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崔国因:一道奏折与一个王朝的背影

一座山，如果能够定位于文化遗产，便有着众多的古董古迹、文化遗存和名人圣哲。

翻开黄山地方志，关于黄山言之凿凿的历史可以追溯得相当久远，少说了去，自唐玄宗在天宝六年（747）敕改黟山为黄山，也有近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了。散步于黄山峰峦云海、丛林古寺、丹石碑刻之中，我知道，在这些残碑、寺院和方志之间，一定有着诸多青衫飘然的身影，发现他们，也就触摸到了黄山文化的传承和渊源。

于黄山而言，在李白、贾岛、杜荀鹤、汪道昆、徐霞客、江天一、魏源、石涛、黄宾虹等诸多的青衫背影之中，有这样一位黄山人始终让我感觉若即若离、牵萦于心：崔国因，这位在近代中国第一位明确上书提出设立议院、《中国通史》对其政治主张有明确记载的晚清驻美公使。

站在黄山狮林精舍的旧址之上，目光所及之处也让人不得不想近距离的靠近这位漂泊四海仍“恋恋于此山四十余载”的黄山人。崔国因（1831—1909）是黄山太平人， 1889年3月起，出任驻美国、日斯巴尼亚（今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任职期间撰写了47万字的《出使美日秘三国日记》。幼年曾在黄山狮子林寺院读书，晚年捐巨资在黄山建“狮林精舍”，并且在始信峰留有《游黄山宿狮子林作》二首诗碑刻。

作为较早步出国门的官僚士大夫，崔国因将近80年的人生历程中基本上纵贯了晚清社会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的历史时期。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张扬政治理想的时期，崔国因在戊戌变法之前的中国的确属于先驱者的范畴，他的视野及观点，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潮。

【一】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己成为西方殖民者掠夺的神话乐土。

在战败、乞和、割地、赔款的一再刺激下,一批中国人开始了学习西方，寻求救国图强道路的艰难起步。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创痛以及洋务运动的影响，使得“自强立国”的思想在崔国因的头脑中深深扎根。

公元1883年，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普通的年份。面对中法战争即将爆发，边疆告急、国势日衰的现状，已经是翰林院编修的崔国因再也坐不住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士大夫情怀，促使他冒死递上《奏为国体不立，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奏折给朝廷，请求变法图强。

“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崔国因的奏折言词峻烈激切，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苟非自强，断不能以立国。更为可贵的是他具体的提出了11项自强之道：设议院、讲洋务、储人才、兴国利、练精兵、修铁路、精水师、增兵船、精制器、筑炮台、设武备院。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等，十分详尽。在众多的项目中，对于设立议院这项最关键的一条，他说：“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同时在奏折中还阐述了可行性以及实行的方案，显示了崔国因的远见卓识。因为在当时，大部分清廷官员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对西方还一无所知，既不辨西方的地理位置，也不知道西方的政风民情，更不用说学习西方了。

可惜了，外患与内忧让昏庸无识而又满脑天朝意识的慈禧太后和十三岁的光绪小皇帝己是无暇顾及这份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改“祖宗之成法”的奏折,“留中未发”、束之高阁的命运也就注定了,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机会,在崔国因的一声喟然长叹中渐行渐远了。不幸中的万幸，也许是因为李鸿章的庇荫，崔国因没有受到拖出午门或打入冷宫的待遇，却藉着这道奏折无意插柳而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青史留名。

其实《奏为国体不立，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不仅显示了崔国因的远见卓识，更凸现了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文人士大夫的胆识。即便在1883年后，众多朝臣和外交官为明哲保身起见，最多采取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不敢明确向朝廷提出主张。崔国因这样一位由封建科举正途入仕的朝廷命官却勇敢的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样的胆识更令人敬佩。

