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闽南第一巨匪高为国，无恶不作为害一方，母亲妻子皆为悍匪

文：棠棣

一、高卫国一家

高为国是福建晋北福山腰村(今属泉州市双阳农场)人，早年家境贫寒，势单力孤，其父母在乡中常受人欺凌，故迁居城内相公巷。高为国原本姓纪名哮，出生于泉州相公巷。其父以小贩为业，维持家人生计，在纪哮10多岁时因病早殁，赖其母善于钻营，生活尚可。

纪哮生性顽皮，自幼刁劣，好与人斗。他十七八岁时娶妻后，亦仿其父出为挑贩，沿街叫卖咸鱼白虾。纪氏性好结交，酷爱赌博，所得微薄收入岂够他的挥霍。后乃与友人张炉共入八都山。开始了时匪时军的生活。纪哮为匪时，怕人知其身世，因而更名改姓，以高与纪同宗故改姓高，自我标榜志在“为国”，乃以“为国”为名。其实所做所为，并无半点为国为民，而是地地道道的祸国殃民。待后来受编发籍，更有慕憬趋炎附势，为其抹粉，献议改官名为“高经礼”，以示有“儒将之风”。

护法军时代，高入民军的杜信忠部充士卒，旋即成为杜的亲信马弁。护法军失败后、高入仙游白格岭一带当土匪、拦路抢劫曾获巨资、后回到老家福山腰，招兵买马、聚集百数十人，称霸一方。时间不长，遂受靖国军第四旅第八团团长黄孙坚招抚，出任连长。

高任黄的连长后，仍是匪性不改，时常借靖国军名义，到处敲诈勒索，为此被缴械逐出靖国军。高乃遁归福山腰老巢，重操绿林旧业，讨伐叛逆陈炯明时，高又隶归张达部，任营长之职。

1924年春，皖系军阀王永泉部入驻泉州，其弟王永彝出任泉州警备司令，高为国又降于王永彝，受编为捕盗营。1926年革命军北伐入闽，高再度潜回福山腰老窝，窜扰晋江、南安、惠安等地，派兵派饷派枪，匪部扩充到1000余名。

1926年6、7月间，讨伐卢兴帮匪部战斗打响后，海军陆战队林寿国旅奉命进驻泉州。各界以高为国估恶不已，极力请求林旅出兵剿灭高匪。但是，林旅非但不去征剿，反面收编高部匪众为海军晋南惠安游击大队，委高为大队长。此举犹如火上加薪，投虎以肉。自此，高匪气焰日盛，凭藉海军这一靠山，四处掳掠，为非作歹，凶残酷虐，日甚一日。

高为国的母亲贪婪残暴，唯利是图。高的绑劫生涯，极受其支持与鼓励，进而推波助澜，插手指挥。手下喽罗一旦绑劫不力，她便申斥道：“这是我们的生意，生意不出力做，你们吃什么?不管他大富小富，砂母也能炸出油来。抓到一个肉票，总比养一只猪值钱!”

有些人家被绑了票，往往不直接找高为国讨价求情，而是托人恳求“老太太开恩”，由她出“盘口”再来讨价还价，绑票之外就是挖墓，这也是老太太的一盘生意。她经常迫令喽罗遍寻古墓开掘，所得陪葬之物必先给她挑选，剩下的才赏赐给手下之人。高为国以团长驻防泉州时，她成了泉州的“皇太后”，人们都要巴结她。

高为国有一妻数妾，结发之妻姓许名韭，是高为国未当土匪时所娶，许韭原本是个平常的家庭妇女，因高为国当了土匪，而且越越大，她也就“夫唱妇随”，学起武艺来，经一番勤学苦练，居然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正所谓“近墨者黑”，在匪窟熏染下其性情也变得凶悍起来。

