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汪合作”与对日政策的改弦更张

文：吴景平

内政外交陷困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党当局奉行不抵抗、不直接交涉和诉诸国际联盟的政策，其结果是日本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国难日甚一日。在朝野一片指责声中，当年12月15日蒋介石不得不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等本兼各职，一周后参加了標志国民党内宁、粤、沪三派“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后，便仓促往赴浙江奉化故里。继蒋介石之后，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外交部长顾维钧、实业部长孔祥熙以及其他政府高官亦陆续挂冠而去。吊诡的是原先与蒋对峙的汪精卫、胡汉民也各自借口寓居上海和香港。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通过了政制改组案并改组了国民政府，由林森出任实质为虚位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五院分别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虽然都被推为国民党中常会委员，并被指定为中央政治会议的常务委员，轮流主持中政会，但三人都不在南京，对政府运作冷眼旁观。这样，出任行政院长的孙科必须率领几乎是全新的内阁成员，勉力应对内政外交困局的责任。

就在蒋介石宣布下野伊始，日本政府决定向满洲增派兵力并增拨军费，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即以“剿匪”的名义，调遣主力部队进逼辽西一带，并以攻占锦州为首要目标。而承担守卫锦州重任的张学良，已经在12月15日即蒋介石下野同一天辞去了陆海军副总司令的职位，旋被国民政府改任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在张学良看来，只要南京国民政府没有明确的对日抵抗方针和相应的部署，东北军无法单独应对日军，因此他业已密令所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并且已经确定了滦河、昌河等处为驻地。随着锦州局势告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于12月25日通过了令张学良应付锦州局势案，同日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进攻锦州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仰即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围，并将办理情形按日呈报”。在南京方面而言，这算是下令抵抗了，而张学良即25日当天致电南京，称日军以两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的重兵进攻锦州，要求南京方面务必一周内调拨大批枪弹运往前线，并调兵力增援；次日，张学良再度致电南京，一方面表示“对锦州必设法固守”，另一方面指出“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实力相较，众寡悬殊”，要求明示“究应如何处理，敬请统筹全局”。12月28日，张学良进一步急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指出因日军进逼，锦州危急万分，“款弹两缺，敌如大举前进，即举东北士兵尽数牺牲，亦难防守”，要求火速拨发粮款，以济眉急。对于张学良接连提出的请援要求，国民政府曾先后复电张学良“已由府密令财政、军政、参谋各部迅即筹发”，“已分交参谋、军政两部核办”，但实际上均无从落实增援措施；到了锦州及附近的东北军已经开始撤入关内之时，12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所能做的也只是又一次电令张学良“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面对国内舆论对锦州局势的关切，新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对记者谈话时，称锦州驻军退入关内一事，过渡政府不负责任，应由张学良负责，因过渡政府迭令张学良坚守锦州。对此，12月31日，东北军以部分军官宣言的名义，辩称东北军已与攻锦日军血战数日，死伤沉重；同时指出“自一中全会开会以后，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一纸电文，数张标语”，“望南方同胞，弗徒以空言作抵抗”。就在南京当局和张学良之间互相推诿的情况下，1932年1月2日，锦州被日军进占。

锦州失守，各方吁请蒋介石复出

蒋介石下野之后短短半个月里，一方面南京当局应对日军侵华的凶焰并无有效的具体举措，另一方面在对日关系上也没有能够提出凝聚各方共识的新的方针政策，这就为蒋介石的复出创造了条件。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期间，阎锡山等人曾提出过一个“请选拔十万劲旅死守锦州案”，冯玉祥提出过“组织国防委员会武力收复失地案”，全会通过的宣言也谈到将采取“一切急迫之有效行动”，“将立即召集国难会议与国民救国会议，以定救国之根本方针”。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南京当局确定过对日方针三项：1.信赖国际公理，防止事态扩大；2.正当防卫，如遇侵犯，则抵拒之；3.将东三省版图确实置于国民政府管理之下，任何时候不得变更。但这些提案和方针都没有来得及落实，锦州便失守了。

再就蒋介石本人而言，其辞职本身只是出于内外情势所迫，绝非决心退出政坛。他在下野通电中宣布辞去的只是“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同时表示：“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靡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于总理之教训。……以后仍当以解职之身，勉效驱策。”稍后，蒋介石还曾致电即将出任行政院长的孙科，承诺“所有一切难事，弟必尽力为兄排难，决不使兄独任其难也”。这些为蒋介石日后对南京政局发挥影响力，留下了伏笔。而在国民党高层也有人一开始就对蒋被迫下野不以为然。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四届一中全会发言时，便称东北事件“南京绝未卖国，卖国者另有其人，锦州之危，其咎不在张学良，咎在某某”，公然为蒋介石解脱，其矛头直指反蒋的粤系。而在华北应对日军第一线的张学良，也不认为蒋的下野意味着真正失去掌控能力，依然就“如何善处”锦州危局，电请在奉化的蒋介石“赐予最后方针”。一度与蒋介石势不两立的冯玉祥应邀赶抵南京出席四届一中，在全会完成国民政府改组后的闭幕大会上发表演讲，表示要共赴国难，并希望蒋介石复出任职。

