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该平反的奸臣，至今蒙冤900年

宋朝出“奸臣”。但有的是“真奸臣”，有的是“被奸臣”。官修正史《宋史》中，《奸臣传》4卷共21人，蔡确、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等人榜上有名。

针对这份奸臣名单，历史学者喻朝刚曾撰文发出三个疑问：

第一，在蔡确之前的100余年中，宋朝统治集团内部难道就没有一个奸臣吗？

第二，两宋300多年，一共出了21个奸臣，而王安石的支持者和追随者竟然占了1/3，《宋史》的编撰者究竟企图说明什么问题？

第三，这几个人，果真都是奸臣吗？

其他人暂且不论，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说章惇[dūn]，一个最该获得平反的“奸臣”。

章惇（1035—1105），字子厚，福建浦城人。

01

福建人章惇有个好友，名叫苏轼。

两人是嘉祐二年（1057年）科举同榜进士，这一榜后来被认为是光耀千古的“龙虎榜”，录取了一大批牛人。除了苏轼、章惇，还有苏辙、曾巩、张载、程颢、曾布、吕惠卿等等。

有意思的是，这一榜的状元叫章衡，是章惇的侄子。章惇“因耻出侄章衡下，委敕而出”。

这是一个极其好胜的人，觉得名次在侄子后面是一种耻辱，所以扔掉录取通知书走了。

两年后，25岁的章惇再考进士，又考中了。

有才而好胜的个性，伴随了章惇一生，是福是祸，难以定论。

年轻的苏轼与章惇，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两人在陕西做官的时候，曾多次互访，相约出游。迄今仍有关于他们交往的许多段子流传，真真假假，但都能窥见他们的性情差异。

有一次，两人在山寺中饮酒，刚好附近有老虎出没。二人酒狂，骑马同往观之。离老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苏轼说：“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于是掉头离去。章惇独鞭马向前去，说：“我自有道理。”靠近老虎后，取铜沙锣于石上攧响，老虎惊窜而去。回来后，章惇对苏轼说：“子定不如我。”

章惇的好胜和勇谋，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各自的命运和共同的友谊都经受了考验，在时代党争的风浪中沉浮。

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变法派得势，苏轼遭外放、贬谪，而章惇出将入相，仕途相对顺遂。

这一时期，“乌台诗案”爆发，许多人见到苏轼跟见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苏轼也很“识相”，主动切断了与他人的来往，“虽骨肉至亲, 未肯有一字往来”。

但章惇的表现，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他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章惇据理力争，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让苏轼感动得稀里哗啦。在流放的日子里，苏轼给章惇写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追捧我的人，“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只有你章惇，“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从苏轼的话可以看出，章惇当时虽已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职位，但为人处世仍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十分难得。

宋哲宗元祐时期，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变法派遭到全面清洗。苏轼“三入承明，四至九卿”，章惇则处于贬谪、闲置状态。

从现有史料看，在章惇遭贬黜的过程中，苏轼的弟弟苏辙上了《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充当保守派攻击章惇的炮弹；而苏轼没有弹劾或营救章惇的文字留下来，我们无法确知这一时期他本人对待章惇的态度。

章惇最初被罢黜到汝州，身心备受打击，他一再乞求到扬州，方便就近照顾人在杭州的87岁老父，但均遭到拒绝。9个月后，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章惇终于可以回杭州，苏轼这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

苏轼在信中提起他们早年一起归隐田园的约定，然而，“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一语，表明在苏轼看来，章惇追求变法，是汲汲于功名的表现，“世缘已深”，希望章惇能够超脱功名。

由于章惇后来被打成“奸臣”，他的文字被保留下来的极少极少。我们无从知道，对于苏轼的“指控”，章惇本人作何回应。但两人仍有书信往来，至少说明，虽然他们的政见分歧很深，但友情还在，并未完全破裂。

不久，章惇又被弹劾，重回汝州。两年后，他等到离杭州颇近的知苏州任命时，父亲已经去世。他辞去苏州知府之职，在不尽的弹劾中沉默。

等到宋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时期，章惇独相，达到个人仕途的最高峰，而苏轼则远谪岭南。

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营救苏轼，修复两人的友情，但他没有这个肚量。元祐年间苏轼兄弟对自己的指摘和见死不救，一定在章惇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

