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海卫之战：明朝三省大军与倭寇的莆田血斗

公元1562年，明朝与各路倭寇的战争开始步入后半程。前者继续依靠绝对的资源优势，不断征用义乌矿工、广西狼兵和葡萄牙外番替自己充当开路先锋。后者则在遭南北两翼夹击的窘迫下，被迫集中到相对隐蔽的福建沿海。

随着时间推移，双方的冲突日益血腥且焦灼，经常要为咫尺之地对峙很长时间。爆发于莆田境内的平海卫之战，便是此类现象的第一个直观表现。

波澜不惊的首次交手

莆田在历史上长期属于兴化府建制之内

早在北宋统御福建之际，就以今日的莆田城为核心，拼凑起相对独立的兴化府建制。虽然在政治地位、经济效益和文化影响力等领域内的表现，都无法同福州、泉州乃至漳州相比，却依然是无法被忽略的防务要地。因为有许多蹭不到官商贸易红利的私人团体，都会选择以这块中间区域为主阵地，亦盗亦商的纵横于南北两头。

14世纪后期，高举海禁旗帜的明朝入主福建，兴华府也再度成为朝廷节制地方局势的重要阵地。首先是在充当主城的莆田设立驻军据点，接着又在更靠大海的秀屿区建立平海卫，以便在地理上将全省海岸截成两半。尽管总有盗匪活跃在多山少平原的内陆角落，却无法从根本上突破官军的网格化管控体系。甚至在各地的海商团体兴盛后，都没有把莆田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区域。

明朝建立后 很快也在莆田附近设置有2个卫所

当然，上述格局终究因16世纪中期的倭寇风暴而遭打破。特别是在浙江和广东的局势恶化后，大部分海商都被迫云集到福建水域。只不过在初期，他们依旧习惯居于南北两头，分头以毗邻浙东的宁德和靠近潮汕的漳州为主基地。直到1562年的横屿之战过后，才逐步发觉莆田可能才是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

另一方面，首次入闽的戚继光也并非不懂莆田的重要性。因而在结束对横屿岛的清扫任务后，便继续沿海岸向南挺进。先是在隶属福州府的牛田，击破了分头扎寨的倭寇残兵。然后又迅速抵达兴化府境内的林墩，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歼灭对方2000多人。只是苦于手头的戚家军数量太过有限，又不能长期将驻守浙江的卫所部队外调，才转头返回北方休整。倘若没有意外横生，那么这一系列针对沿海走私群体的战役就将止步于此。

不过，倭寇问题根本不可能靠几次集中清缴就轻松解决。比如在戚继光纵横闽浙两省的同时，广东潮汕又出现了拥众10万人的“飞龙皇帝”–张琏。不仅多次率部围攻潮州主城和海陆丰，还会周期性的派兵进攻闽北与赣南边界。受此影响，明朝官方只得不断从两广、江西征调部队镇压，并让许多原本以防倭为第一要务的闽南驻军也受到牵制。

于是，本已退居漳州或南澳岛的倭寇残部，再度将目光对准防御能力较弱的莆田。同时还与部分退往日本平户的海外伙伴取得联系，准备共同出兵夺取这片边界区域。他们在1562年的11月份重新集结，以多达6000人的队伍围困兴化府。虽然因缺乏重型武器而不能马上破城，却足以让困守其中的卫所兵们大惊失色。至于朝廷派来的援兵，也由于各种可观因素而显得非常迟缓。

姗姗来迟的增援

公元1562年11月29日，明朝的首批700名援兵开始从福州赶到莆田。虽然只是由广东总兵刘显率领的外省客军，却已经是距离前线最近的一支机动力量。但派往城中报信的8名斥候却遭围攻者捕杀，致使原先的内外突袭计划直接泡汤。倭寇甚至还将计就计，派人假冒明军潜入兴化府城散布假消息，并趁机从城市的西北角突然发难。结果就轻松瓦解掉守卫防御，并将多为军户依附人口的居民都屠杀殆尽。

相较于以往的县城死守，这次发生在莆田的府城陷落还是让大明朝廷极为震撼。毕竟，最初的倭寇群体，只是一些遇到官军就出海跑路的寻常走私贩。如今却在长期战乱中得到锤炼，对大中型城市的威胁也日益加深。因而在地方御史的痛心呼吁下，急令俞大猷和戚继光联手重返福建战场。可惜，前者麾下已无多少招募自广西的土司狼兵，只能现在任职的赣南与闽北征集6000新丁。后者虽有3000名屡次获胜的戚家军精兵，也不可能同时兼顾太多防区要务。只好先让部下胡守仁率前卫力量南下，自己则前往义务去再雇佣10000个山民矿工。以至于连训练时间都不充分，只能在强行军的间隙传授基础阵法。

由于大都是新募兵丁 戚继光只能在赶路的沿途进行训练

到了公元1563年1月，攻陷兴化府的倭寇也不准备继续固守。出于对卫所军籍人口的本能愤怒，他们直接在当地肆意挥霍、乱杀一气，很快就将堂堂府城破坏为遍布尸体且腐臭不堪的人间地狱。随后集体向南转移，准备在拥有三面环海地形的平海卫另辟据点。一直蹲守附近的部分卫所兵便顺势“收复”主城，并一路尾随发起追击。不想却在半路上的五党岭遭反向埋伏，还连带着将海边的卫所堡垒也丢给对方。

