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汪伪的回忆纪实

对汪伪的回忆纪实（节录）

周佛海、陶希圣其人

周佛海原是破落官僚家庭出身的穷学生。湖南官费留日，由鹿儿岛高等学校毕业（相当于高中），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学经济。１９２１年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仍赴日本求学。因和杨淑慧同居，生活费用不足，就拼命翻译社会问题、社会主义乃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来适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文化市场的需要，挣钱糊口。译文粗制滥造，如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连爪哇这一地名都弄错了。

１９２４年周佛海回国，应聘到广东大学当教授，月薪２４０毫洋。照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应按累进额交纳党费７０多元，杨淑慧认为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每月交这么多钱太可惜，就鼓动周佛海脱党。周终于借故脱离中国共产党。

不久，广东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邹鲁的风潮。周佛海思想右倾，辞职跑到上海，１９２６年春再往日本读完大学课程，随后又回上海教书。同时，他又参加以福建人何公敢为首的“孤军社”。孤军社先出《孤军》杂志，后改名“独立青年社”，又出版《独立青年》杂志，社址在上海宝山路宝光里１２号。他们自以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团。我当时在上海读书，由我堂叔罗增益介绍加入独立青年社，同周佛海就是在堂叔的房间里开始认识的。何公敢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由他介绍编译所的同事陶希圣（原名陶汇曾）、梅思平（原名梅祖芬）加入孤军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之成为好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１９２６年秋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周佛海持着戴季陶的介绍信，前往投靠蒋介石。这时蒋在南昌，由邓演达代见，派以中校秘书名义。周嫖妓，染上梅毒，躲入汉口日人医院治疗。

蒋介石回武汉传见周佛海，找不到人。周在医院碰见何思源，得讯急往见蒋，密献“反共”之策。蒋、周两人倾谈两小时以上。第二天蒋即派周为新筹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军衔是少将（该校教育长是张治中）。我由罗增益介绍任该校政治部科员，主编《革命生活》日报。１９２７年初，武汉开始反对蒋介石，我请示了周佛海，报纸应持何种态度，周说随潮流走好了，其实他自己是打算逃跑的。５月，周佛海携带妻子，在轮船上写好一本“反共反汪”的小册子，逃往上海，志在投奔蒋介石。讵知到上海即被杨虎、陈群捕押于龙华警备司令部，性命危急，杨淑慧通过张治中、吴稚晖、陈铭枢等向蒋介石求情。蒋对周佛海是谅解的，遂派员迎提到南京释放，并派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略予降级。

周佛海投靠蒋介石后，写了一本《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获利１０余万元。以后又当了一年多的军校政训处少将处长、三年多的总政治训练部兼行营总政治训练部中将主任，大肆进行“反共剿赤”的宣传工作。１９３１年国民党补选中委，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过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代理中央宣传部长。从１９３２年起，周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多年，镇压摧残进步学生运动，几次大规模解散学校。

１９３２年初，蒋介石、汪精卫重新合作。蒋对周佛海说：你过去骂过汪先生（周在文章中曾骂汪“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现在我们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谈，求释前嫌，并为我好好联系。周佛海得此密旨，所以力求和汪精卫亲近，不怕蒋介石猜疑，以致当上了汪精卫叛国降日汉奸集团的“总参谋长”。

蒋介石对周佛海之坚决反共印象深刻，好感甚重，所以周当汉奸被判死刑之后，蒋终借词减刑，免其一死。周佛海曾和我说过，他是为了研究唯物史观而特意到京都帝国大学向河上肇博士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那知愈研究愈出问题。他说，要相信二元论，既要唯心，又要唯物，单纯地主张唯物论，是不对的。

陶希圣原是北京大学读法科出身，以后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由周佛海介绍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当政治教官，伪装左倾。１９２７年５月，武汉军校学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紧急应变去堵击夏斗寅部的叛变时，施存统任该师政治部主任，陶为秘书，后又当该师的军法处长。１９２８年周佛海拉陶希圣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黄埔军校出身的学生认为他在武汉时曾大杀拥蒋反共的同学，群起攻讦，几被扣押。周佛海见此情况，就让陶到上海来搞《新生命月刊》，参加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观点反动，主张不定。同时，陶希圣又参加了汪精卫的改组同志会。１９３０年汪精卫在北方失败后，周佛海为陶求得陈果夫、陈立夫ＣＣ系的谅解，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未久又应北京大学之聘，往北平教书。汪精卫到南京任行政院长时，任命陶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主编“农村复兴”丛书。１９３７年夏陶希圣参加庐山谈话会后，留在南京，日夕与周佛海、高宗武密谋对日停战言和的诡计，当了汪精卫的政治参谋，促成了汪记汉奸政权的诞生。平心而论，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但是，若非蒋介石为他创造条件，周佛海、陶希圣二人为他当军师，恐怕汪精卫还不容易实现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梦哩！

汪精卫逃往河内

周佛海、陶希圣极力鼓动汪精卫出来“跳火坑”，勾串汪的妻子陈璧君作内应。汪对抗战本无信心，虽然写过装点门面的抗战八股，但他的得意之作，还在骂游击队，说他们是游来游去，游而不击。当然也是暗中骂中共八路军的。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俩深感寄人篱下，十分抑郁，如果一朝独立为王，朝廷虽小，终胜牛后，所以民族软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周、陶旧友梅思平，从汉口回浙江奔丧，丧事完毕回上海，不想再返重庆。梅与高宗武本是温州同乡，往来素密。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梅、高二人居然以汪精卫代表名义，和日方特务影佐与今井两人订下秘密协定，决定日方将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他建立反蒋反共的新政权，而进行中日媾和。其步骤是汪精卫等设法秘密脱离蒋介石的控制，到达国外某地，然后由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一个对中国招降的声明，汪精卫再发电响应，对日停战投降，进而商谈和平。

