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上最沉重的悲剧：纳粹集中营「特别工作队」

作者丨 吉迪恩·格雷夫

编辑丨 吴酉仁

人在极端条件下会怎么做？

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绝非易事。尤其是那些如同在地狱最深处煎熬的情形。例如，在集中营里，有时候犹太母亲们不得不决定要留下哪个孩子，把哪个交给刽子手；在一些犹太社区里，犹太委员会（Judenrat）不得不列出名单，决定把哪些成员送往灭绝营。

然而，这些情形都不能与 “特别工作队”（Sonderkommando）悲惨处境相比。因为 他们被迫经历的一切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们无从比较，也不知道其他人在相似情境下会怎样做。正因如此，在评价这些人的行为和反应时必须极其谨慎。想要详尽地重现“特别工作队”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极其复杂，而且绝大部分队员都被杀害了，没有留下证言。

一、“特别工作队”的设立

第一批被党卫队强迫去搬运、焚化尸体的并不是犹太人，起初也没有“特别工作队”这个说法。

“特别工作队”一词源于“焚尸场工作队”（Krematoriums–Kommando），后者指的是1940 年奥斯维辛主营区的焚尸场启用以后被派去那里工作的一小批囚犯。关于“特别工作队”初始时期的情况，我们只知道其中很少几个人的名字。这批队员的任务是往焚尸炉里添燃料，焚烧囚犯的尸体。焚尸场工作队开始由六名囚犯组成：三名波兰人和三名犹太人。后来又单独组建了一个新的小队，称为“费舍尔工作队”，由四到七名囚犯组成，听命于集中营内盖世太保办公室，附属于焚尸场工作队。

组建“工作队”的原因，是在毒气室里被处死的人太多了。把尸体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收集起来备好交给另一个工作队运走；在毒气屠杀结束后对毒气室进行清理，先通风，然后把齐克隆B 晶体的残留物和囚犯中毒后的排泄物弄干净；在下一批囚犯送达前迅速清理焚尸场的院子，让新到的囚犯丝毫觉察不到这里发生过的一切；带领囚犯们进入毒气室，过程中还要把那些起了疑心、紧张不已的人隔离出来，以防扰乱其他囚犯的情绪；将尸体运进焚尸炉，或运出奥斯维辛送到比克瑙扔进大坑里，用土盖上；……这些都是“工作队”囚犯们需要完成的任务。

从1942 年9 月起，这些囚犯开始正式被叫做“特别工作队”。在切尔姆诺灭绝营，“特别工作队”这个词既指负责处理这一事务的党卫队成员，也指执行销毁罪证任务的囚犯。然而，在奥斯维辛，“特别工作队”一词只能用来指囚犯们。

无休止的焚尸工作使得“特别工作队”里的囚犯们产生了出逃的念头。为人所知的出逃事件有两起。1942 年12 月7 日，两名“特别工作队”成员逃出了集中营。两天后，又有六名囚犯试图出逃。这六个人全部都被抓住了，在“特别工作队”全体成员面前被公开处死。工作队的囚犯们原本计划在1942 年12 月9 日集体出逃，但不料有人向党卫队通风报信。12 月3 日，所有的“特别工作队”成员（约300 人）都被残忍杀害，以儆效尤。旋即又有一群囚犯被挑选出来组成了新的“特别工作队”。

♦ 奥斯维辛集中营二号营区（比克瑙）正门，引自维基

二、“特别工作队”的基本状况

德国人强迫“特别工作队”的囚犯执行集体灭绝行动各阶段的各种任务。

囚犯们的工作非常有组织，与工业化生产的流程十分相似。奥斯维辛– 比克瑙的灭绝设施就像是工厂里的流水线一样，里面有倒班制度、有工头（Vorarbeiter）、有环环相扣的流水线、有资产损益表、有工作强度周期，等等。但是，奥斯维辛– 比克瑙集中营的“原材料”是活人，而它最终的“产品”是骨灰；作为灭绝营里的劳力，“特别工作队”是死亡工厂里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小分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于是，这些人成了大屠杀这段历史中最悲情的角色、最不幸的人。 他们是一切苦难的人中最为苦难的。