百闻不如一见。1889年崔国因在任驻外使节后，经过实地考察，对议院制度更加推崇，屡次向朝廷提出开设议院的请求，并用生动而简练的文字描述了议会开会的情况：院式园，空其中，环而坐，各有案，纸笔均备。有所见，则书于纸，刊于报，示至公也。无酬应之烦，嚣杂之习，拘束之劳。走出国门的崔国因此时对西方世界有了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他仍然在希冀着柳暗花明的一天。

经受多年儒学正统和徽文化的浸淫，崔国因是倔强的。在他的心目中“文谏死，武战死”是忠直朝臣的行为准则，所以他执拗的、反复的不计后果的表达着自己的主张，彰现着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那种刚性，并试图以一己之力影响和推动着一个己病入膏肓的王朝前进。

(慈禧太后)

【二】

一本书，在1894年的大清朝廷掀起了一场西学风暴，他的作者就是崔国因。

要了解崔国因，就不能不提他的《出使美日秘三国日记》。而在当时，要了解西学，就不能不读崔氏之日记。崔国因的日记成为当时朝廷要员参阅资料，对国人了解美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896年梁启超编撰《西学书目表》，特别收录其中。
从光绪三年（1877）清政府向国外派遣使臣时起，总理衙门就要求驻外使臣必须写工作日记。崔国因驻外后，他以一个文人士大夫的使命感开始了自己的涉外日记的撰写，日记记载了从1889年9月至1893年8月近四年的涉外重大事件，累计1447篇。

崔国因出使之际，当时正处在以电力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时期。对于在欧美已经比较广泛使用的电灯、电话、电梯、电车、地铁以及新式武器——汽炮、潜艇、鱼雷等，崔国因在日记中不仅都有详细的介绍，还针对国内的落后情况进行对比，尖锐指出：外国重视科技就象中国重视八股文一样”。

崔国因不仅介绍了外国科技的发展，也对科技所引起的综合国力的加强、军备的更新、军事力量的增长等进行了详细记载。他在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四的日记中介绍了电报对军事的影响，指出：“电报之速，顷刻万里，呼应灵捷，最宜于行军。
虽然是驻三国公使，但崔国因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因而在他的日记中记载最多的是美国，而且向人们展现了美国崛起的蓬勃景象和内在原因。

光绪十五年九月十八，他在日记中记载了美国的钢铁产量——“每年出钢铁一千三百万吨”。对于美国交通的发达，崔国因进行了介绍，当中国还是沿用骡马为交通工具的时候，凝聚着科技革命成果的火车、汽车、电车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代步工具。他写道：在美国以铁路为第一关键，故地球铁路惟美国最多，已有26000余里”。

对于新兴产业——邮电给国民经济所带来的巨额收入，崔国因不仅进行了介绍，还针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对纽约的空中客车有如下一番描述：“纽约地方，街衢来往人众，故于离地数丈之上建造铁架，与屋顶齐，即于其上行驶街车，以免拥挤。”

对于美国及西方国家以税收进行调节的做法，崔国因也进行了详细记载，他认为中国出口税太重所造成的茶叶价格高，使得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竞争力。

至于给科学插上腾飞翅膀的民主制度，崔国因重点进行了介绍。在封建体制下长大成人的崔国因，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体制也有一个逐渐深入了解的过程。

外国的月亮是圆的，但自己家国的月亮更让他牵挂，崔氏日记一般分为两部分：前面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后面发表自己的看法、心得与建议。

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必是多事之秋，崔国因在回国后不久，便“因事左迁”离开政坛，到芜湖去经商，去验证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被外患内忧困绕着的清王朝这间“破屋”已经千疮百孔，身处江湖之远的崔国因徒有夙夜忧叹而己。尽管未能目睹辛亥革命的爆发，但那即将来临的社会变革风暴他是会感受到的。作为大清臣子，此时他己无能为力，“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所能做的就是以透彻、决绝的隐逸表达对一个腐朽王朝的失望。

【三】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句话用在李鸿章与崔国因身上很恰当。

因为幼年家贫，崔国因在族人的资助下进行学业。因缺衣少食，他撰联自勉：“满盘打算，毫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还有一条活路，文通即是运通”。崔国因用自己的努力在等待着并不光明的前途。

