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世界盗走的“敦煌遗书”

1914年5月，奥登堡组织了第二次中亚考察活动，规模远超第一次。这次，沙俄政府拨款10万卢布给考察活动经费。8月奥登堡到达敦煌莫高窟后，当即便劫获了大批经卷文书、壁画、布画、绢画、纸画、丝织品及雕刻品。一直持续到1915年春天，当时已是民国四年了，奥登堡离开敦煌。奥登堡究竟从敦煌劫走多少文物，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

现在知道的也仅个一个大概：奥登堡盗走的敦煌汉文残卷18000件、藏文写本200余件，还有少量梵文和其他文字写本。另有100余件绢纸壁画、雕塑等。文物部分如今收藏于圣彼得堡爱米塔什博物馆（原沙皇冬宫），写本部分则收藏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人被迫停止了他们的中亚探险、考察活动。自奥登堡于1915年最后离开中国的近十年中，再没有一个外国“探险家”蹿到敦煌盗宝，直到后来1924年美国人再到敦煌盗壁画。

英国人：

40块马蹄银“捐”回24箱敦煌遗书

奥勃鲁切夫之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了敦煌。

斯坦因曾多次到中国西域“探险”。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至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间的第二次中国探险活动中，除重访和田和尼雅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外，最重大的“收获”是骗盗走了大批敦煌遗书。

斯坦因与维族商人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3月，斯坦因到敦煌时，并不知道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的消息，原来准备只在敦煌待10天，考察一下莫高窟千佛洞，并在敦煌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然后就去罗布泊沙漠进行考古发掘。此时莫高窟藏经洞已被一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发现，获知信息后，斯坦因赶紧改变行程，他后来在自己书中说出了改变行程的理由：“这种宝物很值得去努力侦察一番。”

但斯坦因并没能在第一时间见到王圆箓，王圆箓出去化缘了。斯坦因只得先去别处，一直到5月再次来时，才和王圆箓见了面。王圆箓开始比较警惕，但斯坦因大耍手腕，骗得了王圆箓的信任，最终王圆箓将藏经洞向他打开了。

道士王圆箓

王圆箓当时也害怕出事，在给了一部分敦煌遗书后，还跑到敦煌县城去打听风声，怕出事。斯坦因看准了王圆箓的心理，与他立约，承诺“用施给庙宇作为修缮之需的形式，捐一笔款给道士作为酬劳”，从而将王圆箓彻底搞定。几年后再来时，王圆箓还把斯坦因当成了大施主，热烈欢迎，热情接待。

1907年莫高窟藏经洞以及摆在洞窟甬道上的经卷

这次，斯坦因从王圆箓的手里“捐”走了24箱挑选出来的经卷写本（敦煌遗书）、5箱绣品，及其他许多珍贵的文物。斯坦因率领由5辆大车和一批骆驼、马匹组成的驮运队伍，满载而归。

斯坦因车队在安西县(今瓜州)的“道德楼”前

“24箱敦煌遗书”价值连城，而斯坦因“捐”王圆箓多少“善款”呢？仅40块马蹄银。这点“善款”连斯坦因本人都觉得便宜得太离谱，他在给友人信中说：这批遗书只花了130英镑，其他地方买一件梵文贝叶写本或一些古旧物品就要这些钱了。

师爷蒋孝琬

斯坦因并不通中文，他能搞定王圆箓，要归功于一位叫蒋孝琬的中国师爷。蒋孝琬是湖南人，他是斯坦因聘请的中文翻译。斯坦因对蒋评价很高，在其死后仍很怀念：“蒋孝琬在我探险过程中作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敦煌的千佛洞和王道士周旋，并最终成功地说服王道士，使我成功地带走了我所想要的一切宝物。”

如果没有蒋孝琬的“周旋”，斯坦因在中国骗宝肯定不会这么顺利，这么成功。从这事来上说，是中国人自己把中国文物骗给了外国人。

法国人：

遗书装满了10个大木箱

走了英国人，法国人又来了。

与斯坦因一样，这位名叫保罗·伯希和的法国人是一位语言天才，会10多种东方语言，长期在东方“混世界”。1900年2月，伯希和被派来北京，为法国远东学院购买中国古籍和文物。当时正值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混乱时期，伯希和在北京搜得了一批中国古籍和文物。

伯希和与身后的万卷经书

外国探险家、考察家“探险”成功，从中国古城遗址、古墓上葬，盗挖得了大量的珍稀中国文物，这大大刺激了法国人。1906年，由年仅27岁的伯希和任队长的法国“中亚探险队”出发了。

伯希和先后在吐木休克、库车等地考察和盗掘了8个月，获取了一批梵文和龟兹文写本、龟兹文木简以及印玺、古钱等珍贵的中国古西域文物。与斯坦因一样，听说敦煌发现藏经洞后，他立即放弃考察吐鲁番的计划，直奔敦煌。

伯希和能讲流利的汉语，很快与王圆箓成了“好朋友”，被引进藏经密室。当他看到那些卷帙浩繁的写本时，也像斯坦因一样，“简直惊得呆若木鸡”。虽然斯坦因先盗走了大量遗书，但他不懂汉文，伯希和却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又得以亲自进入藏经洞挑选，因此遗书中的精品，特别是有纪年的经卷，多被伯希和盗走了。

