辻政信：诺门坎之战的实际指挥人

本文摘自：新华军事，作者：俞天任

参谋古时叫军师，本来是指在军事作战、用兵上辅助高级指挥官的人。中国有俚语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形容的就是军队里除了参谋长之外其余参谋都是一般的事务人员，仅仅是立案，并无多大决策权。然而，在二战史上却有一道奇观：一些臭名昭著的战犯，统统出身于参谋。这奇观就出自日军。日军陆军的参谋是一种资格，只有陆军大学校毕业生才能当参谋。从1885年到1945年，日本陆军大学60年总共仅有大约3000名毕业生，故参谋在日本陆军中被看作精英中的精英。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甲级战犯中，做过陆军参谋的有15名。被判处绞刑的7人中，除了文官广田弘毅外清一色为陆军参谋。在日本军国主义掀起的这场血雨腥风中，贯穿着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石原莞尔这些从参谋起家的战争狂人。很大程度上，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就是日军参谋们挑起、扩大和输掉的战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样是这些人在改变自己命运、进而改变国家命运的野心驱使下，推动日本走上了武力崛起的错误道路。

引子

1948年5月26日清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港。

从明治时代开始就一直是海军镇守府所在地的佐世保，现在只能说是一个废墟。一个美国宪兵斜背着卡宾枪，站在码头的出口，打量着这片废墟。暮春的太阳才刚刚升起，照在美国宪兵的白色头盔上，闪闪耀眼。码头边上是一个自由市场，卖菜、卖旧货、卖美军剩余物资的什么都有，但更多的是等着找活干的男人们。这些男人基本都是陆续从海外遣返回来或在国内被就地解散的军人，大多穿着破破烂烂的旧军装，里面偶尔有几个身穿军官制服的，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捡来的还是真的军官。又有一艘船靠岸到港。

这是艘从台北启航，中途在上海和青岛靠港的日本人的撤退用船，上面什么人都有，美国宪兵逐个检查他们的证件。一个身穿中式长衫的中年人摘下礼帽，对美国宪兵鞠了一躬，然后用双手恭恭敬敬地递上了证件。

宪兵打量了他一眼：这人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尽管坐了十天海船（宪兵从他的证件上知道这个人是从上海上船的），身上散发着令人掩鼻的臭味。但他的长衫却不见多少褶皱，显然经过精心整理。证件上赫然写着：北京大学古代文化史教授青木宪信。教授？难怪如此讲究仪表，和那些落败公鸡般颓唐的军人的确不同。宪兵不由得多瞄了青木教授一眼。一米七零左右的个头，在当时的日本人中不算矮。四方脸，带着眼镜，清秀斯文，甚至称得上慈眉善目。但经验和直觉告诉这位宪兵，这位教授宽大的长衫下面掩着的是坚硬似铁的腱子肉，含笑的眼睛里隐隐射出的是一股寒气，甚至可以说是杀气。宪兵看出来了，这是个军人，一个在多次生死厮杀的战场上活下来的军人。于是他又一次确认了通行证。证件是真的，签发单位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二厅，签发人是厅长侯腾。宪兵摇了摇脑袋，后面一个身穿黄呢军服的光头军人，引起了他更大的兴趣，于是他挥挥手将这个青木教授放行。光头军人出示的通行证上写着：日本陆军汉口特务机关长福山宽邦大佐，刚刚从上海提篮桥监狱释放出来。宪兵只顾打量福山大佐那铮亮的光头，并没看见背后情景。

只见那个青木教授双膝跪地，神情虔诚地捧着一把泥土，喃喃自语。若此时那位宪兵绕到青木教授的正面，肯定能看到这位教授脸上纵横交错的泪迹。后面的福山大佐也被放行了，他向着青木的背影笔直地立正，鞠了个90度的躬。

福山身边一个随从不解地问：“大佐认识青木教授？”“认识，在陆大我们是同期。”“没见过大佐和青木教授打过招呼，青木教授怎么会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呢？”“不能打招呼，现在美苏中俄法5国都在通缉他。和我同时被释放的南京汪精卫政权的顾问门屋博先生，不也没有和他打招呼吗？门屋先生和他在南京还共过事呢。”“他到底是谁？”“辻参谋。”

听到这个回答，随从目瞪口呆。日本陆军中姓“辻”的参谋只有2个。一个是第四飞行师团参谋辻秀雄少佐，他是陆大58期的，寂寂无名。福山大佐在说的肯定是另外一个辻参谋：陆大43期毕业，第十八方面军参谋，全陆军几乎无人不知的辻政信大佐。人称“豺狼参谋”。“士官学校阴谋事件”、“诺门坎事件”、“马来战役”、“菲律宾战役”、“缅甸战役”……“皇军”的二战史，没有提到辻参谋的篇章屈指可数。随从不由得用惊讶的目光追逐着辻参谋的身影。

这时，辻政信已经隐入嘈杂的人群没了踪影，只在身后泥泞的码头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脚印。豺狼的脚印。

我要当军官

石川县，位于日本本州岛的北部，整个县就是一个向日本海斜伸出去的半岛，山中町位于半岛的根部。“山中町”，这个名字就描募了它的地理状况：山的中间，周围除了山还是山。由于海拔和纬度较高，山中町常下雪，交通不便严重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一句话，这是个穷地方。

1902年10月11日，作为6兄妹中的老三，辻政信降生在山中町的东谷奥村。他家仅有6亩水田，远不足养活一大家，所以还需额外靠烧炭维持生计。辻政信的父亲辻龟吉，是个乡村知识分子。东谷奥村只有一百来户人家，没有寺庙，辻龟吉就弄了个“真宗道场”，平时主持些红白喜事，弄点副业收入。辻政信的少年时代，日本的状况较为奇怪。1905年，日本赢得了日俄战争，得到了西方列强承认。一战结束后，日本更跻身英美法日意五大协约战胜国，成为列强之一。但是，这个列强并非外表看上去那样光鲜。当时日本国力与明治维新时期相比，确有长足的进步，但国内问题积重难返，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仍未提高，相反还因为日俄战争的借款和一战后西伯利亚出兵，而负累重重。当时普通日本民众的生活，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穷”，若要再加一个字的话，那就是“苦”。

完成6年义务教育后，辻政信面临的是出路问题。他的成绩很好，是个出名的“秀才”，不太和其他孩子打架，一旦开打就变成了一头倔强而凶猛的斗兽，决不服输。农民子弟的出路，一般是到城里做童工。但辻龟吉认为：辻政信很聪明，可去读免费师范，出来做小学老师，成为上等人，故而坚持让辻政信去读初中。初中在离东谷奥村8公里的山中镇。为了筹措学费，12岁的辻政信必须每天挑炭走8公里山路到镇上去卖，卖完了炭才能读书。3年初中，一千多趟挑着重担摇摇晃晃的来去往返，让辻政信练出了常人没有的脚力和耐力。而山中镇是著名的温泉镇。在战争中发了财的暴发户，常来这儿泡温泉狎妓，这种骄奢淫逸的状况，与温饱都成问题每天要挑炭才能上学的辻政信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从心底深处生出不平与愤慨，他憎恶这不公平的社会，这种憎恶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若不是那次偶遇，辻政信可能就沿着其父为他设计的道路走下去，成为一名老师。

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旅行中，辻政信在当地的“皆行社”借宿。皆行社，是当时日本陆军的一种军官集会会场，在那他正好碰上一次军官会议。军官们笔挺的军服，铮亮的军靴和威武的军刀，给乡下孩子辻政信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他平生第一次知道，原来做个军官是这样酷，一个念头在他心中升腾翻滚：他也想当军官！大着胆子，辻政信问一个看起来比较面善的军官：“我也要当军官，怎么才能当军官？”那军官笑了笑：“去考陆军幼年学校，考上了就能当军官”。辻政信很认真地记住了这个叫五岛正的少尉，回到家对父亲说：“我要去考陆军幼年学校”。

所谓陆军幼年学校，是日本陆军从德国学来的军事教育制度，招收从初中毕业到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进行3年的免费全寄宿军事教育。当时只有东京、大阪、名古屋、仙台、广岛和福冈等6个地方，有陆军幼年学校。学生从地方幼年学校毕业后，进入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6个地方幼年学校每年招生300名，从全国蜂拥而至的考生却不下2万人，可谓百里挑一，其难度可想而知。

1917年春天，15岁的辻政信坐到了名古屋陆军幼年学校的入学考场里，然而却“名落孙山”–第51名。但不到一个月，他又被录取了。原来由于他前面的一名考生体检不合格，他自动顶上。就这样，1917年9月，入学考试成绩末位的辻政信，好奇而满怀雄心地迈进了名古屋陆军地方幼年学校森严的大门。

