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二

言信

来自专栏姚雪森文集研究

——大撤退

以怀来阻击战为主要战斗的东线战场，从1946年9月29日打响，到1946年10月11日下午两点半主要部队撤退，前后共打了13天。一直到10月12日，怀来战场上仍有枪声存在，这是冀察部队被国民党军包围的失散人员在做着最后的抵抗。

我的分析：

1946年9-10月交接的晋察冀东线战场，共军投入的兵力总计八个旅，五万多人。但在一线阻击阵地上唯一与西进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抵抗的，只有二纵的两个旅万余人。晋察冀野战军其余六个旅，五个旅（杨苏一纵三个旅、三纵七旅、四纵十旅）隐蔽在怀来以南地区，以逸待劳伏击企图走捷径的国民党军。还有一个旅——冀察军区组建的独立五旅（原刘道生纵队第八旅），在二纵后面担任预备队。

晋察冀野战军下达的11日下午两点半的撤退命令，以逸待劳的那五个旅立即执行，转移离开怀来战场。独立五旅和从宣化撤退的冀察军区一起走，从怀来往涿鹿县方向退去。二纵的四旅、五旅走得较晚，因为一线部队各营连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阵地犬牙交错在一起，一时很难收拢部队。最后，收拢到大部分部队的四旅经门头沟、涞水县，往自己的老根据地易县方向退去；五旅走路最少，从怀来退到门头沟就不走了。

二纵的四旅、五旅比其他晋察冀部队退的较晚，我认为是由几个条件造成的：

1、二纵这两个旅是怀来阻击战的唯一部队，伤亡较大，有牺牲者的遗体需要掩埋，有伤员需要抢救运送，特别还有一线与国民党军胶着的部队需要收拢。

2、二纵是冀察的部队，怀来战场就在冀察的地盘上，从怀来往南走不远就是四旅、五旅诞生的老根据地，在自己家门口打仗，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所以敢于最后撤离阵地。

3、二纵司令兼政委郭天民去涞源县参加晋察冀军区领导会议去了，撤退时遭到轰炸的冀察军区及其医院走得不远，也决定二纵不能急于撤退，即使上级没有布置殿后的任务，但也有自觉担任殿后的义务。

4、造成怀来东线战场草草收尾的主要原因，是1946年10月10日晚间紧急通知的张家口、宣化的突然撤退。这个突然决定的大撤退不仅让这两座城市中的所有人措手不及，也给了怀来前线担任阻击任务的干部战士以巨大冲击。

关于战场上被迫遗留部队的问题：电影《集结号》上演后，许多人对共军部队故意遗留和牺牲掩护部队的做法感到不解，认为是“给人民军队抹黑”。但实际上，由于战场上种种难以预料的原因，由于联络中断、通讯不畅、战局的需要等等，被迫滞留下某些部队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常有的事。

1939年11月初发生在晋察冀一分区的“黄土岭战斗”，今天已经被载入军事教材的杰出范例。但有谁知道，黄土岭战斗收尾时，参战的五个团有一个团在最需要的时候离开战场、两个团不辞而别，剩下的最后两个团，竟浑然不知。

一二〇师特务团根据背后三岔口方向传来的枪声，知道敌援军已到达，于是带着缴获的战利品悄然退走。最后剩下的主力老一团始终都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只有一团团长陈正湘发现兄弟部队的阵地上枪声都停息了，出现的都是鬼子的钢盔，这才察觉到事情不对，率一团赶紧撤下。如果再晚走一刻，就被增援来的鬼子给围上了。

1946年10月11日怀来县战场的二纵主力撤退以后，阵地上还遗留下多少通知不到或通知到但无法撤下的部队，我猜四旅、五旅加起来，起码能有几百人吧？没有这几百人的拼死抵抗，让国民党东线几万部队与西线偷袭张家口的傅作义部队会合，然后合击、追击仓促撤退的晋察冀机关、学校、团体，尤其是带着几千伤病员撤退的医院，你走得脱吗？

由于并不知道张家口、宣化已经放弃，不知道连怀来县城都落到国民党军的手里，从阵地上突围的四旅、五旅零散人员，毫无方向的在宣化县、蔚县、涿鹿县一带转悠，很多天后才找回部队。这还是运气好的，牺牲的、被国民党军俘虏的，还不知有多少呢？

1946年7-8月间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交战，两个月后共产党被迫放弃控制在自己手中一年多时间的城市张家口，这同中央和晋察冀军区领导的战争决策失误有很大关系。当然，说国民党军的力量过于强大，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主要还在于自己一方的决策失误。

以怀来阻击战为主要内容的东线战场，虽然面对的国民党军力量强悍，但基本上国民党军讨不到便宜，反而折兵万余。兵力损失上大于共产党军队。

开战前，晋察冀军区领导人给怀来前线、特别是担任阻击任务重担的二纵部队的印象，是下定决心要保卫张家口的。聂荣臻亲临二纵，为四旅、五旅连以上干部做临战动员，现在的历史资料中一般都不被人提及。只在极少数领导人（比如当时的五旅旅长肖文玖）的回忆录中才被提到。

我认为二纵司令员兼政委的郭天民、冀察军区政委兼察哈尔省委书记的刘道生也是当真了。这两个人在开战前亲自在阵地上指导干部战士们修建防御工事，战斗打响后，“誓死保卫张家口”成为最常见的阵地口号。所以国民党军在怀来东线战场上费尽牛劲，却无法前进一步。

眼看东线战事不顺，像大同被围一样，蒋介石将张家口划归十二战区傅作义管辖。早已做好准备的傅军立刻出动，从西北方向直扑张家口。傅军主力部队集结在集宁，由傅之头号得力干将暂三军军长董其武指挥，共计精锐主力部队2万余人。

1946年10月8日，傅作义发挥骑兵的优势，把守在柴沟堡一线华北四纵及晋绥主力撇在一旁，骑兵指挥孙兰峰率刘春方骑4师，鄂友三骑12旅，由集宁玫瑰营子至尚义之间出发，10月9日下午2时许，只用一天时间，已突进到距张北县城5公里处。

经过3个多小时战斗，闻讯赶来增援张北的晋察冀军区警卫团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伤亡惨重。团长李金时（1940年，曾任一分区一团二营教导员）看到大势已去，再无力抵抗，于是带领残余力量被迫撤走。9日下午五点多，骑四师占领张北县城。

张北县城失守消息传到张家口，张家口空虚，聂荣臻立即派李湘、张明河教导旅火速赶到位于张北与张家口之间的天险狼窝沟一线抗击敌人。这个张家口教导旅，前身是冀晋军区主力组成的赵尔陆纵队一旅，旅长李湘，在平西挺进军肖克的手下干过；张明河的前任旅政委曾美，今天还在世，是晋察冀出了名的几个百岁老将军之一。

1945年9-10月间，郭天民冀察部队占领张家口、宣化的时候，郭天民在二分区的老搭档赵尔陆奉命组建冀晋部队三个旅到冀东作战。在冀东，赵尔陆纵队属冀热察前线指挥部管辖，这个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是胡耀邦。

不久前，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带领延安赴东北的第二批“东干团”经过这里，过河北省平泉县之后，在辽宁省凌源县被国民党军截住，被迫返回。退到承德后，看见葫芦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大批开来，前去阻挡的冀东八路军根本抵挡不住，潮涌般的往回跑。尤其赵尔陆纵队在热河当地组建的第三旅，征召了三千农民参军，结果跑得一个不剩，还把其他的队伍给冲垮了。

为了阻挡住侵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胡耀邦立即组织第二东干团中的军队干部前去阻拦劝说，曾任新四军四师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的张明河是其中之一。四师师长彭雪枫，河南南阳人，张明河的老乡，对张明河很赏识。以后晋察冀军区紧急向延安报告，挽留胡耀邦、张明河这些军队干部在晋察冀工作。晋察冀军区曾组建第二野战军，冀察军区是刘道生纵队，冀中军区是黄寿发纵队，冀晋军区就是赵尔陆纵队。

最初，组建第二野战军的时候，张明河在冀中军区黄寿发纵队的干部名单里。黄寿发任副司令代司令员，帅荣任副政委，刘秉彦任参谋长，谭冠三任政治部主任。辖第1、第2两个旅。第1旅旅长周仁杰，政委漆远渥，政治部主任翁祥初。第2旅旅长肖新怀，政委张如三，副政委张明河，参谋长甘若彬，政治部主任李兆炳。值得一提的是，组成这第二旅的三个团，有冀中军区九军分区七十三团，十军分区七十六团（团长梁璞），以及献县反正的原伪军张鸿烈（地下党员）部独立第2总队编成。

这个张鸿烈，以后被编为补充四旅，1949年6月被编进北平纠察总队，仍在张明河的手下。以后因“历史问题”，没有后台出面说情，被聂荣臻下令拿下，发往青海劳改。

有一点要强调说明的是，这个冀中黄寿发纵队的两个旅，因为是新成立的，所以也被称为“新一旅”、“新二旅”。在河北省流传的张明河的传记履历中，有曾任“新工旅”政委的字样。撰写《张明河传》的作者杨瑞的上司，曾拿这一条履历记录说事，非要写进《张明河传》里面。这既出于对历史的无知，也暴露出缺乏考证历史的求实精神。其实只要稍细心点就会发现，手写的“二”，写的潦草了一点，上面一横与下面一横连笔起来，“二”就成为了“工”字。所以，张明河传记中的这个“新工旅”，其实是“新二旅”的误写。

此外，张明河在这个旅担任的是副政委，不是旅政委。晋察冀军队的历史由这等无知且顽固的腐儒来撰写，不乱套才怪呢？

1946年1月，国共内战即将停火的时候，所谓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没有了再编成的必要，刘道生纵队，黄寿发纵队都不再存在。但赵尔陆纵队却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因为冀东还在打仗，国共之间并不太平。当这个“黄寿发纵队”被取消之后，张明河去了赵纵队一旅，依旧任旅副政委。

赵纵队一旅当时驻守在长城古北口，旅长李湘、旅政委曾美、副政委张明河，下面是三个团编制。国民党军队来攻，想占领古北口，赵纵队一旅坚决抵抗，于是就打了起来。正当赵一旅占据上风，追歼国民党军的时候，美国人组成的军调小组出现了，宣布“和平了”。

宣布和平之后，赵纵队的二旅、三旅都被留在地方，成为冀热察的地方部队。赵纵队一旅因为是二分区老主力部队组成的，奉命被调到张家口，直属张家口卫戍司令部管辖。

1946年的1月底（那一年是阳历的2月2日过春节，春节的前几天），一支身穿着黑、绿、黄、灰杂色衣裳的军队，开进宣化大校场兵营。这支部队从密云古北口，经延庆、怀来、到达下花园，又乘火车到达宣化。奉郭天民司令的许可在宣化兵营停留，进行休整。接着郭司令及夫人亲自上门慰问，安排更换新军装，统一武器装备。接着，原赵一旅旅政委曾美调走，张明河从副政委升任代政委。

后来听说，副政委任职一年以上（特殊情况半年），可直接升任政委。张明河任副政委的时间不过一个月，所以只能任代政委。

在宣化休整期间，赵一旅又迎来了部队的改编。赵一旅与晋察冀军区教导师合并，改称“张家口教导旅”。因为和平了，不打仗了。新成立的教导旅编制为两个团，以原赵一旅的干部为主。晋察冀教导师有两个干部值得一提。这两个干部都在教导师的教一团，这就是副团长邹新民和团副政委张迺更。合编之后，邹新民仍任教一团副团长，张迺更改任教二团政委。

以后，邹新民这个教一团副团长任职时间不长。和平了，接着是晋察冀大裁军，邹新民带着一大批，约上千人被精简下来的原晋察冀教导师的干部战士留在了宣化，被合编进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邹新民任副校长，开始了与李青川的合作过程。

因为当时冀察军校留下的各路干部战士如此之多，以致自己都容纳不下了，不得不成立补充团，将一部分干部战士经冀东转移到东北解放区。据说，冀察军校的这个补充团成立之初，团长邹新民、团政委李振军。后来这个团出发的时候，邹新民被晋察冀军区留了下来，改任军区警卫团副团长（补充团团长是不是改为了一分区的干部刘凯？刘凯曾任新二团团长、后来病故，又改为赵光明）。

1946年10月10日教导旅奉命拉上狼窝沟的时候，全旅只有两个团的编制。而且全旅在集宁战役中严重受创，撤退时被傅作义骑兵追杀，折损近半数。此时刚刚在十三里兵营经过休整，补充了一些地方武装（张明河说都是些刚学会放枪的“翻身农民”）。

当时自内战开始后，晋察冀军区新的征兵计划尚未开展，原准备将一些划归到地方的部队收拢回来，但地方上交的都是新参军的翻身农民，用地方部队的名义上交的。

参加狼窝沟阻击战的除了教导旅这两个团，还有大约一个营的部队，这就是晋察冀军区警卫团剩下的不足三个连的部队。由副团长邹新民带领，将这三个连的部队编成一个营。

据说教导旅拉上去之前，郑维山对李湘说：驻守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2旅利用狼窝沟的工事，阻挡了苏军的进攻达三天。问李湘挡住傅作义军能有几天？

张明河说，李湘当时说：你要我们守多少天就能守多少天。结果呢，奶奶的，半天时间就垮下来了（10日上午10点开始打响，下午两点多就支撑不住了）。

狼窝沟战斗，教一团担任防守，占据在一年前日军防守苏军进攻的工事里。旅长李湘跟一线部队即教一团在一起。教二团补充的新兵多，在后面担任预备队。张明河原本在教二团，和团政委张迺更在一起，但中途跑上了狼窝沟阵地。因为怕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教二团九个连分布在张北公路直至大镜门的几个阶段，结果危机时不能及时收拢部队。邹新民的警卫营在狼窝沟沟口左侧，教一团稍后，教二团前面。

八路军部队总计两个团另一个营，合计约两千二三百人。傅作义进攻部队是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人数在一万至一万五之间。防守部队与进攻部队的比是一比五。

张明河在事后说，如果教导旅都是老兵，防守与进攻一比五的差别，教导旅绝对能守得住。但新兵就不一样了，与老兵的差距是不仅没有作战经验，而且“没胆”。张明河中途冲上教一团狼窝沟阵地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这些“翻身农民”一个个猫在战壕里，埋头在放枪。结果枪口是冲着斜上方的。他气得踢着一个个蹶起来的屁股，一边大骂：“他妈的，我让你们打仗来的，你们他妈倒打起鸟来了……”

狼窝沟实际上只守了大半天，上午十点开战，到下午两点多即告失守。教一团溃散的部队与张北公路上分布的教二团合在一起，沿张北公路边打边撤，迟滞敌人。幸好占领了狼窝沟的傅作义军队也在收拢部队，只有少数部队沿公路追击，被教导旅打回去了。

狼窝沟失守后，聂荣臻接到消息，知道张家口已无法再守，于10月10日晚6点，起草电报给军委，决意撤出张家口。聂荣臻本人10日晚八点多离开的张家口。其余机关、学校、团体、仓库，10月10日晚开始，连夜撤退。11日清晨在张家口通向宣化的大道上达到高峰。

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这段小插曲决定了李青川在效忠和效力杨成武、郭天民之后，又直接效忠和效力聂荣臻。这对他1948年2月被聂荣臻提名华北步兵学校教育长，1949年8月被提名开国大典阅兵训练副总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所以李青川后来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本事，但我有狗屎运，总有人提携。

