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地带| 苏联和德国之间的东欧

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向外国人解释祖国的历史时，曾描述过战争、外国占领和大屠杀对日常道德的冲击。他解释道，大规模的暴力可以磨灭人对自然正义的感知。在正常的时代里，如果有人在街上踩到尸体，他肯定会去报警，路人会聚集过来围观，大家会进行探讨和评论。而在如今这种时代，人们则会懂得避开沟渠里的尸体，不去问多余的问题……

米沃什还写到：谋杀因为战争而成为日常，甚至正当——如果能冠以抵抗之名的话。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遵纪守法的中产阶级小伙子们变成了心狠手辣的罪犯和匪徒，对他们而言“杀人也不会造成严重的道德问题”。盗窃、撒谎、造假等也都成了日常行为。对那些平时会惊醒整个街区的声音，比如呼啸的机枪声、痛苦的惨叫和警察逮捕邻居时的咒骂声，大家都已学会听而不闻。

按照米沃什的解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东欧人没法拿美国人（和西欧人）当回事。”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也就无法去理解其中的意义，因此也就不能想象这些事情发生的过程。“他们因此而极为缺乏想象力，”他总结道，“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而米沃什这种尖酸的分析也仍未切中要害。诗人写下这些句子已经是60年前了，而在今天说西方人缺乏想象力也仍然是不得要领的。提摩西·斯奈德就将这方面的讨论推进了一步。他是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从哈布斯堡时代的维也纳到斯大林时代的基辅都是他的研究范围。他的著作《鲜血地带》既勇敢又富于原创性，讲述了20世纪大规模杀人的历史。他认为，对于20世纪欧洲东半部分的真实情况，我们仍然缺乏真正的知识。而且他是对的：美国人认为“战争”开始于1941年的珍珠港，结束于1945年的原子弹；英国人的记忆是1940年的闪电战和解放贝尔森；法国人记得维希政权和抵抗运动；荷兰人会想起的就是安妮·弗兰克了。即使是德国人，所了解的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

斯奈德的雄心在于，他想说服西方——乃至全世界——去以一种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那场战争。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着手打破了对受害者、死亡人数、杀人方法（我们马上会说到）乃至日期和地理的流行说法。书名《鲜血地带》绝不是什么隐喻，所指的就是别人所说的“边陲地带”，从最西边的波兹南一直覆盖到最东边的斯摩棱斯克，覆盖了现代波兰、波罗的海诸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国西部的边境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些地区都不只陷落过一次，而是被外国占领过两次甚至三次。也正是这个地区，在战争中承受了最严重的伤亡和最大规模的物质破坏。

更核心的问题是，这个地区还经历了斯大林和希特勒的疯狂意识形态的最糟糕的时刻。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之间，来自那两大极权国家的恐怖军队和他们各自的邪恶的秘密警察在这大片领土之间来回推进，某一次都造成了深刻的种族和政治上的变革。在这一时期，利沃市曾被红军占领过两次，被德国国防军占领过一次。战争结束以后它的名字变成了利沃夫，也不再属于波兰，而是成为乌克兰的西部城市，战前居住在该市的波兰人和犹太人要么被杀掉，要么被驱逐出境，再从附近的农村调派乌克兰人到这里居住。在同一时期，乌克兰城市敖德萨先是被罗马尼亚军队占领，然后又被德国国防军占领，接着苏联人又重新拿下了这个地方。每一次易手都伴随着战役和围城，每一次有部队撤出之前都会先炸掉港口或者屠杀掉犹太人。其他几乎所有地方都上演过类似的剧情。