幼年学校的教学，构成了日本陆军奇异性的几个特点。第一，它不教授英语，学生要在俄语，德语和法语中选一门。而最终把持陆军中枢的，几乎全是幼年学校的毕业生，这就是后来日本陆军军部对英美几乎一无所知的根源之一。第二，幼年学校是寄宿学校，不准外出。学生们和社会近似完全隔绝，这使得学生经常用书本教条硬套社会现实。那么这个精英学校又是如何办学的呢？“学生就是天皇陛下的貔貅”，这是学生入校后领受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教诲，这对那些十五六岁孩子们的心理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貔貅，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猛兽，用来比喻勇猛的军士。换句话说，一旦进入幼年学校，就得时刻准备好为天皇献出生命。除了长相、个头，这些在物理上无法统一起来的东西外，从思维方式到行动规范，学校要求学生们全部整齐划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幼年学校的毕业生，一辈子都习惯看书时除了翻页不用手，手在什么地方？手必须放在膝盖上。要不然大耳刮子就结结实实地上来了。但这种近似于变态的严格，对辻政信来说微不足道。他渴望出人头地，也清楚这对出身卑微的他来说是多么不易，更明白如何努力才能成功：他必须成为第一，他必须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

1920年3月24日，入学时最后一名的辻政信，以第一名的身份从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毕业，从皇太子（五年后的裕仁天皇）手里拿到了作为奖励的银怀表。随后，辻政信进入了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那里竞争更加激烈，但毕业时他还是第一。毕业后，辻政信回到家乡，加入了金泽步兵第七联队，半年后以军曹的军衔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辻政信是陆军士官学校36期生，1924年7月18日毕业时，他仍然是第一名，从同一个人手里接过了银怀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一般在半年以后被授予少尉军衔，被称为“任官”，36期任官授衔特别早，毕业生10月25日就被授予了少尉军衔。在那330名新少尉中，就有辻政信。他在成功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当上了军官。

风云人物

在金泽步兵第七联队担任少尉，辻政信每月可以领取70元的工资，在一元钱可以买一石大米的年代，这可谓高收入，他们一家随之摆脱贫困。同时拥有幼年学校、士官学校预科和本科3个首席毕业头衔的辻政信，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全队瞩目的风云人物。但辻政信并不满足于当小小的尉官，甚至佐官也不是他的目标，他立志要成为大将。因此在旁人眼里令人艳羡的荣光，在他看来只是前进征途的第一步。

日本军队的每个联队都有天皇亲授的联队旗，那比性命还要紧。被日军尊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大将，在西南战争时丢掉了他带的步兵第十四联队军旗，一直到最后自尽时还在检讨。而且日军常搞检阅，旗手举着联队旗走在最前面，众人瞩目，荣耀无限。风光归风光，当旗手并不是个实惠的活。因为围绕着那面旗的事务十分繁杂，而有资格当旗手的优等生，都忙着准备陆军大学的考试，谁愿意被冗务牵绊？出人意料的是，辻政信自告奋勇当了联队旗手，因为时间对他来说基本不成问题：他每晚只睡2个小时，照样精力充沛。他在马棚边上搭了张桌子，天天晚上伴着军马重重的鼻息挑灯夜读，联队军医想效仿，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就坚持不下去了。辻政信的精力过人。行军的时候军官都尽量轻装上阵，而辻政信却特地穿上改制过的两层皮，打铁掌的军靴，不挎轻便的指挥刀而换上沉重的日本军刀，再在背包里放上2块砖。他见到掉队的士兵就帮他们扛枪，经常是扛2支步枪还能健步如飞。他自己并不抽烟，休息的时候却常从包里拿出香烟和糖果散发给士兵。一次，在行军中大家的水都喝完了，背着2个水壶的辻政信当着众人的面，把剩下的那壶水倒在地上，大手一挥：“继续前进”。爱兵、体贴下情仅是表象，辻政信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表现自己，树立威望。在士兵和士官中，有关辻政信的传说越来越多，越传越玄，几乎成了神话，他也成了军官的典范，士兵的偶像。辻政信开始利用这种人气向同僚和上级发动攻击，成了桀骜不驯的典型。

1925年4月的一天，辻政信在演习场指挥新兵们修筑工事，正好联队长吉富庄祐大佐下来视察，他是陆军大将寺内寿一的外甥，平素恃宠而骄，惯于耀武扬威。他一出口就蛮横地训斥道：“瞎教些什么？修什么工事？先进行冲锋练习”。辻政信不买账：“报告联队长，我这是按训练规范在教。”吉富大佐火了：“训练规范是什么东西？听本官的！”辻政信可不管“本官”是个什么东西：“联队长，我是按照训练规范在训练新兵，如果说我是在瞎教，那先请把训练规范改了，要不然我们没法干”。吉富也知道辻政信言之有理，但是面子上下不来：“这是’吉富式’的训练方法，按照那个倒霉训练大纲训练什么用都没有。”辻政信转过身来对着新兵们：“解散，吃中饭”。当时是上午十点钟。这个命令把大佐给吓了一跳：“辻教官，才上午十点钟怎么就吃饭？”辻政信反唇相讥：“联队长说我们的训练没有用处，那还训它干嘛？早吃完中饭大家休息。”联队长火冒三丈：“军人怎么能没事休息，我命令你练。”辻政信对新兵们下命令：“目标前方小山包，冲锋！”，带着新兵们就冲了出去。等跑到看不见联队长了，立即下令解散。

但若就此以为辻政信仅仅是桀骜不驯就错了，在不羁的外表下，辻政信还掩藏着精明的算计。1926年8月，第九师团长伊丹松雄中将，到辻政信所在的第七联队第二中队（相当于连）视察基层部队的“精神教育”。中队长空闲升大尉让辻政信来讲课。本来师团长来视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需要部队上下排演好以后一致糊弄长官。可辻政信只轻描淡写地对中队长说了一句：“这次的题目我准备用’军营里的公德心’”以后就再无踪影。当日师团长到场后，辻政信开口就灌上了迷魂汤：“今天讲公德心，我们不做官样文章。师团长长期驻在国外，对外国人的公德心概念颇为了解。等一下请师团长给我们讲一下外国人的公德心”。这番话不失时机地突出了伊丹松雄中将长期担任驻巴西，美国，英国武官的显赫经历。既显示了自己看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又拍上了师团长的马屁，给师团长留下了良好印象。

1928年12月，辻政信考取陆军大学校43期。辻政信的目标是继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后，再戴上陆大毕业生第一的桂冠。以他优越的智力加上近乎变态的疯狂精神，要拿第一完全可能，但这次他没能如愿。在校四年，目中无人的辻政信和任课教官发生了3次激烈冲突，中途差点被劝退，更别提拿第一了。1931年11月，辻政信从陆军大学校毕业。虽不是首席但还是第三，这个让他人艳羡和赞叹的第三，对于辻政信却不啻奇耻大辱，令他如坐针毡，甚至不惜说谎来遮掩。陆军大学校毕业生的前6名算优等生，有到天皇面前去宣读论文的荣誉，并能得到由天皇亲授的军刀一把，因此这6人又称为“军刀组”。其成员为公认的陆军精英，几乎都保证可以进入陆军最高层领导机关。然而军刀组6人中，除了1942年10月就在千岛群岛摔死了的参谋本部航空班长久门有文中佐和这位辻政信大佐以外全是少将。为何辻政信的军衔不高？主要原因后文会给您细细道来。

一般军刀组精英们的足迹是这样的：毕业后到基层部队呆一年，然后在陆军省和战斗部队跳来跳去，逐级升迁，混得好就可以爬到最高峰–陆军大臣。

辻政信毕业后，回到金泽第七步兵联队，不到2个月，就赶上了战争：1月28夜晚9点半，从日本军舰上登陆的1700名海军士兵加上原来就在日租界的1000名海军陆战队，向驻防上海的蔡廷锴19路军发动了攻击。这支被狂妄的日本人看不起的19路军，仗却打得豪气冲天。日本海军包括2艘航空母舰“加贺”“凤翔”在内的第三舰队7000名海军陆战队，未能占到多少风头，赶紧又动员了由植田谦吉中将为师团长的金泽第九师团和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增援。于是辻政信中尉所属的第七联队，2月12日在吴淞口登陆，加入了战斗。第七联队奉命赶去支援久攻庙行镇不下的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在这场战斗中，辻政信第一次见识了古老而顽强的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日军一次次地发动冲锋，一次次地落败而逃，只丢下成堆的尸体。2月20日，辻政信找了辆装甲车来掩护冲锋，和大队长空闲少佐亲自坐在上面。可是那装甲车不争气，冲到了19路军阵地前面，突然熄火趴窝了，这下可成了19路军的极好靶子。辻政信刚刚跳下车，左膝盖就被一颗子弹击中，只能拄着军刀，一步一步地爬了回来。大家手忙脚乱把辻政信送往医院，没能抢回空闲少佐的尸首。但是空闲少佐并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昏迷做了十九路军的俘虏。十九路军不像日军那样虐待俘虏，把空闲少佐治好了伤后送了回来。这可是爆炸性新闻，日军从来就有宁死不能当俘虏的规定。这回一个少佐大队长不仅当了俘虏，还被日军所看不起的“支那军队”完好无缺地送回来了，让堂堂“大日本帝国陆军”脸面何存？空闲升少佐只好跑到吴淞口自杀。

