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伊绯
1912年，东北“鼠疫”传至上海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之后成立的中华民国，迎来了民国元年。这一年，按农历为“壬子年”，即民间习称的“鼠”年。也正是在这一年，上海接连出现了“鼠疫”。
1910年，东北地区爆发鼠疫，一个月之间已造成近四万人染疫身亡的恶果。当地行政长官对疫情的无知，以及基于这种无知的“无畏”，给当时被清政府急召赴任的伍连德曾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称：他抵达哈市后次日晨急赴当地县衙门，居然还在客厅等候了半个多小时，地方长官方才驾临。与之交谈后的印象是：“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形势的复杂化，并使疫病向更远的南方蔓延。”
东三省防疫之景况，刊于《东方杂志》第八年第一期，1911年2月
确实，“疫病向更远的南方蔓延”，从东北源发鼠疫到传播至上海，不过月余甚至更短的时间。
可以说，1910年的东北与上海，几乎是接续发现了鼠疫，只不过，前者是源发地，爆发性质的，后者是传染地，局部性质的。此次鼠疫传播之迅猛，极可能正是“自南人赴垦后”，经铁路沿线，传入江沪地区的。
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创刊号发刊词）为宗旨，是上个世纪初国内影响最大的百科全景式期刊。
该杂志于东北鼠疫刚刚平息的1911年3月，刊发了一篇《鼠疫之豫防及看护法》，应当是上海期刊中较早提及预防鼠疫的科普文章。此文并非国人原创，而是译自日本《卫生新报》第一百十五号，译者乃是商务印书馆元老杜亚泉。
杜亚泉译《鼠疫之豫防及看护法》，刊于《东方杂志》第八年第二期(19110325)
1911年6月6日，《时事新报》就迅即刊发出了一份可防鼠疫、包治百病的所谓“清醒丸”的广告。广告词称其为“家家案上必备之金丹，人人囊中应有之珍品”，将其誉为“治瘟避疫之奇兵，急救袪痧之上将”。在“清醒丸二十大功效”一栏中，更明确提到“鼠疫症现时，此丸可日服一次，每次五六丸，疫气自不能传染，因此丸善杀菌毒”。
清醒丸广告，刊于《時事新報》，1911.06.06
此后数日，“清醒丸”广告常现报端。姑且不论其疗效究竟如何，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从医药商家迎合大众需求的层面上间接反映了，上海社会各界对疫情开始有所关注，民众已然有开始寻求预防的恐慌心理。
上海社会各界对政府当局公告，自然也备加关注。1911年6月8日，《时事新报》的“本地时事”版面，头条报道题为《检查鼠疫之文告》，向上海民众及时通告了近期防疫与检疫情况。据公告可知，早在1910年末，即成立“中国公立医院”，专事检疫、防疫与诊治工作。当时即“选派男女医生在疫气发生地面逐日挨户检查”，收治“公共租界及闸北华界染疫华人”。只是，当时是否检得，在何处检得疫情，公告中未曾透露。
【检查鼠疫之文告】，刊于《時事新報》, 1911.06.08
不过，时至1911年春，“由北方鼠疫渐次流行”，上海当局再次开展检疫防疫工作，工作力度也进一步增强。检得“华界天保里四十号之潮州人翁姓”家中疫情，因翁家“其妇亦患热症，潜避至法界嘉善旅馆”，可知染疫者已由华界传播至法租界。又称“此次发现先在华界，继在英界”云云，可知华界、法租界、英租界，当时俱已出现疫情。且当局“已于四月念八日起派华医王培元等在公共租界海宁路一带，挨户检查”，可能怀疑公共租界也难免出现疫情，只是公告中尚未明确公布，只是希望“各铺户居民人等”配合检疫工作，谆谆告诫称“于尔铺户居民有百益而无一损”。
自建中国公立医院
编印《鼠疫良方汇编》
据《检查鼠疫之文告》可知，1910年冬月间，上海当局“拨银一万两”，又“筹集商捐”，在官方拨款与社会各界募捐的情况下，为上海的华人居民专门建成了一座中国公立医院。这样的官民联防体系之建成，为上海华界的检疫防疫工作顺利开展铺垫了良好基础。
中国公立医院之大门，上海
中国公立医院的领导者，乃是“公举前署山西冀宁道沈为总理”，即曾任山西大学堂督办的沈敦和。沈氏字仲礼，浙江宁波人，中国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慈善家。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专攻政法。