欧洲的大部分政治屠杀事件都发生在这片地带。事情都不是从1939年入侵波兰开始的。早在1933年，乌克兰的饥荒就已经是第一步了。在1933年和1945年之间，这片地带有1400万人死于有周密预谋的谋杀，而不是死于战火。而且，这些地方发生这种事情并非偶然：“希特勒和斯大林分别崛起于柏林和莫斯科，”斯奈德写道，“但他们的变革之梦主要都是寄托于上述这些地区。”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乌克兰发起了他的第一次农业乌托邦实验，将土地集体化，并就粮食问题向富农（所谓“富”可能就是拥有一头奶牛）发动“战争”。他的战役迅速升级，演变成了对整个乌克兰农民文明的打击，最终造成了1933年的大规模饥荒。那一年，希特勒得到了权力，开始梦想在波兰和乌克兰为德国殖民者争取“生存空间”，而他的设想要实现，就非得消灭那里的居民不可。后来，纳粹还在1941年设想了一个“饥饿计划”，通过饿死波兰人和苏联人来喂饱德国军民。和上次一样，纳粹决心没收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并重新分配：“一国的社会主义将被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所取代。”

毫不偶然的是，在1400万死于这类种族阴谋和政治阴谋的受害者中，大部分人都不是俄国人和德国人，而是两国中间地带的居民。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极为蔑视所谓波兰独立、乌克兰独立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独立的设想，而且都不遗余力地争取杀光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1939年入侵波兰西部后，德国人逮捕和杀害了波兰的教授、教士、知识分子和政客；苏联也在同年占领了波兰的东部地区，他们的秘密警察也逮捕和杀害了波兰的教授、教士、知识分子和政客。几个月后，斯大林还下令在卡廷和其他地点杀害了2万名波兰军官。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仇恨犹太人，而犹太人又在这一地区极为繁盛，人数远超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犹太群体。斯奈德指出，希特勒1933年上台时，德国的犹太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而且很多人后来都设法逃走了。希特勒设想的“欧洲去犹太化”要实现，德国国防军就必须侵入鲜血地带，因为这里才是犹太人在欧洲的主要家园。最终死于大屠杀的540万犹太人中，有400万都是来自鲜血地带，其他那些——包括16.5万没能逃走的德国犹太人——也是被运到这里害死的。战争结束后，斯大林还为残余的苏联犹太人而感到焦虑，部分是因为他们想要永远坚守大屠杀的记忆。在临死前不久，斯大林清洗和逮捕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但他死得太快，没能来得及发动大屠杀。

最重要的是，纳粹和苏联就是在这个地区发生冲突的。尽管他们1939年签署了《莫洛托夫- 里宾特洛甫条约》，就瓜分两国之间的地区达成了一致，但斯大林和希特勒还是彼此仇恨了起来。由于这种仇恨，德国和苏联的士兵在被俘后都遭了殃两国独裁者都严重草菅对方的人命。在德国人看来，苏联战俘和西方战俘不同，根本不能算是人命，而竟然还要像其他人那样消耗卡路里。于是，这些战俘被送到波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可怕的死亡营（根本不能算是战俘营）里，然后故意地饿死。他们被困在铁丝网之间的空地里，没有食物，没有药品，也没有房屋和寝具，所以死得非常快，人数多得惊人。1941年秋季任何一天死掉的苏联战俘人数都相当于整个战争中死掉的英美战俘。最终，有超过300万人这样死去了，其中大部分都是几个月内死掉的。

而苏联对待德国战俘的态度也毫无二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红军突然得到了9万名战俘，就把他们扔到了旷野里，不给食物也不给地方住。之后的几个月里，将有至少50万德国和轴心国战俘在苏联的关押下死去。不过，随着红军在战争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他们也就对让战俘活下去更上心了一些，同时把他们分配下去做苦役。据苏联统计，有230万德国军人和50万其他轴心国军人（来自罗马尼亚、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也有人来自法国和荷兰）最终进入了古拉格劳动营。在亚洲，也有60万日本人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在其祖国几乎被彻底遗忘。

战争结束后，有些人得到了释放，还有些人要等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获自由。这些做法的背后不一定有什么政治考量。1947年，正值战后饥荒的高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还毫无预兆地释放了几十万战俘。这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解释，苏联领导层只是拿不出食物来养活他们了而已。而且在战后世界里，他们面临着外界的压力，需要让这些人活下去——最主要的压力就来自于苏联在东德设置的代理人政权。纳粹做事就没这么多掣肘了。

