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统治有多残暴？竟然让江南士大夫们无比怀念

在一般大众的心里，元朝绝对是个充满杀伐与暴力的朝代。不仅有骇人听闻的四等人制度传闻，还制定所谓的过10户人家用1把菜刀流言。然后再通过这些捕风捉影的历史构建，编织出一个蒙古贵族整日花天酒地，而低等汉人却猪狗不如的心酸画面。

然而，只要稍稍看过元末明初的一干文人笔记，这类刻板印象就很容易出现崩塌。因为那些留存于字里行间态度，不难让人发现他们对蒙古统治时代的深刻怀念。甚至连宋濂、方孝孺等知名儒家士大夫，都对元朝是青睐有加，并在笔下不乏溢美之词。

明初文人对元朝的褒赞

元朝画卷上的各族人交流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有一篇著作，名为 《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并在里面详尽罗列了元末明初的各类文人诗集。他本人看完这些亲身经历者的文笔，还不由的发出过如下感慨： 明初士大夫出身虽微，要之言必陈本朝，而其本朝则胡元也！彼辈之重视昭代，乃与在朝仕宦者无二致，则何其于亡元之崇重，而于兴明之轻蔑。

用简单通俗的当代话来翻译，就是相较于重开汉人日月天的大明，这些士人仿佛对蛮夷统治的胡元异常怀念。 我们从下面列举出的一些明初士大夫文笔，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亡元的真实心态：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亦。

— 《草木子》卷三上

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大学者叶子奇，也觉得元朝是个轻徭薄赋、海晏河清， 宛若乌托邦一般的国度：

元贞大德乾元象，宏文开，寰世广……唐虞之世庆元贞……元贞大德秀华夷，至大皇庆锦社稷，延祐至治承平世。养人才编传奇，一时气候云集。

— 《临波仙》

即便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剧作家贾仲明， 都会在元曲中也极力讴歌元朝带来的承平年岁：

故蜀国文靖虞公，以硕学熊文，际遇文皇帝（元文宗），师表海内。……生乎阀阅之门，奋乎熙洽之辰

— 《苏平仲文集》

元有国，自至元承平之后，人尚弥文而器能多不足于用。

— 《胡仲子文集》

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

— 《西野春游词序》

显然，这些亲历者的笔记，与当代人所目睹的观点有很大出入。既然被蒙元朝廷列为“四等南人”，为何如此钟情这个朝代，这个印象中充满杀伐暴力的国度，为何在文人笔下，却是一派承平盛世呢？

流传甚广的元朝四等人划分

元朝的江南统治理念

早在唐朝中期 江南的经济重要性就毋庸置疑

早在唐朝中期，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江南地区就逐步成为帝国财赋的重要来源。晚唐诗人韩愈就曾说过：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因为在元世祖忽必烈制定征服江南的计划时，就非常注重对当地的经济保护与长期治理。他要求部下不要妄下屠刀，还要像以宽容著称的北宋将领曹彬那样，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刃！

同时，忽必烈在征伐江南的过程中，也同样注重本地百姓的感受。为了使征伐更为稳妥，他一改往日的游牧式劫掠作风，要求驻军就地保护百姓，让被征服区的民众能安心务农。所以，在元朝大军攻取江南的同时，有效维持着大批有生劳动力。既没有破坏江南地区的经济基础，也顺利博得了广大江南士大夫的拥护。

忽必烈在征服江南时 就出台过不少保护措施

此后，元朝不仅对江南的地方事物不加干涉，反而还用宽民政策给与保护。除应缴纳的赋税之外就他征无发，更没有额外的苛捐杂税，让整片地区都是富家大族林立。即便是必须缴纳的赋税，相较于穷兵黩武的南宋和更为过分的明朝都份额很少。例如在先前的两宋阶段，吴浙一带经常苦于公田赋税。由于统治阶级腐败的管理，苏州一带竟每年都要缴纳赋税粟高达200万石。若再算上其他火耗等苛捐杂税，无疑是压在百姓身上的超重负担。尽管大部分佃户每月都辛勤劳作，自己的生活仍旧相当窘迫。 反而是素有残暴名声的蒙元，把公田归还于民，收取缴纳的赋税还仅仅是宋朝的50%！

除此之外，蒙元朝廷还多次颁布减免赋税政策，以便对江南地区的士人进行笼络。譬如在1288年5月，就一次性减免掉江南赋税的2/3。如此轻徭薄赋的施政措施，让广大小农和富户都感觉如释重负，自然深得士大夫阶层爱戴。 以至于到200多年后明朝末期，还是江南文人在书中感怀：前元取民最轻！