1932年1月2日即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各主官正式就职后的第二天，锦州失守的消息便传到南京，国民党中政会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孙科出面，敦请蒋介石速返南京，共商大计。林森旋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致电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入京。孙科则到上海面见汪精卫，并向报界表示：“现在国家环境，备极困难，余屡次宣言，必须蒋、汪、胡三先生共同到京主持中枢，始有办法。”只是孙科没有明确谈到三巨头如何共同主持中枢，尤其是如何处理与行政和外交主官的关系。南京方面其他高层人士也出面呼吁，如冯玉祥曾分别致电蒋、汪、胡，促请立即入京，还派其代表专门去奉化面见蒋介石。1月12日，在孙科内阁中依然出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与立法院长张继一起在奉化促蒋介石入京。当时国内舆论也普遍希望国民党朝野各派捐弃前嫌，共赴国难。

蒋介石、汪精卫共赴南京

四届一中全会之后，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虽然都不承担行政责任，但作为国民党中常会委员和中政会常务委员，并都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名义上仍然属于国民党中央决策层，有义务应召回南京参与对日决策的商定。对于各方催促，蒋、汪、胡的反应有所不同。蒋介石最初得悉四届一中全会推举三巨头为中政会常委轮流担任主席时，曾私下表示绝不参与党政事务和与汪、胡共事。随着锦州失守和国民政府方面发出入京邀请之后，蒋介石也表示，如汪、胡能够入京，则无不乐从其后，但又称南京方面“实鲜余个人负责之余地，故不得不仍以在野之身，尽个人职责”。汪精卫1月4日在上海发表谈话，望蒋介石、胡汉民从速入京，实现统一和共治；但又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辞中常会和中政会的常务委员，这也表明汪对于四届一中通过的国民政府改组案仍有不满，其实质是为其复出而向南京方面要价。胡汉民起初对各方的吁请不置可否，待到汪、蒋均对入京有较积极表示之后，于1月17日复电汪精卫，称需要长期养病；18日又致电汪、蒋，声明暂不入京，“望各矢忠诚，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其政策”。胡汉民明确拒绝赴南京，无疑是对蒋、汪入京姿态泼冷水；如果阻遏不成，汪、蒋入京，胡的态度是“也不得变动行政人事安排和吾党数月来共同确定之政策”。不过，究竟对日政策持何主张，胡汉民没有提及。

与此同时，上台伊始的孙科内阁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据1932年1月中旬孙科向报界公布，每月财政实收不过600万元，开支方面光军费就需要1800万元，政费、教育费另需400万元，不敷数达1600万元，根本无法维持政府运作最低限度所需。国民政府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决定停付国内公债本息，为此激化了与公债主要持有者工商界金融界的矛盾，引起对南京当局强烈不满，新任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奉命向上海金融界商借每月1100万元的临时垫款，为期两个月，亦被拒绝。财政部曾致电全国各税收机关，称“军政各费，急于星火”，要求将税收款项扫数解交国库，但应者寥寥。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甚至发生了数十名军队代表索军饷事件。国难日甚而财政窘困之下，孙科本人只得一再央求汪、蒋出面相助。1月17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杭州会面，初步达成赴京的共识。1月18日，蒋、汪以及孙科、张继、张静江等5人在杭州会议，最后确定了蒋、汪共同协助孙科政府应对难关。1月19日，汪、蒋联名致电胡汉民，再次提议三人“同聚首都，随时献替，较于党国有裨益”。同日，孙科也电催胡汉民北上入京。但胡汉民最终选择了蛰伏港粤，这客观上也使得稍后蒋、汪合作局面能够较顺当地形成和运作。

锦州失守之后，一方面中日问题和平解决的希望愈益渺茫，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针对日本的扩张提出了“不承认主义”，这就使得南京政府外交当局对日主张明显趋于强硬，外交部长陈友仁便明确表示，中国诉诸国联的方式已经无效，因而主张对日绝交，借此引起华盛顿九国公约和凯洛格非战公约有关成员国的注意，使得东北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而公正的解决。时在奉化的蒋介石得知之后，当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出对日绝交将使中国处于最大危机，因为中国如战而不宣，尚犹可言；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却不能不对俄复交，届时列强对我不但不助，而且反而助日，如此则国必亡。而陈友仁的对日绝交主张，在南京高层同样应者寥寥，1月15日，国民党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讨论对日方针，没有通过对日绝交案，只是决议对日取不妥协态度，以保障领土主权为原则，同时要求国联对日实行经济制裁。待到1月21日蒋汪抵达南京之后，旋即发生了陈友仁、孙科相继辞职的事件。1月22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谈话会上，陈友仁再度强调对日绝交的必要，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质疑，汪精卫更表示对日绝交无助于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蒋介石则称对日无论和战，惟须国内实现真正团结。陈友仁因其外交主张未能被南京当局采纳，即于1月23日离京赴沪，1月24日提出辞呈。1月25日，孙科也离京赴沪，提出辞呈。经劝慰无效，1月2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政会议，决定以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孙科改任立法院长。