在出任中国公立学院“总理”（即院长）之前，在社会公益活动方面，沈氏的另一创举，乃是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发起成立中、英、美、德、法五国合办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被推举为中方办事总董，为中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被誉为“中国红十字会之父”。
沈敦和，着紅十字會公服像，刊于《华安》杂志1920年第10 期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沈敦和历任大清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常驻上海。先后创办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红十字会总医院及医学堂、天津路分医院、中国公立医院等，兼任上述各院院长。这些医院，主要是为上海华界居民服务的，在上海出现疫情之后，自然也应发挥检疫防疫与诊治染疫者的职能。
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上海
据上述履历可知，1910年因上海租界发现鼠疫而在华界应急自建中国公立医院，官方与绅商各界“公举”沈氏出任院长，一方面确因沈氏个人业绩突出而实至名归，另一方面也因沈氏出任而有利于整合华界商业、公益与医疗资源，更好的推进防疫工作。
中国公立医院早在1910年开办之初，即于当年年末编印了一种名为《治疫新法》的宣传单。此单主要是分送上海各大报馆，要么请报刊转载，要么随报附赠，总之，是竭尽全力要让上海民众周知的。
此单内容乃是转录香港民政司1908年所印公告，是当年香港鼠疫流行之际，当地官方用于“安抚华民”的公告。中国公立医院方面在文末明确称“今本埠恐有传染，故特重印分送及登诸各报”，显然，这是应对1910年上海出现的零星疫情之举。这样的应急宣传之法，突显着沈敦和主持之下的上海华界防疫工作之紧张有序。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公立医院迅即编印初版了《鼠疫良方汇编》一书；又于1911年5、6月间，再版重印。此书版权页上标明“非卖品”，开本小巧，便于携览，显係赠予上海医学界及公共卫生领域相关人士的防疫参考读物。
上海中国公立医院编印《鼠疫良方汇编》，1910年初版，1911年再版（非卖品）
上海中国公立医院编印《鼠疫良方汇编》，1911年再版（版权页及序言）
此书采辑传世各类中医良方，以中药预防疫症感染、中医调理染疫者临床症状为编印主旨，期望社会各界克服恐慌心理，提高防疫意识，科学防治结合。初版与再版序言，对上海出现疫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对运用中医防治疫症的说明，均有简明扼要的记述。
书中两篇序言，各约五百字，皆简要清楚的说明了1910年上此海确实出现疫情，社会各界对此特别关注的情形。仅据两序所述，可知1910年秋，上海租界确实发现鼠疫，且“西人实行查检，人心震骇，几酿风潮”。
这一“风潮”，实际上是上海租界外国居民与华界居民之间，因公共卫生观念不同所发生的冲突，甚至因检疫防疫之事，使华界居民有了搬迁之议。华洋冲突到了这种程度，于公共安全与市场经济都会有极大影响，于是上海当局与商绅各界紧急磋商，官民联办自建了“中国公立医院”，专门从事华界居民的检疫防疫与诊治工作，事态才有所平息。
【租界中鼠疫又现】，刊于《时事新报》, 1911.05.26
通览两序，皆未言及东北疫情，可知当时上海各界对此或并不知晓。而沈序明言“斯症发端于粤闽等埠”，苏序也袭用沈说，称“鼠疫之所由来，实始于闽粤”，加之之前翻印的《治疫新法》宣传单，更是直接源自香港民政司1908年所印公告，可知当时上海各界俱将上海疫情认定乃是由香港舶来。
《鼠疫良方汇编》的主要内容，更是直接借鉴闽粤地区及香港华人防治鼠疫经验，沈序中称先是“得获南海梁达樵君《辨症求真》一书”，后有“闽峤友人，亦以该埠所刊《鼠疫约编》邮示”，基本就是整合这两种医书而成。至于上海疫情的病源究竟是“腺鼠疫”还是“肺鼠疫”，书中并无这样的现代医学概念，在专业检疫防疫规范方面，也未置一词，仍是乞灵于传统中医药，“依据古方，按图索骥”，“删繁就简，都为一卷”而已。