到了3月1日，在进攻江湾镇韩家塘的时候，第七联队队长林大八大佐中弹身亡。这下，辻政信的长官和长官的长官，全死在了这个战场上。《淞沪停战协定》5月5日生效，第九师团7月份撤回日本。因为负伤，辻政信得到了他第一枚勋章：功五级金鵄勋章。有了这枚勋章，也可算“凯旋”。但这场战役给辻政信带来更大的收获是，他明白了他曾经面对过一个怎样的民族。查阅辻政信的年谱可以发现，从此以后，他再没敢主动挑起和中国军队的正面交锋，不是没有过这种机会，应该说是他被打怕了。20年后的1952年8月16日，辻政信在竞选众议员的演说中这样说道：“我和俄国人，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7次伤，身上有30多处伤疤，现在身上还有20几颗子弹。如果大家武器一样，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是中国兵，再其次是诺门坎的俄国兵，接下来是印度的廓尔克兵，第五才是美国兵，英国兵大概第七第八”。欺软怕硬，是辻政信的一个性格特质。他有家庭暴力倾向，时常打骂老婆。他老婆没法就偷偷到一家柔道场去练习。一次辻政信又要动手，被他老婆结结实实地摔了一个大背跨，他从地上爬起来，对老婆眨巴眨巴眼，惊奇地说：“你还会这个，什么时候学的？”从此，辻政信竟没再动过老婆一个指头。

士官校阴谋事件

回到金泽2个月后的1932年9月，辻政信奉调到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课，课长是东条英机大佐。次年又晋升大尉，被调到作战部第三课，看起来辻政信已经走上了“精英之道”。

但就在1934年8月1日，一道奇怪的调令飞来，辻政信被调去陆军士官学校任学员中队长。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中队长，就是个少尉干的活，这次起用辻政信的表面理由是，昭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那年进了陆军士官学校，要找个优秀的中队长来教育。但谁都知道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从未有皇室子弟让一个军刀组的精英来教的先例，况且派去的人将来在晋升上肯定会吃亏，野心勃勃的辻政信就肯接受？这其实是转而担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导主任的东条英机，策划的一个“肃清”士官学校的阴谋。

当时陆军内部势如水火的“皇道派”和“统制派”争斗正酣。到底何为“皇道派”和“统制派”？一战以后的金融危机，使日本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失业人口骤增。当时的日本工业雇用人员，基本上是农民的女儿和排行二三的儿子，没有了工作就只能回家务农。而此时日本农村的状况更是惨不忍睹，主要农作物大米的价格暴跌到原来的一半以下。军队的士兵、士官和下层军官，基本上都出身农村，对于农村的惨状有切肤之痛。他们认为应该把重臣，财界要人全都杀了，由天皇来“亲政”，组织军政府。持这种政见者是为“皇道派”。而“统制派”，是主张军队向议会施加压力从而组织军队为主导的国家总动员体制的人群。其实“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思想根源，都是军国主义，从后来在东京国际法庭上皇道派的老大荒木贞夫陆军大将，和统制派抗把子的东条英机并排坐着就可见一斑，但当时两派互不相容，斗得死去活来。东条英机想把皇道派同崇仁亲王隔离开来，他原来的部下辻政信成了这盘棋局中最适合不过的棋子。因为辻政信辉煌的求学经历和在中国负伤的战历，已使他成为了士官生的崇拜偶像，能和他说上一句话几乎成为了士官生们的无上光荣。利用辻政信，可以更好地控制士官生们的思想。俗话道“有二两颜色就敢开染坊”，但这句话在辻政信身上并不适用。他天生有一种赌徒的疯狂，更倾向于“空手套白狼”，早就对参谋本部的日常官僚事务腻味透了。陆军大将当然是辻政信的梦想，但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向陆军大将迈进历程中带来的刺激，过程本身重于结果，这种日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在辻政信身上以一种极其疯狂的形式被表现了出来。

东条大佐这一宝算是押对了。辻政信只是一个炭农的儿子，能跟上东条英机这个陆军世家，不愁日后没有好处。万一押错了呢？那就等待下一个机会，“人生何处无赌局”。到了后来，辻政信干脆自己开局坐庄设赌。然而东条英机起用辻政信的真实目的，却被皇道派领袖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看破。于是就在发布辻政信调令的同一天，东条大佐被调任久留米的步兵第24旅团旅团长。

一个进来一个出去，按理说辻政信这回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闹腾不起来了。但辻政信就有平地起波澜的能耐。他听说几个学生常在一起研究右翼大愤青北一辉（后来因为2.26事件被枪毙了）的“国家改造论”。就命令一个学生想法子和那个团体接近，打听内情。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也还在其正常工作范围内，但接下来辻政信的所作所为匪夷所思。当他发现那些人没什么具体行动后，居然指示那个学生采取“引蛇出洞”战术。那个“特务”故意发表激昂的言论，引得那些学生越来越群情激愤，到后来居然大家凑在一起胡诌出了一个“政变计划”：要在11月28日临时议会开幕前谋杀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前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前首相西园寺公望，将荒木贞夫陆军大将，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林铣十郎陆军大将拥为首领。

辻政信得知他本人诱导出来的“政变计划”后，立即在11月20日深夜3点，面见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中将要求镇压这次“政变”。桥本当即命令时任“统制派”领袖、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永田铁山少将来处理这件事。2小时后，所有牵涉人员都被抓了起来，一审讯才知道这根本就是辻政信为了出人头地而采用卑鄙手段捏造出来的“政变阴谋”。但所有牵连的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全被开除了学籍，包括那个被辻政信利用了的学生。辻政信就是这么一个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这次“陆军士官学校事件”和军事法庭的处理不公，也是1936年爆发“2.26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辻政信基本完成了东条大佐交给的“扫除士官学校皇道派势力”的任务，但手法过于龌龊，所以也得到了停职反省一个月的处分，并在1935年4月被发配到驻水户的步兵第二联队。现在摆在这个军刀组参谋面前的问题，不是要比别人晚一些出人头地，而是他几乎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辻政信，还爬得起来吗？

豺狼的蛰伏

一个军刀组的精英参谋，居然会做出利用学生栽赃陷害的事。此举一下子就把辻政信这个“模范青年军官”的包装给拆得干干净净，他被发配到第2联队去了。辻政信在去留的抉择中徘徊，后来他去找了东条英机，诉说委屈。东条倒是能理解他，但帮不上忙，因为东条当时也在走背字。不过一年不到，师徒俩都时来运转了。1936年“二·二六事件”爆发。政变被迅速镇压下去，同时统制派开始了对皇道派的大扫荡，叫做“肃军”运动。扫空了皇道派，就得有人来填空。辻政信借此来到了关东军的兵站课。

日本陆军最不重视的就是兵站，按理说辻政信应该无所事事，可这次他在翻阅了“九一八事变”有关资料后，才发现原来“下克上”的游戏是这么玩的。“九一八事变”是最典型的下克上事件。真正的主谋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不要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不知道”，连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都“不知道”。这种无法无天犯上作乱的行为，不但没有受到军法处置，反而由于成功地弄出了“满洲国”而被加官进爵。板垣征四郎一直升上关东军中将参谋长，而石原莞尔则当上了陆军中最炙手可热的参谋本部少将作战部长。在石原莞尔的字典里，“兵站”还有另一层意思：满洲是日本和美国进行“最后战争”的总兵站！