聂荣臻撤离张家口，但此时晋察冀军区警卫团已不复存在，被打残的警卫团留在了尚义县，没有回张家口。此时从张家口返回到西线部队的四纵司令员陈正湘，途经尚义时与警卫团长李金时有一席谈话，八十年代李金时与陈正湘通信，还再次提到了这次谈话。

警卫团被打残了，没有回张家口，谁来保护聂老总平安回到涞源解放区呢？于是邹新民打电话给宣化冀察军校的李青川，李青川亲自带一个几百人的大队，为聂老总保驾。几天后的涞源会议上，聂老总与郭老总闹翻，李青川就像当年在一分区那样，毅然决然的弃旧图新，抛弃老领导，紧跟最高领导闹革命。

当年在一分区，杨司令与他的老上司、老胞泽，同在山西晋军共事过多年的二团长王天存、团参谋长段如山闹翻，李青川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杨司令一边。这一次，他也迅速表态，表示站在聂司令一边。

涞源会议之后，李青川回冀察军校，接着当他的校长。有一件事别忘了，此时任晋察冀军区警卫团副团长的邹新民，还一直都兼任着冀察军校的副校长呢。

1946年10月11日这一天，或者说，怀来阻击战结束的前一天，这一天是在张家口、宣化的所有共产党机关、团体、学校、医院大撤退的日子。大撤退，看似与怀来阻击战无关，实际上却关系密切。由于郭天民领导的二纵部队、当然还有杨苏纵队、杨成武纵队、陈正湘纵队在怀来县的拼死阻击，这才有10月11日那一天，张家口、宣化的几万名干部、职员、伤病员平安转移到根据地腹地。

实际上，大同、集宁战役失利之后，聂荣臻就准备放弃张家口。为此事，聂荣臻专门在私下里同杨成武商量过，得到杨成武的支持。9月15日召开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9月17日（张家口撤退的半个多月前）向中央汇报。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就是聂荣臻决定从张家口撤退，事先同杨成武一个人私下里商量过。

为什么是杨成武一个人？没有别人？

是因为杨成武从大同城下撤退时，先于别人，自己一个人率冀中军区组成的、当时直接隶属于晋察冀军区的三纵回到了张家口。以后，经聂荣臻提议，损失较大的三纵回到冀中休整补充，除留下了一个损失较小的七旅参加怀来东线保卫战。

后来看这段历史，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在空中用无线电话向董其武说：“根据在空中亲自侦察，看到张家口有火烟升空，在张家口至宣化之间的道路上，发现大部解放军向东移动，判断张家口的解放军已经撤退，我军宜速前进占领张家口，空军可以掩护前进。”

张家口撤退，人们先向东到宣化，然后从宣化过洋河大铁桥，接着横穿宣化县、蔚县，进入涞源县根据地。若是再早两天，从张家口往根据地去，还有一条路，就是过洋河、桑干河，从怀安进山西境内，到达根据地。但11日那一天这条路走不通了，被国民党军截断了。所以从张家口撤退的大军，都集中在经过宣化过洋河大铁桥向南撤退的这条路上。

而驻宣化的冀察军区及察哈尔省委、省政府撤退，并没有选择走这条路，而是沿铁路线一直往东南，经下花园，走怀来县这条路。走这条路并不是没有先例。1945年8月底，张家口最后一支撤退的日军，因为火车已完全不通，他们就选择步行，从张家口一路向东南，经沙岭子、宣化、下花园、怀来，到达延庆的青龙桥，最后到达南口，与等在那里的日军大队会合。

与日军的撤退稍靠后，但几乎是同一条路线，郭天民、刘道生率冀察部队主力，从房山，经门头沟、怀来，到达下花园。

一年前，日本人向东南走去，郭天民、刘道生从东南走来，都没有遭受到敌机的轰炸。但1946年10月11日的夜半时分，接到晋察冀军区通知立即向山区根据地撤退的命令，冀察军区机关及直属部队独四旅（独五旅正在怀来前线），冀察军区总医院连同大批大同集宁战役的伤员在内，以及一起随军撤退的察哈尔省委、省政府、察哈尔报社、新华社察哈尔支社等机构，以及包括有宣化靠拢八路军和共产党政权的积极分子、龙烟铁厂等一些宣化地方企业中的工人民兵和积极分子等普通百姓，总数逾万人，拂晓时分即出宣化，沿铁路线向东南撤退。途中，过怀来县渡洋河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扫射，渡河部队损失惨重。

记得我在以前说过，那次大轰炸发生的几十年后，我在空军北京医院，曾经同那一次大轰炸的国民党空军上尉分队长、我的一位湖北同乡交谈过。他在1948年12月驾机从北平的南苑机场起飞，到东北参加了解放军。他还是1949年开国大典上驾驶野马式战斗机飞越天安门上空的飞行员之一。以后他留在河北省涿县的六航校，今天的六航院，但任飞行教官。

他对我说，那一次国民党轰炸冀察军区渡河大队的飞机，原本是来轰炸防守怀来前线的主力部队的。但飞行员在高空望见，从宣化方向过来了潮水般的人流大军和车辆大队，疑是为怀来前线运送弹药和补充兵员的车队，于是临时改变轰炸目标，向冀察军区的撤退大队投放了炸弹。那一次的轰炸，加上扫射，使这些毫无防空经验的非战斗人员为主的大队损失惨重，河面上漂浮的共军尸体，一直到国民党军来了之后还存在着。

敌机轰炸时，刘道生没有跟撤退大队在一起，据说去同怀来前线指挥部的郭天民见面，商量要事。1947年春天，已经从冀察军区改编为察哈尔军区的机关干部们，曾经迎来了一个来自晋察冀军区的调查组，询问半年多前冀察军区的撤退计划是怎么布置和执行的？

如果推算那个时间，正是郭天民被撤职之后，刘道生带人出走冀热察，在那边滞留不归。晋察冀军区领导关心的是冀察军区那两位主要领导的责任问题，不是你冀察军区撤退时行走的路线问题。但那时的干部水平很低，思想觉悟很低，对上级意图的理解水平也很低，于是纷纷控诉这一次撤退路线，给冀察军区的干部、伤病员们带来了众多的伤亡。

其实在半个多世纪后分析冀察军区的那次撤退路线，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当时从宣化直接向南过洋河大铁桥撤退的晋察冀大队，同样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只不过轰炸的密度没有像怀来前线那样严重，而且在树林密布的田地上遭到轰炸，终究还有地方可以躲避。

刘道生制定走下花园、怀来的撤退路线，是由多种原因和具体条件所决定的。他和郭天民1945年8月底沿这条路过来，走过这条路线，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冀察军区，老根据地在河北省、察哈尔省交界的这块地方，涞水县是冀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走下花园、怀来，经门头沟进入涞水的平西地区，是最近便也是最熟悉的一条道路。沿途的政权都是冀察区所管辖的。

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冀察军区撤退时，郭天民司令率领的冀察部队主力正在怀来前线。刘道生自己也亲临怀来前线，观看二纵部队在修建工事。所以，宣化撤退，走怀来县和“自己人”汇合并一起撤退，应该是最好和最佳的选择。

当然，越接近前线，也就越容易遭到敌机的轰炸，这应该能想象得到。从这一点讲，刘道生选择的撤退路线没有什么可责难的。

——回家了

1946年10月的张家口、宣化大撤退，有一个鲜明的历史特征：你1945年8月从哪里出来，你1946年的10月就回到哪里去。尤其是冀察军区所建的野战部队，即晋察冀野战军二纵，更加明显。不用说，一分区所组建的四旅回到了易县狼牙山脚下，五旅则依旧回到了平西的山沟沟里。

为什么要回到出发的原点？就像今天的农民工，在外面转了一大圈之后，最终还要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不是小农业生产者的基本特征吗？因为这里面有一层供养关系。这就是当年，为什么说军队和老百姓是“鱼水”关系，军队离不开老百姓的供养，老百姓用小车给你送粮食，给你源源不断地送来新战士作为有生力量，你这支部队才能生存下来。

四旅、五旅都属于冀察军区，所以当时的情况更特殊一些，特殊在于：群龙无首，这个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都没有回来。首长没有露面，下面就议论纷纷：你说首长他没伤没病咋的，他为什么就不能回来交代一下工作呢？上面这是怎么了？

同时失去了司令员和政委的冀察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及所辖机构，比如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回到了1945年8月出发前的平西涞水县李各庄。

而跟冀察军区分家、同样失去了司令员兼政委的二纵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由新任纵队政委李志民带领，跟着四旅一起来到了易县，驻扎在易县县城南边不远的高村。

高村南边不远的易水河畔，几个月后，易县翻身农民以极大的贫下中农义愤，枪毙了“破坏土改”的前易定徐游击支队支队长张琴南。

又过了两年，在易水河边同样的地方，易县革命群众以同样的阶级义愤枪毙了抗战时期的前独立支队支队长、投向日本人当了大汉奸的赵玉昆。

1946年10月13日，怀来十八家子阻击战后的二纵四旅，南撤回到自己的诞生地河北省易县。四旅的旅部驻中高村，今天的高村，四旅十一团驻扎在易县与涞水县交界之处的门墩山。怀来阻击战中损失很大的十一团在这里补充了二百七十多名新兵，同时开始了三个月的冬季大整训。

整训的内容是什么？姚雪森的书中没有提，我来给补充上，就是以战斗队形、射击刺杀、爆破、土工作业、近迫作业五大技术为重点的军事训练，同时进行“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政治教育。

这里距姚雪森的家高陌村有十多里路。四旅十团，抗战时期的一分区老三团就驻扎在高陌村。姚雪森的书中也是这样记载着的。

河北省易县，因为距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很近，不仅抗战期间是日军的重要进攻地点，解放战争期间也是国共双方进行多次争夺和较量的战场所在地。

1946年9月中旬，从大同战场上撤退下来的杨成武三纵部队，在怀来小加整编后，留下七旅在怀来战场，参加即将开始的怀来阻击战，杨成武率三纵大部队，开赴易县门墩山一带驻扎。

杨成武部队离开怀来之前，曾在下花园火车站以西岔口一带驻军，那里的车站上堆放着从张家口原日军仓库运出的大批军用物资和民用物资。晋察冀军区通知杨成武部队在撤离回冀中的时候，将这些物资能运走多少就运走多少，运不走给老百姓，不要给敌人留下。

这些物资有棉衣、棉大衣、老羊皮的帽子、肥皂、香皂、大包的“小篮花”烟丝等等。三纵每个战士除了自己的武器装备之外还有背包（被褥）、棉衣、鞋子等外，还要将这些物资分派给每一个战士。杨成武部队一路南撤到易县的时候，这些物资就运到了易县。

1946年10月初，二纵在怀来县打阻击战的时候，杨成武率冀中部队（三纵其余部队和被解散的黄寿发纵队，重新组建的三纵）驻守在易县门墩山一带休整。冀中部队从大同战场撤退到易县的一路上，情形不是太好。刚从地方武装组建成野战部队的冀中部队，战士中出现逃亡，撤退途中掉队的也有不少。

即使跟部队一起撤退的战士，沿途用随身携带的香皂跟老乡换核桃、红枣、柿子、花生这些吃的，以后四旅及其他部队后撤经过这里，看见沿途的老乡用“香胰子”洗脸，一问，原来是早先经过这里的杨成武三纵队同老百姓“以物易物”交换的结果。

二纵四旅回到易县，与杨成武三纵为邻（姚雪森书中没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原冀察军区司令员、原二纵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被免职，谁来二纵接这摊呢？当时确定了由一纵司令员杨得志、二纵副政委李志民过来接管二纵。军队都是由山头的，怕二纵有些领导干部“不服”，特地安排杨成武送李志民过来，以稳定军心。

时值冬日，天冷了，四旅发下了崭新的棉衣（这件事姚雪森书中可记载着）。除了棉衣，部队还发了鞋，一种俗称“山杠子”的鞋，在易县山区很常见。一双鞋足有二斤来重，厚厚的鞋底是用粗麻绳纳的，密密麻麻的看不到原来的布；鞋帮是用细麻绳纳的，硬得用手折也折不动。新鞋穿不上脚，有经验的战士把鞋沾上水，用石头砸软，用刺刀在鞋帮上扎上眼，在眼里串上绳子绑在脚上。

紧接着就发生了门墩山战斗。这场战斗是杨成武指挥的。郭天民涞源会议后被免职了，没有回来，否则就是郭天民指挥这场战斗。

现在公认的记载是：1946年11月2日，易（县）涞（水）战役开始。国民党军美式机械化部队九十四军一二一师由涞水西犯易县，第三纵队及独立第四、第八旅将敌诱至南北桥头西侧地区，突然发起攻击，一举歼灭敌人1个团又1个营。

一个月后的11月中旬，敌五十三军在平汉路上维护交通线，敌九十四军进攻易县，企图占领易县、西出紫荆关，与察南国民党军相互配合，分割晋察冀根据地。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涞源会议后，聂荣臻指挥野战军主力进行还击，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和独立第一旅在门墩山、二十里铺、刘家沟地区向敌九十四军4个团发起进攻，由于没有切断敌人退路，未能全歼。这一仗，歼国民党军美式机械化部队2400多人，迫使敌人撤回涿县、定兴。

注意，这次战斗后，杨成武率三纵部队移驻到满城县东北的上下紫口地区，接收部队补充的一批新兵。我注意了一下，三纵属冀中的部队，这批新兵来自束鹿县、赵县、晋县，都在冀中地区。

12月16日敌人再犯易县：九十四军由北面的高碑店、涞水出动；五十三军和暂编第二总队由南面的保定出动，策应九十四军。12月19日，五十三军一三〇师的两个团进至满城地区。聂荣臻命令杨成武统一指挥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及独立第七旅、独立第八旅，歼灭敌五十三军的1个团和第二总队的2个团大部。

这一仗没有二纵的事，杨成武三纵缴获最大，九零火箭筒、加拿大的轻重机关枪、美式卡宾枪、冲锋枪、步枪和各种炮，到处是美国制造的食品、洋白面做的大饼、各种罐头，四路纵队的俘虏兵都穿着美国草绿色人字呢大衣，装备很好。

这一仗过后，易县、保定北地区获得相对和平的时期，杨成武纵队继续南下，到唐县、定县，开始打保南战役。易县保北地区留下的只有二纵，保障参加保南战役的晋察冀三纵、四纵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人家各纵队都在打仗，留在保北易县的二纵为什么没动？因为，此时的二纵正式迎来了自己纵队新的领导班子，这就是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兼参谋长韩伟、政治部主任向仲华。新的纵队部到达易县的中高村，现在的高村，当时是四旅旅部的所在地。

这时，南下保南地区到唐县、定县的杨成武，也为二纵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这就是按照晋察冀军区的命令，杨成武带领的冀中军区独立第八旅留在了易县，调归到二纵，改番号为二纵六旅。六旅下辖第十六团、第十七团、第十八团，分别由原独立第八旅的第二十二团、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的改称。

从这以后，二纵就是三个旅的编制，一直到1948年4月四旅被拉走，创建八纵，后来的解放军六十五军；留下来的二纵改编为解放军六十七军。

1947年2月，保北之敌趁晋察冀主力南移，在打保南战役，敌九十四军、十六军，于2月6日从涞水再次向易县进攻。三纵于2月10日停止休整，11日急行军到达进攻出发地集结，目的是诱敌九十四军进入我包围圈，牵引敌人至塘湖地区歼灭。但这一仗敌人格外狡猾，见势不好，主动退了回去。