对日政策更张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在孙科内阁遇到重大困难直至无法维系运作时，蒋介石之所以愿意与汪精卫共同出面襄助乃至直接担当，不无试图扭转此前在蒋胡之争、宁粤之争中所处被动地位的考虑。在他看来，胡汉民应对近年来国民党内部乱象承担责任；尤其是孙科当局“决定对日绝交和停付公债本息，其计划以胡（汉民）恐（孙）哲生与余相晤，故为哲生谋此倒行逆施之策”；而胡汉民操纵孙科当局的目的，在于“必欲捣毁长江财政，破坏全国外交，使余不能继起收拾也”。现在既然孙科当局无法维持下去，且包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孙科本人以及诸多高层人士出面相请，自然是蒋可以考虑出山的机会了。按照蒋介石在日记中的说法，就是“余为公为私对国对友，对总理对旧部，皆不能不出面往救，以尽良知，故决赴京一行”。

但是，蒋介石决定复出的考虑之中，确实也有不同政策主张之争，尤其是与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主张，有着明显的分歧，认为不应绝对排拒对日交涉的选择。1月22日陈友仁的对日绝交主张被正式否定之后，次日蒋介石与汪精卫面商达成共识，即“对日问题决定缓和，余以政治由哲生主之，党务由季新主之，而三人共负其责”。蒋在日记更有如下评议：“陈友仁声言非对日绝交与对俄复交之外无办法，是其主张对日绝交者即为对俄复交之阴谋显然暴露。陈贼以家国供牺牲，其肉不足食矣。”撇开对陈友仁个人的偏见和攻击，还是可以看出蒋介石并没有因为这次辞职下野，而放弃对日政策方面的关切和坚持。

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蒋介石奉行的“不抵抗主义”导致失地辱国，已经走到尽头，必须有所更张。在1931年10月开始的宁粤和平会议，虽然重点在于各派之间的政治较量和统合，但也在外交政策上达成妥协，即：由南京中央统一办理外交；如果日军进攻，应该抵抗；不主张对日宣战；不退出国联。待到11月初国联关于东北问题的最初决议遭日方破坏，局势趋于严重，以戴季陶为委员长的国民党中政会特种外交委员会，就对日政策提出过三项建议：1.中国决不先对日宣战，2.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3.至万不得已时，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惜。另一方面需要指出，蒋介石即便在处理东北问题提出不抵抗、不直接交涉和诉诸国联的主张之時，也已经考虑到一旦发生日军进攻上海的紧急状况，中国军队“应当正当防卫”，“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尤其是10月间曾有多艘日本军舰曾集中于上海，蒋介石即指示时任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可以说，在辞职下野之前，蒋介石的对日政策考虑中，“抵抗”已经是发生极端状况下的备选之一了。

至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的最初公开表述，始见于1931年12月7日《申报》所刊登的前一天汪精卫在上海法租界接见首都各校代表的谈话，其中提到：“至于应付目前外交办法，兄弟以为有八个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次日本的举动，正如强盗明火打劫一般，我们如果遇着强盗入室，唯一的方法，便是一面向他迎头痛击，一面鸣笛报警，协同捉拿。所以兄弟主张，一面要抵抗，而一面仍要交涉。若果能如此做去，不至于绝对失望的。”当时上海和平会议结束不久，蒋介石下野基本定局，汪自称即将去南京“共赴国难”，他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张，即是对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奉行对日奉行“不抵抗、不直接交涉”政策的批评，也带有日后的政策宣示的意味。只是后来是由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且由持对日绝交主张的陈友仁担任外交部长，汪的这一提法并未引起各方的关注。而到了1932年初锦州失守、国联调处无望，蒋汪就联合赴南京达成一致时，蒋就公开表示“余无特殊之主张，汪先生之主张即为余主张。”待到孙科突然提出辞职，1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了与汪密商的情况：“下午往访季新与之商外交方针，确定一积极抵抗，二准备交涉，彼即赞同，并有愿任行政院长之意，余再劝之，彼乃允就，即开会通过。”翌日，国民党中政会临时决议设立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为委员，蒋介石实际上主持军事委员会的运作。这样，蒋、汪合作的体制确立起基本框架。在这一体制下，蒋主军，汪主政。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宋子文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稍后又确定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外交方面，在中政会下设外交委员，另外罗文干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于是，蒋汪合作体制的内政外交均有了专门主官，行政运作得以较快走上轨道。此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主要以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调度。到了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决定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负责执行军令事项，其职权大大超出此前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颁令时需与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共同署名）。根据国民党中政会提名，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样，蒋、汪合作的体制臻于完成，其运作一直持续到1935年10月底汪精卫遇刺后不再担任行政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