辻政信认识到自己那点小聪明和石原相比太小儿科了，于是专门去东京谒见他的偶像。见面后辻政信发出了这种的慨叹：“先觉的导师（指石原莞尔）对物体的观察方法，对中国、满洲、东亚的思维方式，使我思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见识的不同，就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到关东军后，辻政信忙着帮老上司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维持治安。当辻政信冒险招抚了2支几千人的抗日武装后，他就不仅仅是东条英机的老部下了，而上升到了心腹。还有件事和辻政信的家传有渊源。辻政信的父亲在老家帮村里人办红白事。这回，辻政信也要过把瘾——给张作霖办丧事。张作霖被炸死后，那辆被炸得乱七八糟的曾经是慈禧太后坐车的“花车”，就扔在奉天火车站的一个旮旯里，尸首也扔在海林寺没人管。辻政信看出了文章。于是花了10万大洋给张作霖风光大葬。这可不是个小数目，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在上海的活动经费也不过2万大洋。后来做过“满洲国”经济大臣的韩云阶吹捧辻政信说：“辻参谋真行，用10万大洋就做到了关东军花了上亿大洋宣传费都没做到的事，一扫这里的沉闷空气。”这几件事，重新树立了辻政信“年轻有为参谋”的形象，辻政信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他知道了权力的力量，也知道了如何使用权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了如何利用人们对权力的恐惧。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派辻政信等人去天津帮“华北驻屯军”打气，火上浇油，扩大事态。7月20日左右，辻政信突然找到“华北驻屯军”作战主任参谋池田纯久，说第二天关东军要出动轰炸机轰炸卢沟桥，他本人还要坐着轰炸机亲自去。池田吓了一跳：“真要干？为什么？作战方针都还没定，瞎添什么乱？”辻政信说：“当然是真干，为了给你们创造一个好环境。如果中央那帮家伙下不了决心，我给他们来个既成事实。”池田知道对付辻政信这种人只能比他还凶才行：“好，你敢出动轰炸机，我就敢出动战斗机把它打下来！”

撞了一鼻子灰的辻政信回到关东军。尽管当上了做梦都在想的作战参谋，有了发言力就要用，但往哪儿用呢？关东军没法投入中日战争；镇压抗日武装也没有参谋们什么事。这帮人闲得无聊，就把目光盯在了北边的苏联上。

惨败诺门坎

从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到石原莞尔所谓的“日本帝国国防方针”，每次都把俄国或苏联放在第一位。日本老怕“北极熊”在背后给他下什么胡椒面，那该怎么办呢？辻政信的想法在日本陆军很有代表性：只要狠狠打一下。

当时什么对辻政信最有利呢？当然是打一仗，立一功，彻底洗刷“陆军士官学校阴谋事件”的耻辱。辻政信一贯爱挑软柿子捏，这次他找蒙古人对练。于是就有了号称“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正规立体战争”的“诺门坎事件”。

1939年5月11日，几十名外蒙骑兵渡过了哈拉哈河，和当地的伪满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驻扎在海拉尔的是日军第23师团，其战斗力如何，看番号便知。日军有一个近卫师团和编号从1到20个的师团，全是老部队，有战斗力。其他番号的师团，都是1938年全面侵华战争后建立的，总共192个。第23师团是1938年4月在熊本建立的，历史只有10个月。就是这样一只菜鸟师团，还碰上一位不知道自己是菜鸟的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小松搞情报出身，做过驻苏武官，自认是“陆军第一苏联通”。小松原中将头一次到野战部队，想建个奇功。派了第64联队（团）再加5个中队（连），在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的带领下，跟着辻参谋就出了发，于1939年5月21日下达了攻击命令。

当时日军面对的外蒙古军是1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外加1个机枪营。而日军出动的全部兵力才2082人，一辆装甲车辆都没有。就这2000来人还兵分两路，一路沿哈拉哈河南下抄蒙军的后路，山县大佐带主力沿东西走向的胡鲁斯台河，自东向西进攻，以图最后把外蒙军消灭在日本人叫“河叉”的两河交汇处。先不说这个不知己不知彼的方案有多荒唐，陆大26期毕业的“皇军精英”山县大佐，连这个计划都不会执行。他把兵力在宽达25公里的战线上分散开来，有一个大队居然走没了。山县大佐发现丢了人就慌了，决定把原来准备和东八百藏中佐汇合的地点，从河叉改为东方5公里的733高地，更有趣的是，这个决定因为通讯设备坏了，在海拉尔督战的辻政信不知道，东中佐也不知道。

28日晚，东中佐好容易到了“河叉”，却当即陷入重围。就在东中佐身后2公里的地方，山县大佐正从炮瞄镜里看着东中佐们被“包饺子”，为什么不去解救？现在还是个谁也不知道的谜。在海拉尔的辻政信，等了2天不见回音，知道要糟。30日下午，在半路上遇到了最后冲出重围的1个会计军官带着3个兵哭哭啼啼地报告：“东支队全灭了。”

外蒙军撤回河西岸后，辻政信半夜带着700多人，向哈拉哈河摸了过去寻找尸体。在手电筒的照明下，一看眼前的景象，饶是上过战场的辻政信也惊呆了：200多具尸体都被摆成了一个圆形，东八百藏中佐在最中间。一半以上的尸体被烧得卷成了一团。山县大佐吓得闭上了眼睛不敢看，就是在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辻政信，也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可怕的景象。辻政信定了定神：“3个人一具，一具尸体不准留下，全部抬回去。”这就是所谓“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山县联队撤退以后，苏蒙联军于6月18日正式进驻哈拉哈河东岸，日军是就此罢手还是再赌一把？陆军省持不扩大事态的态度。

关东军可不这么看，尤其是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两位参谋。“无敌”的日军不能这样吃哑巴亏。辻政信的计划是出动日军一个师团，第23师团是不能用了，起用精锐的第7师团再加上整个第2飞行集团。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认为，要照顾小松原的面子还派第23师团去，东京方面争执不下。这边还在扯皮做算术之时，6月27日，辻政信已经私自下达了空袭命令，第2飞行集团对外蒙古的达姆斯克空军基地实行空袭。第二次诺门坎事件，就这样由辻政信下令打了起来。

6月20日，日军出发了。汽车不多，先拉了1个大队和2个中队，其他将近1万人就走着去。有日本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出门行李多。日本兵出发时还挺精神振奋，结果走了整整一天回头一看，海拉尔的房子还是清晰可见，这就叫“茫茫大草原”，一下子就都泄了气了。这还没完，草原特产之一是蚊子。蚊子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活蹦乱跳的大活人？比黄鼠狼、大耗子什么的滋味好多了，黑压压地就朝日军轮番攻击。

走了整整6天，到26日半夜，大部队终于到了渡河口。坐汽车先到的部队，已经被苏蒙联军给蹂躏得奄奄一息了，伸长了脖子等主力呢。累散了架的主力还得先救先遣队，然后再准备渡河。这次是辻政信第一次编制作战计划，但这次的错出得太出格。步兵们过了桥就懵了，这辻参谋从哪儿找来的风水宝地啊？原来，辻政信从地图上看到这儿河道最窄，只有五六十米，但河对面是高二三十米的悬崖！等到连滚带爬到了高地，苏蒙联军的坦克装甲车正成群结队在往这儿赶，就在渡口边上打开了。

从7月2日至5日，渡河日军损失就超过了1000人，支援的安冈中将装甲兵团，也中了埋伏被打残了，仗打不下去了，随军渡河的3个参谋计划撤退。关东军，不，应该说日本陆军第一次进入了防御作战。4个联队经过死拼，在7月中旬摆开了防御架势。日军最不擅长防御战，因为没打过，陆大的祖师爷梅克尔少校也没教过，就记着“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句话了，朱可夫可没想和日本人耗下去，他想抢在入冬之前解决这个问题。8月20日8时45分，苏军在地面炮火掩护下，开始向日军的阵地大举进攻。这次的攻击完全出乎日军意料，因为辻政信卜的卦是苏军不可能在8月26日前发动大规模进攻，他的计划是用第64联队在中央拖住苏军，其余步兵主力后撤3公里，再汇合沿着哈拉哈河往北攻击，“全歼苏蒙联军”。这是日本军队短暂而又顺利的历史造成的一个特征：不肯撤退而又不善防守。在被攻击时的首选对策就是反攻击，实在不行剩下的出路就是“玉碎”了。这种作风贯穿了二战几乎所有的作战，而现在只是开始。天黑了，苏军停止了攻击，第23师团全部、第7师团的2个联队、第1师团的1个野战重炮旅团就这样被全歼了。

9月1日，苏蒙联军停止了前进。9月15日，日驻苏大使东乡茂德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达成协议，16日发表了日苏联合公报。停战后，在哈尔滨谈判划界，而在要签订议定书的1940年1月30日，苏蒙代表团突然不辞而别，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谜底只有当时“满洲国代表团团长”龟山一二知道。一直到1978年9月，确信辻政信已经死了以后，龟山一二才说出了真相。原来1月29日晚上，辻政信给苏方团长波哥塔诺夫少将捎去口信，说如果明天签了议定书的话，要在哈尔滨暗杀苏蒙代表团的成员。

