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游之战:福建倭寇对明朝官军的最后抗争

公元1563年，随着兴化之战结束，福建沿海的局势似乎已趋于平缓。但作为倭寇核心的海商集团，依然在大体上保持着班底完整。因而能迅速重整旗鼓，继续对以莆田为中心的水域展开新一轮进攻。

然而，日益萎缩的活动空间，还是对倭寇们的生存现状造成很大影响。因而在冒险发动的仙游之战失败后，还是不得不从世代经营的福建水域撤退。

倭寇的天然两面性

明朝画卷中的登陆倭寇形象

作为典型的沿海走私集团，各路倭寇从诞生之日起就存有非常显著的两面性。比如从成员结构来看，大部分人皆为世代经商、捕鱼和贩盐的土著后裔。但又不可避免的混入临省合作伙伴，甚至有一定比例的外籍参股者活跃其中。因而在镇压他们的官府口中，总是会被归类为外番贼寇。到了民族主义爆棚的时代，又特别容易被定性为别国入侵者。

其次，各路倭寇也必然在地理分布上保有两面性。因为能私自造船、突破海禁封锁的毕竟是少数人，且大都活跃于沿海荒岛或邻国港口周围。余下的大部分人却与之相反，既没有长期背离故土的决心，更不存在拥有远航船队的经济实力。所以就只能季节性的参与集团活动，平日里则留在本乡参与常规劳作。但他们的存在本身，恰恰是倭寇得以迅速扩大队伍的关键要素。

许多倭寇支持者 实际上是被驱离海岸的土著后裔

另一方面，明朝官方建立的整套防御体系，往往会在关键时刻表现的漏洞百出。因为世代当兵的军户群体，同样需要靠脚下的一亩三分地来供养自己。但散布于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无数狭小平原，并无与之相衬的富裕肥力，很容易因人口增涨而不堪重负。但他们的确占据着区域内的最优质地段，又经常需要为补贴亏空而向土著乡邻索取，所以很容易遭记恨与仇视。即便有许多人为谋求生计而脱籍为民，还是会沦为倭寇袭击的主要针对目标。只不过在地方官府的宣传记载中，总是扮演成最纯粹的受害者。

正因如此，倭寇与明朝当局的长期冲突始终是悬而未决。虽然前者在军事技术、大兵团组织能力和后勤供给层面都处于绝对劣势，却能依仗深厚的地方基础充当坚实后盾。一旦受挫就立即原地解散，稍后又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重新集结。后者则意识到原有的军政体系已衰败不堪，但苦于维持结构性稳定而不能将之裁撤。于是，转而耗费数倍于对手的动员开支，不断招揽新丁拼凑募兵军团。前期的广西狼兵即是如此，后来靠优惠政策收买的葡萄牙人亦是如此。后来在戚继光麾下服役的义务矿工和俞大猷找来的赣南山民，也都是同类现象的两个侧面。

倭寇对明朝的打击 是持续不断而难以根除的

娴熟的机动进攻策略

明军为应付倭寇 被迫在东南三省之间来回奔波

在1563年春季的兴化之战结束后，原先集中于福建莆田的倭寇已被迫就地解散。其中有相当部分退回内陆乡间，无法为缺兵少将的明朝官方追究到底。但也有成员驾船出海，躲藏于漳州和潮州的外岛暂避。但彼此间的联系并未被切断，并且积极准备在冬季策动全面反击。为此，他们还动用自己的海外关系，到日本的平户港和琉球的那霸港招揽佣兵。

与此同时，爆发于潮汕本地的大规模叛乱还在持续。他们团结在自封飞龙皇帝的张琏左右，直接牵制住明朝安插在粤东的大部分兵力。甚至还惊动了镇守赣南的名将俞大猷，让他麾下的6000新军无暇顾及福建旧地。此外，还有活跃在雷州半岛的潮汕寇首曾一本，以及占据漳州南部的大海贼吴平，都让人力有限的明军感觉更加捉襟见肘。