挑选好后，伯希和多次与王圆箓密谈，使尽手段进行利诱。在伯希和承诺保守秘密的前提下，以50两银子一捆的价钱，“买”走了精挑出的6000余卷遗书，总共付给王道士500两白银（约90英镑），这些遗书可都是天价啊。

伯希和带领的考察团

1908年5月，他将这些遗书装满了10个大木箱，也如斯坦因一样，用大车再一次将中国文物偷运回了法国。

法藏伯希和敦煌文獻精美手稿

1909年，即盗走敦煌遗书后的第二年，伯希和来中国为法国远东学院购书，并带来一些敦煌经卷修裱。先后在南京、北京见端方和罗振玉时，说出了买遗书的事，才暴露了自己的敦煌丑行。

直到这时，中国学术界才知道敦煌发现了藏经洞，而珍贵遗书已被骗走差不多了。在全国惊呼“国宝遭劫”的声浪中，罗振玉等人上书清朝学部，清政府这才进行追查。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清政府正式拨款库银6000两，命令甘肃学台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但在起运前，王圆箓却私自藏匿了许多文书，运京途中又遭沿途官吏明取暗窃，遗失多多。最后移交到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18箱，其中不少都是残卷。

日本人：

骗得近500份写本经卷嫌少

走了法国人，日本人又来了。

大谷光瑞

这次来的是批日本和尚，组织者名叫大谷光瑞，系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大谷光瑞在1902年组织了第一支“大谷中亚探险队”，进入中国境内寻宝。到1914年，共进行了三次“探险”，均取得成功。

日本大谷探险队载文物离开敦煌时的留影

日本人骗走敦煌遗书，便发生在第三次“探险”期间。这次探险从1910年8月开始，主力前锋是橘瑞超。

1912年，日本大谷光端探险队的橘瑞超（左）在敦煌

其实，日本人第三次探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敦煌来寻宝，并直指敦煌遗书。

当时，橘瑞超从伦敦出发，出发前去见了曾骗得大批敦煌遗书的大贼、英国着名探险家斯坦因，学习“盗宝”经验。此行经俄国，再潜入新疆地区。由于橘瑞超行为异常，俄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曾一度怀疑他是日本间谍，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监视。

这次“探险”橘瑞超险些命丧西域，远在日本国内遥控指挥的大谷光瑞与橘瑞超失去联系，担心他遭遇不测，遂派弟子吉川小一郎前来寻找，实际是接替他继续寻宝。吉川小一郎从西安经河西走廊，于10月上旬到达敦煌，但却打听不到橘瑞超的任何消息。

其时，死里逃生的橘瑞超正向敦煌加紧赶来。他之前已从敦煌过来的一位商人所带信中，知道大谷瑞光派吉川小一郎来找他了，且已到了敦煌。

先到敦煌的吉川小一郎在橘瑞超未到前也没有闲着，和斯坦因一样，他骗得了王圆箓的信任。从千佛洞的佛像中，盗买了两尊做工最精巧、损伤也小的佛像。在橘瑞超也赶到敦煌、两人见面后，又合谋从王道士手中骗得了近500份写本经卷。但他们并不满意，因为斯坦因骗走了29箱，比他们多多了。

有意思的是，日本学术界后来一直在怀疑这些经卷是伪造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就开始讨论敦煌经卷的真伪问题，代表人物、日本着名敦煌学专家藤枝晃更是语出惊人，称日本所藏的敦煌写本有90%以上是伪卷。在北京理工大学“2002年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上，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以《敦煌写本伪造问题管见》为题，提交大会一篇论文，进一步披露了这个事实。

难道，当年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上了王圆箓的“鬼子当”?王圆箓有过文物造假的行为？

兰登·华尔纳

美国人：

使用化学胶水毁灭性疯盗壁画

到此，美国人登场了。

在盗劫敦煌遗书的事件中，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没有及时赶上。肉虽然被别人吃了，能喝口肉汤也不错。可能觉得来晚了吧，美国人盗得更疯狂，遗书未盗得便盗墙上壁画，由于美国人使用了化学胶水，许多精美壁画因此被永久性毁灭了。

据原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调查，被美国人从千佛洞用胶布粘去和毁损的初盛唐石窟壁画有26方，共计32006平方米，破坏留下的残迹现在仍很清楚。因为使用的是化学胶水，破坏不可逆转，未能粘走的壁画也彻底毁了，连同样有盗取之心的日本学者也为之痛心。

领头的美国人叫兰登·华尔纳，时系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曾与笔者另着中提到的、参与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一起盗掘金村大墓的美国人，就是他。

1923年，华尔纳和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组成了第一支到中国西北的美国远征队一一“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调查团于1924年1月，到达敦煌莫高窟时，不巧王圆篆又外出了，心情激动的华尔纳未经同意，径直摸进壁画石窟内。等王圆篆回来后，如前面的英国人、法国人一样，华尔纳买通王圆篆，据说贿赂了700两银子，王圆篆遂同意他剥走一些壁画，但华尔纳贪得无厌，却剥了三万多平方。

1925年，华尔纳又组织了一个7人的考察队，进行第二次远征，同样直奔莫高窟，准备使用胶布再次大规模盗劫敦煌壁画。当时，华尔纳带了“一大车的布匹”，参与调查团活动的中国学者、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发现后警觉了起来。因为中国学者的爱国和当地人士的保护，华尔纳此次阴谋落败，“到此一游”三天后，灰溜溜地离开了敦煌。

据陈文平《流失海外的国宝》一书所记，华尔纳所剥壁画，目前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有9件，其余至今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