梅思平将此密件携到重庆，通过周佛海、陶希圣向汪精卫、陈璧君献策当傀儡。汪夫妇大喜过望。据周佛海说，汪在家设宴招待梅思平，为他饯行。走出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梅思平走后，汪、周、陶还有曾仲鸣，忙于乘机设法脱离重庆势力范围，而逃往国外。

当时从抗战后方重庆外出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由重庆飞香港，很捷便，但太冒险；一条是经昆明赴国外，先到安南（今越南），再图北上。这后一条路比较安全，但问题是首先要征得龙云的同意，才好行事。在这之前，陈璧君就以视察抗战后方为名，分别到各地看看。到了昆明她见了龙云，谈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对国家无可贡献，很想换换环境；再谈抗日战争旷日持久，蒋介石总以非嫡系军队作牺牲，即使若干年后抗战结束，共产党势已坐大，西南风云恐亦变色了。

边说边哭，龙云为之动容，向陈保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因为事先陈璧君已从龙云处得了这颗定心丸，所以这次汪精卫等决定取道昆明。先是周佛海、陶希圣假名到各地宣传抗战去昆明（周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陶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宣传部宣传委员）。继之，汪精卫亦称要赴各地作抗战演讲，由原改组派骨干、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为他购买机票，于１２月１８日带了陈璧君、曾仲鸣等飞昆明。

第二天，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由昆明乘坐龙云代包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河内，从此搞出一幕日本人提线的降日卖国、历时六载、终于幻灭的历史丑剧。

汪精卫降日卖国的第一炮

在高宗武、梅思平与影佐、今井所订的《上海密约》，由梅思平携往重庆取得汪精卫同意之后，日本方面专等汪飞赴国外的消息，以便及时动作。日本报纸甚至在约定日期数日之前，即透露近卫首相即将发表重要声明，以引起各方注意。

因汪行期延缓，故近卫特托故往京外一行，宣布声明将稍迟发表。及至汪飞抵河内的电讯一到东京，近卫即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发表对中国招降的声明，也就是无形中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说法。

汪精卫在河内看到近卫的声明，决定按过去与日方的约定，发表响应的声明。汪感到在河内活动不便，决定自己带着曾仲鸣留在河内；周佛海、陶希圣急往香港，进行活动；陈璧君则往来香港、河内之间，以资联络。汪在离开重庆前，曾密电时在成都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陈公博出国相会。陈即由成都经昆明抵河内晤汪，参与叛国活动。陈公博在河内小住数日，汪精卫即把响应近卫招降声明的电稿交陈与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持往香港，嘱找顾孟余研究商量后，交林柏生在香港发出。顾孟余原是改组派的主要头目之一，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他任铁道部长，抗战初期挂名为国民党中央宣传
部长，因看不起蒋介石，长住香港不赴任。顾见此电稿，坚决反对，认为汉奸决不可当，此电绝不能发。陈公博表示无可无不可。周佛海力主发出。林柏生说：汪先生此电稿是指定交给我发的，你们如果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反正不要你们出名，你们无权反对。臭名昭著的汪精卫《艳电》，终于在林柏生手里发出，留下了历史罪证。顾孟余从此和汪方绝缘了。

汪记汉奸集团的雏型

汪精卫本身是一个大党棍子，到了河内之后，他就开始搞起组织来了。首先成立了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委会、军委会均由汪自任主委，财委会则由周佛海任主委。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皆是政委会委员，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同时又是军委会委员。周佛海还兼了政委会、军委会秘书长，三个委员会都抓在他手里。那时只有政委会在香港九龙约道某号秘密开过会，军委会人少开不了会，财委会干脆只有一个主委。

当时，凡参加汪伪集团的人，必须先由政委会通过，然后才由财委会发给生活费。我记得军委会在香港发展了两个委员。一个是叶蓬，曾任蒋介石手下的武汉警备司令，杀害中共人士不少。后以“存心抗日”的罪名被日方攻击去职，又以私恨企图杀害张群而为蒋介石所遗弃，由周佛海介绍他加入了汪记汉奸集团。叶认为汪精卫手下只有几个文人，不足以成大事，自命为将才，野心勃发。他亲自到河内向汪献策，主张大搞军事工作，并表示拥护汪当孙中山那样的领袖，自己愿当一个蒋介石式的部下来供驱使，以建立“大业”。这本来是想讨汪的欢心，不料却引起周佛海的猜忌。另一个是杨揆一，清末留日士官第三期毕业，曾在武汉行营当过何成浚的参谋长。他从来没有带过兵，嗜烟好色，暮气沉沉。以后汪精卫用他当过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和参谋总长等职。

这时，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同声提出，他们今后要全心致力于“和运”了，无法顾及家庭生活。汪精卫很敏感地理解到他们在伸手要钱，就提出以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八人为“首义分子”。并在汉奸集团第一次有经济收入时，即每人发给安家费港币５万元，但声明以后参加人员，不得援例要求。以后到了上海，政委会无形解消，由“首义”诸人加上一个特务头子丁默屯阝，组织“高干会议”，由汪随时召集开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再后，高宗武、陶希圣逃往香港，再投蒋方，而丁默屯阝、梅思平以人事关系受汪打击，所谓高干会议亦不再举行，有事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人会商决定，然后形式上提出有关会议照例通过一下。我们背后称之为“三巨头会议”。

