主联盟，反对国内革命和民族主义，尤其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俄罗斯军队充当了“欧洲宪兵”的角色，但是在1854年，奥地利加入英法联军，让俄罗斯从欧洲国际体系的主导者沦为“孤家寡人”。

可以说，克里米亚战争是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群殴。从彼得一世开始，俄罗斯就希望成为欧洲国际社会的一员，但是这次战争对俄罗斯无疑是一次打击，欧洲强国宁愿为了保护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而与俄罗斯进行决战。

战争动机：宗教冲突与帝国权力之争

克里米亚战争并不是一场意外，每一场战争都有深层次的原因，战争也是对每个国家的终极考验。费吉斯认为，“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各方都有自己不同的动机，民族主义情绪、帝国间的纷争与宗教势力交织在了一起。”战争最初的原因是巴勒斯坦的圣地争夺，即伯利恒的圣墓到底由天主教还是东正教保护，奥斯曼帝国在比较强大的时候，可以作为仲裁者，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圣地保护的问题就变成了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问题。当然，法国和俄罗斯是在18世纪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了干预奥斯曼帝国内政的资格。

费吉斯强调，宗教是引发克里米亚战争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俄罗斯。“领导和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东正教徒，是俄罗斯自我授予的宗教使命，中心任务之一就是重新夺回圣索菲亚，将其恢复为东正教的教堂之母，同时把君士坦丁堡变成一个拥有从莫斯科到耶路撒冷广大土地的东正教帝国的首都。正是这份使命感引发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宗教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恒久因素，而尼古拉一世取代那个骑着高头大马进入巴黎的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在欧洲革命期间离开了权位，新一代的领导人没有意愿去维系大国之间的平衡。

当地时间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约95.5%的投票者支持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图为亲俄罗斯民众举行庆祝活动。图/视觉中国

宗教是俄罗斯扩张的动力，但是仅仅因为宗教，战争可以控制在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然而，克里米亚战争，主要是英法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是宗教，但深层次原因是欧洲权力结构的变化，俄罗斯在黑海沿岸，尤其是高加索和黑海北岸的扩张冲击了欧洲的大国权力平衡，尤其是巴尔干地区。从叶卡捷琳娜大帝开始，俄罗斯就有一个肢解和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方案，整体来说，就是巴尔干半岛东部（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归奥地利，多瑙河两公国（现在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成为俄罗斯的附庸，君士坦丁堡成为一个自由城市，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俄罗斯军舰可以自由进出黑海海峡。毫无疑问，这个方案打破了欧洲的势力平衡，无论英国还是法国都不能容忍俄罗斯成为一个地中海国家，而奥地利也难以容忍俄罗斯军队越过多瑙河。

从17世纪开始，俄罗斯军队多次进入巴尔干半岛，但是多瑙河一直是俄罗斯潜在的“边界”。即便是巴尔干的斯拉夫人愿意得到俄军的帮助，但并不愿意接受俄罗斯的统治。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扩张，其实已经超出了其实力限度。与此同时，19世纪，俄罗斯在欧洲大陆的扩张，比如说进入巴黎、镇压欧洲革命，引发了欧洲的“恐俄情绪”，关于“彼得大帝遗嘱”的传言，被欧洲外交官视为俄罗斯扩张野心的证明，虽然这份文件已经被证明是伪造，但是，这种恐慌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

当然，欧洲国家也有一个肢解和分裂俄罗斯的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将芬兰还给瑞典、波兰建国、多瑙河两公国及高加索归还给奥斯曼帝国，等等。在19世纪中叶，欧洲国际关系的观念在发生变化。无论俄罗斯的尼古拉一世，还是法国的拿破仑三世，都有意改变欧洲的现状，拿破仑三世希望通过战争改变法国“战败国”的地位，而尼古拉一世认为，奥斯曼帝国衰落已经为俄罗斯扩张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尼古拉一世突然访问英国，与英国女王商讨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方案。“尼古拉一世以为只要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和她手下的高级大臣就可以了，没有意识到议会、反对党、公共舆论以及媒体可能会影响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当战争开启之后，英国的主战派将战争的目标设定为永久地削弱俄罗斯帝国的力量，使之无法与大英帝国抗衡。

宗教矛盾、权力政治，以及领导人的个人欲望相互交织，最终酿成了一场看起来意外的战争，克里米亚半岛这片海与陆、游牧与农耕、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交接的地带成为“绞肉机”，几十万人的鲜血浇铸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地缘政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