自由宽松的创作环境

忽必烈出兵江南 为士大夫创造了一个更为优渥的环境

除基础性质的经济因素外，江南士大夫怀念元朝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能有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由于大汗对传统科不够重视，更爱任用不读四书五经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官吏，故而对之乎者也的所谓内涵是毫不在意。

在此大背景下，许多文人成为地区内的自由阶层，只需借助低税率所带来的财富红利便可衣食无忧。他们还遵循宋朝以来的传统，平日里主要从事讲学与作诗。因而在元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江南地区都是书院林立、诗社迭起，足以同兴起文字狱的明朝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怪不得生活在16世纪的学者王世贞曾追忆： 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浙中每岁有诗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辈主之，刻其尤者以为式。饶介之仕伪吴，求诸彦作《醉樵歌》，以张仲简第一，季迪次之。赠仲简黄金十两，季迪白金三斤。

元朝画家黄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图》

当然，部分官吏也曾出现过文字狱倾向，但结果大都是不了了之。松江人俞俊写下“君恩如草，秋至还枯槁”等字眼，被人告上官府，却只得到一句“亦当禁止”的回复便作罢。梁栋为南宋故官，因于屋壁题诗感怀南宋而被仇人告上官府，罪名是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蒙元官府竟回驳道： 诗人吟咏性情，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

于是，非常诡异的现象便在蒙元治下不断发酵，诗文中竟随处可见“胡虏”等特殊字眼。一些色目人也跟着效仿，开始用自己的诗歌赞扬岳飞这类抗胡英雄。而同期的汉人亦可为外族修史，歌颂匪首敌酋的丰功伟业。我们后世所见的《辽国史》、《金国史》和《宋史》，就是由来自其统治核心区域的学者合作修撰。这既可以集中不同族群的智慧,也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仅保证了三史的顺利修撰，还能克服地域偏见,比较客观的完成修史工作。

辽国、金国与两宋的历史 都成书于元朝

士大夫群体的个性化

元朝灭宋后 大部分江南士大夫的生活没有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轻薄徭役和儒家传统理念的淡化，使元朝的文人们更执着于追求自我意识发展。即使是后期重新恢复科举，他们也不乐于追求功名。反倒是不拘礼法。向往自由，比起功名而更喜欢隐居于城郊，或去各地流浪漂泊。如词曲家张炎，讲究不甘居于土地上，在各地漂泊了有30多年。亦可驾一船历览名山胜水，期间还不断拜访名士、纵情高歌。再有些通过衣着，诗词来张扬个性。还有被时人称为狂生的王冕，整日带着高檐帽，穿着绿蓑衣，穿着木屐骑着黄牛游走于街上。关汉卿则在自述散曲《不伏老》中自诩道：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首领，盖浪子班头。

正是由于元朝士人受名教观念的束缚不强，才让后人在他们身上看到鲜明独特的个性。这也是中国自我意识苏醒中的闪光点，标志着人性的认知程度深化。倒是日后被历代明朝皇帝整肃的文人，显得死气沉沉而容易千篇一律。不仅要为功名利禄折磨自己，还随时可能为保住生计而相互攻击。这在没有八股文考试、头悬梁锥刺股恶习的元朝，都是不可想象的怪事。

素有狂生之称的 王冕

自由的婚姻制度

元朝时期 也是国际贸易非常发达的时代

在元朝建立之前，持续千年的华夷之辨导致历代都对异族婚姻有严苛管制。即便是胡风盛行的唐朝，普通百姓与异族结婚都要被流放2000里地。后来的明朝更是出台各类歧视性政策，强令色目人不得自相嫁娶，否则男女两家都得被抄家并为奴为婢。

相较之下，元朝时期的婚姻制度没有什么夷夏大防，是一个对婚姻相对包容的阶段。从史料记载来看，女真、契丹。回回、钦察、哈剌鲁、汉儿之间都有相互通婚。蒙人娶汉女或者汉人娶蒙女，也都是家常变饭的常态。前文所提及被诬告上的松江人俞俊，其妻便是蒙古妇人也先氏。真定人王庆瑞，诸夫人中有蒙古人也速真氏。至于东平人李如忠。真定灵寿人郑铨、洛阳人畅师傅、钱塘人叶肃可，都在自己的墓碑上刻有蒙古妻子的姓氏。如此种种，都说明元朝时期婚配制度并无种族等级观念之分。

元朝士大夫的好日子 在朱元璋得手后便一去不返

当然，自赤贫小农出生的朱元璋夺天下后，汉人就要被强制不准再习胡俗，而回回则要被套上猪皮鞋受辱。 这叫那些经历过故元宽松环境的文人士大夫们，怎能不感怀那政治体制宽松的前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