有一次，北军夜袭高匪老巢福山腰，高为国因脚有病不能走动，许韭就率领高为国的一支亲兵抵御，亲自断后，终于掩护高为国脱险。许韭不仅能指挥作战，而且绑票也由其策划，据说高为国匪部多半的绑票活动都是由她指挥的。

高匪在城中设有“情报站”，由卢番子主持，探得某处某人可以绑架时，即报告许韭，经她点头同意，方可行动，某肉票赎款多少也常常由她定价，许韭婆媳二人，竟然成为这桩生意的老板。

有些散匪绑了人，也常以低价卖给她们，把肉票移到福山腰看管，被绑者亲属需以高价取赎，她们从中渔利，1930年冬陈国辉进驻泉州后，高为国夫妻预感前途莫测，乃让许韭带上部分金银细软，由高的心腹林应兰、韦乔陪同，前往香港，并在九龙购置房产，以备万不得已时潜往那里作寓公。

然而，福山腰被攻破后，高为国贼心不死，并未逃往香港，而是潜伏待机，以图死灰复燃。于是高密电召林应兰、韦乔回闽，同往闽北投靠刘和鼎，高满以为对刘有旧恩，会得其支援，不意为刘所卖，将其解省枪毙，高死讯传到香港后，许韭曾带一子前往台湾，托孤于在台的高为国叔父。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许韭舍不得埋在福山腰的黄金珠宝，又偷偷潜回福山腰找寻挖掘，事为东洛民团探悉，将其捕获处死。

高为国落草为匪后，与3人结拜，作为亲信爪牙，后都当上营长，为高帮凶。高的3个义弟情况大致如下：一名高少白，原系外省人流落到泉州，为高母收留，见其伶俐听话，乃养为子，为其娶妻，原欲让其照管家务，后又参与高为国军务，高为国败后，高少白隐蔽不敢露面，及许韭潜归，取得联系，同往福山腰取宝亦被东洛民团捕获处决；一名高扬罗，原为亭店乡杨姓之子，后承继高家，生性残忍，十九路军入闽后，在厦门被捕，押往惠安枪决；一名高吴持、于福山腰被攻破时，为陈国辉部俘获斩决。

二、高卫国的斑斑劣迹

1、横征暴敛

高为国受编入城后，实行残酷的土匪统治，在经济方面，为了搜括更多的民脂民膏，高匪除了设局续征地方上原有的各种苛捐杂税外，又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增设了许多捐税，如烟捐(鸦片捐)、赌捐、戏捐、花捐(妓女捐)、军队捐(规定高匪防地，每户应出匪兵1名，如果无兵可出，就要每名折洋10元交纳)，门牌捐和铺捐等。

此外，高匪还在距城南7里的并兜设“航船杂货税征收局”，以连长林澄海兼局长。在洪濑和溪口也各设“船捐局”，以营长黄清逸兼洪濑局局长，以另一营长王定国兼任溪口局局长。关卡林立，重重盘剥，致使商旅裹足。

1930年7月初，高部林剑吾、苏立修进驻安海，立即派人设立“烟赌捐局”，赌捐按月收1900元，烟捐按月收2400元，又派张垃接办安海海关，一上任即向五谷、千果两途强借2000元，声言如不肯借，进口货物休想起卸。高匪还派黄福如到泉安汽车公司勒索敲诈，说林寿国旅驻泉州时，泉安汽车公司每天“报销林旅200元，按月6000元”，高部也要按成例收取。后经公司托人说情，结果认捐每月4000元，分两次交清。还有南门外各乡，也被派饷款10多万元。

在高部强征的这些五花八门的捐税中，最不得人心的就是铺捐和门牌捐。所谓铺捐即店铺捐，由高为国的心腹走狗书韦乔领办。

该捐无一定捐额，全凭韦乔一人任意摊派，商家叫苦不迭。韦说这家店面该收50元，店主即在三日内一文不短地缴清，丝毫不容通融。倘逾期不交，加罚一倍，再不认输，即派兵封店抓人，一旦到了这地步，主家除赶紧补纳罚款外，还得托人说情，送礼及“放索费”，韦匪方肯起封放人。在高部驻泉期间，此类事件，时有所闻。韦匪狗仗人势，横征暴敛，不到一月时间，即上缴高为国2.5万元，可见其勒索之残酷，而他本人从中吞噬了多少，那就不得而知了。