潮州同样是各类倭寇的重灾区

当然，屡屡被委以重任的戚家军，也不可能在福建当地久留。在追随戚继光完成莆田境内的抗倭作战后，已经有6000多人被调回北方休整。但更为现实的因素，就是担心浙江本地的防御出现严重漏洞。剩下的6400多人也无法就此停歇，分头驻扎到福州、兴化、泉州和漳州的核心区域。至于匆匆逐渐的水师船队，则被用于恢复烽火门、南日山、浯屿、铜山、小埕等沿海水寨的防御能力。换言之，除少数由戚家军亲自节制的陆军外，整个福建海岸已不存在其他机动增援力量。

于是到1563年10月，准备许久的倭寇再度对福建地区策动大规模反扑。他们将规模达27000人的兵力大致分为3股，以便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同步突袭，测试守军的防线虚实。其中，来自日本平户的分队，可以就近袭扰浙江台山。从琉球出发的船队，也能顺着朝贡航线直扑省城福州。至于聚集在漳州梅玲的队伍，会优先攻打金门岛上的浯屿基地。而南澳岛上的潮州海贼，则能直接绕道前往泉州。以至于战乱的烽火瞬间遍布福建各地，让分头把守的官军倍感压力山大。但倭寇们对上述地区的袭击都力度有限，从而让不少卫所、水寨的官兵刷了捷报。

从海上突然抵达的倭寇船队

事实上，倭寇此次来袭的真正意图，仍旧是半年前让自己刷羽而归的莆田。只不过具体目标从首府变为更靠内陆的小城仙游。其一就是由于前次冲突的反复易手，包括平海卫在内的原有要塞已基本破败荒废。所以船队能比较轻松的从外洋突入峡湾内海，顺着米兰溪深入内陆郡县。其次还是因为莆田向来是盗匪聚集的重灾区，非常适于内地的响应者聚集集中。因此，该区域始终是明朝福建海防的短板漏洞，也就值得双方再度为控制权而爆发激战。

于是，类似先前浙江台州发生的剧情，又在并不直接靠海的莆田仙游上演。当年11月1日，首批倭寇搭乘16艘战船突入兴化地界，迅速沿内河向仙游挺进。两天后，又有5艘船的倭寇如法炮制。但仅仅到当月6日，云集于仙游城下的围攻者规模已多达15000之众。显然，其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是由海路抵达，而是从本土或其他内陆州府被召集来的地方叛军。

至今都从属于莆田的仙游

虚虚实实

今日的仙游 依然保留着北山临水格局

相比之下，明朝官方在仙游城内仅有200卫所驻军，另有250个的临时民兵协助防御。面对来势汹汹的倭寇，所有人都清楚自己没有退路，因而在县令 陈大有的指挥下积极备战。准备凭借包砖的坚固石墙，死守到朝廷派来大股援军为止。敌方则依然苦于缺乏重型装备，只能以攀登城头的古老方式进攻。结果还是因不善此道而数次遭至挫败。

此时，戚继光身边仅有1600名机动精兵，刚刚在南面的泉州驱逐了登陆倭寇。虽然已派人回浙江动员另外半数戚家军南下，却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但还是毅然率军赶往仙游，并派人指示陈大有可利用和谈拖延时间。恰巧围攻者阵营也期望能无血开城，便暂时叫停了不间断强袭。这让城中明军获得喘息之际，并将全部精力用于巩固防御设施。除就地取材建造土墙，还赶制了可破坏梯子平衡的飞钩。唯一的困境源于后勤储备不足，却也可以暂时用强制分配的方式渡过难关。

