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为苏联军队强奸南斯拉夫女性罪行的辩护

注：南斯拉夫四巨头之一的吉拉斯，在其回忆录《同斯大林的谈话》中，记录了当时苏联红军强奸南斯拉夫女性的罪行，为此南斯拉夫领导人曾多次去往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此事，要求制止犯罪，以下是当时斯大林对苏联红军罪行的辩护。

如果我不是吃自己心直口快的亏，也许就永远不会有第二次莫斯科之行，因而也不会同斯大林第二次会见。

随着1944年秋红军的进入南斯拉夫以及贝尔格莱德的解放，红军的成员个别地或是成批地对南斯拉夫的人民和军队犯了很多严重的暴行，因此南斯拉夫的新政权和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政治问题。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红军理想化了。他们对自己队伍里的哪怕是最小的抢劫和犯罪行为也要作无情的处理，因此他们比老百姓更为震惊，老百姓凭历来的经验认为所有的军队总是要抢劫和犯罪的。这个问题的确是存在的,更糟的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正利用红军士兵的这些事件来攻击这个尚未稳定的政权和整个共产主义。而由于红军司令部对各种控诉充耳不闻，给人以纵容这些罪行和罪犯的印象，整个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

铁托从罗马尼亚（在那个时期他也曾访问过莫斯科并首次会见了斯大林 ）回到贝尔格莱德，就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

在铁托那里开了一次会，我同卡德尔和兰科维奇都参加了，我们四人都是南斯拉夫党的最著名的领导人，会上决定同苏联使团团长考尼夫将军讨论这个问题。为了使考尼夫了解全部事情的严重性，决定不仅由铁托一人同他会谈，而且我们三人以及南斯拉夫两位最卓越的司令官彼科.达普契维奇将军和科查.波波维奇将军也一起参加。

铁托用极其温和和客气的方式向考尼夫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后者竞粗暴无理地加以拒绝，这就更加令人吃惊了。

我们是将考尼夫当作一个同志和一个共产党员请来的，岂知他却在这里大声叫嚷道:“我以苏联政府的名义抗议对红军的这种转弯抹角的指责，这……. “

想用一切办法来说服他都无济于事。他突然以一个大国和“解放”军队的代表自居起来。

这时我说: “问题还在于，我们的敌人正利用这件事来攻击我们，并把红军士兵的暴行与英国军官的行为来比较,他们倒没有这样违法乱纪。”

考尼夫对我的话采取了粗暴的、完全不谅解的态度:“我最严重地抗议对红军的侮辱，竞把它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相比。”

后来南斯拉夫当局的确收集到了关于红军士兵不法行为的统计材料。根据公民们提出的控诉，有一百二十一件强奸案,其中一百一十件属奸杀案,另有一千二百零四件行凶抢劫案。如果考虑到红军只是在南斯拉夫的东北角经过，那末这些数字就不能说微不足道了。这些数字表明，为什么南斯拉夫领导人不得不把这些事件认为是政治问题，更严重的是因为这已成了南斯拉夫国内斗争中的一个问题。共产党人也把这个问题看作是道德问题:那个理想的、我们老早就在期待着的红军难道能是这样的吗?

同考尼夫的会谈无结果而散，虽然后来注意到苏军司令部对他们士兵的放荡行为处理得比较严厉了。考尼夫一走,有些同志就因我所讲的话而责备我,有的温和,有的比较严厉。

老实说，我从未想过要拿苏联军队和英国军队相比——英国只有一个使团驻在贝乐格莱德，但是我讲的是明显的事实,并且只是把我对这样一个政治问题的反应告诉他。同时，考尼夫那样不了解和毫无商量余地,也把我惹火了。当然,我完全无意侮辱红军，那时我对红军的亲切之感是不亚于考尼夫将军的。

鉴于我所处的地位,当妇女被蹂躏(我一向认为这是一种滔天罪行)，我们的士兵被凌辱，我们的财产被劫掠的时候，我无法保持緘默。

我的这番话以及其他几件事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之间最初发生摩擦的原因。虽然事实上以后还发生了比这些更加严重的原因，但恰恰是这些话经常被举出来作为苏联领导人和他们的代表们表示愤慨的理由。我可以附带提一下，这肯定是苏联政府把苏沃洛夫勋章颁发给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其他一些领导成员而不授给我的理由。由于同样的理由，它也没有发勋章给彼科·达普契维奇将军。兰科维奇和我因此向铁托建议，由他颁发南斯拉夫民族英雄勋章给达普契维奇来还击这种故意的冷遇。我的那些话也是在南斯拉夫的苏联特务在1945年初散播谣言说我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原因之一。但他们自己后来却不得不放弃这种做法,这不仅因为这种指责是无聊的，而且由于我们的关系有了改善。

……

他（斯大林）批评了南斯拉夫军队及其管理不善的问题。但是他指名攻击的只有我一个人。看看他是怎样攻击的!他激动地讲到红军所受的苦难以及他们不得不在被蹂躏的国家奋战几千公里而遭受的种种惨事。

他哭泣起来，叫嚷道:“对这样一种军队横加侮辱的不是别人，正是吉拉斯!吉拉斯，我简直没有想到他会干出这种事来，我待他多好呀!而这个军队曾不惜为你们流血:难道吉拉斯,他自己还是个作家，竟不懂得什么叫人的痛苦和人的情感吗?如果一个在鲜血、战火和死亡中横扫几千公里的士兵，同妇女开开心或者拿些小东西，难道他不能理解吗?”