此时的他对苏轼，应该是有怨恨的。

但后来的史书笔记说，章惇是远谪苏轼的幕后黑手，这就言过其实了。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党人在宋哲宗亲政后，均遭到连续贬谪，一直贬到山穷水恶的岭南。那是因为在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期间，在朝大臣大多无视宋哲宗这个小皇帝的存在，让他心生怨恨。在自己亲政后，宋哲宗尽反高滔滔之政，实施了发泄式的报复行动。

当时有大臣询问宋哲宗，能否将元祐党人从岭南调到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宋哲宗明确表示，绝不可以。

章惇对不起苏轼，仅仅因为他没有出手营救苏轼，而这，就像苏轼在元祐期间也未出手营救自己一样。他们彼此或许还有友情，但政治的介入，已让他们越走越远了。

宋徽宗时期，两人的遭遇更加耐人寻味。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劫后余生，获准北归，这次轮到章惇被贬到岭南。章惇的儿子章援向苏轼写信求助，此时距离苏轼病逝仅一个半月。苏轼收到章援的信“大喜”，抱病写长文作答。他虽然对章惇的被贬无能为力，但让章援转告其父要保重身体。

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他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党争倾轧，通通轻描淡写。这些和他们的交情比起来，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吊诡的是，崇宁三年（1104年），他们殊途同归，一起被徽宗朝权相蔡京列入“元祐党籍”，成了所谓的“元祐奸党”。

第二年，71岁的章惇在贬所病逝。

章惇死后数年，他才得到朝廷追认，被追封为魏国公，而苏轼则被打入另册。

但北宋灭亡后，两人身后的命运再次反转。

章惇被当成了奸臣，宋高宗追贬章惇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苏轼则成了宋高宗、宋孝宗十分喜爱的“苏文忠公”。这种历史定位一直延续到现在。

02

章惇和苏轼都是一代奇才，两人操守和才情相似，但对政治的理解有差异，导致他们的政见和立场不同。

苏轼更注重人文情怀和精神层面。他对王安石变法不热衷，是因为相信儒家传统的治理方式，认为君王只要做好表率，加强修养，就可以解决一切现实问题，迎来治世。这在北宋中期的统治困境面前，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

而章惇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才会好，国家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进行治理，才不会乱。他服膺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推崇王安石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改变，才能让国家更好。

思想根基，决定了两人的成就各有侧重。苏轼在地方治理上有政绩，但在朝廷治国方面有不足，他的名声主要来源于他的诗词文章和道德人格。章惇则擅长治国用兵，一生虽然坎坷，但仍出将入相，是北宋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章惇的政治才干是反对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所以反对者只能在他的品行上做文章。但他究竟有什么品行上的问题，史书上也没有记载。只是一出场，就给他一个定语——“有才无行”。

南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人向王安石推荐了在政坛上刚崭露头角的章惇，王安石说：“听说章惇极其无行。”推荐者说：“我推荐的是他的才，只要他有才可用，品行又算什么呢？您可以跟他见见面，一定会喜欢他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接着写，“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这就是宋代史学家的笔法，写章惇被王安石看中，并加入变法派的队伍，但从头到尾却一直强调章惇品行不好，“素辩”，“善迎合”，都指向章惇是一个小人。由此，进一步说明王安石变法的队伍里都是些小人，借以贬低11世纪的那场改革。

事实上，王安石后来也看出，章惇不过是被世俗之人中伤诋毁而已。

从章惇一生的行迹来看，他不仅不是小人，还是一个无私无畏、坚持立场、忠于职守，并时常发出不合时宜之论的孤胆英雄。

熙宁五年（1072年），章惇被任命为荆湖北路察访使，经制梅山蛮夷。这是一次重要的任命，梅山开边是熙宁年间的三次战争活动之一，章惇也凭借此次经略拿到了进入朝廷中枢部门的敲门砖。

章惇制定了怀柔与强硬的双重政策，最终当地蛮夷首领“相继纳土，愿为王民”。

后来，在章惇被贬湖州之后，荆南发生叛乱，朝廷能想起的最佳平叛人选还是章惇。章惇受命，二话不说，“疾赴荆南，道中坠马伤足”。真是一个不要命的“拼命三郎”。

然而，历史的不公在于，后来的史书提起章惇经略荆湖北路的事迹，刻意删去了他要求怀柔和宽大处理的言论，却把别人诬蔑他在梅山大肆杀戮，“以至浮尸蔽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的谣言大书特书。