命运的机缘有时候的确神奇，一个偶然的机会崔国因经人举荐来到安庆李鸿章幕府中任塾师，崔国因的勤勉、博学得到了很有皖藉家乡情结的李鸿章的赏识，在李鸿章的提携下，崔国因的仕途开始变得顺达起来，同治九年崔国因中举人，第二年又高中进士。“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功名在手，刚满四十岁的崔国因眼光越过朝堂看得更远。

对于李鸿章，崔国因是非常崇敬的。一则因为李鸿章的地位，自1870年起，李鸿章就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能够交结李鸿章己是非常之幸运。二则对于李鸿章的知遇之恩，崔国因自是涌泉相报，没齿不忘。李鸿章因为乡谊和崔国因的才学对他颇为器重。

因为长期的闭关自守，中国人对外界了解十分可怜，以至在鸦片战争前，一些清朝大员认为洋人没有膝盖，腿不会打弯，制服洋人的一条办法就是用棍绊他们，理由是，因为洋人没有膝盖，用棍一绊就倒。面对窘境和现实需要，清政府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1867年同治皇帝的一道谕旨中说：自古兵法打仗贵在知彼知己，西人对我们的虚实清清楚楚，而我们对西方的情况却是一概茫然。经过大清朝堂上几番唇枪舌剑的大讨论，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强力要求下，清政府终于决定向西方派遣驻外使臣。

1889年第三任驻美公使张荫桓回国。当时虎视出使官员职位者不乏其人，军机处及总署推荐的赴美随员“多至不可收。关健之时，李鸿章说话了，举荐安徽藉崔国因来出任此前一直由广东人担任的职位。在一封举荐信中他谈到对崔国因的印象是好的，认为他“健朴耐劳，犹是书生本色”。崔国因出使之后，两人多有书信往来，收录在崔国因《上李傅相书》中，崔国因奏稿大都经李鸿章转奏朝廷，即使离开政坛的1901年，他仍托李鸿章上条陈给慈禧太后直言变法。李鸿章曾写信对崔国因治财过于吝惜、不注意使节形象给予严厉批评。在信结束时，李鸿章解释是出于关爱而不厌其烦地指出他的缺点，他说：鸿章与执事交谊不比恒泛，既有所闻，不容不告，关爱至切，属望至深”。从李鸿章的信可以看出，崔国因的人际关系有点问题，也看出他与李鸿章的关系非同小可。其实李鸿章本人对西方世界也是充满探索之心，在七十四岁那年他出访俄国，然后水陆兼程，遍历欧美，历时二百天，奔波九万里。

因为驻外公使的身份，崔国因与当时的洋务大臣多有往来，如两广总督张之洞就曾电请崔国因在美国“选择佳种，取其与湖北省气候相仿、地土相宜者，采购棉子寄鄂试种”，崔国因在美国购买棉种3000多斤，于湖北一些地区试种，取得了良好效果。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崔国因是幸运的，因为有了李鸿章这样一位伯乐的赏识，使得他能够展长才酬夙志，并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张之洞)

【四】

“恋恋于此山四十余载。”这是崔国因对故乡黄山的拳拳赤子之心。

故乡对于离乡几十年的崔国因来说，犹如夜晚的北斗星。幼年在族人的帮助下，崔国因曾在黄山狮子林寺院（现黄山狮林大酒店）读书，黄山的千峰秀壑、云海松涛己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四海飘泊与仕途浮沉终不能带走游子心中的那座山。
1884年，崔国因回到了阔别己久的家乡，登临黄山并在儿时读过书的狮子林禅院小住。故地重游，回顾自己的宦海生涯，往事如烟，旧游成梦，感叹与超脱都留在了两首《游黄山宿狮子林作》诗中：