在晋察冀战史上，这几战被称作“四战易涞”，虽没有大胜，但是从张家口、宣化撤退到这里的晋察冀部队终于算站住了脚。这几仗都是杨成武指挥的，而易县、满城县、涞水县也都是他抗战期间很熟悉的地区。杨成武三纵1947年3月从满城西向冀中进发，由方顺桥过了平汉路，进入博野、蠡县，又经过肃宁县到河间县，回到了冀中。这里留给了二纵。

讲点不打仗期间的事情。

二纵、或者说四旅回到易县的这段时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其中有两件事不能不说。

第一是按照晋察冀军区的命令，由于接连战斗造成大量基层干部严重损失，于是各纵队成立自己的随营学校。二纵随营学校由二纵副司令兼参谋长韩伟挑头，二纵参谋处长吕展具体负责，四旅和五旅各出一个政治部副主任协助，担任随营学校的政委和副政委。四旅出的是陈亚夫，五旅出的是蔡委心（解放后改名蔡铁根）。这种纵队一级开办的随营学校，以培养连排干部为主，但比专门培养连长、连指导员的“军政干部学校”要差一些。

第二是在易县腹地塘湖镇（当年叫“塘湖村”，这个地名在姚雪森的几部书中出现过多次，都写作“唐胡”。1940年初赵玉昆叛变的时候，驻扎在塘湖的是一分区三团的一营。当时，在东霍山村家中料理父亲丧事的宋学飞，帮助不知情的王道邦从赵玉昆身边脱险后，又一起骑马（宋学飞家最不缺马）跑到三团一营的营部，用那里的电话紧急通知杨成武的）将原来的四旅卫生处医院扩大，创办二纵卫生部后方医院，放在塘湖。

姚雪森笔下，这座医院中印象比较深的是张医生——旅长肖应棠的夫人。实际上这个医院的负责人叫张子严，河北省平山县人。1939年3月参加八路军，曾任抗大二分校学员、白求恩卫生学校学员，一分区后方医院军医，所长，二区队卫生所长。解放战争开始，张子严任三团卫生队长，一分区卫生处医务主任，冀察纵队六旅卫生处副处长。四旅回到易县的时候，任四旅卫生处处长。这个干部以后任一九三师后勤处处长，六十五军后勤部卫生主任（政委王栋），六十五军后勤部副部长，政治委员。

正因为建了医院，随后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四旅政治部主任郑旭煜和宣传科科长蔺柳杞，向原冀察军区卫生部、后来的察哈尔军区卫生部，索要卫生支援（要一些医生、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电影放映机）的涞水县李各庄之行。有关这次涞水县李各庄之行的情况，我以前写过研究文章。

蔺柳杞这个人，从一分区出来的姚雪森肯定会认识，他们当时都在四旅。姚雪森书的第四部，讲到他练习写作的开始，一个宣传干部劝他从写日记做起，这个人应该就是蔺柳杞。因为一分区宣传科全晋察冀知名的三大秀才，当时只有蔺柳杞在四旅。其余人，钱丹辉去了冀热察，魏巍跟着杨成武在冀中三纵。

蔺柳杞这次受李志民之托的涞水县里格和之行，他有专门的回忆文章发表，言之有物，查之有据，我这一次不细谈了。

姚雪森写这段历史，是作为自传体的长篇小说来写的，为的是有些不好说的话可以“假语村言”，有个回旋的余地。而我评注这段历史与他的作品，是根据准确的史料记载来进行的，所以也不能太过死板。

——叹土改

“叹土改”为什么不是“谈土改”？一字之差，说明了我对战争年代解放区进行土改运动的看法，并非只有赞扬的一面，还有批判的一面。现实中，土改运动最后所造成的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既有进步积极的一面，也有落后消极的一面，这就是看问题的“两分法”。

我早在第一次评论姚老的这本书时，就点明了“这本书的含金量很高”，高就高在他是用了“两分法”、而不是“一分法”来看待土改运动这个当年的最大的政治运动。只要运用两分法，就必然会看到土改运动中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会有缺陷和消极的一面。

三年前，我在这里（新浪这个论坛）揭露土改运动中的缺陷的时候，几个好心人，都是纠总子弟，不厌其烦地给我上政治课，说明土改运动的伟大意义，要我正确对待当年的土改运动。好像我一批判土改运动，就成了否定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土改运动的反动分子。难道土改运动成了老虎屁股，只能说好话，摸不得也批判不得吗？

中国这半个多世纪的愚民教育，造成了许多中国人，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习惯于用“一分法”来看问题。凡事都只能有一个结果，不能有不同意见。凡中央最高层定性的好人好事，你只能跟着都说好，不得说一点不好；凡中央最高层定性的坏人坏事，你只能跟着说不好，不得说一点好。

这就是官本位的专制体制的最大特点，凡事一边倒，只能跟着跑，人们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决定问题的能力。

总结一下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数如此众多？是因为你只要这个党、这个政府、这个社会稍微批评一下，甚至稍微提一点不同意见或质疑，就会被列入“反对就是反党”的公式，被赶进反革命的圈子。既然这个党、这个政府、这个社会好到不能让任何人批评的地步，那还要“改革”干什么？

这种极端性的思维方式，造就了一大堆不可救药的“脑残”，除了加剧中国人自己的内斗，还能有什么结果？

你看，用“一分法”，最后会跌入到“二律背反”的难题，自己左右都无法解释。比起来，还是“二分法”更实事求是。

我还发现，两年前在土改这个问题上规劝过我的人，有的是出自善意，不愿让我在“错误的认识上滑下去”；有的已经打心眼里把我列入到“老右”的行列，时不时就会跳出来，对我的一些观点展开咒骂式的革命大批判。

有些中国人真的很可悲，自己已经跌入到社会最底层的奴才地步了，却依旧习惯于用主子的腔调说话。

跟这样的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让我们看姚老的书里是怎么看土改这个问题的？

姚雪森的部队重返回一分区的老根据地易县、满城县之后，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抗战期间坚决支持八路军的那些老积极分子，尤其那些两面村长、两面保长的基层干部，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细追究起来，发现他们这些老抗战积极分子有的在土改中被批斗抄家，有的干脆就被打死（批斗会上被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们用石头活活砸死）了。这其中，有的是以前跟县委书记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在解放战争的土改运动中命运竟然如此凄惨。

最惨的是易县的蚕姑坨道观、或者满城县（完县）的一座尼姑庙。我对满城县、完县的宗教历史不熟悉，不知道这座尼姑庙在哪里？是不是满城县县城西北15公里处神星镇柿子沟的龙德寺？因为那里抗战时期一直是保满支队经常活动的地域，只是没听说过那里有尼姑（注：这是八年前写的文章，现在已经搞清楚了）。据记载，龙德寺原名天地庙，建于明代，“衰于民末，至五十年代，殿堂只剩残垣断壁，伴随几株挺拔古树及佛像亦荡然无存”，现在的寺院是最近重建的。

姚雪森书中说，抗战期间，这座尼姑庙有尼姑三十八人，都是坚决支持八路军抗战的，为保满支队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做饭、洗衣、搞情报、提供住宿，掩护八路军干部战士，有些年轻尼姑已经和八路军干部战士结为夫妇。在抗战胜利的前几个月，这座尼姑庙参加抗日活动的内幕被鬼子得知，鬼子出动一百多人，将尼姑有的杀害、有的轮奸、有的拷打致残。

1945年抗战胜利，你以为她们这些活下来的尼姑终于能成为抗日英雄了吧？恰恰相反。由于尼姑庙有一些土地，这原本是很正常的，被称作“庙产”，即“集体性质的公田”，要靠雇人耕种来养活这三十多名出家尼姑的。土改运动开始，这些尼姑都被打成“地主分子”，土地被没收，庙产被瓜分，土改运动在这些尼姑抗日战争留下的伤口上又撒了一大把盐。

姚老不会平白无故的编造出这座尼姑庙来“糟改”土改运动，先有此事的真实发生，才会有姚老的记载描写。通过这些描写，姚老的爱憎一目了然。他在自己的书中，借着跟他一起同行而来的张医生的嘴，对这些尼姑的悲惨命运充满同情。张医生本人是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还是当时四旅旅长肖庆棠的夫人，在易满定徐这块老一分区根据地有着很高的威望。所以姚雪森说，张医生说话，没有人敢把她这个红军干部打成反土改分子。

姚书中这一段提到的几个地名，我逐个分析一下。姚老说的满城县“北其村”我找不到。有一个北淇村，在易县狼牙山东南脚下，很有名的，因为鬼子抗战期间曾制造了北淇村惨案。要庄在满城县城和保定城之间偏北，现在是要庄乡政府所在地，抗战期间是保满支队的重要落脚地。四旅后方医院所在的上紫口也是真实的地名，在要庄以北不远，好像属满城县的大册营镇管辖。

依此推算，姚老说到的上述两个真实的地名都在满城县附近，我以此推测，姚老的“北其村”或者是易县的北淇村、或者是满城县的北庄村、北厂村、北马村中的一个，可能性最大的是距要庄最近的北庄村。

姚雪森书中最成功的地方，还在于成功塑造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真实的，叫“赵玉昆”。姚老书的第一部有很大篇幅在描绘这个易县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姚老还塑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叫“李良”，实际上这是一个内心充满“不良”企图的邪恶人物。在姚老的几部书中都反复出现，在此时也出现，对受尽苦难的尼姑冷嘲热讽、落井下石，当即受到张医生的训斥。

去年，2013年，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知道了“胎里坏”这个名词。“李良”这个人物就是“胎里坏”，一肚子坏水。这种人在我们身边并不罕见。中国有一句老话，将有一种人称作“养不熟的狗”。意思是说无论你怎么养它，一有机会它还是会在暗处、在背后冷不防咬你。在你身边，也许会有相处了很长时间的人。你对他友好，与人为善，自以为他也会投桃报李，对你友好，起码在暗中不会咬你。可实际上恰恰相反，一有机会，他就隐藏处出来，对你恶毒攻击，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看来，世界上确实存在这样的“胎里坏”。我始终无法理解的是：人又不是狗，为什么就改不了躲在暗处、躲在背后咬人的这个坏毛病呢？

中国的土改运动，许多基层农村的政权都被控制在这样的“胎里坏”的手里。这些人在农村从不踏踏实实干活，只知道吃喝嫖赌，把一点家产败得干干净净。抗日战争中，这些游手好闲又好吃懒做的人大都参加的是伪军。抗战胜利晋察冀军队复员，率先回家的大都是这些人。土改运动开始，这些人因穷的滴沥郎当，成为土改工作队的依靠对象，“贫下中农”的代表。

此时晋察冀土改运动的大背景是什么？

1947年4月至7月，晋察冀野战军连续发起了正太、青沧、保北战役，并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四旅作为二纵主力，4月初南下。4月9日凌晨在石家庄外围开始作战，二纵和三纵在一起，攻击安丰、正定、地区的国民党守军。打了三天，战至12日，二纵、三纵攻克正定、栾城两县城及石家庄外围据点90余处，歼灭守军1万余人。

二纵紧接着进攻山西，在阳泉、昔阳转了一圈之后，又迅速返回河北，落脚在河北省的高阳县进行休整。这连续三个战役的第一战，姚雪森没有参加，他因脚被扭伤，留在了易县。此时的四旅后方医院转移到了满城县城的西南地区，仍在抗战时期的老一分区根据地之内。可能诸位也注意到了，此时的晋察冀野战军，虽然实行了大兵团作战，但部队供给、伤病员救治，依然像抗战时期一样，自顾自，自己想办法解决。

此时，1947年的中期，昔日的抗日根据地已被称作“解放区”，解放区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改。姚雪森在易县和满城县，亲眼见证到了土改运动的结果。他对土改运动的态度，也通过书中主人公的言行清楚的表现了出来。姚雪森身为营教导员，但说话却不太注意，常常直言不讳，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一些与当前大形势不大合拍的大实话。

喜欢向领导汇报的人，什么时候都会有的，于是姚雪森的这些出格言论，都被汇报给了旅政治部主任郑旭煜。

在这里，还有一个人物要提一下，就是王晓雯的父亲。王晓雯的父亲是俘虏兵过来的，解放初期是六十五军一九三师的下层干部——文化干事。抗美援朝期间，他被当时的一九三师师政委刘克宽，打成六十五军数百名的“老虎”之一，押送到北大荒劳改。社会底层人写自己的回忆，最大的特点是没有那么多政治拘束，能朴实到说大实话，不必顾及跟“某某某”保持一致。

王晓雯的父亲来到四旅的时间，是在四旅参加大同战役的时候，四旅参加对大同铁路沿线的进攻作战中，将一批在铁路工作的俘虏补充到杨森当团长的十二团。其中就有王晓雯的父亲。他回忆：“晋察冀边区发动这次正太战役，大获全胜，骡子驮的、担架抬的都是枪支弹药，因为战斗几乎是兵不血刃，没有伤员，我们这些解放团的战士每人也背两三支不带大栓的三八大盖。”

我为什么要提到王晓雯的父亲，因为他在回忆录中对土改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姚雪森写的是冀西易满地区的土改，王晓雯父亲写的是冀中地区的土改，两个人都是四旅的，看到的内容却惊人的相似——都是杀人无度的极左景象。从石太战役回来的四旅，驻扎在冀中的高阳县，部队抓紧时间进行三天的“诉苦运动”，改造俘虏兵。此时已是1947年的5月份，此时的冀中解放区，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土改。

当时被分到四旅十二团的王晓雯的父亲回忆：“不少地主被打死或者用马拖死。用马拖死更像是一种游戏：把被批斗者的双脚拴在马套上，再给马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燃鞭炮，马受惊狂奔，等鞭炮响完了，人也拖死了。每逢有这样的事，部队领导都不让我们看，因为当兵的家属也有被斗的。当时哪个村不打死几个地主，这个农会就没有战斗力，就不算是劳动农民翻身做主人。”

他还听说：“晋察冀部队里出过这样一件事，某旅的一位政治部主任，他家是地主。他早年参加革命时讲的是全民团结共同抗日，也没有清算斗争之说。可现在要土改了，作为一名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政治干部，当然应该和家庭划清界限，支持土改。可这天，部队行军偏偏就住在他家，他白天没露面，晚上偷偷的去看望双亲。当时清算斗争正在风口浪尖上，农会对他家还算客气，父母没有挨打，只是扫地出门，被撵到一间四壁透风的碾房里，老两口围着半床破被。老母亲不敢哭出声，不住掉眼泪，父亲是个老秀才，比较看得开，见了儿子并没有哭，只是说：‘行呀！咱们家书香门第，礼义之家，只有你这一个儿子，十月怀胎三年哺乳，从小学供到大学，又支持你干革命，想不到革来革去，今天革到爹妈头上来了。’老人的这几句气话，使这位政治部主任受不了了。他虽然曾率领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是位立场坚定、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八路军的政治干部，然而他必竟是有血性有情感的人，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此时他有眼泪不敢流出来，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又无从开口，有心用大道理来解释，可面对年迈双亲在破碾房里的凄凉景象，更不忍心。最后他含着眼泪，望了二老一眼，深深鞠了一躬，回身走出碾房，一头扎进了他家后院的井里。根据当时的政策说，这是有意破坏土改，定为反革命叛徒，并且开了曝尸批斗会。”