当“特别工作队”需要新成员的时候，会从新近运达集中营的囚犯中挑选，或者从营内资格较老的囚犯中挑选。被选中的人对他们要做的事一无所知。他们被牵着军犬的党卫队员押送到“特别工作队”的营房，直到此时，那里的老队员才会把残酷的真相告诉他们。

“特别工作队” 分为五组，在灭绝过程的特定环节中执行不同的任务：在脱衣室接收新囚犯，让囚犯脱衣，在他们离开后清理留下的衣物，毒气释放完毕后把尸体运到焚尸间，收集贵重物品，剪下死尸头发，拔下金牙，用焚尸炉把尸体焚化成灰，敲碎残余的残骨，倾倒骨灰。

大多数情况下，“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一旦被派到哪个组，就是永久性的。不过，有时候分组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当有大批的囚犯运进集中营时，有些囚犯就会被拨到不同的组中。几乎所有“特别工作队”的任职囚犯都是犹太人，包括职务最高的人员（即大队长，Oberkapo）。他们定期从焚尸场的管理者那里得知即将运达到营中处死的囚犯数量，再根据数量来布置分工。“特别工作队”的囚犯通常分两班（白班和夜班）轮流工作，轮班主要取决于每次运来用毒气处死的囚犯有多少。

“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是被隔绝的。他们基本不与其他囚犯接触，也不允许离开自己的营房。营房门口有个岗哨，二十四小时看管。他们在营房里吃饭，工作队中的任职囚犯会把食物从集中营食堂里给他们拿过来。他们有专用的厕所和洗浴设施。一切安排都是为了杜绝工作队的囚犯与集中营里其他囚犯接触。“特别工作队”里的囚犯和其他劳动队的成员们一样需要点名，通常一天一次。他们点名也是单独的，而且没有什么严格的执行规范。队员们可以根据时节的变换穿普通的便装，衬衫或者夹克背后都画着红色的十字。

他们不用穿囚服。不当班的时候，队员们可以在营房里休息，努力克服这项工作给他们带来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党卫队不在的时候，他们可以睡觉或交谈，不过党卫队一向就很少来察看他们的营房。在可怕的工作之后，他们有一定的时间可以稍微休息，放松一下，在这段时间内得到片刻的宁静，恢复气力后再去轮班。有些队员，尤其是那些来自希腊的犹太人，会唱唱歌，或深情回忆逝去的青春和挚爱的亲人，以此来互相鼓劲，改善自己的心态。如果没有犹太人运来集中营，囚犯们会清扫自己的住所，或干脆什么都不做。

“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对于受害者遭受的一切无能为力。他们同情这些走向死亡的人们，但他们还是得干活。在少数情况下，他们是在这些将死之人的诅咒中进行工作的——这些人把他们看做是纳粹刽子手的帮凶。曾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对“特别工作队”的囚犯说：“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怎么能为了自己活命，就把这些无辜的犹太人带进毒气室呢？你和这群杀人犯是一伙的，难道你的命比这么多犹太人的命更宝贵吗？”

“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如果不能或者不愿意做这项工作，那么他们只有一个办法——终结自己的生命。目击者们的证词表明，极少有人会选择自杀这条路。除了没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已被抹去之外，有些人会将 “活下来作证”当成自己活下去的信念。队员菲利普·穆勒（Filip Müller）说，他曾决定进入毒气室，和那些犹太人一起赴死。但有人对他说：“这是毫无意义的。你的死不会让我们活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活着离开这儿，你要为我们遭遇的苦难和不公作证。”此外，也有一些人在集中营的绝境中没有自杀，出了集中营反而自杀了。

