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李自成到底是“闯王”还是流寇?

李自成到底是“闯王”还是流寇?崇祯皇帝的历史形象,是否真的有那么崇高?中国独特的改朝换代、治乱循环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原因?秦晖、彭勇和郑小悠与大家探讨了这些迷思。

撰文 | 徐悦东

我们该怎么看待李自成的历史地位?他是朝廷眼中的流寇,还是农民起义的英雄?我们是否可以将明末农民起义视作阶级斗争?“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的真实形象,是否真的有那么崇高?中国独特的改朝换代、治乱循环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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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是流寇吗?

众所周知,李自成在陕北起家,但他在起义后并没有直接进军关中平原地区,而是经山西到河南、金乡一带,等待羽翼丰满之后,才回去攻打关中地区,进军西安。而且,在李自成羽翼丰满之后,他并没有马上选择进军北京或者占据富裕的江南地区,而是选择回到他老家的核心地区。李自成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秦晖推测道,因为整个明末战争的起源主要是陕北,他们是所谓的流寇,即在全国流动,纵横天下。在他们起兵之后,他们大部分时间并不在陕西。在崇祯八年至九年之际,朝廷在陕西的统治曾经稳定过几年,当时管陕西的洪承畴和孙传庭都是厉害的角色。到了崇祯十年以后,陕西曾有一段比较丰饶的年景,民变基本都平息了。

其实,李自成当年本来也不想打陕西,后来因为他在潼关外把孙传庭的军队打得全军覆没,陕西在这时就没有什么军队守备了,而陕西又是李自成的家乡,这个时候他去占领陕西就很自然了。

在李自成从陕西打到北京,再从北京退兵时,他也选择了退回到陕西。因为陕西已经成了李自成的根据地。而自从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大量的物资就开始往陕西运。李自成是不是一个很有家乡观念的人?这一点无从考证。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讲,他退到陕西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彭勇则认为,明末起义首先在陕北爆发的原因,是与陕北长期以来作为三边四镇的大量军役、赋役的来源地,以及其恶劣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有人认为,明末的农民起义是流寇,但有人不认为这是流寇主义。的确,在起义初期的时候,很多起义军就是为了打家劫舍抢粮食。但是,在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多,地盘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开始在很多地方设立自己的地方官员。

秦晖也不同意流寇主义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民变中,的确有所谓土寇和流寇之分;流寇和土寇如果发生合作,就叫“流土交讧”。主要的问题在于,在中国沿袭的“秦制”里,割据一方是不太容易的。历史上的土寇,大部分和当地豪强有关。《水浒传》里面的那些寨主、庄主,本来就是地头蛇,其中就包括晁盖。在明末,河南、山东的土寇非常多,他们也几乎是地方豪强。

流寇大部分来自下层,但几乎没有人来自佃农阶层。那时佃农如果造反,基本是跟着土寇一起造反。换句话说,是地主带领佃户一起造反,而不是佃户和地主做阶级斗争。而所谓的主佃矛盾,并不会导致造朝廷的反;凡是造朝廷反的,都和官民矛盾有关。在官民矛盾里,主要的角色是自耕农。因为自耕农得承担钱粮,而佃农不承担钱粮,只承担地租。

所以,李自成在起义时宣传的“免粮”,号召的不是佃户,而是受不了官家压迫的一般农民,再加上一些社会边缘人士。秦晖说,“李自成本人就是‘下岗工人’,张献忠是逃兵,他们都是社会边缘人士,加上当时政府的横征暴敛、天灾人祸而破产的大量自耕农,组成了民变的主要力量。这些人不是地头蛇,所以他们在哪里适合生存,就到哪里去。”

02

王朝动乱中的民变和佃变

郑小悠谈到,在明末,当时北方主要是官民矛盾;而在南明控制区,主要矛盾则是主佃矛盾、主奴矛盾;晚明还有奴变。明末社会存在着有大量佃户、奴仆的缙绅,以及有少量佃户、奴仆的中小地主,此外还有自耕农。那么,他们这些角色在这场王朝动乱当中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缙绅与平民地主不能区别为大小或者多少,缙绅主要是身份问题,他们是享有优免权的。明代的优免权特别泛滥,这不仅有法律规定,还存在‘荫庇’,哪怕一个秀才都有优免权,举人就更不得了。到了清朝好一点,因为清政府对缙绅有戒心,很多反清运动都是缙绅搞的。”秦晖回答道。

所谓的缙绅,是指有科举功名的人。因为有了科举功名,就有了免税权。在政府横征暴敛的时候,那些有优免权的人最有可能积累土地。假如没有优免权,政府的横征暴敛,会使得持有土地的成本高得无法接受,这种情况在陕西尤其严重。

