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对汉人到底有多好？为何灭亡时有些人宁死都不投降明朝呢？

朝文社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筱弓

在历经了“元亡明兴”的惨烈元末农民战争后，初建的明王朝境内，也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群体：元朝遗民。而“元朝遗民”的构成也十分奇特，其绝大多数人，都是当时的汉族儒生文士。

在很多历史爱好者的印象里，“大元朝”对待当时的儒生文士，可以说是颇多刻薄。就以古代儒生们的“上升通道”科举制度来说。科举在元朝，曾经被长期停废，后来虽然恢复了科举，但录取却极不公正，广大汉族儒生不但“录取率低”，且即使金榜题名，也在官场上被边缘化。在“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的元朝“官场规矩”下，大量的要害职务被各级贵族及其子弟把持。而在民间野史里，更流传着元代“九儒十丐”的说法……

但是，哪怕明朝开国后，众多元朝贵族重臣们都纷纷改换门庭，摇身变成“明朝大臣”时，反而是许多当年受尽元朝排挤的文人儒生们，依然保持着对元朝的“死忠”。清代《元八百遗民诗咏》里，就记录了八百零五位“元朝遗民”，其中大多数都是文人儒生。

而且这些“遗民”对于元朝的忠诚度，真不是一般的高。比如可以看看他们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诗人戴良，明朝立国后就归隐山林，写了怀念元朝的诗，那对元朝“衰年不自禁”的怀念，“安得愁中满意斟”的咏叹，几乎句句是泪。元末进士蔡子英更是离乡背井，跑进茫茫大漠寻找北逃的北元皇室。元末明初的大诗人郭钰，甚至做梦都盼着“大元”打回来，写诗哀叹“白发遗民真可哀，途穷尤望北兵来”……

虽然总的来说，“元朝遗民”的数量并不多，但他们对元王朝的怀念之情，也让后世多少人唏嘘不已，好些人更疑惑“难道元朝对他们太好”？而真实的原因，却不止一个。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这其中的很多元朝遗民，对于“君臣大义”的坚守。虽然在整个元朝年间，文臣一直都被边缘化。但元朝同时也是“程朱理学”的蓬勃发展期。比如后半辈子甘愿隐居山林，还写了一堆“怀念元朝”名诗的戴良，他的恩师柳贯等人都是程朱理学大儒，另一位恩师余阙更为元朝死节，在这一类遗民心中，元朝就是他们心中的“正统朝廷”，当然要拼死捍卫。

另一个原因是，元朝对待文人儒士，虽然各种排挤打压，却也“有好的一面”。首先是“儒户”制度，将儒生们单独编户，免除各种差役。而且虽然元朝不重视科举，却也完善了儒家的祭祀典礼，更在各地广设学校，还大力鼓励私学与民间社学。所以，元代的儒生虽然仕途黯淡，却也在这九十多年里，享受了不少好处，好些人也因此分外怀念元朝。

也正因如此，一直到明朝年间，还有不少文士写文感慨，怀念元朝年间“税轻”“宽仁”的景象，叫好些历史票友有了“元朝统治还不错”的印象。那么，遗民们怀念元朝，真的是因为“元朝对他们好”？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利益问题。

最能代表这一原因的，就是明初文学家苏伯衡的《送楼生用章赴国学序》。苏伯衡在文章里感慨说：元代的文人虽然仕途无望，但元朝待士却很“宽仁”，明初的文人呢？倒是做官的机会多，但入仕之后，就要接受朝廷严厉的苛查。这，也恰是明初时很多“遗民”不愿入仕的原因。

但这样的哀叹，真能证明“元朝好”？事实却恰恰相反，元朝的九十七年国祚里，高官职位往往被权贵垄断，甚至“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统治阶层成了一群酒囊饭袋，对贪污腐化也就极度纵容，于是末期的元朝，也就以惊人的速度“腐”下去，在元朝做官也就成了件轻松的事儿，只要钱送得到位，有权在手尽管捞，以元朝民谣的说法，就是“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都啼天哭地”，然后，就是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

这样的教训，自然让明初统治者高度警觉，以明太祖朱元璋的话说，就是绝不能让明朝的吏治“蹈胡元之弊”。于是从明朝立国起，就对官员采取了极度严苛的监察制度，新任地方官要按照《授职到任须知》和《责任条例》，一板一眼做事，差了一件就要问责，每三年一次的考核更高度严格。贪污腐败更成为零容忍的事情，涉及六十贯钱就有生命危险，几桩“洪武大案”更动辄叫数万官员落马，不是杀头就是服苦役……

换句话说，元朝年间官场上的“小事儿”，放在明初时就成了有生命危险的大事儿。于是在明初年间，就出现了许多拒绝出仕的“元朝遗民”，这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止因为“忠诚度”。

更让不少遗民“怀念元朝”的，还有明初时的经济制度。为什么很多“遗民”“文臣”都在感慨“元朝税轻”？因为元朝立国后，完整保留了江南地区的地主经济，那些江南大地主们享有各种特权，结果就是“大家收粟，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这才有了“元朝税轻”的景象。可“税轻”的背后，却是千千万万自耕农和佃农的苦难，他们承担着高额的赋税与差役，各地“民大病”。正是这“税轻”的好日子，最终造成元朝崩溃。

这样的教训，也让明王朝警醒，于是明朝立国后，对于曾经享有特权的东南豪强地主，进行了极其严厉的限制和打压，同时明初自耕农和佃农的身份也有所提升，甚至元朝时常见的“地主以佃农代役”的现象，到了明初也必须“出米一石，资其费用”。鼓励垦荒的政策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也限制了大地主的特权。这一切，也自然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催生了不少“遗民”。

但是，从宏观角度看，这些被“遗民”们反复哀叹抨击的国策，确实动了不少“遗民”的利益，却造就了明初经济的起飞，开国一片残破的明朝，不到三十年时间，耕地就突破八百五十万顷，农业产值甩开宋元鼎盛时期两倍多，成为“宇内富庶”的洪武盛世。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就此开始，而“怀念故国”的“遗民”们，虽然数量不多，却也成了这个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注脚。

参考资料：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展龙《明初江南遗民的政治生态与命运沉浮》、罗云丹《明初士人研究》、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王彧《元代文化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