不过，这个地区尽管能提供一些常人不熟悉的逸闻和统计数字，但对于研究者来说，鲜血地带已经给不出什么惊人的新发现了。研究该地区的历史学家当然都知道，有300万苏联军人在纳粹的控制下活活饿死，大屠杀的主要过程都发生在这里，而且希特勒对乌克兰的打算跟斯大林几无区别。

斯奈德的原创之处在于，他把这一个个孤立的事实——乌克兰饥荒、大屠杀、斯大林的大规模处决、蓄意饿死苏联战俘的行径和战后的种族灭绝——看作是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他没有像其他很多人那样，把纳粹的暴行和苏联的暴行分割开来研究，而是把它们合并起来。不过，斯奈德并没有真的比较这两种制度。他的主要动机在于告诉大家，这两套体制都想在同一时间到同一地点犯下同样的一些罪行。它们曾经协助和鼓励彼此，而总体来说，它们之间的互动造成的屠杀都要超过它们各自犯下的恶行。

斯奈德还想说明，两国的互动给该地区的居民造成了噩梦般的后果。我们这些现代的西方人离当时当地都非常遥远，可以舒服地把苏德两种体制分开讨论，对它们比较和参照、评判和分析，并搞一些“哪种更坏”的理论探讨。而对生活于其中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来说，对两国的体验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历史时刻进行的。斯奈德解释：

纳粹政权和苏联政权有时会结为盟友，比如他们会携手占领波兰（1939-1941）。有时他们作为敌人却可以找到共同的目标，比如斯大林在1944 年拒绝向华沙的起义者施以援手，任由德国屠杀人民，反正这些人要是活着的话，以后还会反抗他们的统治。还有很多时候，德国和苏联会互相刺激，结果搞出导致大量死亡的政策，比他们各自自行制订出来的政策要恶劣得多。

在有些时候，一个国家犯下的罪行，可以让另一个国家犯同样的罪行时更少遇到麻烦。当纳粹1941年进军白俄罗斯西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诸国时，他们所得到的，是一片几个月前苏联秘密警察刚刚驱逐掉几十万人口的地区，更不用提在他们到来前几天还刚有成千上万人遭到枪杀。结果，有些人竟把德国征服者当作“解放者”来欢迎，毕竟德国人也许是从那个杀人政权手中解救他们的大英雄。他们还能调动起群众对过去几起暴行的怒火，在有些地方，还能把这种怒火烧向当地的犹太人，因为群众的想象中，后者跟苏联人是一伙的——而且确实有些时候，犹太人是在跟苏联合作。大屠杀在这一时期开始提速，并不是什么偶然现象。

以这种方式看待20世纪中期的欧洲历史，对西方人来说也会有某种后果。比如说，斯奈德就要求他的读者重新思考他们看到过的一些著名的影片和照片，比如英美士兵在解放贝尔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拍下的那些东西。在照片中，饥饿的人们瘦弱得像骷髅一样，身上穿着条纹的制服，旁边还有像木材一样堆积起来的尸骨。这些画面构成了大屠杀的标准形象。然而，照片里的这些人多数都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强制劳工，能活下来是因为德国战争机器需要他们制造军火和制服。他们会大批地饿死，都是在1945年年初期德国政权开始崩溃之后。

大部分死在希特勒手里的人——不管是不是犹太人——都从来没进过集中营。确实有50万送进德国集中营强制劳动的人死掉了，但主要的那1千万左右的人都是死在了遍布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屠杀场里。也就是说，他们被带到了丛林中（有些是被自己的邻居害的），然后遭到枪杀。再有就是德国的饥饿区和毒气室。斯奈德认为，毒气室不应被算作“营”，尽管它们有时就盖在集中营旁边，比如奥斯维辛。

在德国统治下，“集中营”和“死亡工厂”的运行准则是不一样的。被判到贝尔森的集中营里服刑是一回事，被送到贝尔塞克的死亡工厂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碰到前一种情况的人会面临饥饿和劳役，通常还能活下去；碰到后一种情况的人则很快窒会息而死，毫无生路可言。而讽刺的是，斯奈德指出，正是因为这一点，贝尔森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贝尔塞克如今已鲜为人知。