彼时，上海虽不是疫区，可当年作为海陆两股疫情传播路线上的最具规模的中心城市，疫情一旦触发，若得不到及时管控，后果真不堪设想。之后不久，上海当局与中国公立医院方面迅即引进现代医学理念与设施，来应对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疫情。
时局动荡，上海防疫未曾松懈
应当说，1911年前后，上海当局与社会各界在检疫防疫方面所建立起来的官民、华洋联防体系，虽最初乃是因租界疫情触发“风潮”而催生，但渐为各方重视与理解，在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之下，借鉴与整合多方经验（尤其是较快引进了现代医学理念与设施），形成了规模与规范。这一初具规模与规范的防治体系与经验，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已呈首屈一指之地位，已经具备了向其它省市输出防疫经验的实力与资格。
为此，当后来东北地区再次出现疫情之时，上海派出医疗救助队伍，亦属情理中事。1911年6月28日，《时事新报》刊发报道，题为《拨派医生赴东》，即称“日前沪道刘观察接江督张制军电，谓上海已有专治鼠疫医院，成立后不乏中西医士治理，请再拨派华医四人至该省施治”云云。
1911年8月间，《时事新报》接连以《上海鼠疫发现志》为题，连续六次发布官方检疫进展及诊治患者结果。8月11日，带有阶段性总结意味的《上海鼠疫发现六志》刊发，表明自天保里华人发现鼠疫并及时送诊之后，再无传染病例出现，疫情基本得以控制。
【上海鼠疫发现六志】及其他相关报道，刊于《時事新報》，1911.08.14
文中特意披露了一桩非常特别的案例：一位在上海染病，但又潜逃至镇江终至病发身亡者，其隐密踪迹还是被当局想方设法探得，还将这一身亡患者已经下葬的棺木掘出，施以严密消毒防疫措施。
此文之后，同日同一版面的报道还有《续志闸北防疫办法》《公立医院医痊鼠疫重症之报告》等，无不显示出上海当局在防疫救治方面的现代化与规范化。
8月19日，《时事新报》刊登《关于检查鼠疫之示谕》，通知天保、松成、均济里的华人居民，全部暂时搬迁至当局修筑的棚屋之中，以便对这些区域中的民居进行全面的消毒与清洁工作。之所以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民居消毒工作，文中详细陈述了理由，称“惟天保、松成、均济等里各沿马路房屋，现经发现疫气，深恐藏匿鼠类，非将该处居民暂行迁移，将所住房屋设法薰洗，不足以保公安而杜传染”。
【关于检查鼠疫之示谕】，刊于《時事新報》， 1911.08.19
为减轻居民生活负担，打消民众疑虑，当局决定迁居暂住期间“饮食起居由公家供给，不取分文”，“一面由本总局会同防疫所派人将各该屋如法薰洗，搜捕鼠类，多则十日，少则一星期，该居民人等，即可各回旧处”。不仅如此，当局还特别考虑到“凡我居民，在此十日内或一星期内因此旷业，进款骤减，不无可悯”，“除由本总局各津贴半月房金外，无论男女，大口给洋二元，小口给洋一元，以示体恤”。
诸此种种强有力且人性化的防疫措施之下，上海疫情在当年9月，基本得以控制，告一段落。然而，两个月之后，疫情又现。《时事新报》于1911年11月30日刊发了一条《鼠疫近又发现》的简讯，称“本月初八有李荣奎一名二十四岁通州人，向在小东门城内画锦牌楼计宅作厨司，因病至仁济医院就诊，由西医验係鼠疫”。报道中特别提到，“现虽四方多事，而防疫一层，未敢稍懈”，“逐日仍派医查访，如同胞患病有疑似鼠疫者可迅至天津路分医院验视，慎勿延误，致伤生命也”。
所谓“四方多事”，乃是指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土崩瓦解，南北各地战火正炽，政局动荡至极。
须知，1911年11月，上海起义已经成功，上海独立已成定局。刚刚脱离清政府的上海当局，迅即成立军政府，但临时中央政府尚未组建，江浙各地尚处在各自为政，军政独立的状态之下。应江浙两省之请，沪军都督府发出通电，呼吁各省派代表来沪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则也发出了相同的通电，意在由湖北军政府作为临时中央政府。湖北作为首义之区，上海方面无力抗衡，便同意将代表会议迁到武昌。与此同时，宣布独立之后江浙沪组成联军，开始进攻南京，并于12月2日，攻克南京。