关东军受了多大损失？参战的中佐以上高级军官就挂了12个。日军称战死7720人。但数字是假的。1966年10月3日《朝日新闻》报道说，根据靖国神社的消息，实际战死18868人，这才是真正的数字。死这么多，责任谁来负？第72联队联队长酒井大佐身负重伤。辻政信找上门去，给他一把手枪。辻政信离开后酒井开枪自杀。日军有兵败自杀的传统，但公开逼迫败战军官自杀，这是唯一的一次。其余人怎么处理？一堆中将被转为预备役。但挑起事端的参谋辻政信和服部卓四郎却换了个地方，没受到任何处罚。辻政信被调到了武汉的第11军，在冈村宁次中将手下。

从武汉到新加坡

如此处理，很大意义上是因为辻政信和“正在上涨的股票”东条英机的关系。报到那天，冈村穿着件浴衣，手里拿着一本通俗小说就接见了他。辻政信十几年后提到这件事，还是咬牙切齿：“如果是接见参本作战课或者陆军省军事课来的参谋，中将肯定得手扶军刀，满胸的勋章挂得叮当响。可现在，我只是带罪之身而已。”

其实冈村宁次一样头痛：怎么处理这尊邪神。参谋长青木重诚出了个主意：汉口日军风纪极差，让辻政信去宪兵队。他要是不愿意，那他自己去找地方。辻政信到了宪兵队，就问：“汉口哪儿最热闹？”有人告诉他：“江汉关，原英租界一带。”辻政信手一挥，带着宪兵就直扑江汉关。到了地方，辻政信命令说：“凡是军人开的车全部扣押。”宪兵们糊涂了：“扣军官的车会不会有麻烦？”辻政信找补了一句：“人员一律逮捕。”晚上热闹了，牢房成了军官宿舍。青木也急了，把军官全抓起来，游击队来了怎么办？辻政信的回答是：“这才刚刚开始呢。哼，叫你们狗眼看人低。”这“反腐败”弄得鸡飞狗跳，冈村和青木只好再帮他找出路。

1940年2月，终于把辻政信送到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政务课去了。辻政信很满意，因为当时派遣军总参谋长是板垣征四郎。本来想到作战课，但人家坚决不要这位刺儿头，就放到政务课来了。课长是金井武夫，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上面跟在冈村宁次身后向何应钦鞠躬的最右边一名军官，就是他。

辻政信刚到南京，就遇到了汪伪政权成立。板垣就安排辻政信在庆祝会上作个“英模报告”。给辻政信的时间是20分钟，实际上他讲了2个小时。那个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石原莞尔鼓吹的“东亚联盟”“日中提携”什么的，把板垣听得心花怒放。不过，现在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有点讨厌辻政信了。辻政信说什么东亚联盟，在东条英机看来全是扯淡。这套该死的理论，是东条最见不得的公开称他为“东条上等兵”的石原莞尔弄出来的。板垣动不了，一肚子火就全发到辻政信头上来了。1940年11月，辻政信被调往台湾军研究所去当研究员。

辻政信回忆说：“这个台湾军研究所院子里面堆满了木板，到处在敲敲打打钉房子，总共30名从各地来的军官，士官，勤务兵和打字员。当兵18年，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部队。真的完了。”不过1941年5月，又来了一位从此和辻政信结下一生渊源的朝枝繁春大尉。朝枝也是个怪人，从某种程度来说，比辻政信还要变态。陆军省军务局不干，这位军刀组参谋非要到南洋去刺探情报。

在变态的年代，就有那么多变态的机会，辻政信又起死回生了。1940年底，大本营又在考虑南方作战了。更重要的是，辻政信的老搭档服部卓四郎中佐就任了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这一要职中的要职。服部交代辻政信，要拿出南方作战的研究成果来。

半年后一本名叫《只要读了就能赢》的手册，送到了参谋本部。辻政信这本手册，在民情、地形、气象、卫生、防疫、战法等兵器方面都说得十分详细，确实费了心血。该手册将武力战、思想战和经济战结合起来，省掉了原则性内容，仅讲述与热带作战有关的东西，一开始就定位于士官和普通士兵，用口语体写成，每段篇幅简短精悍，便于士兵在行军作战间隙阅读。这本手册后来印发了40万册，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的一件有效武器。1941年8月，辻政信终于重返参谋本部任作战课兵站班班长。

1941年7月28日，日军在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登陆。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本的严厉制裁。优柔寡断的近卫文麿首相决定去和罗斯福面谈，寻找打开危机的办法。结果反对声一片，近卫文麿内阁10月16日宣布总辞职，接任的是东条英机内阁。8月末，在东京芝区召开的一次陆海军幕僚碰头会上，辻政信公开扬言：“我要暗杀近卫。”别以为辻政信在说大话，1974年日本著名右翼大佬玉誉士夫，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天，辻中佐到了我的办公室。说近卫首相想对美国让步，从法属印支撤军，从中国大陆撤军，甚至满洲国都要让出去，这绝对不可以。你手下有人吗？我要炸掉多摩川铁桥，那是近卫的必经之路。还交给我4颗定时炸弹，并说只要一颗就能让铁桥飞上天。”就这样上下合力，终于要向美国开战了。辻政信中佐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所谓对美作战，海军要消灭或打残美太平洋舰队，而陆军就要拿下南洋的心脏：新加坡。

1941年11月5日，山下奉文奉命接任第25军司令官。军参谋长是铃木宗作，作战主任参谋就是辻政信。任务是进攻马来半岛，占领新加坡。辻政信要制订具体作战方案。其实在台湾时，辻政信已经开始研究具体的作战方法了，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研究得相当细致。从海上进攻新加坡几乎没有胜算。唯一可能的是从背后进攻。从泰马边界的宋卡到新加坡大约1100公里，这一带防守薄弱。但英国人不信有人能穿透马来半岛，因为沿泰马边界往南，只有一条公路和平行的铁路，两边是宽约1公里的橡胶林，再往两边就是热带雨林了，所以英国人只要卡住这条道，日本人就过不来。英国人估计，日本人用5个师团进攻至少要一年半。

辻政信又是怎么看呢？1941年8月底，在大本营时，参谋总长杉山元曾提过南方作战时间表的问题。首先回答的还是辻政信：如果在“明治节”（11月3日，明治天皇的生日）开战的话，2星期内拿下香港，元旦拿下马尼拉，“纪元节”（2月11日，据说是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攻下新加坡，“陆军节”（3月10日）攻占爪哇，“天长节”（4月29日，昭和天皇生日）攻下仰光。辻政信喜欢搞“献礼”行动。但这次他还真说对了，攻占新加坡是2月15日，只晚了4天！

“纪元节”攻下新加坡不是空穴来风。这几个月辻政信一直在海南岛，绕海南岛一周是1000公里，和从泰马边境到新加坡的距离一样。辻政信就绕着海南岛，一公里一公里地计算作战所需的时间和兵力。最开始参谋本部准备使用5个师团，但辻政信计算后认为3个师团就可以，于是山下奉文将第七师团还给了参谋本部。开战之前退还兵力，这在世界战史上也是罕见的。

1941年12月4日，登陆部队从三亚起航。辻政信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场决定将来日本百年命运的决战。”这话当时在日军中很流行，不知出于哪位高人，但确实说中了。未来一百年内，大和民族必须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12月8日凌晨日本时间2时15分，日军在马来强行登陆，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袭击珍珠港是1小时之后！

身穿泰国军装的辻政信乘坐登陆艇，冲在最前面。由于驻宋卡日本领事等人算错了时间，没有及时劝降泰国军警，因此日军打了几个小时才冲到泰马边境。辻政信发现一支师部搜索队已经跨过了边境。辻政信也不管有没有权限，就开始指挥起这支拥有10辆坦克的搜索队来。一路上畅通无阻，朝着霹雳河猛冲。前面是英军苦心修筑的日得拉防线，由印军17师把守，号称能阻挡日军3个月。然而当日军刚开始冲，印军就丢掉阵地往后逃了。日军得到的战利品是：50门大炮，50挺重机枪，300辆坦克装甲车和卡车以及大批食品。1942年1月11日，日军不到40天就占领了英军放弃的吉隆坡。在进攻吉隆坡之前，辻政信和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干了起来。辻政信罢了3天工，气得山下奉文在日记里写道：“此人自我意识强，有小才但不能成大事，切记。”

2月15日英军投降，战役以日军完胜结束。山下奉文进了新加坡，实施了残酷的“新加坡大屠杀”，遇害华人多达10万！在大屠杀里，辻政信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他对宪兵队的命令是：“我不管理由，告诉你们，我要新加坡华人减半！”也就是杀光所有新加坡华人男子。这种疯狂到了什么地步？到了连松井石根都吓坏了的地步。可在战后国际军事法庭上，却只有两个人被判处死刑，辻政信却安然无事。