很可惜，我手中的资料有限，由于历史档案保密的缘故，这位自杀的解放军旅政治部主任是谁？我始终都没能查到。但知道他是晋察冀干部，家里也是晋察冀的就足够了，将来早晚有一天能查到的。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个比这个更让人痛心的故事，冀热察军区察北骑兵师二团团长兼政委陈怀初的故事。陈怀初是因土改运动而反叛的解放军干部中级别最高的人。陈怀初，原名陈子君，四川人。1938年从武汉到达延安抗大，以后在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学习。1939年4月，晋察冀军区将一大批学生干部分派到各军分区的时候（魏巍、蔺柳杞那一批），陈怀初从抗大二分校分配到平西挺进军司令部任特务连副指导员，后为指导员。百团大战时在蔚县桃花堡战斗中，他指挥作战有方，特务连立了功，受到了表扬。

1942年，陈怀初调到张家口的隆化崇礼赤城联合县任县大队副政委。日本投降后在解放张家口时，冀察军区成立察北骑兵旅，下辖三个团，陈怀初任骑兵一团政委兼团长。1945年10月，在绥远战役的卓资山战斗中，陈怀初率骑兵一团作战勇敢，猛打猛冲，在包围和消灭胡宗南部新编26师何文鼎的两个团的战斗中起到很大作用。战斗结束后，贺龙将军亲自接见几个战斗英雄，其中就包括陈怀初。

1946年1月26日，苏蒙联军开始撤兵回国，离开多伦。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命我军立即接管多伦。陈怀初率骑兵师一团星夜奔袭，首先占领了多伦，还获取了大量苏军遗留下来的军用物资，受到郭天民点名嘉奖。陈怀初进入多伦后，将违背协议的美国侦察军用飞机及人员扣押起来，保证了我军调处在同国民党为多伦这个战略要地的谈判的主动权。

陈怀初在多伦驻守期间，为了减轻人民负担，部队响应中央和毛主席倡导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利用战斗间隙开展大生产运动。在支队长吴广义的指挥下，陈怀初率骑兵连、步兵连在多伦好来沟、阳坡村以及丰宁一带播种了几百亩莜麦，有效地减轻了我军后勤保障的负担。

多伦周边匪患猖獗，为打击匪患，陈怀初率察北骑兵师一团以及郎宝信(时为沽源县县委书记)带领县大队在多伦全境开展剿匪行动，为巩固我党在多伦地区政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冀察军区政委刘道生，两次亲临陈怀初团指挥剿匪，与陈怀初的私人关系很好。冀察区组织部长牛树才也非常欣赏陈怀初。冀察军区所属部队的团一级干部都是由冀察军区政治部审查并任命的。

1945年的冀察军区，“三八式”的干部担任团政委的只有两位，一个是一分区的罗拉，另一个就是陈怀初。刘克宽、李振军都在这两个人之后。两个人都是抗大出来的。如果没有刘道生、牛树才的信任，陈怀初的团长兼团政委是不可能的。

陈怀初也从来是对上级交办的事情兢兢业业，从不敢马虎。1946年冀察部队整编，以后内战打响，二纵、三纵、四纵前后几次需要马匹，都通过冀察军区向陈怀初转达，陈怀初每一次都亲自挑选了几百匹马匹送到宣化。张家口、宣化撤退后刘道生带一批干部去冀热察，就是经过陈怀初的赤城地盘在骑兵团护送下平安到达的。

察哈尔张北沽源县有个开明士绅叫刘世成，因避战乱住在宣化。他拥护八路军，支持共产党，对陈怀初很有好感，于是将20岁的女儿刘秀英嫁给了他。解放战争打响后，陈怀初带着全家五口，岳父刘世成、岳母袁氏，25岁的妻兄，女儿和两岁孩子原打算托付给冀察军区的家属队，一起从宣化撤退，迁到涞水县解放区居住。但因为南撤时遇到敌机轰炸，被迫返回，由陈怀初亲自带着家属转移到张北宝源县（内蒙古太仆寺旗和沽源县当时合并）原籍居住。因傅作义部队占领了张家口、宣化，阻断了张北同晋察冀之间的联系，所以当地划归到冀热察解放区，不再隶属察哈尔省军区管辖。

否则，在察哈尔军区身边，陈怀初及其家属有可能躲过这个“灭门”的惨剧。

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准备在解放区开始土地改革，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晋察冀开始实行土改。可惜当时“左”的倾向在晋察冀普遍占据上风，陈怀初的岳父刘世成作为地主，全家都被抓了起来。

当时晋察冀很多地方，为了彻底侵吞地主的家产，都对地主实行全家斩尽杀绝的极左土政策。作为团长兼政委陈怀初的家属是否要全家枪毙，在地方上争论不休。据说当地地委、军分区、县委、区委组成五人领导小组经过激烈讨论，最后极左路线占了上风，认为既为我军优秀干部，应当以身作则、划清界限、绝不能有半点马虎，五人领导小组决定将刘世成全家枪毙，罪名只有一个：地主。

如此荒唐的决策确定之后，于是先将刘世成一家人押往该地某乡进行斗争，斗争结束后执行了枪毙。枪毙后全家人的尸体在河滩地曝尸示众，不许收尸。陈怀初仅剩下一个两岁的孩子，不久也抱病身亡。当地政府枪毙了陈怀初家属，也没通知陈怀初一声，也没有逐级上报，只是当做一般的打倒土豪的案子草草了事，这为陈怀初的叛变埋下了伏笔。

1947年12月，陈怀初在赤城县独石口参加“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三查”和“过五关”会议时，陈怀初才得到全家人被杀的这个消息。会上，当地军政领导宣布陈怀初包庇地主岳父全家，当即被下枪撤职，接受批判。会后陈怀初被隔离审查，写书面检查。一些与陈怀初有关的中层团营干部都受到牵连，被免职审查。

陈怀初忍无可忍，于1948年1月15日夜间在警卫员和同情他的干部战士的帮助下出走，投向国民党傅作义一方。傅作义亲自接见并慰问，给予安家费500万元，并任命陈怀初为察北剿匪副司令兼崇礼县县长。陈怀初在张家口召开记者招待会，现身说法，解放区土改的血腥残暴被揭露于世，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

此时，在习仲勋这样的正确路线的提醒下，中央也察觉到很多地区在土地改革中存在的“左”的问题，陆续发出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中央给冀热辽军区程子华电》等指示，及时纠正土地改革中存在的“左倾”问题 ，对部分因土改问题导致矛盾激化的地区领导人给予了严厉的处分。

陈怀初担任国民党察北剿匪副司令和伪崇礼县县长后，由于非常了解解放军的战术特点和活动地点范围，打得非常刁钻。他组织起张家口独立大队，专门围剿进攻我联合区武工队和各村干部，采用了长途奔袭、伏击、化装侦察、突然袭击、蹲点等多种相应战术，活动于张家口、察北、察东地区，严重地削弱了共产党的地方政权，牢牢控制了这些地区。但陈怀初叛变后活动的时间也就是半年不到，随着解放军力量的壮大，陈怀初率部下转移到张家口。

陈怀初曾在晋察冀抗大二分校、平西挺进军、冀察骑兵旅都干过，留给人们的印象非常好。所以陈怀初叛变的消息传来，当时在华北步兵学校的原冀察军区、察哈尔军区工作过的干部们都不相信，以为是误传。但一听说陈怀初是因为全家土改中被杀而叛变的，大家顿时都相信了，因为地方土改中的血腥残酷是军队干部有目共睹的。当时凡有良知的干部，都对土改中的血腥过火行为进行了谴责。

1948年11月，张家口已成为一座孤城，11月24日，杨成武率华北第三兵团的两个纵队(军)包围张家口，另一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两地联系，等待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12月1日，张家口战役打响，陈怀初所部被包围在张家口市内。据说，陈怀初主动率部下担任后卫，掩护大部队突围。陈怀初本人在最后突围无望后，拔枪自杀。

有关陈怀初叛变案，我做过一些研究分析。限于篇幅，放到以后再谈。

这一次谈晋察冀土改，我不谈理论研究分析的结果，只谈一个字“叹”。

在历史上，暴民的出现从来都不是好事，它或者揭示着以后暴政的出现，或者是暴政为稳定社会秩序从而对暴民的残酷镇压。

——走出去

搞历史研究，最起码的一个原则是讲实话，实事求是。哪怕是人们多么不爱听的实话。

从怀来战场撤退到易县的二纵，在杨成武指挥下和三纵并肩作战，在门墩山、唐县分别打了几仗，自我感觉良好。但实际上在延安的中央并不满意。

1947年初，晋察冀军区从冀西搬到冀中安国县的舍二村后，收到了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发来的一封批评电：“你们最近时期在保（定）、易（县）间的争夺战，是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故打不出好仗”，今后应该学习和采取“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的方针。

晋察冀八路军跟国民党军打仗窝囊，不得力，是因为晋察冀直接用于作战的兵力太少。1946年上半年为了配合和平谈判，晋察冀复员了大批营以下干部和战斗骨干，使野战军由原来的26个旅缩减成了9个旅，伤了元气。

虽然易涞战役后补充了三四万新兵，但因为解放战争初期在战场上损耗太大，远远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兵力。兵力少，就更应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然而却没有完全做到。当时的晋察冀野战军三个带兵的主将郭天民、杨成武、陈正湘都没能做到。

晋察冀军队从张家口、宣化撤退到易县，平津的敌人就准备以30万的兵力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了，而晋察冀的兵力才不到六万人。加上紧急从各地方赶来的地方部队，也总共不过十来万人。又因为兵力不足，出于保卫根据地的愿望，总想在易涞山区的边缘打几个大胜仗，因而没有大踏步地进退，一直在平汉路北段的狭小地区和敌人周旋。

就是说，当时晋察冀军区的许多军事领导人的作战思想还停留在抗日战争打熟了的游击战上，没有适时转变到运动战上。特别是，临时由地方武装编成的野战军，新兵数量多，军政素质都比较弱。所以，正太战役是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转变思想后发动的第一个大战役。部队头一次没有在家门口打仗，而是走出去，到敌人控制的地盘上打仗。

1947年5月初，正太战役之后，姚雪森的脚扭伤好利落二十多天了，他们在满城县上下紫口的四旅后方留守处，接到了旅部的回部队通知。在姚老的书中，一回到部队就接到了打徐水的命令。这一次的一打徐水不是真打，但还是缴获不少，姚雪森书中，缴获了两支美制的微型左轮手枪，自己悄悄留了下来。还有缴获的几条美制香烟，骆驼牌的，一盒香烟上粘有20只火柴，美国人考虑得十分周到。

接着就是打王凤岗。在王晓雯父亲的回忆中：“经过几天的行军，我们来到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三角地区，开始了我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大硬仗，也是一次窝心仗，即‘板家窝战役’。”

战前，姚雪森团请当地游击队副队长做敌情报介绍，重点介绍王凤岗构筑的工事。介绍中，善于动脑子的主人公站起来质疑情报的真伪，这位游击队副队长当场闹了个难堪，不得不说了实话，他并没有亲眼见过王凤岗修建的工事。散会后，主人公（应该是姚雪森本人）被团政委（应该是刘克宽）叫住，因为较真儿而受到训斥。

你不认真，付出的就是血的代价。四旅打王凤岗，因敌情不明，尤其敌军的工事设施不明，姚雪森营牺牲很大。前边一梯队打得不利，碰上了硬钉子，伤亡很大，一点进展也没有。姚雪森几个营干部在前沿考察，这才发现王凤岗工事主要在地下，火力点相互连接，地面上地雷密布。

八路军打仗向来是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回掉进王风岗的狗头式工事的火力网里，白天想撤都撤不下来，只好等到晚上，才按顺序分批撤离。第二天，得知敌人有大批援军赶过来，为了摆脱强敌，四旅撤回大清河以南。先撤辎重、后勤、医院、伤员、烈士遗体。烈士的遗体在一辆辆大马车上整整齐齐码了满满两层。

战争年代，部队最怕的是打败仗后的士气低落，出现逃兵。看见如此之多的尸体，战士们一直都议论纷纷，思量什么时候自己也会成为尸体中的一个。

四旅等候渡过大清河的时候，传来一个声音：“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这是四旅政委龙道泉的声音。他高声说：“同志们！这一仗我们不是打不赢，是上级命令我们战略性撤退，寻找战机打更大的胜仗。同志们！三大纪律第一条是什么？”大家回答：“一切行动听指挥！”“好！好！好！同志们！服从命令听指挥，立即出发！”部队的人心稳住了。

接着是四旅长途奔袭沧州，连续四天，部队头顶着大雨连夜行军，为鼓舞士气，团长（黎光）、团政委（刘克宽）、团参谋长（应该没有，一直空缺）亲自站在路边督促部队。

这一段战斗背后的大背景是什么？是1947年6月，为了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夏季攻势，晋察冀又发起了以破坏敌人铁路为主的青沧战役。目的是以此威胁天津，拖住了敌人主力。

沧州一战，长途奔袭的四旅获得大胜，缴获不少，火车站满满的美国援华物资的列车都被拦下。光是崭新的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就得到了十七八只，营领导每人一支，其余送团首长每人一支。此外几车皮的物资里面，“有玻璃瓶装的药品、有鸡蛋粉、还有猪大油，都是罐装的，还有球鞋……”。主人公（当然是营教导员姚雪森）偷偷多要了四双球鞋，藏了起来。

1947年的夏季攻势结束了，姚雪森的书中，四旅经过六天行军，到达安国县（王晓雯父亲的回忆中错记为“建国县”，应该是安国县。以后，二纵的后方留守处也迁到这里，二纵随营学校也设在这里。

1948年3-4月间二纵随营学校合并进在晋县的华北步兵学校，吕展、郑旭煜就是率二纵随营学校从这里出发的。1948年12月华北步兵学校奉命从晋县出发集结保定，中途也是在安国县这个二纵后方留守处扎营休息的）。接着，在此地驻军大约有一个多月，进行全边区的三查整风运动。

安国距易县、满城县不远，四旅留在当地的干部亲属们随着后方留守处一起来安国县探亲，慰问部队。

就在这个时间，1947年7月，在来到了晋察冀的朱德的指导下，晋察冀军区又恢复野战军建制。野战军前委常委成员：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第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对于这一段历史记载，二十年后，文革初期的杨成武颇有微词：当年一直说的是杨、杨联手，怎么又多出个罗瑞卿来？这历史不是你我这等人编写的，作为研究者，姑且听之。不过我查了一下，成立晋察冀野战军时，罗瑞卿的确不在，他正在参加刘少奇主持的晋察冀土地会议。那个会议看来比晋察冀野战军更重要）。

注意：原二纵司令员杨得志调走，担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二纵司令员更换为陈正湘。

此时的姚雪森的书中，突然出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二营长平茂修、二营教导员何平。看到这里，我心里一个激灵。这几个干部都是真实存在的，在王晓雯父亲的回忆中也出现过。

何平，是一分区老资格的组织科干事，黄连秋、宫呈祥的手下，真正的名字叫“和平”，唐县和家庄人。1946年和平接替李振军担任四旅组织科科长，以后改任杨森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在不久以后打徐水的战斗中牺牲。

看来，以前是我判断错误：姚雪森书中的四旅二团，其实是“十二团”的简称，即杨森那个团。不是他过去的老部队二十五团改编的十一团。要不为什么他说是“杨团长”呢。但姚书中的何平为什么变成了营教导员呢？降职使用？