所谓门牌捐，即是高匪将其盘踞下的城镇、乡村划为几个区然后按区派定总捐额，再包给手下爪牙按户征收。高还设门牌捐局于新门街敬文亭，委派金石为坐办，并派营长黄清逸率部驻扎华侨公会帮助征收。按其规定，不论城镇乡村，洋楼草房，甚至牛栏猪舍，概须缴纳门牌捐，捐率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户征收12元，乙等户8元，丙等户4元。对那些富户和侨户，则给钉上特种门牌，捐额面议。对这样的人家，往往要敲索至百余元甚至数百元方肯罢休。

2、绑票劫掠

高为国自落草为匪到1930年覆灭的10余年间，为害乡里，残害群众，烧杀劫掠，掳人勒赎，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1926年冬，高匪向晋北仕篮坑派款2000元，因该乡无力负担，即派出部队勒征，乡人许成率众抵抗，高匪便下令将该乡所有房屋放火焚烧，财产损失无计，村民许扁、郑石、许清、林魁等被匪捉捕杀害，余者四散逃亡。仕篮乡这个好端端的村庄，遭此劫难后即被废掉了。

1927年间，高匪勒派晋北大河内乡款3000元，后因抗缴，被高焚毁房屋30多座。乡民没法在此生活下去，纷纷逃至泉州、厦门等地，此处亦成为废乡。

1930年，高为国派他的义弟、营长高吴持进驻惠安东园镇，因勒派乌单(派款)，被惠安县民团康伯伦联系各乡民团抗捐，双方大战三天后，高匪吴持恼羞成怒，命手下喽罗纵火烧毁民房，大肆进行抢劫，使镇民损失极为惨重。据说，光是该镇一家打金店，即被抢走黄金数斤至于高匪绑架勒赎，为害人民，甚或图财害命之事就更不可胜数了。

现仅择其要者数件1924年间，高匪绑架南安六都仁宅乡菲律宾侨民黄奕道的幼儿，勒赎1000元；绑架石狮新华路金店老板刘海通，勒款5000元；绑架南安丰州石盘乡乡民队，其费款1400元取赎。

1928年间，绑架南安六都仁宅乡东山坡菲律宾侨民黄奕抛，勒赎5000元；绑架南安士都溪西乡菲侨黄奕赐勒款3000元；绑架南安士都卢内溪乡前清拔贡潘章，拟勒款1000元，因无力取赎，被禁一年后逃出虎口；绑架南安士都菲侨赵宋票，勒款5000元；绑架南安六都仁宅乡东山坡菲侨黄老传、黄老贤二人，共勒捐9000元取赎。

1929年绑架南安六都仁宅乡东山坡菲侨黄郁沼，讨价2000元，因无力取赎，被关押折磨而死，后由家属出500元取尸费赎尸安葬。

1930年间，绑架惠安洛阳镇杉木行吴老板，以5000元取赎；绑架泉州涂门街协义首饰店老板陈祥林，勒款2000元；抓走泉州医生柳鸿鸣，扬言非拿3万元取赎即杀死，吓得柳家六神无主，赶忙将全部家产变卖，方凑足一定款额，将柳先生赎出。

1933年绑走晋北董厝乡一小孩，讨价500元，因家贫一时难以凑够款，在关押期间小孩病死，但家属一无所知。后家属将款凑齐，领回的只是一具尸体。

高为国是闽南一巨匪，他们不仅直接绑票勒款，而且还经常收买各县散匪绑架而转售的肉票，从中加价勒赎，也往往是每票几百至几千元。由以上不难看出，高匪在泉州及周围县乡肆虐乡民，罪恶昭昭，是泉州一带人民的一大祸害。