陈公博的“首义”头衔是汪精卫钦赐的。因为在周佛海、陶希圣怂恿汪出来当傀儡头目的酝酿过程，为了绝对保密，没有让坐过改组派第二把交椅的陈公博知道，汪到最后才打电报约陈速赴国外见面。陈公博既不能像顾孟余那样深明顺逆，拒绝当汉奸，又感到自己对“和运”无功，将来即使搞出一 个局面，个人也难免冷落。他彷徨顾虑，左右为难，就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他经河内到香港之后，只在香港出席政委会数次，在私人间也不和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往来。以后汪精卫由上海去东京，陈始终未参加，一味以老母病重，希望在香港休养来推托，引得汪当着我们的面，几次骂他。连１９３９年８月在上海举行的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也未曾出席，直到当年冬间，他才来到上海。那时汪精卫已派以周佛海为首的代表团，和以影佐少将为首的日本代表团秘密谈判《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为了给陈公博面子，才又派他代表汪方和日本海军的须贺彦次郎少将，密谈关于海南岛问题，使他和日本海军发生密切关系。后来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暗杀，陈公博得兼上海市长４年多，就是这次会谈为他创造了便利条件。因为上海是日本海军的警备地区，海军当然希望和他们有交情的人来当伪市长。

蒋介石的对策

汪精卫等逃出重庆之后，蒋介石晓得这件事的发展将对他十分不利，但他除了用开除党籍、口诛笔伐之外，别无其他有效措施。左思右想，决定对汪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

林柏生主持的香港《南华日报》自发表汪精卫的《艳电》之后，汉奸色彩日浓。戴笠亲赴香港，决定以陈璧君、林柏生等为狙击对象，给汪精卫汉奸集团以警告。当时英国统治者对香港华人带枪限制极严，军统有人无枪，同时考虑到枪声大，容易引起注意，而使打手不易逃掉，因此决定用斧头，在闹市中砍杀林柏生。林当时尚无自备汽车，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７日，在他漫步皇后大道时，突然被人用斧头在头上砍了两下。林立即倒地，凶手亦终被获。幸亏林柏生头上带着软质薄绒帽，伤口不深，不久治愈。大家说，林以后在汪伪公馆派中之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陈春圃等人，颇得力于头上这两块伤疤。传说刺林凶手被逮后，在香港监牢里被由军统收买的流氓，作为私人斗殴把他打死了。确否未能证实。

军统特务在香港狙击林柏生之后，蒋介石又使出软的一 手，派谷氏三兄弟中之最小一个谷正鼎，秘密往河内见汪精卫，进行游说。（按：蒋介石手下有一个贵州军阀谷正伦，曾任南京警备司令兼中央宪兵司令，十年来是个专业杀害革命烈士的刽子手，因此极得蒋的信任。谷正伦的两个弟弟谷正纲、谷正鼎，原是改组派的活动分子，列名中委。蒋、汪合作时期，谷正纲、谷正鼎同来南京。蒋介石通过大谷，利用亲属关系，把二谷、小谷收为己用。谷正鼎在汪精卫任行政院长、顾孟余当铁道部长时，当过铁道部总务司长。）蒋介石教谷正鼎对汪说，汪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５０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对于这一引诱，断然拒绝了。

谷正鼎游说失效，蒋介石切齿痛恨，大动杀机。在这之前，戴笠已奉命亲率特务往河内，从收买法国方面勤务人员入手，对汪精卫实行严密监视。此时戴笠受命即电令河内军统特务，寻机刺汪。当时汪家尚无武装警备，仅有一个巡警看门。３月２１日，军统特务爬墙潜入汪寓。汪寓是一座小花园洋房，卧室都在楼上。特务连夜窥伺，侦得二楼朝南的一 大间，几晚电灯通夜未熄（他们动手之夜倒是电灯熄了），军统特务断定此房必为汪之卧室无疑。特务登楼，即向该朝南房间冲去，发现正有一胖胖的穿白色睡衣裤的人急起，准备开灯。特务从形影上认为是汪精卫本人，枪弹速射数十发，即下楼夺
门而逃。其实，这朝南大间睡的是曾仲鸣夫妇。曾随汪精卫到河内后，其妻方君璧从香港赶来会晤。汪精卫以曾、方夫妇久未团聚，一定要把自己住的房间让给他们同住，结果曾仲鸣做了替死鬼，方君璧腿部也受了伤。

当夜，汪精卫住在隔壁房间，原由一会武术的山东大汉赵国庆替他在房门口看守。赵闻声立即避入汪室，连房门也来不及下锁，赵躺在楼板上，头靠着床，以双足抵房门。特务如果破门检视，汪精卫决难幸免，也许汪伪政权在母腹中即告流产。

汪精卫带领伙伴参拜东京日酋

汪精卫既以傀儡头目自居，一切自不能不请日酋面授机宜。因此，他决定带领伙伴作一次东京之行。１９３９年４月河内发生刺汪案之后，日本军方派出影佐等人去河内，用一艘日本山下汽船会社的“北光丸”货船，把汪精卫等人秘密运载到上海。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也由香港到上海会合。