这就是反对者的手段——你做得不好，我可以指摘你；你做得好，我依然能够诋毁你。

由于章惇治理荆湖北路有功，后被提拔为判军器监。一天，北宋财政部三司发生大火，章惇率领军器监众人救火，奋不顾身，刚好被站在御楼上的宋神宗看到。第二天，宋神宗直接提拔章惇为三司使。

尽职、拼命的章惇“阴差阳错”成为北宋的“计相”、“财爷”，这算是命运对他的一丝眷顾吧。但章惇在三司使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整理账目，设会计司，重新登记天下的户口、人口、租额、年课等等，把账本做得清清楚楚。就算是上天眷顾来的职位，他依然凭借才干和务实精神，把工作做到极致。

几年后，元丰三年（1080年），章惇已升任参知政事，成为朝廷重臣。

然而，元丰八年（1085年）后，宋神宗病逝，年幼的宋哲宗继位，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吕公著等相继拜相。此时，朝廷风向骤转，原本依附变法派的一些人，出于自保，开始重新站队。

但章惇不为所动，他仍然在朝堂上与保守派据理力争，指责司马光引进官员破坏程序正当性，与司马光就免役法当不当废的问题展开辩论。他最终像坚守变法的蔡确等人一样，被贬出朝廷，在元祐8年间，无缘重返朝廷。

宋哲宗亲政后，绍圣元年（1093年）四月，召章惇为相。重返朝廷核心的章惇，第一件事就是追究已故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向西夏割地求和的罪责，同时停掉每年给西夏的岁赐，命章楶修筑城寨，加固边防。5年后，章楶在平夏城大败西夏人，使得西夏“不复能军，屡请命求和”。

而此时，章惇最主要的任务是，恢复了被司马光废除的熙宁、元丰新法，重新举起了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旗帜。虽然最终不能救大宋于危亡，但他的努力，让北宋有了一次炫目的回光返照。

自始至终，章惇都是变法革新的坚定人物，不改初衷，得失坦然，在北宋摇摆和纷乱的政局中显得尤其可贵。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章惇为相的7年间，他没有像司马光当年对新法赶尽杀绝一样，对元祐时期的做法进行一刀切的否定。相反，他能够稍微放下党争和报复的不理性，实事求是地保留了元祐时期一些切实可行的法令。

当时，章惇向宋哲宗进呈新修订的法令。宋哲宗听到有些法令是元祐时期颁布的，大惑不解：“难道元祐敕令也有可取的吗？”

章惇回答说：“取其善者。”

这一刻，章惇显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格局。

03

很多人知道，苏轼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其实，作为苏轼的好友，章惇同样以“不合时宜”出名。

章惇在世时，无论是反对他的人，还是支持他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敢言、直率、绝不见风使舵的人。

不管在谁面前，皇帝也好，摄政太后也好，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毫不顾忌个人利害得失。

宋神宗元丰时期，1082年。

一日，宋神宗盛怒，批令斩杀一名漕官。第二天上朝，宋神宗问宰相蔡确：“昨日朕批示要杀的人，已经执行了吗？”蔡确回奏：“臣等正准备报告此事。”宋神宗追问：“杀个人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蔡确于是说，自宋太祖开国以来，我朝不曾杀过士人，臣等不愿看到陛下破例。宋神宗沉吟许久才说：“那就将他刺面发配吧。”

这时，门下侍郎章惇忽然站出来，说：“陛下，这样还不如把他杀掉算了。”宋神宗反问：“这是何故？”章惇上前回奏：“古人言，士可杀不可辱。依臣看，杀头比刺面流放要好受得多。”

宋神宗一听，火冒三丈：“朕乃天子，难道连一件快意的事都做不成？”

章惇连忙对宋神宗说：“陛下，像这种快意的事，臣以为还是做不成的好。”

宋神宗默然不语，冷静后，怒气渐消，对蔡确、章惇等人说：“这件事就由你们酌情处理吧。”

从来奸臣只有溜须拍马、逢迎皇帝作恶的，哪有如章惇、蔡确这般，当面顶撞，给皇帝制造不痛快的奸臣？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

高滔滔临朝，司马光拜相，新法陆续被废，但此时免疫、青苗等法尚存，司马光抱病上疏，请求5日之内罢除免役法，否则“死不瞑目”。

对此，章惇针锋相对地反驳说，“今日更张政事，所系生民利害，免役、差役之法最大，极须详审，不可轻易”，若真在5日内改免役法为差役法，“更张草草，反更为害”。

免役法，是王安石执政时期，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推行的新法。原本百姓需要向朝廷服役，现在只要交免役钱，由朝廷雇人服役就行了。这项制度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虽然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端，但如果因噎废食，彻底否定，开倒车返回差役法，则显然是不理智的。所以，不仅章惇，连保守派阵营内的人，都劝司马光要慎重。

