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给周边各族首领任性改名，改出了滔天大祸

文/刘路

王莽为了把社会打造成儒家经典描述的样子，做戏做全套，不但对内使用与目标南辕北辙的严刑峻法，对外也无端给周边民族首领降低封爵，搞得四面起火，而为了消灭这些边患，无厘头的出兵则给王莽政权的倒台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1：形式主义制造的巨大边患

随着王莽权力的不断加强，大新朝的子民已经不能阻止他的“改名癖”与“改制癖”了。王莽并不满足于在王朝内陆推行改名运动，他还要把这一运动推广到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去。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新即位的王莽派遣特使访问匈奴，并授予匈奴单于新朝的新印，收回汉朝的旧印。

本来汉宣帝时颁发给匈奴的是“匈奴单于玺”，而王莽颁发的却是“新匈奴单于章”，将“新”的国号冠于“匈奴”之前，将皇帝规格的“玺”换为了诸侯规格的“章”，从而引起匈奴人的强烈不满。

第二年，匈奴便发兵寇边，王莽一怒之下索性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发30万大军拒守北方边镇抗击匈奴，从而掀起了一场自汉武帝以来最大规模的汉匈战争。

降低匈奴单于印绶的规格，只是一个愚蠢政策的开始。

在王莽看来，自己以儒者而君临天下，天下泛泛之辈皆是无知，更何况不懂礼数、向来为儒家主流思想所轻蔑的周边蛮夷之族呢？于是，王莽称帝以后，将所谓“四夷”首领的封号全部由王降为侯，而匈奴单于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这就从一开始，为周边各族播下了对新王朝仇恨的种子。

王莽对周边民族政权的政策摇摆不定，进退失据，也并不止于匈奴一家。为了征讨匈奴，王莽征发东北少数民族高句丽的人民入伍。高句丽人不愿为王莽卖命，纷纷逃跑。当时就有人曾提醒王莽，应当安抚高句丽，结果王莽根本不听，激起高句丽人的反叛。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派严尤出征，严尤设计将高句丽侯诓骗入塞斩首。这可能是王莽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唯一的一次胜利。随即，王莽将“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这种在常人眼中荒诞的改名行为，在王莽看来，却是能够抬高自己身价的国策。

生活在今青海、甘肃地区的羌人部落，在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曾献土归附。王莽将羌人所献土地设置为西海郡。西海地处边陲，如今建制，妥善发展，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是一件好事。但是王莽对于西海郡却实行简单粗暴的处理，为了填充西海郡的人口，他不惜增加五十条法令，将犯法者迁徙到西海，不久被迁徙的人口就成千上万了。

如此，西海郡的治安状况可想而知。被徙之人固然心存愤懑，原来在西海的原住民也必然因此而受到影响。居摄元年（公元6年）冬，西羌终于举起叛旗，虽然第二年就被平定了，但由此引发的羌人之乱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也未彻底平息。

在西域，由于王莽滥施淫威、礼仪颠倒，导致西域各国对新朝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怨恨。于是，西域诸国重新投向匈奴。

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去征讨西域叛国，结果一路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另一路人马则趁着西域兵退之际残杀老弱，其负责人郭钦甚至被王莽封为“劋（杀绝）胡子”。至此，100多年前张骞几乎用生命换来的西域人民与中原人民的友谊，彻底被仇恨所掩埋，直到100多年后有一个叫班超的中年人重新踏上西域的土地。

就在北方被狼烟熏埋的时候，西南地区的句町王因为被贬为侯，也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以叛乱表达了自己对新朝的怨怒。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邛人、东川的白马氐也纷纷加入反抗王莽统治的大军。王莽前后投入至少三四十万人，伤亡惨重，但始终无法稳定西南地区的局势。

与周边民族的战争，将新王朝拖进了战争的泥潭。以汉武帝的才略，以文景二帝为其留下的充足财富再加上一轮又一轮的抢劫，尚不能以举国力而长期与周边民族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何况是志大才疏、危机重重的王莽？

王莽天真的以为，肆意削弱贬低周边民族，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忠诚。他却完全不懂得，他要从事的，且不要说是一场旷古未有的改革大事，即便是守成之业，首先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

新朝接手的西汉政权，本来就是一个濒于崩溃的烂摊子。王莽不思让这个烂摊子稳定下来，却企图以乱治乱，结果本来的社会压力和改革压力尚未得到妥善释放，又徒增一道战争的枷锁，社会危机、财政危机、军事危机接踵而至。新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它的反面。

如今，从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到丛林遮天的横断山，战火的硝烟弥漫在新王朝整条陆地边境线上。在那里，人们根本看不到明媚的阳光，严重早已被浓烟熏出了灰黑色的眼泪。

2：战争是压垮新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无论是哪个时代，将国家拖入旷日持久的举国战争，都足以使这个政权失去民心而被人民颠覆。汉武帝固然穷兵黩武，但却还知道这一点，因此晚年赶紧收手，还作秀骂自己，缓解天下怨气，让西汉政权好歹没灭亡在自己手上；可是王莽就没有那么明白了。

由于缺乏战略动机，王莽对周边民族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偶然性和被迫性，因此也就更称不上有任何的准备。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新朝对周边民族的战争是一个烂泥潭。

就在王莽北伐匈奴的时候，30万大军聚集边境，但是军粮供给毫无准备。为了解决军粮问题，王莽被迫“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其服务于后勤补给的人员和因此而消耗的粮食简直不计其数，全国因此疲惫不堪，而徒劳的消耗更是惊人。

王莽对句町的征伐，更是屡战屡败，为了支持前线，乃征发巴蜀地区的人民到前线当兵，又就地征税以供军需，结果战士毫无斗志，前线战况糜烂得一塌糊涂，国财民力耗去一大半，西南地区赤地千里，人民死于饥饿和疾病者十而有七。

可是王莽对此却始终执迷不悟，当绿林、赤眉的义军已经足以震荡海内的时候，王莽仍然视周边民族为最大的敌人，以至于直到他被推翻的最后两年前——地皇二年（21年），他仍然在转天下谷币到边疆以准备讨伐匈奴。人民在这样的军事压力下，彻底崩溃了。

绿林赤眉燎原之后，王莽仍然优先讨伐匈奴

但是，军事压力带来的崩溃还仅仅是所有崩溃一部分。事实上，自从王莽即位以来，其推行的种种措施，使得人们就始终生活在崩溃之中。

没收土地、垄断产业以及莫名其妙的货币改革这三大改革目标本身既很荒谬，而且也未实现，而其对人民增加赋税和徭役的内容却由于中央对地方控制的瘫痪而被加倍执行，这给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面对这些灾难，王莽起初并未反思自己的政策存在哪些问题，而是以为改革之所以造成了灾难，是因为人们不肯执行。

于是，王莽采用了儒家本身最反对的做法——严刑酷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非议王田制的要充边，携带五铢钱的要发配，私铸货币的要五家连坐没入奴婢……

地皇二年（公元21年），因触犯法律而没入官官奴婢者数以万计，这对于一向标榜儒家思想、标榜人性关怀、标榜应当废奴的王莽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