3、血腥屠杀无辜

高为国第一次遭民团突袭失利，十分恼怒，兽性大发，在民团退出泉州时，有3个团兵掉队被高匪捕获，其中有两名是北方人，籍此，高竟命部属在城中大举搜捕北方人，一经捕捉，不分青红皂白，立即斩决。7月11日一天之中，城内的北方人就有30多人被捕杀。新桥头的德盛信局、明新钱庄，因为老板是树兜人高匪即派人围捕，除抢劫2万多元外，又抓去店内伙计10多人其中凡是树兜乡的，尽被杀害。

新桥头温陵医院医生陈祯嘉，由于平日树兜乡人信仰他的医术，凡有疾病，都请他医治。陈先生为方便该乡百姓，在医院内装一电话，可与树兜乡直接通话。此次亦因此而道祸，被捕杀于街上。陈的一名学徒同时被捕，并遭毒手。

7月12日，高匪一部人马驻扎新门，新门至浮桥一带尽遭劫掠。杂货店、布店、金银首饰店等，无一幸免。浮桥民团主任林某的住室被高匪纵火烧毁，同时，高为国又借口搜查隐匿民团，在城内水仙铺一带挨户搜查，无论住户、店铺，所有值钱的东西，均被抢劫一空。凡民团中人，或被指为与民团有关系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各铺团练员被捕杀甚多，各铺保长，亦在搜捕之列。

7月13日，高匪又捕数人，杀之于南校场西街门和东门车站。有青年学生数人，胸前皆佩带校徽，被高匪硬说是民团中人，立被处死。

某日上午，高匪部从南岳某人力车店抓来车夫12人，多为莆仙人，硬被说成是民团的内应，严刑拷打之后，于当夜用卡车运至东门车站杀害。高为国的心腹护兵猫唐充当刽子手，他一手执大刀，一手拿手电筒。当别的匪徒把这些浑身瘫软的车夫拉下车后，猫唐便挥动大刀，像砍瓜一样，“卡嚓、卡嚓”连砍了12个。

之后，他还晃动着手电筒朝车上照照，问还有没有，真是凶惨至极。此次大屠杀中，或枭首、或枪杀、或石击、甚至有用绳子绑在汽车后面活活拖死的，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据说，这次被高匪残杀的无事，即达百人以上。

三、最后覆亡

在树兜等乡民团准备攻袭泉州高为国匪帮时，另一个在安溪、南安、永春一带称霸的著匪陈国辉得悉后心中暗喜，因为陈匪早就垂涎泉州这个富庶之地，想取高而代之。当时，陈暗中派人与树兜民团联络，表示愿意派兵援助攻高，但当民团攻打泉州时，陈国辉并未出兵援助，而是坐山观虎斗。

他这样做，无非是想利用民团将高击溃或驱之离泉后，他再乘机把队伍开入泉州，以坐收渔利、陈的如意算盘当时虽未能实现，但高匪严重受挫，使其图高之心更加迫不及待了。

高匪受到民团攻击后进行血腥屠杀，引起了各界的强烈不满社会各团体及海外华侨纷纷驰电福建省当局，谴责高匪的滔天罪行，坚决要求将高部调离泉州。在这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省政府便下令高部撤出泉州，其他驻地不变。于是，高为国便把大本营撤回到老巢福山腰。

1930年冬，陈国辉部进驻泉州，高为国闻听这一消息后，深感大事不妙，便加紧部署，准备与陈拼个你死我活。

据说，陈国辉进驻泉州之前，当时的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曾当面对陈说，闽南地方由谁住，就由谁整理，即谁说了算，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于是，陈便借此说是“省政府有令”，要进攻高为国的老巢福山腰。陈部进驻泉州之后，立即调兵将，对高老巢形成包围之势。