正是在江浙沪地区业已独立，并组织联军进攻南京之际，在此极其艰险莫测的特殊情势之下，上海当局仍坚持“防疫一层，未敢稍懈”，难能可贵。
“鼠年”
上海发现但控制住了“鼠疫”
1912年5月22日，上海防疫中西董事会，在德国领事馆开会，通告香港发现鼠疫，并研讨上海防疫对策。会议代表一致认为，“上海与香港相离甚近，最易传染，虽经各国轮船公司竭力反对，然为郑重人命起见，不能不严加防范，兹由众公议香港来沪船只必须预防，以免传染”。
具体的防疫措施，也在会上议定，要求“船抵吴淞或上海，用驳船将货卸空，然后在空船用硫薰法杀鼠，如係船不能卸空，即用炭气薰法杀鼠”，“即日出示实行，并请卫生处及公立医院在租界严密防疫”。虽然对香港来沪船只消毒的举措，是为保障租界公共安全而设立的，但从客观上对整个上海的防疫工作也是有着相当贡献的。而且这样的举措，后来也形成了制度与规范，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伍连德出任上海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时所出台的各种检疫规范，已然如出一辙。
中国公立医院之实验室与办公楼，上海
与上海租界的防疫行动几乎同步，政局初定、进入中华民国时代的上海当局，很快也开展了持续有序的检疫防疫工作。
应当说，由于商贸繁荣、华洋杂居，加之公共卫生条件与设施都还相对薄弱，一个世纪之前的上海地区，每年发现疫情的几率都是有的，但基本都在较短时间内得以管控。之所以能这样良好的防疫成效，一方面与清末民初的上海当局始终重视检防综合治理，始终视疫情管控为商贸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有关；另一方面，上海租界居民始终强调防疫自保并力促当局重视，相关检疫防疫经验也为当局所借鉴；正是这两股内外互动的力量，合力营造了虽时有疫情但又时时可控的局面。
实际上，之后上海地区确实已经出现了个别的、零星的鼠疫感染者，但这些病例很快的即在日趋完善的防控体系中被逐一甄别与诊治了。遍览《时事新报》1912年全年的版面内容，预防检疫工作通告时有出现，但终未爆发大面积的、一系列的重大疫情，足见管控得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12月，“鼠疫”一词及鼠疫预防常识，被写入国文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当时三、四年级的小学生，都会在课堂上诵读这样简明扼要的医学常识：
鼠疫之由来甚古。五百年前，尝盛行于欧洲，死人无算。近则闽、广、奉天等处，已见发生矣。
疫之发生也，鼠先染之。鼠染疫，则血液中含有毒菌。鼠虱吸之，转而袭人。人感其素养，遂发大热，数日即死。医治得活者，十无一二。
鼠疫预防之法，以杀鼠为最要。封窟穴，谨盖藏，则鼠类无所容身。畜猫以捕之，设笼以诱之，或置毒于食品以毙之，则鼠类不能生存。如是，疫病自无从而生矣。
辟窗户，除尘秽，使居室清洁，亦足以防疫。不幸疫病已生，则所用器具，皆宜滌以沸水。病者之衣服，宜以火薰之，或以消毒药水洗濯之，所以免传染也。
单级国文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首次将“鼠疫”概念写入教材，1913年初版
遥想那一个世纪之前的上海，在大清王朝与民国肇始的革故鼎新之际，在由香港舶来的与源自东北地区的两股“鼠疫”夹击之中，在内陆与海上交通并未全面阻隔的情况之下，极其有效的管控住了疫情，尽最大可能隔离与诊治了部分感染者，并且对于因受疫情影响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当地居民予以了相当力度的抚恤与补偿，真可谓那个时代的中国都市防疫典范。
经过近十年的防疫检疫工作经验积累，1920年前后，上海当局出台《鼠疫预防法》《上海吴淞两处防护染疫章程》，载入增订版《上海指南》卷二“地方行政”卷中，非常明确的对当地居民及来沪船舶人员，指示鼠疫及其他传染疾病防疫检疫办法——这样的“地方行政”之法，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增订十二版上海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印行，印有官方颁布《鼠疫预防法》及相关规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