挨饿在南洋

中途岛的失败，是太平洋战争的分水岭，明眼人都知道这场战争要悬了，辻政信也是其中的一个。和石原莞尔的悲观不同，辻政信在盘算劣势能不能利用。辻政信认为：希特勒必须从苏联撤退，日本必须从中国大陆撤退，但谁都撤不回来，得有个和事佬。辻政信异想天开地出了个主意：日本来当苏德两家的和事佬，德国来当日中和事佬，而他–参谋本部作战班长辻政信中佐，就来促成这件事！

机会来了。汉莎公司远东公司总经理，答应弄一架飞机从包头直飞柏林，安排辻政信去柏林见希特勒。辻政信去找东条首相商量，东条没把这当回事，就说：“不行，要被苏联人打下来怎么办？”辻政信又想搭飞机先去意大利再去柏林，被东条臭骂了一顿：“八嘎，作战课长去胡扯什么外交？一个小中佐就能见希特勒？你小子是不是闲了？到南方前线去！”

原来，为了防止盟军反攻，参谋本部想把新几内亚岛拿下来，第17军的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有些犹豫，大本营就让辻政信弄清楚什么形势。可东条也不想想怎么能让辻政信顶着“大本营作战班长”的头衔出去？不出事才怪。7月15日，辻政信到了就立即指示17军：“海陆并用，进攻莫尔兹比港，这是’大命’。”连天皇的名义都用上了，谁敢反对，于是7月18日百武晴吉就下达了作战命令。谁知道7月25日，服部卓四郎怒气冲冲地来问17军，那个调查结果出来了没有，一下大家才知道这辻政信又在胡说八道，从中央到地方全傻了。有人问服部：“怎么办，要不军法从事？”服部想了半天才说：“这和大本营的面子有关，再说已经开战了，处分辻君也没什么用，还是大家努力，争取作战成功吧。把辻君召回来再说。”

不过这时辻政信却找不见了。在布纳附近，辻政信的驱逐舰遭到美军轰炸，太阳穴附近开了两个铜钱大的口子，止不住血。海军赶紧把他送回东京。到了东京，辻政信的头包得像印度人似的挣扎着到大本营来汇报，辻政信这时说话不狂了，他建议航空兵力量应该增长2倍。东条没做声，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倒是嘟哝了一句：“辻这家伙脑壳被打了2个洞，胆子也吓破了。”

待在高级军官病房里，辻政信在床上听到了这么一则广播：“大本营海军部发表战报：8月7日早晨，敌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我军勇敢战斗，8日给敌人毁灭性打击，击沉输送船只20……”辻政信马上反应到：“不好，瓜达尔卡纳尔终于出脓了。”辻政信是编造假捷报的老手，马上听出了破绽：美军开始登陆是7日早晨，击沉敌舰是8日，就是说美军已经登陆成功了，起码有一个师以上！

可当时作战课参谋们，都不知道这个“瓜达尔卡纳尔岛”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用，于是命令第17军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去解决问题：“用一木支队和海军陆战队，一定要把机场夺回来”。可一木支队800多人登岛1天后全部报销了，然后派去的4000人川口支队，被美军打得一天下来就只剩下了1500人。日军求救说美军有5000人（其实当时已经有1.8万人了），需要增援。大本营这次派了个狠角，丸山正男中将的第2师团。

为什么说是狠角呢？看看编号就知道资格老，历任师团长中有乃木希典、东久迩宫稔彦王、梅津美治郎和冈村宁次，参加过甲午战争、台儿庄战役，号称日本陆军最精锐师团。但事实上，最精锐的师团也没啥战斗力。

这支部队最近一次作战是去打爪哇，爪哇那地方富裕，第2师团大享其福，住的是小洋楼，慰安妇清一色荷兰金发美女，人人戴金表。听说要去瓜岛，傻子都知道要出动第2师团的地方决不是什么旅游胜地。起航时因为行李太多和海军还吵了起来，说就是不带干粮不带弹药也不能丢下行李，可不是么，那可是哥儿几个在爪哇好不容易搜刮来的。同时，参谋本部还把上次闯下大祸的辻政信派往拉包尔去见机行事，总琢磨这个邪头说不定能起死回生。

不能说日军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大本营也知道失败都是因为没有武器弹药，没有粮食。但是怎么带粮食和弹药？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天空，辻政信亲自去求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山本很爽快，答应全力护航。

10月3日，丸山政男中将为师团长、玉置温和大佐为参谋长的第二师团，在瓜岛登陆。9日，百武晴吉中将和辻政信一起，也乘驱逐舰上了岛。人员登陆是成功了。但还有物资和弹药。6艘运输舰被击沉了4艘，第2师团只得到30%的重武器以及只有十天的口粮。瓜岛依然是饿岛。

饿归饿，仗还是要打的。辻政信的作战计划是川口支队从右侧，第2师团主力从左侧，22日晚间发动夜袭。可22日下午3时，川口突然说进攻不了，因为在进攻线路上，美国人又修出来了2道工事。但辻政信不肯听这种“托词”，在他看来指挥官不能进攻，本身就不可饶恕。于是他又创造了奇迹：中佐参谋解除了少将旅团长的指挥权。大本营参谋就有这么牛。

牛劲只对自己人有用，美军可不认。接下来的“全师团总攻击”，用辻政信自己的话说，来就是面对美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毫无空隙的炮火”，“将热带雨林和日本兵一起屠杀”。该撤了吧？不，不但不撤，还要增兵，然而几次失利后，只是为饿鬼地狱徒增人口罢了。

10月30日，辻政信给参谋本部发了一封电报，请求因作战失利而免去自己的作战班长职务，就任第17军高级参谋。这件事很有讲究：本来这瓜岛作战失利和他没有直接关系，那他为什么要大包大揽？原来特别会算计的辻政信，在以退为进。果然参谋本部不准辻政信的辞职，而且要他立即回大本营述职。11月8日，辻政信坐上来接伤兵的驱逐舰，总算逃出了那个人间地狱。

可没逃出来的呢？据统计，日军在这个岛上死亡人数超过2万人。这个比例很大吗？其实不大，要知道辻政信发动的新几内亚战役，最后一直打到日本投降，20万军队活着回日本的只有2万。陆军3名作战的积极鼓吹者：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课长服部卓四郎和班长辻政信怎么处理的呢？田中新一去了南方军，服部去当了东条英机秘书官，辻政信则去陆军大学校当教官去了。他又能教出怎样的高材生？

没事要找事

１９４３年８月，辻政信在陆军大学教官任上被晋升为陆军大佐，这是一次“定例晋升”，再不晋升就说不过去了。在日本，陆军中大佐是一个挺高的军衔，“无天组”（没有陆军大学学历）苦干一辈子也弄不上这个军衔。但陆大毕业生１０年内几乎铁定能升为大佐，至于什么时候升将军就要参照其他人事人缘关系了。

按这一规矩，辻政信的大佐晋升不算快，甚至很慢。和他同期的陆大首席毕业生天野正一，早在１９４０年８月１日就升为大佐了，有些不是军刀组的参谋，升得也比辻政信快。当时在打仗，军官的晋升比平时快，而辻政信因为“士官学校阴谋事件”“诺门坎事件”和瓜岛及新几内亚的失败，晋升得特别慢。

８月１４日，辻政信被调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当时的总司令官是畑俊六大将，总参谋长是松井太久郎中将。和以前的板垣征四郎不一样，畑俊六和辻政信没什么交往，于是让他去干第三课课长。

第三课是兵站和政要课，辻政信可是当过参谋本部作战班长的，让他去干兵站，是有点“不拿村长当干部”的意思。要知道日军参谋分３等：一等是作战参谋，其次是情报参谋，最次的是兵站参谋。因为日军走哪儿抢哪儿，还需要什么兵站，更不需要什么有能耐的兵站参谋了。

虽然辻政信没事干，不过没事他就要找事。到南京第４天晚上，他就去找汪精卫了。辻政信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再有就是喜欢攀高枝。什么枝他不管，只要看起来够高就行。谁都不拿汪精卫当根葱，可辻政信觉得这个“国民政府主席”的头衔很悦耳。汪精卫见有个日本大佐来跟他亲近，也是喜出望外，两人先是胡扯“东亚联盟”“日中提携”的昏话，说着说着汪精卫就忘了形，给辻政信开出一张名单：总司令板垣征四郎，参谋长石原莞尔，驻华大使矶谷廉介中将，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中将，说是按他这样安排人事，肯定在大陆能赢。汪精卫是糊涂油蒙了心，忘记了自己的奴才身份；辻政信可没糊涂，还知道自己管不了陆军人事，就给汪精卫支了个招，说你去找东条首相说说，没准他能听得进去。汪精卫还真当回事了，后来被东条召见的时候，真向东条提了那个主张。不知道辻政信是有意还是无心，就是没给汪精卫交待一句，东条英机听不得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这两个名字。果然汪精卫话一出口，东条英机的脸色就变了：“请不要妄谈大日本帝国陆军的人事。”唉，做奴才怎能不看主子脸色呢？汪精卫没啥大用，辻政信又动起另一个脑筋来：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路子，认识了要去重庆给高官治病的上海某所医院的院长，辻政信想和他一起去重庆，面见蒋介石。