倭寇的进攻虽然猛烈 却从未对仙游造成根本性威胁

双方的对峙持续到12月6日，倭寇方面终于因失去耐心而重启战端。在此之前，他们已围绕城市建立的4座营寨，并利用空闲时间赶制出大量云梯。但土木领域的缺失，让围攻者们并未建立起壕沟+护墙组成的全面封锁工事。所以没法从根本上切断城内守军和外围增援的秘密通讯，也给彼此间的配合行动埋下隐患。比如当大批死士将要控制城墙之际，就有突如其来的官军从外侧发起偷袭，纵火焚毁了大量云梯。稍后还有铳炮发射的轰鸣声在四周响起，一度让倭寇们误认为有大量官军赶到现场。

不过，这些“意外”都来自戚继光的小股机动部队。其中既有自己一直带在身边的2个营戚家军士兵，还有400名随偏将郭成抵达的苗人土司武装。临危增援仙游的小股部队，应该就是后者的蛮族佣兵。但慑于巨大的数量差距，还是只能在较远位置上暗中观察，用虚张声势的手法实施干扰。等到对方斥候探明周遭并无大军存在，对小城的进攻也很快恢复过来。另有大批部下被分散到其他村舍驻屯休整，几乎没可能在短时间内增援中心战场。

后期的大规模倭寇武装 已具备制造攻城塔的能力

终于在当年12月下旬，6000人的戚家军从浙江抵达莆田前线。至此，明朝官方终于着手实施解围反攻。戚继光针对倭寇四面驻扎又彼此缺乏照应的特点，提出同步袭击而重点攻其一路方略，准备重锤对方规模最大的南部营地。于是派得力干将胡守仁率半数人马执行强攻，同时让陈濠和李超分别带一队士兵佯攻东西两翼，而郭成的苗人则在北部山头进行类似牵制。由于倭寇已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仙游城下，所以没能对周遭变化有任何急时掌握。

12月26日，明军兵分四路向仙游外围的目标营地挺进。借助凌晨的浓雾掩护，直到很近距离都没有被对手察觉。倭寇方面还在专心攻城略地，派人将8座刚刚打造好的移动攻城塔推向城墙。可惜全面胜利尚未到来，自己就因疏忽大意而遭遇致命一击。不少死士刚刚登高备战，便听闻险情从南面营地传来。只得再马不停蹄的调头迎战，以凌乱的队形硬碰完整阵列。结果是后续增援尚未抵达，前方的同僚已成批溃败，很快就有数百人战死。最后只能躲入精心布置的营垒，才稍稍稳住了混乱局面。

戚家军与倭寇的正面冲突

但明军通过多次交手经验，也清楚强攻阵地没有任何便宜可占。索性在破坏外围木栅栏的同时，不断纵火焚烧内侧营帐。这才将更多倭寇从深处驱赶出来，分别向着东西两头逃往其他营垒。戚继光也立即将主力分成2队，尾随溃兵实施进一步夹攻。那里的倭寇本来数量就少，根本无力应付两个方向上的威胁，于是又不仅苦战便匆匆四散而去。至于并没有受到多少打击的北部营地，也在看清不利形势后就主动走人。大批官军得以兵不血刃的占领那里，宣告仙游之围的成功解困。

此时，在莆田内陆尚有数量可观的倭寇武装。因为根据明朝官军统计的战果，他们在4个营地内总计火烧、斩杀敌军不足千人。另有3000名被以“解救”名义俘获的本地支持者，但终究达不到整支大军的1/3规模。因此，余部还是按经典的老办法解散，只分出2批规模不大的客军逃往泉州和惠州方向。但对于本就千钧一发的守城官兵而言，这样的结局已是善莫大焉。

保留至今的一段仙游古城墙

更为重要的是，明军虽在仙游之战的成果比较有限，却对地方上的抗争情绪造成很大打击。亦如台州之战在浙东沿海所造成的示范效应，足以让来自海上的贼寇暂时失去号召能力。正因如此，戚继光将在来年率部挺进广东，将战火燃向倭寇的最后重要阵地–潮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