他不断地举杯祝酒，向这个人说几句好话，跟那个人开开玩笑，把第三个人刺痛一下，吻吻我的妻子，因为她是塞尔维亚人，然后又为红军的艰苦和南斯拉夫人的忘恩负义而流泪。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按照他们的个性演戏似地各自扮了不局的角色:莫洛托夫冷酷地煽风点火，而斯大林则陷入一种悲剧式的伤感心情。斯大林在吻我的妻子时大声喊道，他作出这种恋爱的姿态，是冒着被控为强奸的危险的，这时他的情绪确是达到了最高潮。

关于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他谈得很少，或者说根本不谈，但是关于斯拉夫人、关于俄罗斯人与南方斯拉夫人的关系却谈得很多，而且，又一次谈到了红军的英勇牺牲和所受的苦难。

……

于是，斯大林问我关于红军的那件事。我向他说明，我并无侮辱红军之意，只是想提请注意红军某些成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以及他们正在给我们造成的政治上的困难。

斯大林打断我的话说:“嗯， 想必你是读过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的?你有没有了解,人的心灵、人的精神是多么复杂的东西?那么，设想一下，一个人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菜德，越过他的祖国的数千公里被蹂躏的土地，跨过他的同志和最亲爱的人的尸体!这样的人的反应怎么能正常呢?在经历了这种惨事以后，同一个女人玩玩，有什么了不得呢?你以为红军是理想的。它并不理想，也不可能是理想的，即使红军里面没有一定比例的罪犯——我们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把所有的人都安置在军队里，有一件有趣的事。有一个空军少校调戏一个女人，一个侠义的工兵出来保护她。

这个少校拔出枪来说:‘嘿， 你这个从后方来的地鼠!’

就把这个侠义的工兵打死了。他们把少校判了死刑.但是不知怎么搞的，这件事提到我这儿来了，我就加以调查——在战时我作为总司令，是有权调查的，于是我释放了这个少校并把他派到前线去。现在他成了我们的一位英雄。大家都必须了解军人。红军并不理想。重要的是它同德国人打仗而且打得很好，旁的一切就无所谓了。”

不久以后，在我从莫斯科回国后，我吃惊地听到了一个重要得多的，关于斯大林对红军人员的罪行抱“谅解”态度的例子。就是，当苏联士兵，特别是坦克部队，在经过东普鲁士的时候，接连不断地向德国难民——妇女和儿童开炮，把他们全部打死了，有人把此事报告斯大林。并请示如何处理。他回答道，“ 我们对士兵训戒得太多了;让他们有点主动性吧！”

更新资料：

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赫布朗的会谈记录

（1945年 1 月9 日）

代表团成员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问候后，斯大林同志问代表团是否一路順利，赫布朗 ① 用俄语回答：“非常顺利”。赫布朗口头转达了铁托元帅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

……

赫布朗说，把在南斯拉夫缴获的粮食运往匈牙利，这给居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许多南斯拉夫人对此不能正确地理解。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粮食是运给红军的，与红军驻扎在哪里根本没有关系；粮食运往匈牙利是给红军的，它没有稳定的粮食供应就不能作战。军队浴血奋战，却认为他们偷了东西，这是对红军的侮辱。

斯大林同志提到了吉拉斯的言论，他曾经说，苏联军官的精神和政治面貌比英国军官的精神和政治面貌差。斯大林同志强调指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是侮辱。不能根据个别情况概括一支军队，不能因一个丑恶的人就侮辱整个红军。必须理解一个战士的心，他奋战三千公里，从斯大林格勒打到布达佩斯，战士认为自己是英雄，他干什么都行，今天活着，明天可能被打死，人们会原谅他的一切。在长期艰苦的战争中，战士们累了，已经精疲力尽。持“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观点是不正确的。英国军官在希腊彻头彻尾地表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会有个别情况给我们战士脸上抹黑，我们为此也枪毙了人。不过必须记住，他们精疲力尽了，精神已经紧张到极点；他们认为自己是英雄，什么事都允许干，什么事都可以干。斯大林同志讲了最近的一件事，有个飞行员，一个很好的飞行员，在一个地方聚众畅饮，在那里打死了一个人。他被关进监狱，应当枪毙。调查了很长时间。原来他完全喝醉了，记不得自己干了什么事。斯大林同志说他保释了这名飞行员，因为这是个很好的飞行员。现在已经将他释放，派到了前线。必须记住，战士随时都有危险，特别是飞行员，不仅在战斗中有危险，而且只要在天上随时都有危险。德国人不那么容易打，然后还要追击他们。由于精疲力尽，人们失去了平衡，不能用通常的尺度去衡最他们。

对铁托无理指责红军的来信的回复

（1944年 10 月31 日）

我理解您在解放贝尔格莱德后的困难处境。您应该清楚，苏联政府尽管牺牲巨大，伤亡惨重，还是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你们。但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你们竟然把红军中个别官兵的个别事件和过失归结并扩大成整个红军的行为。帮助你们赶走德国人、在同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中流血的军队是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的。不难理解，家中难免有丑儿，但因为有一个丑儿全家人都要受到凌辱，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如果红军战士们知道，吉拉斯同志和那些不制止他的人都认为英国军官在道德方面要好于苏联军官，那他们会因为这种不公正的侮辱而大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