姚雪森书中，四旅的三查运动，以团为单位进行。团部组成八人领导小组，团政委任组长、团长是副组长，旅部派人参加，会议四至五天。第一天上午全纵队营以上干部大会，纵队政委（只能是李志民，别无二人）动员，下午小组讨论；第二天自我检查和揭发批评；第三天制定整改措施；第四天进行大会总结。

团政委（既然发现了错误，就要及时改正，从现在起，十一团改为十二团。十二团长杨森、十二团政委刘国甫，都是老资格的红军干部）会后对主人公说：“下面对你有揭发检举材料，旅已派人去你营了解，你要有思想准备，这是你平时大大咧咧，说话太直的后果。”

第二天上午全纵队营以上干部大会，纵队政委先讲了部队开展“三查三整”运动的重要性，手挥着一些揭发检举信，说是地方检举揭发的材料（看到没有，地方很愿意、也很擅长告部队干部的状），其中：

“有封检举信上说：完县有个尼姑庵（我以前误认为在满城县，原来在完县，今天的顺平县，杨成武1941年秋天梯子沟突围的那个地方），有上百亩好地，里面有二三十个尼姑吃地租，剥削农民，还收香火钱。土改给她们划了地主成分，她们喊冤枉。我们有个营职干部，竟然骑马去安慰尼姑，理由是抗日战争期间她们掩护过咱们的游击队。同志们，抗日战争是民族矛盾，要同一切抗日的人结成统一战线，现在变了，战争性质变了，地主阶级是咱们革命的对象，不能同情她们，不能对她们讲什么人道主义！所以第一要查立场。”

讲这话的“纵队政委”是李志民吗？当时他可是二纵的政委，这一句明显有错误，变脸如此之快，你要卸了磨杀驴吗？姚老再一次表现出他敢讲真话的一面，不必顾及什么人的脸色。历史是什么样的就原样展现在人们面前，不必刻意去美化遮掩，哪怕这个人是个开国上将。

土改中在一个小地方的小寺庙里为了一百多亩地，一下子打出二三十个“地主”，每个人平摊不过五亩多地，而且还都是女性、出家人。就没有人动动脑子吗？庙产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并非是“个人所有”，而是“集体所有”，历史传承。很显然，把这些出家人打成地主，就是为了侵吞这一百多亩地的庙产。这难道看不出来吗？

看到这里，我又感到庆幸，幸好这种事发生在河北腹地完县。如果发生在土改中的山西，本地民兵会随意轮奸这些“地主婆”而不受惩罚；如果发生在察蒙交界的沽源县，这些“地主婆”会被集体枪毙，然后曝尸河滩而无人收尸。

姚雪森笔下的这位主人公是一营教导员，三营长悄悄提醒他说：“我听我们王教导员说，你们营有个爱打小报告的，回去后查清这种制造混乱的人，不能留在身边。”

上午的报告会，下午讨论。十二团开营以上干部会，书中的旅政治部主任郭彪（现实中的这个人物，是郑旭煜？我不去讲，读者自己去判断）亲自来十二团坐镇，现场批判主人公，说他是富农出身，一参军就参加的是土匪赵玉昆的部队（一分区二十五团），引起现场大哗。会议在中午草草结束，要大家去吃饭。

团长和政委悄悄商量：“怎么办？顶牛了！”最后决定，还是直接向旅长肖应棠、旅政委龙道权汇报，由他们出面来解决矛盾。因为搞得不好，即使不出现部队哗变，以后在战场上，二十五团绝对不会为你卖力拼搏。

第二天，旅长和旅政委都来了，一个是主人公的左轮枪问题，另一个是四双球鞋的问题，还有干部家属来探亲，陪家属中的女青年一起下饭馆吃饭的问题。旅政治部主任没有同来。在旅长、旅政委一阵连讥笑带挖苦的批评之后，此事就此过去。

为了解读姚老书中的这一段内容，我仔细查阅了当年四旅的“三查三整”运动的那几天过程。最后我的结论是，或者是出于信息不通的误会，或者出于某些领导干部的错误认识，但只要未做组织处理，就都属于革命同志之间的分歧，可以忽略不谈。

但同时，姚雪森的书看到这里，我的后脖颈子也不时一阵阵发凉。俺家老爹就是“平时大大咧咧，说话太直”的一个人，所以人称“大炮”。当年如果没有校长李青川和校政委王志廉的庇护，可能早就被人陷害受到惩处了。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土改和“三查三整”是如何度过的？

王晓雯父亲回忆（现在看来与姚雪森是一个团的）：三查的主要内容是：（一）查历史，从上三代查起。（二）查思想，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相结合。（三）查作风，包括工作、生活作风及军阀、官僚主义，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等。整风的主要对象是干部，我们这些吃粮不管穿的大头兵只不过是开开会，听听报告，走走过场。

不过，我们在私下里也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如某某干部挨批了，某某干部自杀了等等。当然这些消息来源于小道，就不免有夸大失实的部分，但总司令整顿河间府这件事却是一位亲历者向我们叙述的，事实存在与否，我不便妄加评论，只能记录在此：

当年河间府是我军从国民党手中夺过来的，有小车也不奇怪，既然有，自会有人敢坐。当时中央有规定，除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外，其他人不许坐小车。河间地委超越制度，违犯规定，正是这次三查整风的内容。单说朱老总这天要来河间府，一下子就忙坏了这里的大小领导。县长书记亲自派人打扫街道，大搞卫生，布置写标语、拟欢迎词。命司机开出那辆日本留下的小汽车，到城外去接朱总司令，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其实朱老总早已到达多时了。朱老总是骑马到城外，然后步行进城的，于是，一个像老炊事员模样的人，来到县长、书记面前。

朱老总看到他们为讨好上级而乱忙，又好气又好笑，把他们狠狠批评了一顿，并明确指出三查整风先从他们查起，然后找来会计算他们多吃多占、铺张浪费、搞排场、摆阔气、以权谋私的细账，最后算到他们这辆小车，车轮转一圈值一个铜板，送官少上学转多少圈，送官太太看戏又转多少圈，只算得这县长、书记叫苦不迭，日式小汽车也上交了。

在这里提到朱老总非常重要，因为攻打徐水的方针是朱老总为晋察冀野战军制定的。

“三查三整”结束，部队又回到易县狼牙山一带，门墩山脚下，但这一次要打徐水了。攻打徐水的时间是在1947年的10月，清风店战斗之前。为了配合东北作战，10月中旬，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决定再次向保北出击，这一次的作战目的不是真打，是佯攻，但要做得像真的一样。

保北这地方，实际上很小很狭窄，仅仅就是徐水到涿州的一段铁路线，易守不易攻。平津保三角地区，历来是敌人在华北的战略要地，集重于此。保北的重镇徐水位于保定到北平之间，南距保定25公里，是保定北面的重要屏障。一旦徐水失守，保定就成了孤城。打徐水的目的，是调动石家庄的守敌主力北上，寻找歼敌的时机。

徐水一告急，敌人必定要出动救援。打保北是围城打援最好的地点。所以，尽管由于这一带地形狭窄，回旋的余地很小，不适于大兵团运动作战，加上这里铁路、公路和河流纵横，有利于敌而不利我，晋察冀总是选择在这里打仗。因为只要一开战，敌人马上从铁路公路汇集而来，把敌人调动了。

姚老的书中，他们一到易县，就知道国民党军五个师开到涞水，正准备南下易县，门墩山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了。团里布置一营攻下门墩山，姚老笔下的主人公又对着干，提出不必攻占门墩山，只要用机枪封锁门墩山下来的道路就行了。

但团长（是不是老资格的红军干部杨森？）不干，非要攻，一营白白搭上42条性命，门墩山还是没攻下来，但敌人突然后撤了。四旅也奉命从门墩山经裴山，南下攻打姚村。前两个地方在易县境内，后一个地方在定兴县境内。

——清风店

姚老的书中，在姚村得手的四旅，又转移到满城县北其村。这个北其村，经一个朋友的指点，我找到了它的出处，原来现在是保定市新市区的一部分。原名“北奇村”，保定市区扩大时，从满城县划过来的，在现在“南奇乡”的北边。

至此发现：姚老书中的几个地名全部都是真实存在的。有些人写历史回忆，比写小说都要虚；另有些人写小说，比写历史都要实。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要提一下。

回到满城，主人公既然到了保满支队时期的老房东家，当然要登门拜会一下这户人家。主人公随行的通讯员小史，从挎包里“拿出一支黄色笔帽，花秆笔身的钢笔”，这是当年“很流行的美国派克钢笔，旅政委也有一支，成天藏在口袋里，怕人抢走”，送给了房东女儿。

这支笔主人公并不知情，通讯员小史承认：“这可是一只名贵的金笔，我‘打埋伏’时，没有上交。说实话，过去我每次缴获的表阿、笔啊都上交归公，可是归了哪个公啊？我看都是你们当首长的分着用了，还说得好听——军事需要。”

看来，姚老年轻时带兵，对自己的部下很宽松，治军不是很严的，从干部到战士，都有将战场上的战利品据为私有的情况。当然，大原则不能违反，小地方可以放宽。战争年代跟着这样的领导打仗，艰苦的日子会好过些——因为自己人从不去为难自己人。

俺家老爹当年也有这样的一支派克笔，但那是首长当众奖励的，有底子可查。当年的“三查三整”搞得很严，每个营以上干部身边的值钱物件都必须说明来历。说不清来历的，就属贪污，东西没收不说，人还要当众被批，记上处分。那时的军队廉政是真格的。

四旅从姚村转移到满城县境，是为了打徐水——第三次打徐水。此前，二纵曾经两次攻打徐水，这次新成立的晋察冀野司又把攻打徐水的任务交给了二纵。攻打徐水，四旅在徐水城的正南。

先看王晓雯的父亲的回忆：“这仗打得也轻松：我们迫击炮每听见一次哨声，就打一发炮弹，一梯队冲锋号吹得震天响，可是梯子组突击组光喊不上，宣传队的喊话筒全都用上了。……就这样我们四旅在南关外围的破墙外壕间进行了一场战地大练兵。敌军配合的也挺好，连连往北平发电：打退共军几次冲锋，共军死伤多少……徐水固若金汤，固守待援，誓与徐水共存亡……”

王晓雯父亲是三营的，跟姚雪森不在同一个营，打徐水实际上这是一场恶战，四旅在这一仗中损失不小。尤其是王栋所在的十一团，赶上团长黎光这个红军干部，非要真打下徐水不可（是不是他已经听说，此战过后，他就要升任五旅的副旅长了）。

守徐水的是国民党青年军一个加强团，比一般团多四门炮，重武器也多，学生的比重也不少。而且是刚守完洛阳，从河南调过来的，有跟解放军打仗的丰富经验。敌人的狙击手（冷枪手）也很厉害，仗还没打，书中主人公的老上司副团长张敬斋就被敌人的冷枪打中了。

这个牺牲的干部是真实的，张敬斋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十二团副团长张清润，一分区时的老兵，二十五团的老连长。当营长时为了加强十二团的领导力量，从十一团调过来的。张清润可能是整个四旅，也许是整个二纵年龄最大的一线带兵干部。1947年被提升为副团长时，已经39岁了。

他是四旅打徐水牺牲的最高干部。在百度上能查到他的简历：张清润，一九零八年出生，河北省雄县西侯留村人，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九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晋察冀第二纵队副团长，一九四七年在清风店战役中英勇牺牲。在现实中，张清润的牺牲还有与姚老不同的另一个版本，是牺牲在几天后歼灭国民党石家庄第三军的清风店战斗中。

姚老为什么这样写？究竟哪一个是真的？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10月13日黄昏，对徐水的攻击开始，四旅、五旅在炮兵和友邻部队支援下（二纵六旅此时归三纵郑维山指挥），分别从西北、东南两面，呐喊着直扑城垣。果然，在猛攻徐水后，敌人急了，调出由李文率领的10 个步兵团和一个战车团，沿固城容城一线解徐水之围来了。野司命令三纵队和独七旅在徐水和固城之间拦击敌人，阻击战整整打了三天。但围攻徐水的战斗进行了五天，直到10月17日。国共双方都打红了眼睛。

18日，围攻徐水的共军突然停火，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为什么？因为石家庄的国军第三军出动了。共军并不是撤离，而是一天一夜强行军240里地，赶到清风店地区去围歼来自石家庄的增援敌军。

二纵的三个旅一拆为三，二纵陈正湘司令员和三纵郑维山司令员统一指挥二纵五旅，三纵七、八旅和冀中军区独七旅，在徐水地区坚决阻击南下增援的敌人。其余的主力部队全部南下，以强行军的速度，强行开进。其中，二纵四旅从固城进到保定以南清风店以东的温仁地区；二纵六旅和三纵九旅从铁路西侧南进，经保定以西的满城、大固店进至方顺桥和望都之间。

四旅18日上午接到南下命令，野司特别强调必须19日上午到达温仁。温仁是个镇子，在保定东南的青苑县南边，定县清风店镇的东北边。当四旅从徐水城下撤回来的时候，七千多人的部队仅余半数将过——四千来人。为弥补兵员的匮乏，在安国县的二纵随营学校在新任政委的带领下也被派到温仁镇，其中一些学员被分配进四旅担任基层干部。一个老兵给我讲过的郑旭煜奖励黄烟的故事，就发生在温仁镇，清风店大战的前夕。

从徐水城下到温仁镇这一段都是走路，为赶时间，部队都是扔掉了背包小跑着前进。将近250里地（比别的部队要多走十里地），在今天不过是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当年却走了足足一天一夜。我看到两位熟悉的老领导的回忆，抄录下来，看看当年是怎样的情况。

十一旅政委张明河说，前面说敌人已经过来了，越快越好。说是团营连，实际上各团各营各连都走乱了，有躺倒的，一喊一叫，就起来，又往前走。大家都拼命赶，就一个信念，抓住敌人。困难的就是掌握部队。至于吃饭，张明河说，我们都没吃，旅长政委都没吃。

二纵四旅旅长肖应棠说，那时的口号很干脆，打得，跑得，饿得。路虽然断了，还是在天亮以前（19日清晨）赶到了清风店，提前了4个小时。四旅的任务是火速过唐河，从西南两个方向截断敌人回石家庄的退路。

王晓雯的父亲对这段路程也有描写：“说走就走，没说的。整装上路一看，大路、小路、河边、地头全是出发的队伍。人马一万无边无沿，人马十万扯地连天，大路小路走不开了，往高粱地里灌吧，群众纪律也顾不上了。清一色面南背北，潮水般涌下来了。宣传队员在路边喊话：同志们！我们这不是后退，是前进……”

故事讲到这里，再停顿一下，因为还有一件小插曲发生。

姚老的书中，对一个战斗目标怎样来打？要不要打？团营两级干部之间经常会存在着分歧，甚至发生争执。往往是团首长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作战任务，硬往下压，非打不可；营连干部却想着怎样尽量少牺牲一线战士的生命。结果许多实战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夺取一个阵地，死伤一大批人不说，最后这块地方刚打下来又要放弃，你当初打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姚老讲的是四旅十二团的事情，但四旅十一团，过去的一分区二十五团，好像这样的问题更严重些。

十一团沧州战役前打王凤岗，情况不明，团长硬要冲锋，结果基层干部和战士死伤很多。这次打徐水，目的是调动保定的敌人出来，是个典型的“围点打援”的作战意图。这个作战意图，连王晓雯的父亲这样的战士都看出来了，可有的团长就看不出来。团长急眼了，非要来真格的，打下徐水，硬逼着营连干部往上冲锋，造成十一团许多干部战士无辜牺牲。当营连干部提出异议，要求灵活改变作战方针时，团领导就扣帽子，“你怕死”什么的，弄得基层的干部战士不好说话，明知是死也要冲锋。

