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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还不高。一时间也没法很快就让家家户户拥有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
这样一来即使是没有收音机的人也可以让他们及时聆听元首的重要讲话了解纳粹党和政府的新路线、新政策。那么集体收听广播安排在什么时间点上才可能灌输效果最佳呢。
上班时间。这是一天之中成年劳力最集中的时候对于当局来说在这个时间点组织人们收听广播事半功倍。播出时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收听广播当成头号任务。况且大伙在一起收听有几个人还敢把自己的耳朵塞起来。即使广播时有些人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甚至对马路上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他们的耳朵里。国民们连耳根清静的自由都没了。
纳粹政权得心应手地利用着技术进步带来的政治便利。从1933年起德国开始成批生产廉价的“大众收音机”。到1939年全国的收音机已过上千万架。第三帝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加上广播电台又完全是国有垄断。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只要打开收音机就会身不由己地成了纳粹灌输的对象。
不过纳粹当局强行要求人们撂下手头的活不干毕恭毕敬地听广播难免会损失大量的工作时间。要命的是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完事。因为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是戈培尔却不这么算账。在戈培尔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这可不是他昏了头连生产的重要性都不知道。毕竟如果颠倒过来的话即使德国创造的财富再怎么多人民再怎么幸福要是政权跟纳粹党毫不相干对戈培尔这些纳粹领袖们来说还有多大意义呢
不过无线电波跟报纸有所不同。依靠国境线上的边防站就能有效地查禁企图入境的外国报刊可边防站阻止不了他国的无线电波穿越德国上空。柏林的一台收音机既可以用来收听戈培尔的宣传也可以调整一下波段收听来自莫斯科、巴黎或者伦敦的广播。弄不好柏林官方的消息刚刚发布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消息就开始通过无线电波送到德国的千家万户。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戈培尔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
于是除了针对外国广播设立大量的干扰电台之外为了让德国人不敢擅自收听外国广播第三帝国甚至将收听外国电台作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予以打击。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美国记者夏伊勒就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军方通知说她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德国战俘名单其中就有她的这个独生子。第二天八封朋友的来信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给她写信的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无论这位母亲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类似这种行为都会强化人们的恐惧感破坏相互之间的信任感。敢于检举揭发自己亲人朋友的“觉悟”以及纳粹党对这种“觉悟”的利用和褒扬更让人觉得世道险恶人心难测。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约束自己当自己的思想警察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用不着怎么担心德国人跳出来公开揭穿他的鬼把戏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操纵舆论。
在第三帝国宣传重于真相。被希特勒轻蔑地称为“小蛆虫”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下台了丘吉尔1940年5月10日接任首相。戈培尔给部属定的宣传调子是“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丘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龇牙咧嘴的家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制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依此标准炮制和筛选出来的信息除遂了当局之意可以误导德国人还有什么用呢。
至于丘吉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如何介绍丘吉尔才符合纳粹政权的政治需要那才是关键。戈培尔要在德国与世界之间筑起一道防阻资讯自由传播的万里长城。1940年11月11日是停战日。可是德国媒体闭口不提这事。纳粹当局也严禁播放罗斯福总统的停战日演说。这一天夏伊勒在日记里写道“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在全美国播放但是罗斯福的讲话德国人却一个字也听不到。”
蒙骗、说谎是戈培尔的工作。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这样评价戈培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这话说得没错。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可是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
也许有人会说世上哪有什么诚实的政客天下政客一般黑。难道丘吉尔说的就句句是实话么，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不说谎的政客，而在于对任何政客的话公民是否可以自由公开地反驳。在英美罗斯福、丘吉尔的一句话无论好坏都可能招来一万句反驳。而在第三帝国则是不容异见哪怕希特勒和戈培尔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一般也没有哪家德国报纸电台敢斗胆唱反调戳穿它。
正因为这样明知第三帝国已到穷途末路，戈培尔依旧把人民当猴耍继续坚守他的宣传王国。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电影里的西线情景真令人吃惊。我们根本不能让公众知道。”这自然是从纳粹统治不可动摇的大局出发能统治一天是一天。此时的德国许多人在准备将卐字旗换成白旗。可这些信息并没有妨碍戈培尔昂扬的宣传劲头。他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里还在说“打算大大强化我们整个宣传通讯政策。在目前的战争阶段调子最高的语言即是最好的语言”。
谎言重复一千遍其实并不会成为真理。但宣传部长戈培尔懂得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甚至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别人又不能戳穿的话，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中国不也有“三人成虎”这样的古话，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
至于第三帝国宣传部的忽悠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纳粹党和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纳粹党和政府来保全自己。假装被党国骗得心悦诚服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生存技巧。在极权国家装孙子是一种最基本的国民素质。就这样极权政治破坏了一个社会的正常交流不过害人也害己。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听众报之以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当戈培尔问他们“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得到的是狂吼出来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对戈培尔来说这自然是他愿意听到的标准答案。而不是被嘘声和臭鸡蛋轰下台去。对听众来说如果不想进集中营也不会说“不愿意”自找晦气。领导这么问群众那么答在第三帝国已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可是戈培尔过后却在背地里骂这些听众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这可真是一语道破了第三帝国的天机。
形式主义的“万众一心”“异口同声”是极权统治不可缺少的象征。其实在戈培尔视听众为白痴的时候对他那装腔作势的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会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在极权国家有时候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骗是极权统治得以维系的纽带，也是群众对极权统治表示驯顺的白旗。
当然并不是说就一定没人会“真诚”地相信戈培尔的宣传。毕竟宣传陷阱无处不在。在纳粹德国这样的极权国家不存在对官方的宣传灌输百毒不侵之人。更何况纳粹当局控制舆论的某些冠冕堂皇的说辞也还是挺能迷惑人的。比如在有些事情上为什么要隐瞒和掩盖真相呢，因为如实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攻击德国的口实。所以得以国家利益为重家丑不可外扬也不准外扬。如果碰到外国人即便满肚子的委屈和怨气也要堆起笑脸讲第三帝国的幸福生活。
人们乐于接受这种论调的原因既有“爱国感情”的因素起作用，恐怕也有希望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对于纳粹当局来说人们一旦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家丑不可外扬之类的说辞就达到了它所需要的控制舆论的目的。因为家丑不准外扬的另一面一定是家丑也不准内扬，通过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管制尽可能把更多国民蒙在鼓里。要不然《柏林日报》可以自由报道和评论的话外国人不也照样可以获知从而家丑不也就外扬了么
至于境外那些希特勒鞭长莫及的批评德国的声音纳粹的行话称之为“恶意宣传”。这一招还挺管用。于是就连有些并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也起劲地捍卫纳粹的言行反对别人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批评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不知不觉之中自以为真诚的“爱国”就转化成了维护纳粹政权。
当时的许多德国人就像是着魔一样变成了擅长胡搅蛮缠、强词夺理的诡辩家。对这种怪异现象美国历史学家克雷格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就曾在美丽的慕尼黑领教过。1935年的慕尼黑街头极端的反犹标语随处可见。在饭店或小酒馆里克雷格偶尔跟人攀谈，对方在言谈之中也可能会暗示自己并不赞同反犹政策。可就是这样的人也会做出诸如希特勒毕竟解决了失业问题、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恢复了德国的自尊、过火的反犹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属所为而希特勒并不知道之类的辩白。如果克雷格这个初来乍到的美国毛头小伙子要加以反驳的话，话题可能就会转到美国也有私刑或者美国也没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
这个出过康德、黑格尔和歌德的国度似乎整个民族都不会讲道理了。极权统治下的宣传能够有效地破坏甚至摧毁人们正常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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