辻政信也知道这关系重大，先和畑俊六商量。参谋本部有禁止日军直接和重庆谈判的命令，畑俊六本来就对这条命令不满，正好借辻政信和东条的关系把禁令撤了，就让辻政信找东条说去。正好东条也是焦头烂额，到处找救命稻草，一听徒弟能见到蒋介石，喜从天降。不过汪伪政权的军事顾问、后来的陆军省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问了个问题：“去重庆，就算见到了蒋介石，准备怎么说？”对啊，谈判的条件、目的什么都没有，去干嘛？这可不仅仅是日军参谋能解决的问题了。有过和日本人谈判经验的人都知道，和日本人谈判经常是大家坐着互相相面。所以这事也就黄了。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个辻政信式的笑话而已，而辻政信和他的“粉丝”们却认为是个很重大的事件，号称日本错过了一次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的机会。列位看官，都１９４３年底了，还想和蒋介石谈判也就太低估“委员长”的智商了。辻政信永远找得到活儿干。１１月２４日，他以畑俊六大将的名义，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举行了一次公祭蒋母的仪式，并且为前来吊唁的国府要人提供一切方便。一个月以后重庆方面的报纸以“日寇祭蒋太夫人”的标题，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怪行。所有人都认为，战后蒋介石收留辻政信，就是因为这件事。

最后的疯狂

战局失利之快，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１９４４年６月，美军开始进攻马里亚纳群岛，６月１５日在塞班岛登陆，仅２０天的战斗，日军一个师团的陆海军守备队就全部报销了。接着关岛，特尼安岛也以塞班岛同样的模式落入美军之手。塞班失守，东京门户洞开，从塞班岛起飞的Ｂ－２９开始对东京及日本各大中城市进行战略轰炸。为此，东条英机内阁被迫总辞职，成立了小矶国昭陆军大将和米内光政海军大将的联合内阁。东条下台了，他在台上时活跃着的那拨儿“牛鬼蛇神”个个都被清算了。服部卓四郎被赶到长沙当了第６５联队的联队长，辻政信再次被贬到驻缅甸的第３３军。

既然是被贬，辻政信好不容易晋升的大佐，就有人不当回事了。大模大样坐在站得笔挺的辻政信对面的第３３军司令官本多政才中将就说：“我知道你是大佐，但我这里没有大佐的活，你只能干中佐的活，先在白崎大佐手下干吧。”这个白崎，是和辻政信陆大同期的白崎嘉明大佐，现在是第３３军高级参谋。本多这番话够刻薄的，但辻政信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大声回答：“哈依”。当时盟军的作战目的是打通从印度到云南的公路，而日军的目的是切断这条公路，所以日军把这次行动叫做“断作战”。在什么地方断？是在缅甸境内的密支那还是云南境内的拉孟、腾越，３３军很头疼。辻政信一来就简单了，他自作主张以军参谋长泽本理吉郎的名义，把原来准备在莫冈、加迈方向作战的计划，改到了拉孟、腾越方向。但这次日军的兵力和两支中国远征军相差太悬殊了，卫立煌将军率领的中国远征军１６个师总共２０万兵力，郑洞国将军指挥的新军也有８万人，而日军第３３军只有第１８和第５６两个早已大量减员的师团，合起来只有１．８万人，不到正常的一个师团的兵力。双方兵力是１５∶１。

应该说，日军下级士兵的战斗力是很强的。１９４４年９月９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表彰松山大捷的中国军队官兵的布告里特别指出，“我军官兵，须以日本军的松山守备队或者密支那守备队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完成任务为榜样”。这里的“松山守备队”日本人叫做“拉孟守备队”，就是中日战争史上很有名的“拉孟之战”。１２００名日军，在几乎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在由美军顾问指挥的６．５万名全副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进攻面前，坚守阵地４个月，最后全部战死。再看密支那，就知道辻政信是怎样指挥战斗的了。开始密支那守备队，是在第１１４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指挥下的大约１８００人的部队。人太少，辻政信又派了５６师团的水上源藏少将去增援。增援兵力是多少？步兵一个小队（排），炮兵、工兵各一个中队（连），加上一些医务兵不到３００人！而７月１０日，辻政信签发的电报是“命令水上少将死守密支那”。这个命令很不寻常，整个太平洋战争中只有这么一封。他命令的不是“水上部队”，而是“水上少将”。辻政信是这样解释的：“诺门坎战役，有过指挥官未经许可擅自后撤的事情，所以这次要明确指挥官的责任”。７月１９日，从军司令部发出来给水上少将的电报是：“今后称贵官为军神。”

水上少将看到这封电报苦笑着说：“一直是这样，人还没死，悼词先到。”最后在丸山大佐提出退过伊洛瓦底江，在东岸重新组织防御的时候，只好默默同意丸山的建议，在部队渡江之后，自己在西岸自杀。因为水上知道他没有退路，如果撤过了江，肯定会受到追查。其实那封胡扯的电报连发电人都没有，事后查明乱封军神、置人于死地的不是别人，还是辻政信（当时白崎调去１８师团当参谋长了，辻政信接任）。日军的３个据点在８月初就丢了，９月１０日拉孟守备队覆没，１２日腾越守备队覆没，只救出了一个平嘎守备队。１１月１９日，中国远征军向第３３军司令部所在的芒市发动总攻，迫使其仓皇撤退。在撤退前，辻政信却没有忘记找来一直被他收藏起来的国军俘虏–卫立煌的直属谍报组长恩义章中尉。辻政信让他给卫立煌捎去一封信，里面是当年在溪口祭奠蒋母的照片，请卫立煌转交蒋介石。辻政信知道，这场由他们挑起的战争已经失败了。

但辻政信似乎并不关心是不是已经失败，他更关心的是有没有仗打。这时候，缅甸方面军司令木村兵太郎中将（就是那位后来扔下部下从仰光逃跑，最后在东京被绞死的甲级战犯），在１９４５年２月６日发出了也是日本陆军历史上没见过的“对个人感状”，相当于中国的嘉奖令。表彰的对象就是第１５军高级参谋辻政信，理由是“奇策纵横，积极果敢”。大凡面临失败的军队嘉奖令最多，但在嘉奖令满天飞的日本陆军，表彰一个参谋还是没见过的。后来木村准备在伊洛瓦底江使用第１５军和英军决战。辻政信知道这个消息，和本多商量，说要到第１５军去帮忙。本多则说：“你拿了个人感状，全军上下都在议论纷纷。现在你去１５军，成功了，是你的功劳；失败了，与你无干，这未免太过分了。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不就是一张个人感状吗？辻政信当着本多的面撕了个粉碎，点火烧了，还把高级参谋的图章和印泥放桌上，附上纸条：“要用自己随便盖”–辻参谋又罢工了。他哪来那么大的胆？答案很简单：缅甸方面军参谋长是田中新一，当年辻政信任参本作战班长的时候，田中是作战部长。其实这个战役的策划者就是辻政信。所以才有２月８日，田中新一先向第１５军参谋长吉田权八少将发了辻政信的配属命令以后，第二天木村再向本多司令官发辻政信的调出命令这样颠倒的事情。

不过在缅甸战场，辻政信犯了事。战后，原缅甸方面军参谋金富与志二少佐，在接受美军审讯时，被反复问到辻政信的战争犯罪问题。检察官拍着桌子说：“不要包庇同伙。告诉你，对于战犯的搜查可能会中止，但对人道的犯罪将永远没有时效。”这个“对于人道的犯罪”是什么意思？原来缅甸方面军第３３军参谋长片仓衷少将，在１９６６年２月回忆说：“辻政信在缅甸战场为了’鼓励凌驾于敌人的勇气’，居然强迫士兵吃英军的生肉。”他还提出了具体证据：“我的副官关本少尉，战后在兵站医院自杀，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害怕辻政信的生食人肉事件被追究。司令部还有一名少佐战后也向我证明了此事。”原来在中国东北就有辻政信吃抗日战士人肝的传言，但没有人证。从片仓衷的证词来看，传言并非空穴来风。１９４５年６月，辻政信被任命为驻泰国曼谷的第３９军作战主任参谋。