打王凤岗之后，十一团基层干部不满的情绪就表现出来，这次打徐水时再次表露，内部矛盾压不住了，基层干部告状告到了旅长和纵队一级。后来，风言风语传说告状是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王栋在背后唆使和支持的。但不管怎样，上面撤换了十一团团长黎光，更换为原一分区干部齐景武接任团长。

所以，四旅南下集结温仁镇，十一团是在新团长指挥下前进的。也正因为有这段插曲，四旅确定清风店战斗的主攻团，十团、十二团都担任主攻，十一团担任总预备队。清风店战后，十团、十二团双双被授予“大功团”，受到杨成武点名表彰，十一团仗也没少打，牺牲惨重，却不在大功团的表彰名单之内。

清风店战斗，先看王晓雯的父亲怎么说的，因为他在十二团最低层：“我军到达阵地后马不停蹄，立刻投入战斗。打头阵的是我们四旅，先锋队是我们十二团，尖刀突击连是三营九连。连长岳忠，共产党员，他是上次解放正定城的登城英雄，大功功臣。自古英雄出少年，虽说他年仅十九岁，但带兵有方，纪律严明，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一阵冲锋号响过，岳连长率领着九连一百二十名健儿，一个冲锋如闪电雷鸣般杀进敌军的心脏——敌三军指挥部西南合村。

由于年轻气盛，九连没有先巩固好突破口，便孤军深入，一无反顾地向前冲，一鼓作气杀了进去。可是第二梯队冲锋时，又跟西村高家庄退下来的敌人打在一起。结果疯狂的敌人以十几倍的兵力合围过来，抢占了九连的突破口。这下子可急坏了坐阵指挥的团领导，张清润副团长两眼冒火，政治处何平主任牙咬得咯咯响，一连组织了十多次冲锋，都没能打进去接应九连，结果他二人也双双战死在前沿阵地上。

战事未见分晓，四名团级干部就牺牲了两位，我们杨森团长心疼坏了，抓起驳壳枪就要冲上去，被刘政委一把拉住：‘老杨，不能冲动！’”

再看姚老的书，准备打响之前，团长问一营有多少兵力？

回答是：“三百四十九人，除去炊事兵，可参战三百人。没有一个掉队的。”野战军一个团两千多人出头，一个营四个连，三个战斗连加一个重机枪连，总计六百多人。这是打徐水后剩下的力量。估计打徐水损失很大的十一团还不及十二团的人多。

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部和七师师部都被围在清风店的西南合村，里面还有国民党军两个团。这就是四旅的主攻目标。

第二天凌晨，四旅冲进村里抢占了几间民房。也就是说，四旅及十二旅一部从西南角突破了敌军部所在地的西南合。肖应棠说，敌人数倍于我，短兵相接。四旅受到了两面夹击。　十二团政委刘国甫说，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团长他们上去了。肖应棠说，你告诉杨森团长，把情况搞清就回指挥所。要冷静，我准备把旅预备队十一团全使用在你这个方向。

在突破口上的十二团九连连长岳忠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冲进村南的十二团一连仅剩下20多个战士，由连长魏成科带着守在村口的庙里，几个人守一面墙，子弹光了，就用刺刀，就用砖瓦。机灵的战士把农户的打枣杆接上，勾来近处敌尸上的子弹袋，补充自己。十二团几乎人打光了，姚老的书中，连团部的警卫排都被派上来了。

国民党军手中只有400户居民的小村西南合了。小村一下子挤进了万余残兵，虽说乱作一团，但还是有相当的战斗力。四旅的十团和十二团共四个营突入村内，直插敌人军部。敌人毕竟是美式装备的主力，以密集队形开始反扑。血战两个小时，终因后续部队跟不上，我突入村内的部队不得不撤出村外。

这期间，十二团二营长平茂修牺牲，接着是副团长张清润和团政治处主任和平（姚老、王晓雯父亲都写作“何平”）牺牲。二营的四挺重机枪也被丢在村子里，二营一些没撤退出来留在村子里的干部战士被俘。

我注意到，在西南合村这里损失惨重的，都是杨森十二团的。只能说，张清润在这里牺牲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这是姚老第二次写我军进攻被包围的敌人已经占上风时，仍有大批我军一线战士在进攻中被捕。上一次是在绥远战役的隆盛庄战斗。大实话呀。除了姚老，还没见过有别人这样写过。

后来看作战记录，前委为全歼残敌，调整了部署：十旅和十一旅担任村东面的攻击，六旅和九旅担任村西面及北面的攻击，四旅担任村南面的攻击。十二旅为总预备队。22日凌晨3点40分，总攻开始。

最后的冲刺了，四旅旅长肖应棠到了从预备队被拉上前线的十一团指挥所，他命令团长齐景武，组织一支突击队楔入敌人心脏，首先拿下敌人前沿的坚固支撑点。使其他点上的敌人失去依托，丧失信心。肖应棠说，坚决堵住，不能放走一个敌人，把剩余的炮弹都用上。十一团由于人员不足，团部直属队，旅部直属队、特务连，加上机关勤杂人员全都上了阵。结果，四十分钟后战斗结束，全歼守敌。不多一会儿，战果报上来了，俘虏也押下来了。

王晓雯的父亲说：“抓俘虏倒不太费事，打扫战场可费工夫了。整整一个下午，大家都在阵地上忙活。遍地都是武器弹药，汽车、大炮、坦克、被服、洋面、大米、油、肉、烟、酒、糖、茶无所不有。我们炮连司务长赶个大车捡点米面油盐等吃的东西，无意中捡了四箱袁大头（银元）。当时有人建议全连每人拿两块打付银筷子，说可以防毒，排长们都同意了，只有老连长连连摇头：‘那还了得，战场上违犯纪律，生活上资产阶级，讲享受，搞腐化，你们平时学的都到那里去了？如数上交送供给处，打个收条回来。’等送走四箱银元后，他又风趣地说：‘咱们是用柳条棍吃饭的阶级，使银筷子那还受得了？’”

姚老的书中，仅他这个营就抓了两千来俘虏。在一个大院子里，看见了被俘的二营战士和其他部队被俘的战士。他们都手提着裤子，因为裤带都被敌人收走了。

清风店战役后，部队连着开了两个会，追悼会和庆功会。为了防空，追悼会选在镇子南面一片密林里：一大块空地，高搭灵棚，长长的雪白桌面上供着烈士的灵位，最中间的灵位是我们十二团的张清润副团长、何平主任、大功连长岳忠，其他的烈士灵位依次排列。挽联上写道：为革命而死比泰山还重，愿烈士英名与天地共存。

姚老的书中，作为小说题材，他仅写了牺牲的两个营长张敬斋、平茂修，没有写张清润、和平这两个名字。倒是王晓雯的父亲写得更全面一些。

在敬宣烈士名单、向烈士默哀、灵前宣誓、为烈士报仇等仪式后，鸣枪致哀，还用六零炮打了不少照明弹，它们在一个个在小降落伞下飘浮着，别有一番情怀。在场的众人一个个沉默不语，各自回忆着熟悉的面孔，怀念死去的战友。稍后肖旅长介绍了新任命的十二团参谋长李立、政治处主任姬长馥。

这个姬长馥，是个像姚雪森、赵保华一样的小八路出身，1939年初从三分区跟着陈宗坤、赖庆尧、陈亚夫一起来到一分区的。当年只有十五岁。1944年蔺柳杞去徐水采访地道战，代表徐水县大队负责接待他的，就是大队副政委姬长馥。姬长馥最后的职务是六十五军政委，前几年刚去世。

接下来便是授锦旗，总部命名二纵四旅的十团、十二团为大功团，授予绣有“勇猛如虎”四个大字的锦旗。

王晓雯的父亲，“我们炮连四班四发三命中，加速了战斗的胜利，全班记功一次，并特地给我本人记了一次功。杨团长亲自把大红花戴在我胸前。”

清风店战后，姚老所在的一营仅剩下一百六十余人，二营、三营的情况更糟，算起来，十二团仅有四五百人。当时的命令，在俘虏兵中挑选补充战士，但一个班一下子不能超过三个人。这些俘虏兵的军事素质，明显要好过解放军。所以团长杨森说：“你们不要进行四大技术训练了，这些俘虏兵只要调转枪口就行了。”

最后一个小插曲。

姚雪森的书中，总结出一条真理：“勇敢的人牺牲比例最高，战功最大……”二营长平茂修牺牲，仿佛提前就有预感，战前换上了一身新军装。但牺牲的时候和许多战士们一起被烧成焦炭，几乎认不出来了。他在“三查三整”运动中被批，还说他“打仗滑头”，这次牺牲是为了一洗清白。

打扫清风店战场，饲养员周保忠悄悄提来一个布包袱，都是国民党官太太的金银首饰、宝石玉器，他说他看见国民党军官在拿一把金戒指行贿副营长，副营长看都不看，接过来往荒草地一扔：你现在行贿我，到了俘虏营你又揭发我，“三查三整”再批判我，我要是原封上交了，上级可能还怀疑我，这些东西对我没用。

饲养员说，他打算请两天假，把这些财物给牺牲的两位领导家送去。他要主人公睁一眼闭一眼就行了：“他们都当兵十几年了，战死后只发给几百斤小米做抚恤，人家还有老父亲老母亲，以后怎么活呢？虽然有个烈士证明，但管什么用？村干部换来换去，人家早就忘了。”

主人公（姚雪森）当然批准了。

唐代曹松《己亥岁二首·僖宗广明元年》诗中写到：“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传闻一战百神愁，两岸强兵过未休。谁道沧江总无事，近来长共血争流。”

每一个新政权，都是建立在无数死难者的尸骨上的。这些死难者，不管是为谁送命的，到头来都有同一个下场：这些战争中的死难者的家庭都是在极度贫困中挣扎的。而且，能挣扎到今天的究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挣扎不过来的，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在战争年代，你死去的只是一个男劳力，可你的整个家庭却很可能由于失去你而遭到灭门之痛。

姚老书中所写的这些，在一些满口冠冕堂皇“国家利益”、“军队纪律”的伪君子们看来，绝对是要受到严厉谴责的。但这正是姚雪森书中含金量最高的地方。因为他自觉执行了一个理念：冒个人风险为牺牲者的家属做点实事，比那些讲空头大道理和做表面文章更有用处。

尽管严重违反了军纪，我还是从心里支持老兵的这个做法。

——傅作义

上一节末尾，姚老的书中讲到，一个饲养员，宁可冒着生命危险犯纪律，也要将打扫战场时搞到的一包袱金银首饰珠宝玉石给两位牺牲的领导家送去，为的是能帮助他们的家人度过以后饥寒的年代。

有人问：为什么是“饲养员”？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呢？比如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什么的。

这牵扯到战争年代晋察冀部队中的一条干部规定。晋察冀部队，抗战年代的营以上干部、解放战争的团以上干部，按规定给个人配备一警卫员、一马夫（当然还有一匹马、一个马褡子、一条马裤）。警卫员相当这个领导的个人保镖，要跟着一起上前线的，领导牺牲而警卫员活好好的情况是没有的。两个人只能一起牺牲。

而马夫相当这个领导的半个管家。这个领导或多或少的那一点家当，都保存在马夫的手里。“马夫”是俗称，尊称就是“饲养员”。部队后勤部门从来对马夫的管理要相对松了许多，被称作“无人管”的战士。战争年代，当马夫不丢人，跟郑旭煜一起当红军的哥哥，当国王道邦多年的马夫，因为马夫有相对宽松的自主权。

下面接着讲。

清风店，晋察冀解放军打的是石家庄出来的国民党第三军。第三军在清风店被歼灭了，石家庄剩下的国民党军不到一半，下一步就是打下石家庄。

细心的人会发现，在攻打石家庄的晋察冀部队中，是没有二纵的。参加保北阻击战的二纵因为伤亡太大，而被特意安排在石家庄外打援。但最终敌人援兵没敢出来，怕再来一个清风店。所以，二纵实际上是“休息”了一次，否则，保定以北的国民党军全力南下，二纵这三个伤痕累累的旅恐怕又将是一场恶战。

兄弟部队打石家庄，二纵在北沙河一带构筑工事，防止北面敌人的援军南下。北沙河这个地方，在定县和正定之间，切断了平汉线铁路，与行唐、新乐、安国连成一线。这里就在清风店战场上，战场上遗留下来很多运载国民党家属及财物的大车，都被当地乡民搜走。当地的许多村民都发了大财，于是像欢迎财神一样的热情款待解放军。

有意思的是，姚老的书中，上级根据俘虏的口供，过来追查：一辆大车上有三箱金条，问一直守在战场的这支部队知道吗？当然不会知道，但你看当地乡民欢迎解放军的热情劲头就知道了，那些金条到底落在了谁的手里。落在了老百姓的手里，他们死不承认，你又不能拿枪强迫，怎么让他们给吐出来？

战争年代，对战场附近的农民靠打扫战场来“发点小财”，这也是老天对居住在战场附近农民的一点补偿。抗战年间，一分区在山里打仗，每逢战斗结束，老百姓将被打死的日军士兵尸体从头到脚扒得干干净净，连根布丝都不剩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河北西部山区的老百姓实在是穷呀。

贪婪之心人皆有之。老百姓是如此，军队亦是如此。那时候的兵，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贪小之心不会因为穿上军装就消失了。姚老身边的警卫员小史，就是前次“打埋伏”派克金笔的那一位，这一次又弄了几个宝石金戒指，给当年主人公的女朋友小胡送去。

小史说，是先看到班长捡了，想了想不捡白不捡，于是他也捡了。书中说：“小胡（胡敏英吧？）戴上了，耍赖不还，还威胁小史要去告他违反俘虏政策。”

好吗，整个一黑吃黑。

三纵、四纵打石家庄，在定县北沙河等待打援的二纵因为敌人没来，“无援可打”，于是休整部队。王晓雯的父亲认识了旅政治部宣传干事林鹏，就在那个时间里。此时的时间是1947年12月—1948年1月。几年后，当年的旅政治部主任陈亚夫升任六十五军军政治部主任，林鹏担任六十五军军报总编，仍在陈亚夫的领导之下。

突然，林鹏因赵宝华捅的漏子，得罪了军政委王道邦，被一撸到底。好心的陈亚夫帮助他保留了干部身份，虽然是最低的一级——排级。这都是后话了。

王晓雯的父亲写到：“四旅为补充政工干部，举办了这次文化训练班。第二天上午在团部举行开课仪式，宣教科长苏有林（苏友邻，来自孟阁臣战线剧社，最后在八一厂，跟胡敏英一起）讲了办班的意义和重要性，又介绍了王奂、林鹏、美术老师曹振锋、音乐老师远方、舞蹈老师王金恩、写作老师鲁就。

训练班总负责人是旅宣传队长王奂。训练班共分三个班，大约四十多人，学期一个月。一切课程都是速成的，学习内容丰富而实用，毕业考试我成绩非常好。”王晓雯的父亲提到的上面这些人名，除了林鹏一个人，其余都是从一分区战线剧社出来的。王晓雯的父亲当年21岁，一个月后担任文化教员，以后调到十二团宣传队，再以后升任文化干事，都得益于这次短短一个月的“速成学历”。