５月底，日本侵华军派军用飞机将汪精卫一行载往日本，并派日本前内阁总理犬养毅之子犬养健及影佐等人负责护送与迎接。在东京，汪精卫和日本内阁首相及各大臣秘密会见，而日汪勾搭之具体初步条件，则由周佛海与日方谈判。汪精卫方面，要求仍以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等作号召，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形式组织政府，继承国民政府的法统，然后进行对日讲和。几经磋商，日方才勉强同意。日本所希望的是双方及早谈好双方关系条约的基本内容，并及时予以签订。人家勾引汉奸培育傀儡，为的是从条约的文字上和实际上取得战争中所不能取得的权益，一切形式口号是次要的。

汪精卫、周佛海等东京“朝圣”回上海后，日方在虹口东体育会路旁边很空旷的地区，找到一所两层楼洋房，略加修理，让汪精卫居祝因为外围都是日军，没有居民，既便于保护，又便于监视。

７月某日，正是大热天，周佛海派车接我到他住所去（他也住在东体育会路的一所旧房子内），约我一道到汪精卫住所开所谓干部会议。我约略看一看，大约４０人左右。我由周佛海带去正式见汪。记得当天到会的人有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叶蓬、李士群、丁默屯阝、何炳贤、李圣五、岑德广、赵正平、傅式说、赵尊岳、朱朴、陈春圃，陈昌祖、周隆庠等，其余一些人当时不认识，也就毫无印象了。

开会时，首由汪精卫报告进行“和平运动”的经过，并说今天首次和各位干部见面，以后还要继续商谈。当时无人发言，过了一阵子，何炳贤立起发言，大意是反对降日，认为这事毫无保证，必须慎重考虑。汪精卫当时脸色变得很难看，但未说话，忽然有人提议今天可以散会了，汪点头强作笑容，大家纷纷登车而去。

何炳贤是陈公博两个暗妾何大姑、何三姑的兄弟，早年留学美国，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５年陈公博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时，当过该部国际贸易局长，原为改组派分子。说来可笑，这个反对汪精卫当汉奸的先生，后来仍然当了汪记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汪伪政府成立后，又历任军委会第三厅（军需）厅长、经理总监部总监和中央储备银行董事、南京中央军校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权倾一时。抗战胜利后逃往九龙，真是善于进退！

魔窟７６号

汪伪的班子，是由一群野心文人、落伍军人、失意政客、投机党棍混合拼凑起来的。他们没有一寸土，没有一个兵，初期所凭借的唯一实力，就是以日本宪兵为靠山的特务组织。上海沪西极司菲尔路７６号，就是它的大本营。“７６号”这座房子，原是军阀陈调元的旧宅，上海沦陷后，日人用作特务办公场所，如金子机关之类，即设在这里。

１９３８年蒋系中统特务小角色李士群，因在南京搭上了日本台湾籍女间谍的关系，被陈立夫侦知。李即利用时任株萍铁路调查室主任的身份，由武汉逃往香港，找到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并由中村转介绍给日本驻上海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在上海从事情报活动。不久，李士群又搭上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进一步组织汉奸特务队伍，由日本供给武器，设机关于忆定盘路９５弄１０号，挂的是内河轮船公司的灰色招牌。李士群找到吴云甫（即吴四宝），拉拢沪西流氓、地痞、白相人来成立汉奸特务行动队，配合日本宪兵工作。正好李士群的老上司丁默屯阝，因在汉口受陈立夫之命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戴笠对他吃醋，向蒋介石控诉丁贪污招待费甚多。丁怕查出受究，即由武汉逃香港，转上海暂祝李士群因以前丁默屯阝在上海主办《社会新闻》时，当过丁手下８０元一月的小编辑。李与妻子叶吉卿最初都是中共交通员，投降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处特工总部后，又曾向中共泄露调查处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的行踪，以致当区长的有死有伤。陈立夫侦知后，即将李押解南京拷打录供，关押于南京板桥镇１８个月。其领导人丁默屯阝本不知情，也被陈立夫传往南京讯问，调了工作，李为此觉得对不起叮后李因其妻献媚于调查处长徐恩曾，得以获释，后被派为株萍铁路调查室上尉主任。李士群为了向丁默屯阝报恩，大肆向日方吹嘘丁之才能及经历，并欢迎丁到他自己的巢穴里当老大哥，坐第一 把交椅，自己则甘居副席。日人对此自无不可。汪精卫出来当汉奸后，日方决定让盯李的特务组织首先与汪合流。

丁默屯阝与周佛海原为同乡旧友，又曾同隶ＣＣ系统，他闻周佛海当了“和运”总军师，喜不自胜，即派湖南人翦建午前往香港，向周密通款曲。周认为这是一笔很好的政治资本，遂向汪精卫进言，要好好地利用这班人来搞“和运”。汪因过去丁默屯阝主办《社会新闻》，专以共产党及改组派为攻击对象，旧恨难以冰释，但又无法拒绝日本的“合流”计划。所以汪一到上海，经过日本方面撮合，即全盘接收。日方也以这批特务对汪精卫作为陪嫁的妆奁。我们以后背地里常说他是汪伪政府的拖油瓶儿子。

汪精卫接收了丁默屯阝、李士群这批特务后，成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任命周佛海为主任委员，丁默屯阝、李士群副之，唐惠民为秘书长，马啸天、苏成德、王天木、戴英夫、汪曼云、顾继武、李志云、茅子明为委员，另设特工领导机构——“特工总部”。特工总部的主要任务，是在日军特别是日本宪兵的提线和控制下，对蒋介石集团的中统、军统进行残酷的血肉斗争，当然，对中共也是不会客气的。我对“７６号”之内容不太清楚，但知特工总部一成立，即成立了警卫总队，着重保护汉奸的安全。另有一个行动总队，由黄埔军校六期生林之江为总队长（杨杰也当过），实际是一个打手队，专门对外的。