“特别工作队”里的部分囚犯维持着自己的文化生活，甚至连宗教生活也没有放弃。尽管听起来很难以置信，但囚犯们的口头证言表明，“特别工作队”的许多队员还坚持着他们的信仰。仍有一些囚犯每天诵读犹太教祷词。他们躲过守卫的眼睛，吟诵赞美诗，或者《密西拿》里的经文，或者祈祷文。对他们来说，信仰就像一道壁垒一样保护着他们，不让他们陷入绝望，变得冷漠。但也有队员不以为然，他们对上帝的行事方式耿耿于怀，不理解为什么他连无辜婴孩的悲泣嚎哭都不愿倾听。

♦ 奥斯维辛集中营内部，引自维基

三、武装起义与秘密写作

偷偷写日记的那些人，是“特别工作队”抵抗运动中最重要的成员，他们在发动起义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部分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些没有死在起义中的人，没过多久也被杀害了。

“特别工作队”的起义念头被付诸实施，是在1944 年的10 月7 日，周六的正午时分，地点就在比克瑙的一号（二号）焚尸场和三号（四号）焚尸场。这是犹太囚犯们在纳粹灭绝营里发起的第三次起义。同时也是 奥斯维辛历史上唯一一次武装反抗行动。

“特别工作队”的起义得以实现，是由于他们与抵抗运动组织“奥斯维辛斗争队”以及它的犹太分队进行了合作。准备过程中，在生产炮弹装药的军工厂工作的犹太人负责把炸药偷偷运出来。这些把炸药偷偷运出工厂的囚犯们，之后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起义那天，“特别工作队”的队员们把一切能拿到手的东西当作临时武器，包括石块、铁棍、短斧和铁锤。他们引爆了几颗事先准备好的手榴弹，然后便试图逃出焚尸场。战斗过程中还杀死了三名党卫队员。

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奋起反抗的囚犯们没有得到外界力量的支援，集中营里的大量囚犯也没有加入到斗争中去。一位活下来的囚犯后来如此写道：

“他们之中有三个人留在焚尸场里，想把它给炸掉，……这难道不是刻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吗？他们一心向死，选择了自我牺牲，没有人逼他们这样做。他们本可以和别人一起逃走，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中间最出色的那些人在那里倒下了，最好的、最珍贵的、被选中的那一群人……他们充满了尊严，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

关于“特别工作队”成员们的内心世界，我们手头最可靠的材料，是那些被叫做 “特别工作队秘密写作”的资料。

这些文件里既有日记，也包括其他的历史和文学文本。大部分是用意第绪语写就的，作者大多是正统派的犹太教徒。他们在比克瑙营房里的小木床上偷偷摸摸地写下了这些文字，然后把它们埋在焚尸场附近的土里，希望这些手迹终有一天被人发现，成为原始的历史资料，供人们研究奥斯维辛里灭绝犹太人的行动和“特别工作队”囚犯们的工作。

这些作者们相信，他们是德国人屠杀罪行的最后的见证者。他们担心，如果不把这些罪行记载下来，后人就没有证据和资料来指证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件。

到目前为止，人们只发现了一小部分日记。这些断章残篇由于长年累月处在潮湿的环境中，已经遭到了破坏。用来藏这些文件的锡罐并不能为它们提供充分的保护。而且，这些作者弄不到高质量的纸张和墨水。尽管如此，现在发现的这些文本仍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这些手稿最终被汇编成了一本书，名为 《奥斯维辛手卷》（The Scrolls of Auschwitz），并被译为多国语言出版。

♦ 受损严重的奥斯维辛秘密写作史料

这些手稿使我们得以了解队员们在这样严酷的现实中，内心的情感世界和道德观念是怎样的。作者们没有试图去模糊或者粉饰事实，也不惧怕暴露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阴暗面，确保了记录的可信度。他们想要给后人留下一些书面的文献记录，以纪念那些在他们眼前被杀害的犹太人，记录他们曾经遭受过的苦难与折磨。扎曼·格拉多夫斯基是其中一位日记作者，他对日后可能发现日记的人提出了请求：