其一：

三十年前此地游，禅房草榻暂淹留。湿云侵岫晴疑雨，深谷藏风夏己秋。
自惜鸿泥成往迹，重携蜡屐豁新眸。山灵见我应相识，清瘦形容似旧不？

其二：

解组归来历九瀛，看山又作虚步行。廿年宦辙身犹健，半榻茶烟梦己清。
萝月朗离尘垢相，松风嘘出海潮声。文殊歆证前因果，我是仙猿再世生。

这两首七律诗被碑刻于黄山始信峰，成为黄山字数最多的一组碑刻，无意之中崔国因在故乡又拿了个第一。

对于故乡，世人普遍有一种“围城”心态。“城内人”渴望外出，而飘泊在外的“城外人”的思念还乡更是一种最深沉的情感。正是基于对故乡的眷恋和对乡人的浓情厚谊，晚年崔国因捐献千金在黄山狮子林建造了“狮林精舍”，以藉自己的思乡恋乡之情。这件善事被周肇祥在《南游日记》评为：“生平吝啬，而能捐金建舍，与黄山当有夙缘。”

(李鸿章)

【五】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崔国因的外交风格被史家或有褒贬，但是作为一名科举入仕跻身朝士行列的官员，一些外交生活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可爱的、甚至于迂腐的封建正统的士大夫形象的崔国因。

晚清外交官是在没有前例可循的情况下走向世界的，一般未受过外交专门训练，不精通近代外交知识，也不习外文。崔国因便是其中一例，他的一些外交轶事甚至是笑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崔国因以59岁高龄出任驻公使，要适应西方的生活方式实在很难，比如他吃不惯洋餐甚至是厌恶西餐，他在日记中写道：有人劝我学吃西餐，我老了，怎么能强迫自己的胃容纳所不喜欢的东西呢？”另外诸如他爱搜集洋酒瓶，别人门前抛弃的空酒瓶，他都要收回家。崔国因的夫人是小脚女人，一次在使馆门前晾晒裹脚布，长长的白布随风飘扬，招来了误会，以为中国使馆发生了什么丧事。甚至有外国记者把这一情景拍下来，刊登在报上，讥讽中国使馆。在使馆里，他让自己的夫人为使馆人员洗衣，以攒取洗衣费。1890年崔国因到西班牙递交国书，所乘轮船很宽敞，有500元一个单间，平时节俭惯了的他认为太贵，而和随从共住票价600元的舱房里。后来，李鸿章在给崔国因的信中指写：洗衣、乘单马车、自己到银行取款，在中国看来是传统的美德，只是作为外交官任何行为都是代表一国公使行为，“汉官威严，所损实大”，要求崔国因酌加改正。

对于崔国因而言，儿时艰辛必是铭刻于心的。虽然作为头等出使大臣，每月薪俸有白银1400两，但他对“勤俭”的理解有独到之处。他总结自己的60年的经历说：阅世60余年，从来不敢把有用的钱财，用在无用的挥霍上。他在京城为官时经常施粥、施医药做善事；宗族、亲戚之中有贫困者，他都慷慨的给予帮助，还经常捐钱修建家庙祠堂、义仓、义学。在他看来，他对自己是俭，对帮助别人，做公益事业，他并不俭。一个封建大臣，有此认识，并能身体力行“五十年之久”诚为难能可贵。

弱国无外交，外交是一个国家内政的延伸。作为外交官的崔国因在与西方交涉时虽尽全力抗争，但收效甚微，只得转而用自己的眼界、思索、智慧和一道道被束之高阁的奏折去寻求另一种自强图新之路。

历史的变化往往带有宿命的意味，机遇随时可以发生，也随时都在遗憾中失之交臂，只是一个蹒跚衰颓的王朝的背影之后，必将孕育着一个新的世界出现。1963年10月，当看到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带领30多个国家外交使团在黄山之巅指点世界大势时，当读到随员潘效安的诗句：

巍峨独立耀中华，赢得来宾共仰夸。
更使黄山添好景，染霜秋叶胜春花。

的时候，我想作为黄山人的大清外交官崔国因，地下有知，应是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