丁默屯阝、李士群和蒋方特务，本来多是一路货色，旧相识甚多，所以潜伏租界的蒋方特务，除上述之人外，如万里浪、傅胜蓝、胡均鹤、陈明楚、张瑞京、石林森等军统、中统人员，自投的自投，归降的归降，“７６号”很快聚集了一大批蒋特转为汪特的重要分子。李士群志得意满，受了日本侵略者上赏之余，我亲见他在某一次大会上高呼“左手消灭蓝衣社，右手打倒ＣＣ团”的口号。当时的汪精卫汉奸集团，无政治，无党务，一切活动就是特务。所以当时人们称呼“７６号”为魔窟，特别是杀人如麻的吴四宝，名气在汪精卫、李士群之上。小孩子在母亲怀里哭，母亲只要一说：“吴四宝来了！”小孩居然不敢哭了。这是一种什么景象！

汪精卫有了这批特务之后，就加紧拉人入伙当汉奸，或者不许人家反对他。其手段不外威逼利诱，杀人示威。特工总部曾流行一张黑名单，包括上海教育界、文化界、实业界、司法界人士８３人，弄得全市震恐。首批惨遭毒手的，我现在记得有上海女子中学校长吴志骞、租界法院庭长郁华、《申报》记者金华亭、《大美晚报》负责人张似旭等。中统、军统的高级干部被汪特弄死的，也有张小通、戴星炳、陈觉吾、平祖仁等。汪伪特工这些人，求名求利异常积极，所以打手林之江、苏成德、马啸天之流，俱已名列中委，特务经费虽然庞大，日方赏赐虽然频繁，仍然不能满足特务们的贪欲。叶吉卿
亲自管着保险柜，天天催逼李士群想办法，因而“７６号”就以包烟、包赌、绑票、勒索来大量增加“外快”。吴四 宝等是带了武器上交易所的，如果他们赔了，就翻脸抵赖，所以他们的买卖是永远有赚无蚀的。他们还偷停放在马路上的漂亮汽车，利用白俄的“百搭”钥匙一开，把汽车开到“７６号”里面。把引擎上的号码弄模糊，把车身换上另一种颜色的油漆，转手之间，一部车可以赚几千元钱。至于强买地皮，强占房屋，那更是平常的小事了。

１９３９年汪伪政权尚未成立之前，杭州、苏州、南京、蚌埠等地，以及沪杭、沪宁、津浦南段各铁道线，日军已引导汪特前往分别设区立站，普遍进行特务活动了。

丁默屯阝由李士群迎为大哥之后，以首脑自居，对李发号施令。李对他不满。到汪精卫、周佛海来上海，丁仗周势，对李更不客气。两人为了权利、人事分配、钱财分赃不均等事，时有斗争摩擦。李士群对特工中的实力派拉拢得很紧，对周佛海也十分恭顺。汪伪政权成立前夕，李听说丁默屯阝可能出任汪伪政府警政部长，他还是屈居次长，遂嗾使苏成德等出来反对丁，说他不配领导特工。周佛海对丁默屯阝也不加支持，丁遂铩羽退出“７６号”，专门去搞变相的特工——“社运”去了。

丁默屯阝离开“７６号”后，李士群升任特工总部主任，原属丁系人员除被李拉拢收买者外，一律排出特工范围。李士群以特工为武器，先后取得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统计部长、江苏省主席等一连串有权有势的职位。他在投周反丁得势之余，又想照老路反周拥汪，率以此招杀身之祸。

汪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汪精卫既以继承国民政府“法统”、继承国民党“党统”作号召，在来上海后，即加紧准备举行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人选极为困难。江密遣新自欧洲回到香港的周化人（旧改组派）潜赴重庆，去拉改组派老人来上海参加和运，仅拉了刘仰山、金家凤、胡泽吾等数人前来。再遣周化人北上拉人，应者更少，乃不得不让ＣＣ系的周佛海、梅思平、丁默屯阝从江浙地区就地取材，充实数字。适上海ＣＣ系市党部及各区委员蔡洪田等３６人联名发表反蒋拥汪宣言，老ＣＣ系就在党务方面又占了优势。

丁默屯阝在周佛海的支持下，包办了上海市、江苏省两个党部人选，还想染指南京及安徽、浙江三省市。汪精卫急起抵制：陈璧君让弟弟陈耀祖、陈昌祖，侄儿陈春圃、陈国琦、陈国强、陈国丰一齐与会，李圣五也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同时带进；林柏生则发动《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的伙计参加。但结果在２００多名大会“代表”中，与周佛海、梅思平、丁默屯阝有关系的人仍占多数。

大会筹备处由梅思平任秘书长，我曾向他介绍过几名代表。丁默屯阝责怪我推荐吴淞中学校长程宽正当代表搞乱了他的全部人事布置，这是我在汪伪时期不高兴与丁合作的起因。

大会筹备处在大会期间改为秘书处，秘书长仍为梅思平，我及陈春圃，陈允文、张仲寰等１０人为秘书。开会时，推举汪精卫为主席。主席团成员为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丁默屯阝、高宗武、杨庶堪、陶希圣、陈璧君、×××（蒙古人，名忘记）等。汪精卫本人仅作极简短的报告，即通过各项法规，发表中委名单（由汪指定，而非正式选举）。当时中执委、中监委及候补委员共１００多人，我现在仅记得如下这些人：陈璧君（女）、陈公博、周佛海、张仲寰、章正范、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褚民谊、戴策、周学昌、周隆庠、陈君慧、何炳贤、陈之硕、李文滨、萧叔萱、鲍文樾、陈次、溥侗、茅子明、李志云、陈允文、卢英、陈济成、颜加保、凌霄、李讴一、 樊仲云、李凯臣、李圣五 、徐苏中、林汝珩、顾忠琛、奚则文、张克昌、孙鸣岐、黄庆中、吴颂皋、翦建午（其中有小部分是会后陆续发表的，据说当时是为了保密，要人到南京才公开发表）。

