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医患关系

“好的医生应该具有3个‘H’：Head是知识，Hand是技能，Heart是良心。”——梅藤更

英国医学博士梅藤更26岁来杭州，创办了广济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1881至1926年任院长。梅医师查房，一位小患者彬彬有礼向梅医师鞠躬，深谙中国礼数的梅医师也深深鞠躬回礼。这一温馨场景表达了患者把健康乃至生命都托付给医生的感激，也体现了医生对病人尊重和关爱。

作为一个西方医生，1881年来到中国时，梅藤更要面对的医患冲突，其实远大于今天。

1881年，26岁的梅藤更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时，鸦片战争刚结束二十年，医疗传教的自由随战后条约进入中国，国人在心理上本能抗拒，加上此时杭州还是一个“城门上悬挂着人头”的中世纪城市。人们对外科手术，人体构造都不熟悉，民间对教会医院有种种不利的传言。梅藤更来到杭州时，这隐隐的刀兵交激之气仍在，满人旗营驻扎杭州，他从旗营墙下经过，士兵向下扔石头，以示驱逐。

他的从医生涯在鲜明的敌意里开始。

初来杭州时，中户之上不信任梅藤更，只有穷苦无告，走投无路者，和身染重疾，生命垂危的人才肯来梅藤更的医院。

杭州当时还没有公共卫生系统可言，街上的粪池不加盖，路上随处可见屎溺，乞讨的人，残疾的人躺卧在脏污中，河中舟辑往来加上阴沟污水，连年疫病流行。来看病的人没有洗澡条件，衣衫破烂，伤口溃烂脓肿，甚至有人把死者抬来，姑且一试。碰到酷暑，气味可想而知。

有次病床已满，他要求一个病人回去卧床，对方说没法躺下睡觉“我住在别人家厨房里，油烟呛得我直咳嗽，你能不能让我住院？”梅医生无法可想，给了他药，叮嘱每天三次，两天吃完。回去后患者认为药喝得越多赵好，擅自把六份药一次全喝了，医生被叫去出诊时，这个人已经处于濒死状态。这无可依靠的人，医院告别前曾问过梅藤更一句话：“医生，你是不是不管我了？”

这件事后，梅藤更决心用余生之力建一个大的医院。

广济医院在1884年建成，大门口棚架悬吊着紫藤花簇，左侧是大草坪，右侧玫瑰花坛，医院有了候诊，门诊，手术室，药房，办公楼等分类。

广济医院设立收费病房，从富有阶层中得到收益贴补穷困人群的治疗。国内捐赠开始多起来，袁世凯，孙传芳都在名单之列。一位捐款的乡绅对梅藤更说“我见过富人帮助穷人，但我没见过一个人离开国家去帮助别的国家的人，我在这儿躺着，看你对穷人富人都是一个样子。”

一百多年后，王建安当了这家医院的院长，与员工座谈中谈到这张照片，“这反映的是1946年我们眼科门诊患者候诊时的情形。病人很多，但井然有序，虽然一个个身着粗布衣，但都有地方坐。每个诊室的门都是紧闭的，其他病人在门口耐心地等候，没有不由分说冲进去。医生也是衬衫加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白大衣笔挺整洁。一张普通的照片，却能说明很多问题。”

王院长这几句感慨折射出当下现实的苦涩。

医院是卫生之地，仪表即是垂范，梅藤更要求医者作出表率，在医院里不能大声说话，有交流需一旁轻声私谈，见面不能冷漠不语，须相互问候。行走不穿硬底鞋，避免发出声音。衣冠容颜在他看来是一个人对职业的尊重，实习护士也须是蓝衫白裙小方帽白皮鞋白袜子，再戴上白色的假领子和假袖口。衣服由洗衣工人统一收集，清洗、烘干、熨烫整齐，脏皮鞋清洗后上好鞋油，每周一送还至宿舍门口。

广济护校的学生傅梅生回忆说伦理学贯穿护校始终，要求“患者将自己的生命交到你的手中，你就必须全心地给他仁爱，一丝不苟地对他负责，不论是他吃进去，吐出来，还是拉出来的，你都必须仔细观察，从头负责到脚。”

全院一共约有110余个床位，正式护士只有20多人，医院没有家属陪伴，也没有护工。护士是病人唯一的照顾者。从打针发药，到吃喝拉撒洗头洗澡，极为繁重。但护理部对护士的要求细微，其中一条是寒冬为患者使用便盆，须先用热水烫过，免得患者感觉冰冷。

为了这一点暖意，可以想象多出多少人工，多少心力，尤其寒冬凌晨，人人瑟缩之时。

梅藤更的传记里也写到这一点，“最初的时候，护士没有那么大耐力的，会很难遵守医院的制度和要求，如果病人要求她们，她们可能会毫不在乎地漠视。她们的好脾气和承受力被严重地榨干了。如果犯了可能伤害到病人康复的错误，当着病人的面批评，她们会因为丢脸而生气。”

但纪律往往要通过严苛的要求才能内化成行为惯性。梅生回忆：“总护士长是一位英国人，她常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出现在病房里，悄无声息地站在夜班护士旁边，检查操作是否规范是否到位。我们常胆战心惊，每次上夜班，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管多忙也都不会偷懒，生怕自己不经意的疏忽落到那双碧绿而严厉的法眼。”

她所在的班三十余人，多数中途退学回家或改入他校。到了第三年，班里只剩下四人。她是留下之一，说就在这别出心裁的耳提面命下，学会了做到“人在，人不在，一个样”，从此几十年的工作，“慎独”成了她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

回忆起青春时代，看似劳苦，她内心却相当宽展，“病人也对护士回报以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尊敬。当时工作虽然繁忙，但大家彼此坦诚，心思一致，并不觉得特别辛苦。”

今天的人，不论医生还是患者，看到“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尊敬”这几个字，心里会难免一动吧。

1926年，梅藤更及夫人梅福孙在杭工作45年后，于12月3日回国。

当年，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当下中国象是一团巨大的原生质，它活着，但是没有自身的力量可以决定它去向哪里，它在风浪里漂浮，由附着其上的东西驱使。”

年逾七十的梅藤更离任时，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住院病人4000例左右，是全国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

他归国临行前，宴请杭州地方人士话别，用汉语说：“我知道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可惜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梅藤更晚年最后一段时间，用于将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1934年8月去世。

纪念他的人在墓碑上刻着“仁爱而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