关于斯大林的受害者，他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他认为，从1933年到1945年间，除了有100万人死在苏联古拉格之外，还有600万人死于政治性饥荒和屠杀场。

我正好认为，斯奈德给出的数字略嫌保守——但比例可能是正确的。在1930年到1953年间，死于劳改营的人数（死因包括饥饿、过度劳动和寒冷，因为他们都生活在铁丝网里的木板房里）远远低于死在机关枪下的人数和被剥夺食物蓄意饿死的人数之和。

每当我们想到囚犯，脑中的画面总是一些穿着木头鞋的人，每天早上被强行拖去劳动，一天比一天更没人形——这种形象也缔造了普里莫·莱维、埃利·维瑟尔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伟大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画面是错误的。事实上，能够参加劳动的囚犯至少是有机会活下去的。那些体弱不能劳动的人，以及那些在战争和混乱时期难以被组织起来劳动的人死掉的速调要快得多。死于大屠杀的540万犹太人都死得非常迅速，地点都在毒气室、死刑车或者寂静的森林里。我们没有他们的照片，也从未见过他们的遗体。

《鲜血地带》中给出的时间和地理上的论说，还将对我们使用“种族灭绝”一词的方式带来更为复杂的争议。如今已不再家喻户晓的是，“genoci de ”（种族灭绝）这个词是1943年由一位有犹太血统的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发明的，在此之前，他曾长期致力于争取国际社会关注他先前称为“野蛮罪行”的事件。1933年时，受到亚美尼亚大屠杀新闻的影响，他向国联提出建议，认为“种族、宗教或者社会集体仇恨”造成的大规模屠杀应该被视为国际罪行。1940年他逃离了纳粹占领下的波兰，从此加倍努力达成他的目标。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是他说服了检察官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虽然最终的判决没有用。他还让新生的联合国针对种族灭绝起草了一部公约。经过多次辩论后，公约于1948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得到通过。

正如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诺曼·奈马克在《斯大林的种族灭绝》中解释的那样，联合国故意给“种族灭绝”作了一个相当狭义的定义：“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这是因为，苏联外交官当时要求把社会群体、经济群体和政治群体排除在定义之外。如果这些东西都得以列入的话，那么苏联对贵族（社会群体）、富农（经济群体）和托洛茨基派（政治群体）的屠杀就可能会招致起诉。

尽管奈马克本人持续在呼吁扩大“种族灭绝”的定义范围，这个词在人们心中确实已经主要用来描述对种族群体的大规模谋杀了。事实上，一直到最近这段时期之前，这个词几乎都只被用来描述犹太大屠杀，因为它是少数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的“种族灭绝”：国际社会承认，前二战各盟国承认，甚至连当初的加害者都承认。

部分是因为这种难得的普遍承认，这个词最近似乎获得了某种魔力。世界各民族都在争取大家承认他们历史上遭遇的悲剧是“种族灭绝”，在各国之间，乃至在有些国家内部，这个词都成为一种互相攻击的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是否算是“种族灭绝”，引发了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巨大争议，竟闹到要求美国国会出决议的地步。乌克兰橙色革命的领导人们也四处奔走，要求国际法庭把乌克兰遭遇的饥荒定性为“种族灭绝”。（2010年1月，基辅的一家法院还将斯大林及其他高官判以“种族灭绝罪”，认定他们屠杀乌克兰民族。）

莱姆金的“种族灭绝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从一开始，对于如何正确使用这个词的讨论就一直受到政治上的影响。左派知识分子不愿意谴责苏联；斯大林确实也曾经跟罗斯福和丘吉尔结为盟友；某些德国历史学家企图通过类比大屠杀和苏联的罪行来淡化德国罪行的严重性；最重要的是，一直到最近的西方世界，要承认我们在一个搞种族灭绝的独裁者的帮助下打败了另一个搞种族灭绝的独裁者，都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直到现在，随着大量苏联和中欧史料的出版，苏联的大屠杀行径才在西方广为人知。近年来，在曾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那些国家（特别是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诸国），才开始有人在法律文件中用“种族灭绝”一词来描述苏联人搞的大屠杀。