因此,在明清,只要不是有特权的人,有钱人都不愿意持有土地。而有优免权的人,也是晚明社会各阶层中最被反感的群体。这一点,一直到民国年间都是如此。秦晖说,“我曾经看过关中地区的土改文献,比如在蒲城县那个地方,在杨虎城统治的时期,很多和杨虎城有关系的人在他的荫庇之下不交税,老百姓骂他们是‘活绝户’。因为按照正式的条文,只有绝户才不承担赋税。历史上这些有特权的人,将他们应该负担的赋税转给别人,而且不是转给佃户。因为佃户是不承担赋税的,主要是转给自耕农、平民地主。所以,平民地主和缙绅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

而缙绅代表儒家的价值观,与平民地主和之前的地方豪强、门阀士族相比,明代的缙绅阶层就是一个依靠官府、依靠朝廷最密切的阶层,他们基本是官僚的前后身。而所谓的缙绅,一拨是有了功名以后还没有正式当官的候补官僚,另一拨是当官以后退休回家的所谓“致仕官僚”。因此,反缙绅几乎就等于反朝廷。

在清代,缙绅特权是受到打压的。从汉文化的角度来讲,这可以说成是满族打压汉族;但从社会层面来讲,实际上等于打压了特权阶层。但是,在明代,土寇里基本上没有缙绅,几乎全是平民地主,是所谓的“素封”。

“素封”一词来自于司马迁,指的是没有封爵、没有特殊地位,但是很富有的人。“素封并不见得就是小地主,但因为他们没有特权,被有特权的人敲诈勒索,所以他们往往会造反。而且,他们有很多佃户,在地方有很大势力,甚至有自己的土围子。所以,他们特别适合扮演土寇的角色。因为他们的土地带不走,佃户也带不走。”秦晖补充道。

03

南北赋税差异之争及其背后的民变性质

彭勇认为,秦晖提到的江南的一些民变,有人将之称为“市民阶层的崛起”或“资本主义萌芽”。随着手工业的分工越来越细,一些商业士绅阶层出现了。这时,很可能出现一些专业的行业、行会或群体,他们会组织起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这还涉及南北方差异的问题。在学术界长期有一个争议,究竟是北方人赋税沉重还是南方人沉重?这个争议,从宋代就开始了。秦晖认为,其实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连陕西内部都有这样的争议。所以,这里面涉及赋税总量和农业收入的比重以及和总收入的比重的概念。

自南宋之后,江南的赋税都很重。中国古代的体制,就是不容富裕地区有积累的能力,基本上要把这些地方榨干净。而且,王朝越到后期,越是这样。所以有人说,历代王朝的灭亡,都是因为国家财政里中央财政占地方财政比重太低,这是错误的。明清两代的王朝末期,与这种说法正好相反。

为什么明末的农民战争没有打到南方?秦晖认为,容易发生佃变的地方,就很少发生民变。因为民变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老百姓要抱团。所谓的抱团,就如《水浒传》里一样。庄主和庄客关系要很好,才可能造反,如果庄客和庄主本身闹得一塌糊涂,就不可能造反。庄客如果要造庄主的反,一般来讲不会跟朝廷过不去。欧洲的农民起义是反贵族的,没有人会反国王。

而官府如果欺压老百姓,一般不会欺压佃户,一般欺压直接和政府有关系的人,比如平民地主和自耕农。所以,有些人讲,江南阶级矛盾很缓和,所以农民起义不容易打到那里,这是错误的。如果说,所谓的主佃矛盾就是阶级矛盾的话,江南的矛盾才是最严重的。民变和阶级矛盾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它主要是一种官民矛盾。

所以说,皇帝若想维护社会稳定,可能还会制造阶级矛盾。俄国的沙皇就非常擅长于此道。“要证明强大的沙皇是有道理的,他就会跟工人说,如果没有强大的皇权,你们怎么能够保证八小时工作制?然后,他又跟资本家说,如果没有强大的沙皇,工人组织工会你们怎么能对付?”秦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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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的真实历史形象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崇高?

很多人给崇祯塑造的历史形象是比较高的,有一句话叫“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李自成从太原向北京进军的时候,曾出过一个檄文,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意思是说,这个皇帝还是不错的,但他身边的人都很糟糕。民间像这类的话有很多。其实,崇祯的个人欲望比较少,整天操心国事,从这一点上来讲,应该是一个贤君。

但是,秦晖认为,崇祯执政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因为他太爱面子,经常出尔反尔。一旦出尔反尔,他就要把原来听他话做事的人给杀掉,把责任推给别人。他在任期间杀的宰相将帅之多,使得后来都没有人敢出主意。

此外,明朝的国库亏空得一塌糊涂,但他自己的内帑多得让人吃惊。李自成在北京发的最大一笔财,就是从崇祯皇帝的内帑中找到的。当然,这个问题存在着争议。彭勇认为,崇祯很可能知道自己有那么多的钱。

从万历时期开始,正常的国库支出缺额就已经越来越大了。特别是在“三大征”之后,亏空非常大。万历朝动用的第一大笔经费是马价银,因为“隆庆议和”以后不需要买马了,所以把马场、马匹等太仆寺的大量资产变卖了,有上千万两白银。可是,没过20年,这些白银就被各个部门快借完了。到了天启年间,各个部门都在伸手要钱,正常的财政收入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正常的支出。大家都知道皇帝的小金库里的钱特别多,就都跟皇帝要。其实,崇祯也掏过钱,但他可能感觉这是个无底洞,后来就变得小气了。