王晓雯父亲的故事讲到这里，提到了一条重要信息：“杨团长、刘政委、还有组织股长柴展鹏”。

这个“柴展鹏”何许人也？实际上是“蔡展鹏”的误写。王晓雯的父亲将姓氏听差了。蔡展鹏何许人也？就是1941年一团二营七连，狼牙山五壮士的连指导员，前几年才刚刚去世，那时在杨森十二团当组织股长。姚老没有在一团干过，对蔡展鹏可能不熟，但应该能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连指导员蔡展鹏这个“老一分区”。

石家庄打下来了。你翻看整个晋察冀三年内战史，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两次大胜仗，一个是“清风店大捷”、另一个就是“解放石家庄”（近些年都拍出了电影）。其余的，大小仗没少打，但战果可怜，很难拿得出手。最后几仗，围歼新保安、攻克张家口，虽然是大仗，战果辉煌，但那是在狗皮帽子大军进关之后才一起来完成的，仅靠华北野战军自己一家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1947年的11月底，打下石家庄的一周之后，二纵开始从大沙河向北行。每天不紧不慢，四十里路，移驻到定县，今天的定州。然后是白洋淀以西的安新县、容城县，隔平汉线铁路就是河北省易县，这一路都是老根据地，现在叫解放区。

沿途地方政府送来新兵，由于解放区多属“老边穷”地区，人口稀少，兵源匮乏，连独生子都被征兵了。为征上新兵，新兵团由地方政府干部带头，县长当团长，大区长当营长、小区长当连长，腿脚利落的青壮年都拉来了。现在，解放区农村所到之处，只见到处女多男少，大姑娘到了出嫁年龄找不到男人，轻壮男子都上部队去了。

二纵又奉命过平汉线铁路，进入老根据地易县。为什么？因为晋察冀最头疼的老对手傅作义到了河北。

纵观晋察冀这段三年内战史，前后有三处致命硬伤，拖累了晋察冀的后腿。第一处是大战前夕复员部队，自毁长城、自断手足、自废武功，以致无力还手；第二处是极左的土改政策，导致血腥残暴的土改运动伤及许多无辜人士；第三处是晋察冀共军几次同傅作义交手，傅军的战斗力、战斗意志、战斗素质均在共军之上，最终都是以共军吃亏而告结束。

傅作义原来的地盘在绥远，即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包头所在的那个地区。1945年—1946年，占据了察哈尔省的晋察冀与晋绥两大块联手，和傅作义绥远部队争大同那块地盘，打算将两家连在一起。结果不仅没讨到便宜，反而连察哈尔全省都丢给了傅作义，晋察冀部队不得不退到河北境内。

在整个1947年，从年初的涞易战役到秋后的清风店大捷、年底的解放石家庄，都是晋察冀解放军在和国民党十一战区的孙连仲作战。自从丢掉了石家庄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国民党中央到华北地方都看出孙连仲不是晋察冀共军的对手，还必须请晋察冀共军最头疼的老对手傅作义出马。

于是，应华北各界人士一致请求，国民党中央政府顺应民意，取消张垣、保定绥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傅任总司令，统一指挥华北五省战局。发布任职命令时中央政府宣布，当年，傅先生既然能够击败晋察冀共军，控制察、绥两省，现在也一定能不负众望，控制河北，安定华北。

傅作义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后，将战略重心从察绥转到了华北，将傅系主力35军、暂3军、骑四师、骑12旅全部调到河北，连同华北的国军编成三个机动兵团，以李文34集团军组成平汉兵团，傅系各军为平绥兵团，侯镜如指挥92军、62军为津浦兵团，与华北野战军进行决战。

这三个机动兵团，无论整个力量还是单独力量，都要强过晋察冀解放军的二纵、三纵、四纵三大野战军主力。傅作义针对解放军战略、战术特点，采取相应战法，即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大量扩编地方部队和保安团，以地方部队守卫城市、据点，以正规军组成野战集团，寻找战机围歼晋察冀野战军。

看王晓雯父亲的写作：“一九四八年春季攻势以来，全国各大战场捷报频传，可我们晋察冀并不理想。原因是这位傅作义实非等闲之辈。你打运动战，他也打运动战，而且是陆空配合，行动迅速，说到便到，一时弄不好就会吃他的亏。听说友邻部队的一个后勤队伍，一时不慎就受了他的袭击，损失很大。”

1947年底，解放石家庄后的晋察冀野战军全力北上，对平津保交通线进行破坏，三纵附破击高碑店——良乡铁路；四纵破击高碑店——徐水段；二纵破击徐水——保定段；一纵破击北平——南口段，等敌出援，寻找战机。北岳军区、冀中军区、冀热察、冀东等军区全部出动，以刚刚成立的六纵为战役预备队。整个活动地域集中在平、津、保三角地带。

这个计划战略意图非常清楚，就是要破坏平、津、保之间交通线，孤立沿线各个据点，逼傅军出来增援，寻找战机，消灭其中一股。如傅军不出来增援，则将各个孤立的据点消灭，争夺对平、津、保心脏地带最后控制权。

共军的这个作战意图被傅作义看破。傅作义军先打垮了在定兴的四纵，四纵抵挡不住，从定兴退到满城。傅作义军准备顺平汉铁路南下，打到石家庄。危机中，三纵直攻涞水，实施“围魏救赵”之计；二纵开往拒马河以西姚村、塘湖地区，阻击傅军南下兵团回头北上增援。一纵破击东南高碑店——涞水段，准备阻击高碑店方向援军，保证三纵的进攻。

1948年的1月11日晚上，三纵主力开始进攻涞水城，七旅、八两旅攻城，九旅在白堡、史各庄、西义安、庄町地区作二梯队。涞水吃紧，于是呼救，傅作义系的精悍部队一〇一师赶来救援，于是有了二纵的四旅、五旅联手同一〇一师的一场较量。

姚老的书中，王晓雯父亲的书中，都没有关于涞水这一战的详细描写。

姚老的书中说：行军路线每天发一次，每日天都是六十里路，一连走了六天才最终到达房山西边的大山沟，团长指示要在这里休息四天。

我为什么要引用姚老书中的这段话？是因为我发现，姚老的书中将涞水之战这一场同傅作义军队之间的恶战给甩掉了。在二纵的涞水阻击战中，四旅、五旅同傅作义一〇一师的较量，都遭受到很大的损失，不亚于前不久的打徐水和清风店两场大战斗。

有关涞水之战中的二纵，是这样描写的。

1948年的1月12日早上6点，一〇一师的两个团从定兴县城出发，经田侯村向驻守在吴村、高洛二纵部队进攻。

解释一下，定兴县城距涞水县城很近，步行走用不了半天。田侯村、吴村属定兴县东落堡乡；高洛村（其实是南北两个村子）属涞水县义安镇管辖。特别是吴村，现在许多搞晋察冀军史的人从没有仔细核对过地名，写白了，“吴村”就错写成了“武村”。

据战史记载：一〇一师骑兵连于8点钟进到武村南300米，被守军二纵五旅十四团发现，但他们认为骑兵是看地形的首长，一〇一师步兵是友邻部队，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〇一师见八路军守军没有防备，果断以骑兵向正面一个猛烈突击，另二路分别向左右两翼迂回夹击包抄，切断守军退路。

面对突然袭击，十四团一营副营长雷自德、二连长张明堂惊慌失措，也没组织兵力和火力掩护，带着部队就跑。跑得慢的副排长和28名战士被俘，被敌缴去机枪一挺、步枪18支、60炮一门，轻易地丢了武村这个重要据点。

借此机会提醒一句：五旅是平西的部队，其三个团中的十三团，来自平西挺进军七团；十四团来自原一分区二十团；十五团是平西抗战后期新建的四十四团。

五旅知道武村失守后，命令十五团集结南北大位，十三团集结于富位，准备反击夺回武村。武村失守后，五旅十四团二营在南高洛村东南300米处构筑前沿工事。国民党军一〇一师一部沿武村向高洛前进，二营发现后，认为衔尾而来也是武村撤下来的部队，是自己人。一〇一师士兵冒充解放军，一直进到30米处。

解放军向一〇一师前哨士兵喊话：“停止前进，用旗子、哨子联络，”那几个士兵回答：“我们没带旗子、忘记番号。”一面迅速跑步 接近阵地，并首先举起冲锋枪准备抵近射击，同时大声喊：“不要误会，自己人！”

一〇一师来的太猛了，冲锋枪架在了头顶，大喊：“缴枪不杀！”（注：国共内战中逢打仗占上风高喊“缴枪不杀”的部队只有两支，就是共军和傅作义部队）跑得快的共军回到村里，跑得慢的都作了俘虏。高洛村外打响了，二营将全营集中在南高洛准备固守，但十四团认为一个营守不住南高洛，向五旅报告，五旅命令撤退。

到此为止，接连几次失误，丢掉了防守阵地，都是五旅十四团造成的。

12时上午10点，十四团奉命撤出南高洛村。五旅撤退命令下达后，觉得不妥，决心再夺回武村。五旅以十三团两个营、十五团两个营、十四团一个营，总共7个营绝对优势兵力猛攻武村，经2小时激战，到中午12点，打不动了，形成对峙。旅长马龙火了，决定增加兵力，经报纵队批准后，调来四旅支援，投入战斗。

第二次进攻于12日下午16时发起总攻。进攻发起前，集中了几十门迫击炮和山炮先作密集炮火轰击，部队随后发起冲锋，从12日下午16点到整个晚上，四旅、五旅前后发动了7次进攻，但每次都是被反击下来，进攻部队白白死伤了几百人，武村边沿铺满了尸体。

二纵于武村、高洛进攻受重创后，13日下午，涞水之战也已结束，一〇一师主动撤退。上级命令五旅追击，但大伤了斗志的十四团只用3挺机枪、2门迫击炮向撤退的国民党军射击了一阵，没有追击。十五团到5点看看没有敌人了，派了四个连追击，渡过拒马河后，遇到101师伏兵袭击和反冲击，损兵折将退回武村。

武村、高洛阵地，二纵原来任务是配合进攻涞水的三纵，阻击敌军的援军，没有准备作如此激烈的战斗。现在涞水主战场的战斗好不容易结束了，正面增援涞水的一〇一师撤退了。二纵立即脱离战场，丝毫不再耽搁，连在武村、高洛丢了一地的尸体、武器都没有打扫干净，就撤离了战场。

姚老文中的部队向房山西部转移，应该是从这里开始的。

由于伤亡惨重，武器丢失太多，看史料，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战后在房山县（今天的房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责任追究。二纵在进行“三查三整”的同时，于1948年2月2日至6日，在纵队党委及政委李志民的主持下，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大会，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同志亲临参加，并作了战术思想和战斗作风的报告。

大会就武村、高洛战斗未能全歼敌人的问题作了认真地检查与处理。五旅和十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在会上进行了检讨，到会同志也就此问题联系自己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对此战斗明确了十四团领导应负主要责任的问题。为了记取教训教育干部，经上级党委批准，给予第五旅旅长马龙、政委李水清记大过处分，十四团团长雷育龙、政委李学昌以行政降职处分，雷育龙降为副团长，并撤消其党委书记的职务，李降为副政委。

二纵在给野司的总结报告（是不是当时二纵宣传部长沈图的手笔？）中说：“官兵们有的没有上级命令擅自撤退，有的令其攻击不动，有的攻击时跑两步就卧倒，只要敌炮、机枪一打就垮下来。甚至敌一个班反冲击，也往下退，缺乏与敌拼刺刀的革命精神。如13团1营长令其部队冲击时，部队不动，经好长时间动员才冲。5旅15团，一夜攻了7次，部队伤亡很大，当得知武村守军是101师时，更加信心不足，右倾悲观，怕自己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打进去 解决不了战斗，结果不积极，不负责任，无组织地攻了几次。有的攻到村边，被敌反冲击，一垮而下，拦也拦不住，发谣风乱跑。有的跑到急救室，有的就在战场上隐蔽起来，干部也不掌握部队。该团3连配属3营时，指挥不动。14团6连连长孟庆村也是这样，当其率一个排被敌反冲击，没有上级命令就擅自往防空洞里跑，而叫通信员去给2、3排传令撤退，另部队与部队之间也互相观望，你攻我也攻，你不攻我也不攻，有的看着友邻攻到一定程度，自己也攻一下，如友邻受挫折则自己不动。纪律松弛，没有积极主动的歼敌思想和顽强的战斗作风。13团、14团、15团都有此种现象。”

注意到没有：二纵在房山西部总结的日子，正是华北步兵学校在晋县成立的日子。见于在清风店、石家庄、涞水几战中野战军基层干部的损失太大，且普遍军事素质太低；又见于傅作义军队如此凶悍，国共在华北至少还要有几年仗可打，于是朱德提议，专门成立了直接隶属晋察冀军区的华北步兵学校。目的是为晋察冀野战军培养损耗最大的营连排三级干部。

傅作义同晋察冀解放军几次交手后，对共军的作战素质心里也有了底——以前并不是共军能打，而是共军遇到的对手实在太差。他在国民党军会议上告诉全体将领说：“无论如何今天和共产党作战，比过去和日本人打仗，容易的太多了。”（《傅长官讲话》第48页。）

当然，这次在房山西部召开的会议内容姚老在自己的书中不可能讲到。

而且，涞水之战这场败仗，在中共许多军史中也不见提及。

——冀热察

1948年3月中旬，涞水战后的晋察冀野战军决定避实就虚，发动“察南战役”，调动聚集在“平津保”的国民党军。不管别的晋察冀军史的研究者怎么想，我却认为这是很高明的一招：你傅作义可以倾巢而出到河北来，我为什么不能到你空虚的察绥老巢去呢？

涞水战役没打的时候，晋察冀军区再一次整合，原冀晋军区与由冀察军区改编的察哈尔军区合并，组建为北岳军区；冀中军区不变，这样，晋察冀军区由北岳军区与冀中军区联合组成。北岳军区与冀中军区各自集合地方部队，组建了一纵、七纵两个野战纵队。

在此之前的二纵、三纵、四纵，和新组建的六纵（晋察冀野战军从没有成立过五纵）为晋察冀野战军系列，由晋察冀军区财政统一供养。而一纵、七纵则由各自组建的北岳军区和冀中军区分别供养，这就是“全区通用粮票”与“地方粮票”的差别。

二纵总结经验教训的房山会议之后，转兵到怀来，一年半前为保卫张家口打仗的地方。晋察冀野战军全线出击傅作义的老巢，一纵、二纵组建左翼兵团，先打绥远；三纵、四纵为右翼兵团，在怀来伺机行动。此时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军事变局，原本组成二纵的部队是四旅、五旅，以及来自冀中的六旅。在二纵房山整顿五旅的时候（四旅、六旅都没有参加），四旅被突然从二纵调了出来，跟三纵、四纵一起行动。

四旅因为在清风店一战立有大功并损失惨重，战后存余者不足四分之一，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特决定：将成建制的连队（而不是零散的新兵）补充给四旅。1948年初二纵四旅从房山重返怀来地区，是1946年10月共军从张家口撤退后第一次重返察绥故地。战事频繁，二纵在战场上伤亡的战士只能由俘虏兵和解放区送来的新兵来补充。

因为解放区每个地区的征兵都是有硬指标定额的，兵员不足，连十五六岁的“娃娃兵”都送来了。姚老所在的十二团接收了12名娃娃兵，每个营四个，每个连一个。据各团总结，娃娃兵的好处是逃兵很少，一是不认识回家的路，二是没有单独跑回家的胆。