但司马光一意孤行，为了反对而反对，此事做得不像一个理智的政治家。当闲居南京的王安石听说司马光要改免役法、复差役法时，愕然失声说：“亦罢至此乎？”沉吟良久，他又自言自语：“此法终不可罢！”说完，平生坚强的王安石老泪纵横。

章惇人在朝堂上，他清楚地知道时移势易，保守派要干的事容不得他一个变法派的人说三道四。他若保持沉默，或许还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但他不管不顾，就是要捍卫王安石变法的心血。保守派轮番弹劾他，他却“不贬不去”，不顾名声和安危，宁愿被贬也不自请外放，要换取时间来捍卫王安石最为看重的免役法。

史书说，章惇在高太后帘前与保守派争论，多有不逊之词，“太皇太后怒其无礼，乃黜之”。

罪名的认定大有学问，高太后等人当然不能以坚守新法的理由罢黜章惇，尽管这是根本原因。于是，章惇便被加上“轻薄无礼”之类的罪名，被轰出了朝廷。

从来奸臣只有审时度势、迎风而上的，哪有如章惇这般，逆势而行，给自己制造麻烦的奸臣？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

宋哲宗去世，向太后在事先选定端王赵佶为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假意征求宰执的意见。

章惇又不合时宜地站出来，说按照程序应当立谁谁谁。向太后反对。章惇还是不知迎合，又说那应该立谁谁谁。向太后又反对。

见章惇两次都不上路子，向太后只好以先帝宋神宗的名义说，端王赵佶“有福寿，且仁孝”，可以立为君。

说得这么明显了，章惇依然执拗地坦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话没说完，与章惇同朝的曾布怕受牵连，对着章惇吼了一句：“章惇听太后处分！”端王赵佶由此继位为宋徽宗。

其他大臣揣摩上意，一味附和，章惇却一再力争，不管不顾。要知道，这时候的章惇可不是一个政坛愣头青，而是一个曾掌朝政七八年、富有政治经验的66岁老臣啊，他不可能不知道直言的后果会危及自身的地位。但他知道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为天下社稷苍生计，他不能不力争。

可悲的是，这次力争的失败，最终造成了北宋的沦亡，证明了章惇的远见卓识，而章惇和他的家族则彻底葬送了政治前程。

从来奸臣只有攀龙附凤、投机取巧的，哪有如章惇这般，不识好歹，押上个人和家族前程尽说大实话的奸臣？

尽管传统的正史把章惇诋毁成一个奸臣，但在历史的叙事中，仍然掩不住他作为一个直臣的光辉品格。

由元祐党人后人执写的史书，因为反对变法派而抹黑章惇的人品，但他们除了空口无凭说他“有才无行”，却举不出具体的例子来论证他们的判断。恰恰相反，他们写下来的关于章惇的事迹，反过来证明了章惇是一个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的人：

他曾大权独揽七八年，却“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个儿子都考上进士，但除了一个入朝当校书郎的低级官员，其他三子都在州县为官，没有一个显达。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徇私的奸臣吗？

他终生信奉、发扬和改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却在另一名变法派领袖蔡卞极力推行王安石个人崇拜的时候，头脑清醒地站出来反对搞偶像崇拜，说自己不曾唤王安石作“真人、至人、圣人”。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谄媚的奸臣吗？

他为官清廉，据说死后家贫难以下葬，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个。连诬陷他的人，都不敢说他贪污受贿。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贪污的奸臣吗？

他坚守国土，寸土不让，在司马光等人提议向西夏割地换和平的时候，他怒不可遏，说提议的人“可斩”。在他掌握朝政后，他强势地断绝了给西夏的岁赐，并积极发起收复失地运动。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卖国的奸臣吗？

不徇私，不贪污，不谄媚，不卖国，作为一个奸臣，他章惇到底图什么？

难道，作为一个奸臣，他图的是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和有胆气吗？

04

如上所述，正史中关于章惇是奸臣的指控，可以断定通通不成立。

按照宋朝的历史现实，《宋史》（虽是元朝官修，但采用的底本均为宋人所作）将章惇列入《奸臣传》，基本理由跟蔡确、吕惠卿这些人入《奸臣传》一样，都是基于他们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和继承者。