秦晖认为,不管怎么说,一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都不舍得拿钱出来,这是很过分的。假如崇祯真的知道自己有这么多钱,而不在国难当头拿出来,那实在有点匪夷所思。秦晖觉得,这种现象从朱元璋和朱棣就开始了,可能是与朱元璋当年穷怕了有一定的关系,一旦他们掌权了,就整天担心没有钱花。

此外,中国从秦朝开始,就把皇室的钱和国家的财政资金切割得很清楚。《汉书》和《史记·平准书》里就有说,“司农”的钱是国库,“少府”的钱是皇帝私库。但是,在实际上,这两笔钱分得并不清楚。皇帝若向国库伸手要钱被拒绝,那史书会表扬这个户部尚书坚持原则,但户部尚书如果不拒绝,史书也不会记载,皇帝也从来不会被判贪污罪。所以,历史上的大部分皇帝,还是认为国库的钱是自己的钱。他们横征暴敛,也是把钱财搜刮进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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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可以几十年不上朝 说明明代官僚体制运转得好?

有人说,万历皇帝可以几十年不上朝,说明中国的皇上自由放任、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秦晖说,一个皇上负不负责任和有没有权力是两回事。权力无穷大,责任无穷小,这是完全不矛盾的。有些皇帝就是不管国家大事,但是权力还是大无边。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但他搜刮钱财可一点也不含糊。皇上不负责任和皇上滥用权力,这是专制制度的一体两面。

彭勇认为,即使皇帝那么长时间不上朝,日常行政、国家正常事务还可以得到基本的运转,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同时,皇帝在什么时候出手,才是皇权至上的最终体现。在“三大征”的时候,万历皇帝像打了鸡血一样参加了各种仪式,一点不含糊,而其他时候他就不干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彭勇觉得,整个明朝的转折点是在张居正被抄家之后,整个士大夫的精气神被打掉了。张居正改革,更多是起到落实各种规章制度执行力的作用。他虽然不能解决明代的根本问题,但在朝廷的体制运转、运行效率和行政效率上,还是在他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秦晖补充,所谓的专制,一方面是指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别人不敢拦他;另一方面,他想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别人也不能对他进行问责。这种话语是从西方引进来的,因为他们在宪政的条件下,有一种权责天然对应的观念:只要你被证明责任不大,就说明你权力不大。而在中国,一定要问清楚权力大还是责任大,因为许多皇帝权力很大,但是,会不负责任。

而且,从秦朝开始,中国就非常强调官僚机构的分权制衡。西方的分权制衡,归根到底是为了制衡君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民权。可是,中国的分权制衡正好相反,是为了防止权臣做大。所以,这就会政出多门,互相掣肘。皇帝二十年不上班也可以正常运作,不是说政府运作多么有效率,而是说这样不会出乱子。整个政府体制就是环环相扣,互相制约,皇上可以在上面操控一切。

韩非子就是这样主张的,这是法术势中的“术”。因此,秦晖觉得,皇帝不负责任,国家可以不乱,但“不乱”并不见得就能治理得好,只不过把矛盾积累起来了。后来,导致明亡的很多矛盾,就是在万历年间积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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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矛盾全世界都有,唯独中国有改朝换代”?

秦晖认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特色,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大乱,这非常值得研究。秦晖说,“至于这一场大乱,你把它说成是起义,我觉得是高抬了;像传统王朝那样说成是盗贼,也是高抬了朝廷。其实平心而论,我就说应该叫民变,中国传统史书也是这样讲。”

在中国传统史书里,民变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统治者执政不当,这和所谓的主佃矛盾、穷富矛盾是不一样的。中国周期性大乱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很少见到。

彭勇认为,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在三四十年前还是占主流的史学分析方法。当被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统治阶级无法继续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发生了。放在现在,这句话还是可以成为我们分析一些现象和问题的基本思想。当原来的秩序被打破,而且贫富悬殊、阶级对立这些矛盾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突出的时候,这时靠原来的结构或者原来的王朝组织形式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也只有通过王朝突变的形式来解决。

有些人说,不是只有中国才有改朝换代,西方也有很多dynasty(王朝)的更替。但是,秦晖觉得,西方的dynasty和我们的王朝不是一个词。这个翻译恐怕是错的。西方的dynasty更替,皇统是从来不中断的,但中国完全不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定义,阶级矛盾指的是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但是,主人和佃农之间的矛盾,是不会导致改朝换代。那官民矛盾能不能叫阶级矛盾?秦晖认为,横征暴敛不是靠土地所有权,而是靠政治上的权力,这也许叫政治矛盾,但至少不是马克思定义上的阶级问题。阶级矛盾全世界都有,唯独中国有改朝换代,这跟中国的政治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改朝换代的机制,在今天也是有必要重视研究的。

作者 | 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