当选中委的一部分上海党棍子汪曼云、顾继武等向主席团提出意见，认为卢英是耍流氓、当侦缉出身的，作恶多端，当选中委有损党誉，请予撤销中委名义。主席团即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难题。汪精卫认为卢英在上海首先通电响应“和运动”，率５０００党员表示拥护，现任上海警察局长，故特提名中委，以资鼓励。结果派员疏通，卢英列入候补中委。

大会进行中宣读法规草案，人选名单，各方贺电及决议全文，均由我包办。当时还拍了一部电影。

大会修改了党章，废除总裁副总裁制度，改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推荐汪精卫为主席，负责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

大会印发的一切文件，开会时原已宣布，只许即席阅读，不许携出会场，会毕全部交还秘书处。散会时秘书处清点收回的文件，缺一全份，正在惊疑。此时，日本梅机关嘱托犬养健来找大会秘书长梅思平，说有要事商谈。梅思平下楼与犬养谈话后，回时面有忧容。据说日方发现大会组织法中，有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各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一条，犬养提出责问：该地已建立“满洲国”数年，与这个会还能有什么关系，何能派代表来参加这个会呢？有人说，大会印刷文件，一部份是照以前老样抄的，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只能如此写法，事实上并无东三省代表到会。我说，这样答复不会解决问题，不如说组织法中有此一 条，确系秘书处承办人员一时疏忽，未作全面考虑，但事实上并无代表到会，特致歉意，请予谅解。梅思平照我的话再去敷衍一番，才算了事。事后发现这份文件是由李士群给日方晴气庆胤中佐的，李亦直认不讳。

汪记国民党“六大”开过之后没几天，即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５日召开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中央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为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屯阝、林柏生、陶希圣、高宗武、李圣五、陈群等。常务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以后改为每两星期一次）。中央党部的常设机构如下：秘书厅——秘书长褚民谊（后出任驻日大使期间，由罗君强代），先后任过副秘书长的有陈春圃、罗君强、周学昌、戴策４人。

组织部——部长：１．梅思平，２．陈春圃，３．陈公博（兼）。副部长先后有戴英夫、王敏中、刘仰山、巫兰溪等４人。

宣传部——部长：１．陶希圣，２．林柏生。副部长先后有林柏生、胡兰成、樊仲云、朱朴、马典如等人。

社会部——部长：１．丁默屯阝，２．彭年。副部长先后有汪曼云、顾继武、彭年、翦建午、黄庆中等人。

特务委员会——主委周佛海，副主委丁默邨、李士群（此项特委会人选，并未在常委会提出过，所以共有委员多少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党史编纂委员会——主委陈群，副主委李文滨。

海外党务委员会——主委陈春圃（这个单位以后才有，不久又撤销了，它还办过一次华侨党务训练班）。

１９４４年陈公博继汪精卫任主席后，还秘密设立过一个“对共委员会”，主要参加者是周佛海、梅思平、丁默屯阝、周学昌等，听说秘书长是胡均鹤，其他人事不详。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陈璧君、顾忠琚褚民谊等，秘书长由褚民谊兼。

几个汉奸预备团体

汪精卫开过汪党大会之后，即紧锣密鼓地准备傀儡班子。

“首长”找到了一些，不能不拉些人来当干部，特别是中级干部，所以就在上海搞了几个汉奸预备团体。首屈一指的是亚尔培路４４号的“财政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佛海，副所长傅式说。周是掌握财经大权的巨奸。该所拉人较容易，如张素民、陈之硕、刘星晨、阮毓麒、柳汝祥、易次乾、许建屏、蔡侃等，以后均在伪财政部或中央储备银行居于重要地位。

我受命搞一个叫“学艺研究社”。入社要填如下的志愿书：“我信奉三民主义，拥护汪精卫先生的和平建国主张，加入本社……”。该社由我主持，不用任何名义。加入该社，而当时没有固定职业的由我酌给津贴。

江湾军官训练团

汪精卫为了要训练汉奸军队的干部，就成立一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地点是借上海江湾日军所建的临时营房。汪自兼团长，叶蓬为教育长，郭尔珍为教务处长，黄曦为总务处长，我任政训处长及该团党务特派员，魏练青为办公厅主任，张诚为总队长，刘培绪为副教育长。先由刘培绪前往北平招收所谓“在乡军人”入团，为学员队学员，另招一批中学程度的知识青年入团，为学生队学生。学员队成份不一，有些当过警察或干过其他职业的青年混入其中，是一种速成性质的军官训练；学生队则类似士官式的正规训练，修业期限较长。两者均以军事操课为主，辅以政治训练。总之是要培养这些年轻人当小汉奸。其入团宣誓书上有：“誓以至诚相信三民主义，拥护汪主席的和平运动”等语。所以这些人也算是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１９４０年２月，该团学员队结业。这时汪伪正准备在南京举行中央政治会议及成立政治委员会，该学员队集体编为汪精卫的亲卫队，担任内卫（由日本宪兵任围墙外的警戒）。以后只有少数人分配在伪军中当干部，南京各军事机关的内勤人员安插了不少。约有４０名，由我替他们介绍工作，大都安插在财政部、中政会、警政部、边疆委员会及首都警察厅等处。汪伪政权成立后，没有毕业的学生，则由叶蓬带到武昌，另行组建军分校去了。