一切准备就绪，陈即打电话给高为国说：“省政府认为你为害地方，激起民愤，叫我协助民团打你，希望你出来受编，我一定帮你的忙，”高为国自知力量悬殊，硬拼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便派他的营长苏立修和副官陈奕去同陈国辉当面协商受降事宜。

此后，为表示诚意，高还将一连兵力开出福山腰，实际上是作为人质的。然而，陈的本意并非是让高受降，而是要彻底消灭掉，所以尽管高作出了姿态，但陈并无半点撒兵之意。高见状大怒，电话责骂陈国辉说：“都是你这个麻脸作鬼，故意跟我打官腔，我就是打到只剩一人，也要跟你拼到底。”

高、陈谈判破裂后，高部见大势已去，军心涣散，多想逃亡。高为国见军心不可用，便改变了硬拼的打法，密令心腹将枪炮、发电器及金银财宝等埋藏，让义弟高扬罗带领大部人马开往枫亭与惠安土匪汪汉民会合，而只留下一少部分人看守巢穴，实际是准备放弃福山腰出亡。这样一来，当陈国辉下令进攻时，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兵临双阳山下，很快攻破并占领了福山腰。其实，高匪为国已带着几个亲信出逃潜伏起来。

高为国并未就此甘心，隐蔽一段时间后又想东山再起，于是召回早已陪许韭到香港九龙的林应兰、韦乔二人，同往闽北依附国民党二十六师师长刘和鼎。他们为什么去投刘呢?这里是不无原因的。

原来，1923年前后，王永泉统治福建，派其弟王永彝旅长驻守泉州，并令其部下郭寅皋团长收编高为国为捕盗营长，刘和鼎时为郭团团副，高与刘由此相识。后来，军阀孙传芳入闽，驱逐王氏兄弟，郭寅皋团长逃离泉州。刘和鼎因官职较小而经济上不甚宽裕，想走但缺少川资。当此危难之际，高为国资助其几百元，刘才离家去了南京。自此，刘和鼎倒交了好运，到北伐战争后，他已升任蒋军五十六师师长了。

那时，高为国曾派心腹林应兰带厚礼往谒，进行联络。后刘师开入泉州一带，彼此更多有往来，高亦时有进献。待到刘部驻泉旅长陈万泰奉令他调时，刘即令高为国接管了泉州，以此算回报了高赠款旧情。在陈旅长离泉之际，曾向高转达刘师长的意思说，晋江县长和税务局局长都是刘的人，请高务必不要更换他人，高虽表面应承，但当刘部调离后，即将此两缺改派为自己的人了，由是引起刘对高的不满。

高为国被陈国辉打败后，走投无路，又不甘心就此隐踪匿迹，远走他乡，便带上亲信林应兰、韦乔等前往闽北投靠刘和鼎师长。

刘因已与高有隙，虽都表示尽力帮忙，但暗中却派人监视，自然不以朋友之礼相待了。稍过一段时间，刘又让人向林、韦暗示，要高拿出一笔款项，才好代为活动。林、韦见事不妙，便相机逃走，林去了香港找许韭，韦下了南洋。林、韦逃脱后，刘即对高实行了监禁，并提出非拿出5万元不得自由。

高为国自知已身陷牢笼便设法求一熟人带信物到九龙去见许韭，让她速付款赎人。林应兰以为，给了刘也不一定放人，使得许韭犯起踌躇来。当此之时，泉州各界及海外华侨纷纷致函，要求省政府将高处决以平民愤。

为此，福建省政府便令刘和鼎将高解省处理。时过不久，又有人到泉州找到高的亲信傅维翰，请傅转告许韭，如能付出5万元，高为国仍有生还希望。然而，傅并不清楚当时许韭在何处，故也未能转达此意。又过些时日，高为国在福州被枪决，一代巨匪就此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