奈马克的这本不长的著作给这场火热的争论添了新的燃料。尽管他承认联合国公约那段令人生疑的政治历史，他还是坚持认为，即使在现行的定义之下，斯大林对富农和乌克兰农民的打击也仍应该被定性为“种族灭绝”。可想而知，斯大林对某些种族的定点打击也应算数。在各个时期，苏联的秘密警察曾围捕、逮捕和杀害过大量居住在苏联的波兰人、德国人和朝鲜人，当然更不能忘记他们在几周之内杀害的那2万名波兰军官。像车臣这样的一些小民族也遭到了集体逮捕和流放：男女老少都被塞进火车里，流放到中亚生活，上层有意让他们死在那里，从此整个民族就此消失。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头上。

和斯奈德的著作一样，奈马克一书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从开头处的苏联占领东德一直到对种族清洗的研究。因此，他的论说都非常清楚、难于反驳而铁口直断。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对待《鲜血地带》提供的视角的话，有一个问题或许就不得不问：也许整个关于种族灭绝的辩论、特别是长期以来斯大林的屠杀是否“当得起”种族灭绝一词的争论，根本就是把水搅浑的伪问题？如果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屠杀各有不同但又能融为一体，而且互为因果、不可分割，那么我们怎么能把它们这样区分开，认定其中一个是种族灭绝、而另一个不是？

对于真正亲身经历过这两种暴政的人们来说，这种定义问题根本无关紧要。波兰商人会在意他的死因是犹太身份还是资本家身份吗？濒临饿死的乌克兰儿童会在意他的食物被抢走是为了建设左派天堂还是奉献第三帝国军队吗？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词汇，一个比现定义下的“种族灭绝”意义更广的词汇，可以用来描述所有“出于政治原因发动的大规模谋杀行为”。又或者我们应该承认，“种族灭绝”一词的定义应该包含蓄意的食物剥夺，将其与毒气室和集中营并列。而且，社会群体遭到的大规模谋杀应该被与各种族群体的遭遇同等看待。

最终，《鲜血地带》提出的观点，也将使我们对“记忆”的现代观念——也就是说，相对于历史的记忆——进一步复杂化。举例来说，现代的德国政权确实“记得”——在官方档案里，在公共辩论里，在纪念碑和学校的教科书里——大屠杀，而且也经常因此得到其应得的赞许。但这样的记忆有多全面呢？有多少德国人“记得”那3 百万苏联战俘的死亡？有多少人知道（或者关心），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协议不只将波兰西部的居民送进充满了流放、饥饿和死亡的奴工营，而且也把波兰东部的居民送进了充满同样事物的苏联流放地？在这种意义上，卡廷屠杀确实要由德国负上部分责任：没有他们跟苏联合谋，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然而，现代德国尽管对大屠杀怀有非常真实的罪恶感，但却不会把这种感受扩展到苏联军人乃至波兰人的领域。

如果我们记住20世纪真实的样子，而不是我们想象中它的样子，那么各国就会更难以曲解历史以迎合其政治目的。当代的俄国一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常挂在嘴边的总是“两千万苏联死难者”，想以此强调它的牺牲与烈士精神。但是，哪怕接受这个大得可疑的“整数”，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死者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俄罗斯人，并不居住在现代意义上的俄罗斯，甚至不一定是因为德国侵略而死的。

抛开这些的话，单纯重新整理一下我们所了解的那个1933年到1953年之间的欧洲，也至少可疑帮助我们解决米沃什所谓“缺乏想象力”的问题。如果我们单独思考奥斯维辛，就会很容易把它隔离出来，把它归入某个特定时间的特定地点，或者认定它是德国独特历史和文明的后果。但是，如果奥斯维辛不是唯一的大规模暴行，如果大规模谋杀当时还发生在一个多民族的景观里，得到了许多不同的国民的支持，那我们就不再好隔离奥斯维辛，也没法那么轻松地去解释它了。我们从20世纪学到的东西越多，就越难从中轻松地整理出一种教训，或者对生活于其间的人们作出某种简单的评判。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可以更容易地去体会他们的感受，并理解他们的选择。

来源｜NYBOOKS 文｜Anne Applebaum 译者｜李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