叶篷还从上海卢英手下的伪警中，抽调数百名曾服过兵役、体格较好的警察，编成一个警卫大队，以洪某为大队长，满其蔚为大队副，在军官训练团附带受训。按原计划本来是准备替汪精卫当卫士的，后因汪与叶篷感情不佳，恐怕这批人政治上靠不住，仅把他们编为国民政府警卫大队，在南京机关里站岗放哨，或替要人们守大门，不久又把这个大队并入以张诚为警卫旅长的部队内。汪精卫本人则由陈璧君替他从广东招来“丰沛”子弟数百名，成立一个卫士大队（后改为卫士团），以汪１９３５年在南京中央党部院内被刺时，当场开枪打伤刺客孙凤鸣的卫士桂联轩当团长。

军官训练团里有个日籍教官岩崎大尉，实际是一个联络官。岩崎是影佐的同学，跋扈非常，又复贪污成性，团里修房造路，安装电灯等项，都由他招日商承办，揩油不少。在举行开学的那一天，他坚决不许在教室内悬挂青天白日旗，说这是蒋介石的旗子，我们不能用。我说，这是孙中山的旗帜，既不是蒋介石的，也不是汪精卫的，只要是孙中山的信徒就可以挂。他才无言而退。岩崎的贪污不法等情况，渐为影佐所闻，被影佐撤销他的教官名义，他终于羞愧地在旅馆自杀了。

南北汉奸的分赃会议

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北平有个华北临时政府，南京有个维新政府，日方要把关内所有的汉奸组织合流于汪伪，这是不易的。经过日方的提线和汉奸们的疏通，终于在１９４０年１月下旬，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南北汉奸３巨头同赴青岛，举行会谈。当时伪蒙疆自治政府也派了李守信来参加。这次和汪精卫同去的，有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梅思平、周隆庠、张仲寰和我。我们都住在过去德国殖民总督所住过的提督楼。会议无任何形式，汪命我把周佛海、影佐他们在上海谈好的《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宣读一遍，大家表示毫无异议，即行散会，然后在会后私自接洽地盘及人事分配问题。

那是名符其实的分赃，大约三天才办好。该项“内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内容，我因事先事后均没机会看到（我一读完，汪即把它放进皮包内），现在回忆到最重要的是承认伪满洲国一条，其他还有驻兵地点、经济合作、内地杂居等项，印象大约如此。当天早饭后，我正在同张仲寰布置会场，汪精卫忽然走进大厅来。他让张仲寰退出去后对我说：“喂，你看今天报上专电，陶希圣、高宗武这两个家伙，居然把我们和日方商谈的东西都发表了。其实这只是初稿，尚非定稿。”我说：“陶希圣一向鬼鬼祟祟，我向来讨厌他，你和周先生偏偏当他是心腹之人，这次上当不小吧。”

李士群当时由日本的冢本少佐陪同，住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带了裘公牧等人，在那儿搞特务活动，他是不出面的。

那次日本方面从东京、北平、南京、上海等处来的，大约２０多名，在餐厅吃饭时，日人多于我们。我熟悉的是影佐少将、须贺少将、谷萩大佐、晴气中佐、犬养舰伊藤芳男、清水董三等人，其余即使当时通过姓名，马上就忘了。

中央政治会议的把戏

青岛分赃会议之后，汪精卫一回上海，即发表组织一个国府还都筹委会，来准备“还都”事宜。该会主委为褚民谊，委员是陈群、任援道、苏成德、罗君强，我还兼任了布置组长。不久，我带了几个助理人员前往南京，点收日方“交还”的中央党部、考试院、财政部、经委会、中央研究院、国货大楼等处。日方代表为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滨田中佐。每交接一处，双方签证，还照了相片。已经由伪维新政府使用的房屋，不必由日方点交，日方还要占用的如外交部、铁道部、中央大学等处，则暂不移交。房屋接收后，由我出名宴请日方一次。１９４０年３月下旬“还都”时，布置组把各机关所需用的木器家具、汽车等分配出去，当时我眼病甚重，许多事托人代办。该会另有一总务组，购置一切，发点洋财，那是由褚民谊的亲信戴策负责的。其他还有别的什么组，我都没有搞清楚。

汪精卫是以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人士，来共同建立新政权的。３月下旬即在南京东亚俱乐部（即前国际联欢社），在日军保护下举行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其参加人员如下：

汪记国民党方面：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梅思平、丁默屯、曾醒、刘郁芬、李圣五、叶蓬。

伪临时政府方面：王克敏、王揖唐、刘燮元、朱深、殷同。

伪维新政府方面：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

伪蒙疆政府方面：卓特巴札布、陈玉铭（未到会）。

伪国家社会党方面：诸青来、李祖虞。

伪青年党方面：赵毓松、张英华。

无党无派方面：赵正平、杨毓玚、岑德广、赵尊岳。

会议通过对日媾和，并推举汪精卫为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代主席（意思是说，正式主席还是在重庆的林森），授权“汪主席”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并成立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会议秘书长为褚民谊，秘书为陈春圃、罗君强、张仲寰。