基层干部的损耗上面无法补充，由部队自身解决，那些营团干部的老资格警卫员都下部队当了排长。我从姚老的书里知道，提拔排级干部，是营里说了算，团组织股长可以代表团里审批；提拔连级干部则是团里决定，旅政治部主任审批。

没有经过军校的培训，这些直接提拔的连排长的军事素质就不会很高，以后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作出规定：连排干部的人选，除了在战斗情况下可以临时破例，战场任命，但原则上一般先要经过纵队随营学校的学习考核合格后才能上任。

但选拔提升干部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主要是在战斗意志方面。

王晓雯的父亲跟姚老同一个团，他写到这一段时：“战友们吃了不少苦，部队士气很低落，开小差的时有发生，我们六连指导员在部队路过热河大阁县（民国时期，热河省辖20县20旗，中间没有这个“大阁县”。“大阁县”实际上是丰宁县的旧称。1945年9月，中共平北地委根据形势需要，组建大阁县，即丰宁县工委。现在还有丰宁满族自治县大阁镇）时也开了小差。”

指导员带头开小差，这个连其他战士能好到哪去？

因为部队丧失斗志，四旅的十二团“突袭京包线上的天镇车站，主攻突击队是我们六连。”“摸进站的这两个排不知是怎么搞的，呼啦一下卷了回来，退回二百多米，退到了大坝根下。这可把我们二营长周庆云气坏了，他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卡着我们连长的脖子，声色俱厉地说：‘你今天不把队伍给我带上去，我就枪毙了你！’”

注意：这可不是发生在内战开始的1946年底和1947年初，而是发生在十二团刚被授予“大功团”之后的1948年初。距离共军在华北的最后胜利，接管北平已经不到一年时间。六连的连长怕死怯战，指导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蔡指导员左手心也打了个洞，我当时心想：‘作假也不弄得像一些，你怎么不打在右手心呢？’在战场上做假，老战士都懂，因为伤口周围发黑，是火药熏的，这分明是自伤。”

打天镇车站是王晓雯父亲的回忆中说的，姚老的书中没有。但我查史料，二纵四旅确实打了天镇车站。天镇作战之后，因为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也因为绥远缺粮，当时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处在傅作义老巢的晋察冀野战军筹粮不易，当地的老百姓与八路军形成敌对关系，可能是看到了这一点，晋察冀野战军发动的“察南战役”宣告结束。

此时，打下天镇车站的二纵四旅，突然接到了一个特殊命令，像有了明确前进方向一样，脱离开二纵大队，调头直奔东北方向，从张家口、宣化之间穿过，再经过赤城，到达丰宁县城（这就是王晓雯父亲所说的那个指导员开小差的大阁县）。在地理位置上，这个地方已经脱离了晋察冀的管辖地盘，到了隶属于东北军区的冀热察地区。

冀热察地区原本是属于晋察冀根据地的一部分。1946年10月傅作义占领张家口、宣化之后，冀热察地区同晋察冀之间的联系被占据平津和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彻底切断，冀热察地区被划归到东北解放区管辖。实际上，由于山海关、葫芦岛、锦州这些中间地带被国民党军占领，冀热察地区同东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薄弱的。

按照姚老书中的顺序，部队进入到了察哈尔省腹地，这里依然是“解放区”，但贫穷达到了“极度”的地步。姚老的书中写到，两三千人住在一个土圈子里面，女人和男人各睡一个大炕。男人们都穿着仅有的棉衣给解放军运粮去了，剩下没有棉衣的女人和孩子挤在大炕上无法出门。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是在解放区，你们不是土改了吗？土改不会没有分到衣物、粮食、房屋、家具，这些东西都到哪里去了？

注：姚老的书中，将这一段放在了较前面，次序比较混乱。反倒是王晓雯父亲的回忆写得比较准确，“土圈子”这一段应该发生在热河省。热河省是河北省与“满洲国”交界的地方，日本鬼子搞“并屯”，将几个村子的人合在一起，其余地方是无人地带。比如张迺更的家乡河北省平泉县就是这样。

从丰宁出来，姚老与王晓雯的父亲写得内容出现了差异（奇怪，两个人原本都是同一个团的，应该一致）。姚老写从丰宁继续向东北，和友邻部队一起，打下隆化县（董存瑞的家乡），歼灭守敌1300余人，然后经承德南下丰润。这个“友邻部队”指的是四旅的十团、十一团，还是四旅之外的其他部队，比如三纵和四纵，姚老的书中没有细说。

姚老没有细说，但能查得出来。查证历史记载，隆化确实是在那一时间解放的。但解放隆化的主要部队是东北解放军十一纵的三个师，1949年1月组建为东北野战军四十八军。作为程子华带领的老部下，据说原定解放军和平接管北平的时候由程子华带领组建北平警备司令部，但因为出现军纪问题，改换为东北野战军四纵改编的第四十一军，在锦州战役中地上有苹果不拣食的那支部队。

隆化战斗打响的时间是在1948年的5月16日，5月25日对隆化发起总攻，董存瑞牺牲的时间是25日当天。隆化守敌是国民党嫡系部队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的两千余人。打隆化的冀热察辽军区所属第十一纵三个师三万余人。由冀察热辽军区程子华司令和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统一指挥。董存瑞在十一纵三十二师九十六团的二营六连。

最先发现并上报宣传董存瑞英雄事迹的，是抗战期间从一分区出来的干部李振军。1946年，从冀察军政干部学校教育主任，调任补充团政委到了冀热察，之后改任冀热察五旅六团副政委。这支部队，就是董存瑞最初参军的那个部队。解放战争中，李振军在十一纵队先后担任三十二师四二九团（董存瑞所在团）副政委，十一纵队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等职。

东北野战军十一纵打隆化，到底有没有晋察冀野战军参战？

查战史，当时晋察冀野战军的确也参战了。为配合东北我军作战，拖住华北之敌不能增援东北，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第四纵队和第二纵队的第四旅（注意：没有五旅、六旅，这两个旅留在了冀察一带）共七个旅的兵力，组成战役兵团，自1948年5月13日至6月25日，牵制着国民党暂三军、十六军、九十四军（各欠一个师）、九十二军、独立九十五师及新骑兵第四师等周旋于热西、冀东地区，转战月余，先后攻克隆化、丰宁、新滦平、平泉、丰润、昌黎等名城重镇，解放了广大乡村，歼敌万余。

当时没有人知道，四旅这一离开二纵，就彻底独立出来了。两个月后的1948年7月，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华北军区奉命将野战军编为三个兵团，决定将四旅调离二纵。9月，第四旅及独立第一、第二旅在河北省易县地区组成八纵，邱蔚任司令员，王道邦任政治委员，原二纵四旅改称二十二旅；原独立第一、第二旅，依次改为第二十三、第二十四旅。八纵组建后，隶属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建制。1948年11月至次年1月，随第二兵团参加新保安作战，在友军的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第第三十五军。并参加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1949年1月，以四旅为核心的八纵组建成解放军六十五军；以五旅为核心的二纵组建为解放军六十七军。

王晓雯的父亲写从丰宁直接折向东南（没有到隆化），到遵化住了四五天、然后部队再攻占丰润。

从地图上看，从天镇、赤城、丰宁到隆化，基本上呈一条直线，直奔东北。隆化在大清朝避暑山庄承德的北面，如果从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内容来看，姚老在书中写的内容是准确的。四旅确实到达并解放了隆化。

下面再连接到王晓雯父亲，他接着写到：“我们从察北出佛爷口，过长城在热河京东地带，拖住京奉线上的敌人，支持东北战场。这阵子生活可苦了，不打仗什么好东西也吃不上，天天就是小米饭，苦春头子，又吃不上菜，营养跟不上，大家的身体都很虚。”

这话，虽然是大实话，但只能王晓雯的父亲说，姚雪森就绝对不能说。因为他是营级干部，营教导员，要以身作则。部队在热河打下隆化县城，接着进行四天的夜间急行军，进入到冀东丰润地区。打下比较富裕的丰润县城，是二纵四旅此次北行又东行的一个重大成果。

有一个重要内容，姚老从没有提起过，但王晓雯的父亲在这里说到了，那就是四旅的部队里有日本兵在效力（杨成武带三纵在山西大同打仗，被俘的国民党军中的日军士兵主动亮明身份，要求留在八路军打仗）。

攻打丰润城，守敌国民党军很顽强，十二团的二营担任主攻，“杨团长在旅部借来一门山炮，还带来一名射手，是个日本人，叫山野。杨团长问他打掉对面炮楼要几发炮弹，他伸出三个指头。当时没有炮镜，就见他瞄了瞄炮膛，打出了第一炮，偏了，打在顶层掉了一些土。他又瞄了瞄，打了第二炮，只在炮楼根打个洞。大家都有些泄劲，担心第三炮打不准。他接着瞄了第三炮，并闭上眼睛，嘴里叨叨咕咕，然后打出了炮弹，正好打中。炮楼开了花，机枪全哑了，”

王晓雯的父亲接着讲到：“晚上看戏时，我挨着炮手山野，我小声问他：‘你一发就能击中，为什么要三发？’他压低声音说：‘我的迷信，两发打了，他们跑了的没有，第三发，他们的死了，我的不负责任。’”原来前两发炮弹，是为了给对方留出逃命的机会。

晋察冀部队进入到冀热察地区，就不能不谈到土改。因为整个冀热察地区的土改运动都呈现出极左的势头。其中察哈尔省的张北地区，是曾经的共产党军队的团长兼团政委陈怀初被逼叛变的地方。战争年代，凡叛变共产党军队，有主动、被迫、被逼几种原因。陈怀初属最后一种，被逼上梁山的那一种。

二纵四旅1948年2月到达张北地区的时候，正是陈怀初被逼叛变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里处于最低谷时期。冀热察辖区内的冀东地区，是土改运动极左势头的重灾区。看史料记载，一些像陈怀初同样遭遇和想法的干部，家庭被镇压，本人被批斗，都是在那一时期投奔了国民党。还有许多当地的老百姓干脆舍弃了村子家园一走了之。

老百姓走了，仅剩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能单独留下来，只好也走，于是村子成为了无人村。但这一次的“无人村”不是日本鬼子造成的，而是共产党的土改运动造成的。

晋察冀野战军在军事上屡屡失利，政治上因土改丧尽民心，逐步走向衰落，1948年初一度达到顶点。当时正担任冀热察地区冀东行署主任的张明远总结说：“树敌过多，把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群众武装起义（如遵化、平谷、迁安）。”“（土改）错误严重性有些被胜利所掩盖，造成的恶果被胜利抵消些。（如）冀东地区的战争再延长三、四年，冀东解放区会不会变质，是很难说的。”

1948年春天晋察冀部队向冀东的开进，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多少缓解了冀东解放区的危机程度。但整个冀热察地区因土改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姚老的书中，讲到在冀东的热河地区，他所在的十二团一营二连，发生了一起战士们之间的“群殴”事件。姚老概括为“打群架”。打架的主体是解放区兵和解放兵，说白了，就是一群“翻身农民”新兵同俘虏兵（参加解放军后被称为“解放兵”）之间的群殴。

打架的起因是批斗地主大会。

当地贫协召开批斗地主大会，地主被参加大会的群众当场用乱石砸死，地主留下两个女儿，一个十八、一个十七，贫协断定，群众同意，许配给了给地主干了二十多年活的两个长工，一个四十五岁，一个三十三岁。台下的一位“解放兵”听了，认为长工的岁数大了，配给他倒正合适。翻身农民出身的战士指责对方“有地主阶级思想，有腐化思想”；解放兵也不是刚过来的俘虏兵那样子了，说这是给他“乱扣帽子”，于是双方就动手打起来了。

一营为这次打群架专门召开党委扩大会，接着召开军人大会，加强土改运动的政治意义教育。总算解决了这次部队的内部冲突。

姚老的书中还讲到了冀东的农民愚昧暴动（冀东领导干部行署主任张明远称之为“群众武装起义”）“在，不在？”

冀东的村庄接连大火，一群群的男男女女疯疯癫癫，有哭的、有惨叫的、有敲锣的，一天一夜，连着的几个村子都着了大火。派侦察员去察看，只见农民手拿菜刀、杀猪刀、柳叶刀、还有棍棒的，见面就互相问：“在，不在？”

说“在”的，就跟着他们的人群走，进每个村子东西随便拿，随便吃喝，随便找姑娘结婚，玩女人，杀人。

说“不在”的，当场就杀。有八路军战士前去阻挡，被他们砍杀。一支一两千人的农民大队，眼看着就要冲着姚雪森部队驻扎的村子过来了。因为有当地老百姓在里面，部队不敢开枪，是打是撤拿不准主意，紧急向团长、县委书记请示。

请示的结果，一营的四挺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对空射击，步枪瞄准着人群中的凶汉射击。人群跑散了，悄悄统计了“战果”，“捉了三百多人，大多数是老人和妇女，打死二十多人，男女都有，打伤七十多人，男人多，也有妇女和小孩……”

营长命令：“各连卫生员，带药箱，抢救受伤的小孩，还有女人和老人……”

一连长和几个战士，押着几个被捕的中年人过来，姚老在书中训斥：“看你们穿着是贫下中农吧？贫下中农分了土地、房子，你们这是干什么？烧了多少村子？死伤了多少人？你们都是疯子。”

旅政治部（现在是陈亚夫）了解到的情报，“是国民党北宁铁路交警总队支持干的”，还有还乡团、反动道会门的联手。很快二纵打掉了这个北宁线铁路交警总队。

解放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修史，并不是有什么说什么，实话实说的。作为控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共修史，是有选择的写进历史教科书的。有些话可以直说，有些话美化之后可以说，有些话被弱化后可以说，有些话是绝对不能说的，还有些，则属于“瞪着眼睛说瞎话”的。

共产党军队对群众暴动、哪怕是反动群众的暴动进行镇压，就属于“绝对不能说的”。比如1940年底挺进军九团对平西野三坡民众暴动（定性为“国民党特务的挑唆”，什么高人想出来的？）的镇压，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回忆中就被列为禁区，不能提起。还有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对自己内部的“不可靠分子”和“知道太多分子”的屠杀，被杀害者起码有数千人，也属于绝对不能提起的一类。

姚老的书中，塑造了一个叫“宋和仁”的政工干部（这个人有原型人物，王栋手下的组织干事提拔起来的，林鹏的书中对这个人有很多描写，他因为能指挥打仗，以后从政工干部站为军事干部，抗美援朝当到团长，1957年送南京军事学院深造时被打成右派），也是从易县狼牙山出来的，当时在部队任团政治处副主任，解放后被打成“右派”。事实证明，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干部，总是比别人要明白一些。但是没有妥善隐藏自己的观点，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小辫子。

他在当时说：“我分析，你营二连二排打群架和这次大暴动这两件事要联系起来看，我认为与土地改革运动有些过左行为是有密切关系的。为什么把十七八岁的姑娘分配给三四十岁的长工？分土地应该，还分人吗？恶霸地主，群众有气处死几个是可以的，一个三十多户人家的小穷村，非要划分出一个地主，地主是有条件的嘛。这么多扫地出门的地主，他们没有土地，没有生活条件了，所以逃亡到国民党军队当兵啊、找枪啊、当还乡团啊、参加反动道教啊，伺机报复，这就增加了国民党力量，还乡团比国民党还难打，他们宁死不交枪，给咱们作战增加了麻烦。我坚决拥护土改，但我反对土改中过左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