任命前，辻政信刚中了一次游击队的埋伏，右臂骨折，右大腿贯通，左臂右足和脸上多处负伤，全身算下来３０多处伤，但命保住了。辻政信参加过７次大战役，上海，诺门坎，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几内亚，瓜岛和缅甸，每次都受伤。作为没有担任过军事主官的参谋，没有人有这么多的战伤，这也是辻政信能够压人一头的地方。７月１５日，辻政信又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第１８方面军高级参谋。司令官中村明人，参谋长不是别人，就是他在关东军的上司花谷正中将。此时，距日本投降还有一个月。

无踪的狼迹

其实，辻政信早就预料到了日本的失败，他表面看起来莽莽撞撞、随心所欲，实则非常细心。如果说公祭蒋母还只是沽名钓誉，那么在缅甸撤退时给卫立煌的那封信，就是在为自己准备后路了。当天辻政信就擅自飞往西贡，和他的老朋友林秀澄大佐密谈。

辻政信向林秀澄提了一个他一直在想，并已经有了成熟的答案的问题：“从现在开始谁将是东亚的盟主？”林秀澄想都没有想，脱口而出：“蒋介石”。辻政信喃喃念叨着：“蒋介石。胜利以后蒋介石一定要消灭共产党，他一定会要我们的。”林秀澄开玩笑说：“那你去找蒋介石？”谁知辻政信很认真地回答：“我决定去重庆了。”

辻政信回曼谷后立即找了花谷正，提出一个地下潜伏的方案。花谷正对辻政信可谓知根知底，知道英国人来了不会放过他，也就同意了。不过中村有点不放心：“这个人怎么处理？”花谷正非常干脆：“上报军部，按阵亡处理了。”

８月１６日，日本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第二天，辻政信留下了一个写着“故陆军大佐辻政信遗物”的木箱，化名“青木宪信”（“青木”是辻政信老婆的娘家姓），带着７个当过和尚的少尉和见习士官，以和尚的身份进入了日本人的纳骨堂。

英军９月１５日进驻曼谷。司令官蒙巴顿勋爵在受降仪式上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交出辻政信。”英军根本就不相信辻政信已经阵亡。因为自从他到泰国后就没有大规模战斗，怎么可能在泰国阵亡呢？英军把目光转向了在泰国的日侨，包括和尚，并开始怀疑在曼谷的日本纳骨堂了。辻政信知道如果再不赶快行动，被英军找到只是时间问题。怎么办？他不懂泰语，万般无奈，只好再赌一把：去找国民党在曼谷的军统机关。辻政信知道这一把赌的是自己的性命，可他当时已没什么赌本了，但辻政信仍判断军统宁愿自己动手杀掉他，也不会把他交给英国佬，因为当时在泰国，中英关系相当紧张。日本投降后，在曼谷的华人纷纷挂出中华民国国旗以示庆祝，但遭到了泰国当局的禁止。当时泰国政府曾经投降日本，泰国国旗在华人看来等同于太阳旗，于是街上仍然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泰国当局见禁令无效，就出动了军警取缔，华人则开始了武装抗争，后台就是军统组织，而进驻泰国的英军居然置身事外，“保持中立”，听任泰国军警屠杀华人，最终酿成了１９４５年的“９·２８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辻政信想，如果以收集的“９·２８事件”的情报作交换的话，做成交易是很有可能的。

１０月２３日清晨，辻政信直奔军统局驻泰国机关“中华民国国民党海外驻暹办事处”。敲开门后，辻政信开口就是：“你们是蓝衣社吧，成先生在不在？”面对军统特务惊愕的眼光，辻政信给了一张纸条，上写：“我是日军参谋辻政信，现躲藏在英军司令部旁边的日本人纳骨堂里，如果想知道’９·２８事件’的内幕的话，请２６日到纳骨堂找我”，说完扬长而去。表面坦然的辻政信，内心其实十分不安，他在纳骨堂等到２７日还没见人来。２８日晚上，他只好再次去找军统机关。这次成先生在家。辻政信等这位姓成的上校特派员坐定后，就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加上比画和写汉字，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成上校对辻政信那些东亚联盟，中日提携的废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接任何话茬。但当辻政信说起公祭蒋母时，他打断了辻政信：“辻先生，给我们一点时间报告上峰。在接到指示之前，我什么都不能答应你。”辻政信马上以退为进，钉上了最后一根钉子：“你也可以把我交给英军。”成上校进了内室。３０分钟后，成上校再次出来对忐忑不安的辻政信说：“可以，戴笠先生请你去重庆面谈。”

其实，里屋就坐着一个姓邢的中将特派员和姓黄的少将特派员。为什么一直没有给辻政信回音，只因为这事实在关系重大，他们一定要得到戴笠的指示。

１０月２８日，“日僧青木宪信”留下了一封遗书后“投井自杀”。１１月１日早晨，辻政信在４名军统局中校特派员的护送下，乘火车前往泰越边境，然后渡过湄公河进入越南，将辻政信交给军统越南站。辻政信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离开了泰国到了河内，这是辻政信自己的说法。国民党没有公布过有关资料，所以无法验证辻政信离开泰国的准确日期。为什么这里要提到辻政信离开曼谷的日期？因为１９４６年６月９日，拉玛八世在自己的王宫寝室里中弹身亡，死因不明，泰国当时不准讨论这件事，但一直有谣言说是辻政信所为。２００１年，一位加拿大人威廉·斯蒂文森在《革命的国王》一书里分析了整个事件，排除了一切可能性以后，指出凶手就是辻政信。不过辻政信说他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已经离开了泰国，所以辻政信是否谋害了拉玛八世就成了历史谜团。有趣的是，对辻政信是否谋杀拉玛八世一事，了解他的日本人比别人更相信，因为这符合他的疯狂性格。

河内对军统局来说是安全地带，因为北纬１７度线以北的日军是由中华民国受降，进驻河内的是国民党军。辻政信到河内是１１月２９日，离开是１９４６年的３月９日，在河内，辻政信等了戴笠３个多月，却没人来管他，辻政信干脆帮着出主意应付国民党军查战犯。所谓“查战犯”“查汉奸”，其实全是“查腰包”。掏出钱什么事没有，要是没钱就把你死啦死啦。当时３８军的高级参谋岩国泰彦和辻政信商量，把军部的２３根金条埋在了法国总督府里。战后辻政信老在想办法把那批金条弄出来。

３月８日，和第３８军的参谋们一起喝过离别酒以后，辻政信坐上邢中将搬家用的大型运输机从河内到了昆明，１９日再从昆明飞到重庆。辻政信刚到重庆安顿下来，

３月２４日，传来一个让辻政信五雷轰顶的消息：戴笠坠机身亡。这下辻政信就成了没人要的包袱了。军统局的郑介民和毛人凤成天忙着争权夺利，谁也顾不上这个原来准备用来打共产党的辻政信。辻政信成天就和一批小特务瞎混，或是见一见过去的周佛海之类的朋友，要不就一次次写报告上呈蒋介石，但都石沉大海。正当辻政信无所适从之时，６月３０日一纸命令突至，让辻政信去南京。７月１日辻政信在南京机场降落后，来迎接的军统人员向他出示了这样一份命令：“史政信即日起于国防部第二厅办公。部长，白崇禧。”

“史政信”是辻政信的中文名字，日本战犯在国民政府国防部机要部门工作，辻政信是第一人。第二天。辻政信就和其他国民党军军官到蒋介石官邸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辻政信注意到了两点：首先，除辻政信外无一人步行，全都坐着美国吉普；第二，那天下着小雨，大部分军官打着雨伞。在辻政信看来，这支军队和共产党作战，悬。７月底，又来了一位日本人，第１３军参谋长土居明夫中将。再往后就越来越多了，包括将官２人，佐官四五人。这些人都放在“第三研究室”里，说来有趣，一开始是让辻政信制定《西伯利亚作战纲要》，辻政信一头雾水，不知道蒋委员长是真要去打俄国人，还是想把计划卖给美国人。后来东北吃紧，委员长手中居然没有东北作战地图。日本人也没有，关东军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东北作战。所以辻政信和土居明夫就在国防部编制东北军用地图。两年下来，辻政信对国民党军队和政治有了深刻了解。他对国防部次长、一级上将黄杰提出的建议是：“放弃东北，将主力撤进关内，确保长江以南，准备在华北打持久战。”几乎同时，在北平的冈村宁次大将也向蒋介石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因为１５年的战争，已经教会了这些输光了赌本的败军之将，如何解读战争的趋向。黄杰对辻政信的建议深以为然，但对于自认为抓得一手好牌的蒋介石来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要听也得像冈村宁次一样输光了以后。既然无人理睬，辻政信向国防部长白崇禧提出了辞呈，返回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