在开过中央政治会议之后，接着就在原地召开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分为当然委员（国府主席，五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指定委员（国民党人员）延聘委员（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三种，姓名如下：

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王克敏、褚民谊、朱履和、江亢虎、顾忠琛、周佛海 、陈璧君、梅思平、陈群、林柏生、刘郁芬、任援道、焦莹、陈君慧、陈耀祖、叶蓬、李圣五、丁默邨、傅式说、杨揆一、鲍文樾、萧叔萱、李士群、齐燮元、朱深、殷同、卓特巴札布、高冠吾、赵正平、缪斌、赵毓松、诸青来、赵尊岳、岑德广、秘书长 周佛海兼，副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

从１９４３年第四届起，陈春圃、罗君强被指定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委员任期原为一年，从第四届起未再改选）。从１９４４年起，先后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有赵尊岳、丁默屯阝、岑德广等，任副秘书长的有郭秀峰。

当时中央政治委员会根据汪精卫提名，通过了汪伪国民政府委员、五院正副院长、各部会负责人、军委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其各署督办人选名单，并决定于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在南京成立“还都”的国民政府。伪维新政府是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８日在南京成立的，梁鸿志、陈群等一定要坚持举行两周年纪念会、在南京鼓楼树立纪念碑才解散，汪精卫只好答应；又因农历３月２９日是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不很吉利，所以宁肯让政权中断一天，在３月３０日开张。

中央政治委员会是汪伪政权的一个最高决策机构，具有对外宣战媾和，通过立法原则及法案，通过特任官以上的任免事项，通过国家预算决算，决定设置或裁撤重要国家机关等项权力。该会常设一个秘书厅，承主席之命，办理日常工作，并召集开会等。

中央政治委员会内部设有若干专门委员会，其名称及负责人如下：

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梅思平

内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群

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徐良

军事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鲍文樾

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之硕

经济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君慧

交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祖虞

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焦莹

专门委员会开会时，只讨论中央政治委员会交议事项或本委员会建议事项。它是不对外的。

中央政治委员会原定每星期开会一次，在１９４３年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之后，汪精卫利用此机会，从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抽出１０多人，成立一个最高国防委员会，来代替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美其名曰战时机构），把梁鸿志、江亢虎、赵毓松、诸青来、赵尊岳、赵正平等人，都排除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之外。以后中央政治委员会每半月至一个月开会一次，只是听听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报告而已。

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厅与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厅是同一 组织。

傀儡班开锣

由于梁鸿志占住原蒋政权的国民政府房舍不让，就让它作为新设监察院的办公地址，新张之喜的傀儡国民政府，只好设在鸡鸣寺下过去戴季陶的旧考试院内。汪精卫在此宣誓就代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同时宣誓就职的还有下列各院、部、会伪官：

国民政府文官长徐苏中，参军长唐蟒。行政院长汪精卫（兼）、副院长褚民谊（很快即换了周佛海），秘书长陈春圃，外交部长褚民谊（兼），内政部长陈群，财政部长周佛海，工商部长梅思平，铁道部长傅式说，农矿部长赵毓松，宣传部长林柏生，社会部长丁默屯阝，交通部长诸青来，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长赵正平，军政部长鲍文樾，海军部长汪精卫（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兼），水利委员长杨寿楣，侨务委员长陈济成，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赈务委员长岑德广，立法院长陈公博、副院长缪斌，司法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和，公务员惩戒委员长朱履和（兼），最高法院院长张韬，行政法院院长林彪，监察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审计部长夏奇峰，考试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铨叙部长江亢虎（兼），考选委员长焦莹。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兼），副委员长陈公博（兼）、周佛海（兼），办公厅主任杨揆一，政治训练部长陈公博（兼），军事训练部萧叔萱，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 （兼），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兼），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王克敏。

行政院的机构和人事曾有很大的变动。最初一次的变动在１９４１年８月，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以原工商部长梅思平为部长，原农矿部长赵毓松调任司法行政部长，原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调任教育部长，原教育部长赵正平调任上海大学校长。交通、铁道两部合并为交通部，调社会部长丁默屯阝为交通部长，原交通部长诸青来调任水利委员长，原水利委员长杨寿楣调任国府委员，原铁道部长傅式说调任浙江省主席。警政部与内政部合并为内政部，以原内政部长陈群为部长，原警政部长李士群调任军委会调查统计部长。以后还陆续有变动，特别是１９４３年１月汪伪对英美宣战、１９４
４年１１月汪精卫死后变动更大一些，这里不赘述。

日本政府为了对汪伪傀儡表示荣宠，在伪政府成立后的４月２１日，特由东京派出一个庆贺的使节团，由曾经当过内阁首相的阿部信行大将率领。全团２０多人，包括日本贵族院议长松平赖寿、众议院议长小山松寿、东洋协会副会长永田秀次郎、同仁会副会长宫川末次，以及经济界、新闻界代表八田嘉明、庄司乙吉、古野伊之助、菊池宽等，汪精卫自然是受宠若惊。２６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汪精卫及各院、部、会主要负责人，日本特派大使阿部信行及日本使节团全体成员，日本顾问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等出席，真像煞有介事地热闹了一阵。

以后阿部信行还担任了驻汪伪的首任大使。１９４０年冬，我随同周佛海访日时，阿部曾大请客一次。宴后，影佐和周佛海发起组织“阿部同志会”，说每年要在东京、南京集会一 次，来纪念阿部大将的“功勋”，我也签了一个名。但以后未见有这个同志会的音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