此后，6000多名倭寇便以高8米的砖石城墙为依托，在莆田南部的秀屿半岛建立根据地。一直与之保持距离的广东客军，继续在总兵刘显的率领下驻屯的明山予以监视。随后，俞大猷率领的6000江西士兵抵达，配合部分从泉州赶来的水师船队，临时落脚在南面的秀山海岸。但两者都不愿冒险向数量相当的倭寇开战，继续苦等到戚家军的10000多人由浙江抵达，才开始谋划如何将坐拥优势地形的对手剿灭。

三路明军与倭寇的莆田对峙

当年4月20日，新任福建巡抚谭纶亲临前线督战，并召集3位主将商讨出兵事宜。经过一番并不复杂的讨价还价，还是决定由部队最多、在本地没有任何根基的戚继光担任主攻角色。他手里的10000名新募戚家军，也因此被部署为全军的中路阵线。左翼山地则交给数量较少的广东客军负责，而临海的右翼全部为俞大猷麾下的新丁和水师负责，谨防倭寇在不利局面中出海遁逃。

相比之下，倭寇方面的指挥部署同样思路清晰。由于自知无法靠小小的卫所堡垒容纳6000多人，便将主营地和防线都设置于半岛中断的五党岭，尽可能靠地利弥补军事组织层面的不足。多年来的正面交手败绩，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散阵轻步兵模式存有明显缺陷。所以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努力发展出少量火器、工兵和骑兵分队。只是相对于官军的大刀阔斧而言，终究是有些渺小而难以发挥奇效。

决战山海之间

公元1563年4月21日，三路明军正式向据守五党岭和平海卫的倭寇发起全面进攻。戚继光在凌晨就派得力干将胡守仁充当先锋，率领经验丰富的戚家军老兵向山头位置摸索潜行。因为成员大都来自地形复杂的义乌，又长期活跃在东南各地的丘陵之间，所以对翻越眼前的小山并不感觉困难。这些人很快就遭遇到敌军的一些散兵游勇，并立即与之展开激烈的前哨混战。由于长期的严格训练，他们往往能以更快速度结成鸳鸯阵，再依靠各类冷兵器的长短相继获得巨大优势。多为福建沿海渔民的倭寇自然无此技能，只得在溃逃之余将高地位置拱手相让。

此后，更多戚家军部队登上五党岭的侧峰，并将包括虎尊炮、弗朗机在内的辅助火器都同步搬运上去。加上单兵使用的各类火铳、标枪，形成能有效防御阵地的密集火力。倭寇一边则急于夺回要地，出动120名骑兵+2000步兵的组合仰攻山头。可惜，福建本地向来不能产出优良战驹，走私商贩所能接触的日本、琉球或海南岛也仅能供应少许代步劣马。因而在大步冲击中无太多优势可言，只能稀稀落落的攀爬到半坡，就遭戚家军火器部队的猛烈轰击。 更要命的是，他们在自身崩溃之余，还调头撞乱了本方步兵阵列。以至于整个反攻都陷入一批混乱，不断为高处的官军火力狙杀。

眼看倭寇的精锐分队已自顾不暇，戚继光立即下令全军发起集团冲锋。近万名义务新兵便从五党岭上俯冲而下，粘着对手一路追击到山脚下的平原地形。那里虽然还有规模不小的倭寇预备队，却也无力在友军溃退、强敌紧跟的压迫下应战。只能调头逃入身后的许厝村营地。

另一方面，官军右翼的俞大猷也在积极推进包抄作战。那些来自福建本地的水师船队，从海面登上半岛，让数量更多的赣南新丁则直接迂回进入内陆区域，帮正面得胜的戚家军堵截敌方后路。由于对方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北面，故而对弱侧赶来的明军没有任何准备。所以就只能化整为零的四处流散，而核心人马已被团团围困在村舍的新建营地当中。出于对倭寇成员会做困兽之斗的忌惮，三路官军很快就采用火攻达成一致。最终借助风势与熊熊烈焰，将整座村庄与被围者都化为灰烬。

接着，总数近20000人的明军又抱团向南挺进，直逼还有数千倭寇据守的平海卫堡垒。后者眼看自己大势已去，又担心在海上遭俞大猷的水师拦截，便迅速登船撤离当地。其中有相当部分遁走漳泉二州，余下分支也习惯性的退往潮汕水域的南澳岛躲避。显然，他们对自己在莆田的失败并不甘心，因而会在次年再度驾船杀回。但至少在当下，他们的离去是直接宣告了平海卫之战的胜负结局。

如果仅从纸面战果来看，明朝在莆田的反攻似乎成果显著。但回顾事件的前因后果，就能明白这场胜利的附加值其实相当有限。因为仅仅是兴化府城的陷落本身，就是过去无人敢想象的大事情。戚继光和俞大猷两人的迅速募兵，也反映出原有的卫所体系已彻底崩坏失灵。以至于有任何风吹草动都无法自行解决，必须靠中央调拨的财力填补动员能力。考虑到走私海商向来在东南各省有相当深厚的地域基础，那么整场抗倭战争的结局也就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