史书写得很明白，章惇的罪证之一，就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所谓“秕政”，是写史者对王安石新法的蔑称。

近代以后，王安石变法，以及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变法，才得到了较为公平的评价。但在此之前的漫长的时间里，王安石变法因为变乱祖宗家法、着重理财而一直受到社会主流思想的鄙夷。宋代以后占据主流的程朱理学，讲求“道德治国”，而鄙薄“技术治国”，对于强调法律、财务、经济等实操的王安石新法，自然没有好感。在理学思想指导下的传统史书，于是更容易将王朝的衰亡归咎于变法，归咎于主张和支持变法之人。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面对国破家亡的政治危机，朝廷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检讨北宋灭亡的原因，并确定由谁来承担历史罪责。

宋高宗替父兄开脱历史罪责，将国事危亡由蔡京祸国，上推至王安石变法，让一群推行变法的“误国奸臣”来承担骂名。这样，赵家人是没有过错的，有过错的是底下的奸臣。

时人杨时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这说明，南宋人批评蔡京误国，将矛头指向王安石变法，认为变法乱了祖宗家法终酿靖康之难，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历史学者方志远曾指出，自从在正史中立《奸臣传》，中国历史上便大抵只有奸臣而无昏君、暴君。

所谓的“奸臣”，成了昏君、暴君的替罪羊。

王安石未被正史列入《奸臣传》，或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声太大，做派太正，写史者也怕引起非议。但王安石以下，蔡确、吕惠卿、章惇等人，要么做派有问题，要么名声不太显，拿来欺负一下，让他们为北宋亡国顶罪，那是最好不过了。

有奸必有忠，正史否定变法派的连带结果，就是肯定了以高太后、司马光等人为首的保守派。北宋政坛上基于变法与反变法的政见之争，因此被史书描述成忠奸对立的道德之争。

当道德凌驾于政治之上，历史事实便进一步被遮蔽和扭曲。

元祐时期，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对变法派的清洗和贬谪，从本质上来说，跟后来宋哲宗亲政时期，宋哲宗、章惇等人对元祐党人的清洗和贬谪是一模一样的，是权力斗争的血腥和无情。在这场轮回反复的斗争中，双方都犯了错误，应该受到同等的批判和谴责。

司马光报复心强，打击面太大，而且犯错在先，理应受到更严厉的批判。章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宽恕政敌，虽做了一些努力，仍无法摆脱党争报复的心魔，但他的罪恶绝不比司马光犯下的更重。

正如梁启超所说：“至窜逐元祐诸臣，则亦还以元祐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祐诸臣是，则惇亦是也；惇非，则元祐诸臣亦非也。”若要赞美，双方应一起赞美；若要谴责，双方应一起谴责。这是对等的。

可是，在经过忠奸对立的道德书写之后，司马光的睚眦必报、冥顽不化，被美化成了忠臣对奸臣的零容忍，而章惇的同样做法，却被当成了奸臣对忠臣的谗害。

我不想美化北宋政坛的党同伐异，但也反对将司马光与章惇的同类做法区别对待，至少，他们都不是完人，在报复政敌方面应各打五十大板。

更为悲剧的是，无论身前死后，在争夺道德高地的斗争中，向来耿介、从不投机的章惇始终处于下风。他不仅被元祐党人当作“奸臣”，还被以新党自居的徽宗朝权相蔡京当作“奸臣”，名字被刻入《元祐党籍碑》。最后，更被《宋史》写入了《奸臣传》。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人物，在历史的迷雾中，彻底模糊了身影。

在历史上，一个人物的真实状况与身后评价存在巨大反差的现象并不罕见。但像章惇这样，一直被误解、从未获理解的人，确实是悲剧中的悲剧。因此，有历史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章惇现象”。

如此看来，作为章惇的老朋友，苏轼算是非常幸运的了，生前虽然也是两边不讨好，人生不如意，但死后他得到了绝高的评价。而章惇，或许不敢奢求什么，只想求取历史的公正一笔。

参考文献：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宋]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邓广铭：《宋史十讲》，中华书局，2015年梁启超：《王安石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喻朝刚：《章惇论》，《史学集刊》，1997年第1期黄锦君：《章惇传论——从章惇的宦海沉浮看北宋中后期政治风云》，《宋代文化研究》（第九辑），巴蜀书社，2000年方志远：《历史上的奸臣与“奸臣传”》，《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