“发现这些日记的有缘人！我对你有一个请求。我写下这些东西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因为我的生命注定要终结，我希望它至少能有一些分量，希望我在人间地狱里的那些日子、那些绝望的早晨，能为将来提供一点意义。…… 这些暴行的证据虽然在我们手上，但是谁知道我们能不能幸运地活到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呢？因此，我希望我写下的东西能够唤起你们的情感，在你们心中点燃复仇的火苗，这火苗会点燃所有人心中的怒火，让他们团结在一起，让那些使我们血流成河的人血债血偿。”

日记的作者们往往还抱着这样一种想法：希望他们写的东西最终会成为史料。扎曼·格拉多夫斯基请求将来发现他的手稿的人不要停止搜寻，直到找出所有埋在比克瑙的土地里的文件为止：

“亲爱的发现者，在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找找吧。这儿埋着几十份文件，都是由我和其他人写下的，里面揭示了这里发生的事情。这儿也埋着很多牙齿。我们这些“特别工作队”的成员把它们散布在这个地方，埋在我们能到达的每个角落，好让无数惨遭杀害的冤魂留下的痕迹有朝一日能被发现。至于我们，我们从很早前就已经放弃了希望，不指望能活到重获自由的日子。”

相比其他人，“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更害怕后人无法得知奥斯维辛里发生的惨剧。

此外，囚犯们还留下了自我批判。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经历过此等羞辱的人怎能客观地记录事实？他们写出的东西更可能是哀叹、咒骂、赎罪，或者尝试着为自己辩解、修复名声。所以，当我们发现“秘密写作”的作者们从未试图隐瞒任何事，也从未粉饰、歪曲事实的时候，真的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的文字里包含着大量的批评，针对的是道德滑坡的队员以及整个小组。可见，就算是在“特别工作队”里，也不缺乏那些能够抵制人性缺失的人；也许有的人会想“吃吧喝吧，明天我们就要死了”，但总有些人不认同这样的原则。

♦ 在波兰雅诺夫斯卡集中营“特别工作队”做事的三名犹太囚犯，照片可能是战后由苏联军队摆拍，引自维基。

四、“特别工作队”的悲剧

“特别工作队”是人类历史上最沉重的悲剧。它由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构成的。

首先，犹太人遭遇的最惨烈的灾难都发生在他们眼前，一览无遗。不管愿不愿意，他们都只能痛苦地看着一群群的犹太人走上通往毒气室的不归路，而自己却什么都不能做。灭绝和屠杀的场景不断在他们面前上演，一波又一波，从未消退，这使得他们感到无限的绝望。

其次，纳粹强迫“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协助他们实施残暴的罪行。受害者里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甚至还有孩童和婴儿。任何像这样的任务都会彻底打破一个人内心的宁静。不仅如此，他们还被迫把这些罪行的痕迹一一抹除。

第三，“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不能为逝去的同伴和挚爱之人表达哀思，他们只能亲手把这些人的尸体塞到炉子里。他们既不能在干活时停下片刻，为逝者们哀悼，也不能有片刻与他们独处，作为最后的告别。他们只能对肉体和灵魂的神圣保持冷漠、麻木。纳粹剥夺了他们许多天然的人权：他们不能哭泣，不能为民族的毁灭和家人的逝去而哀悼。作为犹太人，他们也不能诵读《珈底什》（Kaddish），祈祷至亲之人的灵魂飞升天堂。

第四，“特别工作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很清楚，当他被选入这个工作队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已注定。作为 “知密者”，他注定是活不了的。所以，这些囚犯们一直住在“死囚房”里，等待着斧头的落下。在这期间，他们不得不接着做这份人类历史上最为恐怖的工作。

第五，除了不得不参与到大规模屠杀之中，“特别工作队”的成员们还陷入了一个可悲的悖论。他们潜意识里希望送来的犹太人越多越好，因为，姑且不说“死亡工厂”的任务终止，只要送来的人变少了，他们就会有被杀掉的危险。他们能不能活下来，完全取决于是不是有囚犯被源源不断地送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