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团关系再探——以贵州省为中心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增设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是蒋介石在党内重用陈诚、扶植黄埔系的重要表征。王良卿曾对三青团中央人事派系属性进行过统计分析：
表1 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成员派系属性分析（略）
王良卿将复兴社作为立论对象，认为蒋介石“在国民党通过设置三青团前，早已属意由原复兴社势力执行这个崭新、公开化组织的较多实际事务”。王亦认为“三青团成立伊始，复兴社在（临时）中央干事会里所占人数少于CC及其亲近势力，其后复兴社人数比例日高，CC系势力与党内其他派系（如新桂系、政学系）已难以望其项背”。若照上述说法，既然蒋最初就欲使复兴社力量在三青团内起主导作用，为何该社人数在中央干事会中却居于劣势？反之，若复兴社在成立之初居于劣势，又何以论证蒋欲以其主办三青团？

笔者认为王良卿的论证逻辑之所以难以自圆其说，原因在于割裂了复兴社成员兼具的黄埔系身份，以及黄埔系与陈诚及其亲近者间的关联。进而忽略了以陈诚为代表的、以黄埔系为身份特征的群体在三青团内的整体力量。若将上述人员派系属性加以泛化，仅以党、军两个系统作为定性标准，便不难发现CC系等派别在团中央干部构成中可视为点缀。自三青团成立伊始，黄埔系无论在人员数量或所负职责方面均居主导地位。

在蒋介石的意识中，复兴社与CC系在抗战之初已被一同明令取缔，使三青团书记长由黄埔教官出身，却又与复兴社素无关联的陈诚担任，便是出于既容纳续用复兴社人员，又消解旧有组织，不使其借三青团名义死灰复燃的考量。蒋介石重用黄埔系，并以之改造国民党的想法，早在1935年时就微露端倪。据王子壮观察：

蒋先生之用黄埔系活动于各方面，或为将来担负非常责任，改组本党之先声未可知也。至戴先生、立夫等之工作多在敷衍目前，维持现在局面。若云应付非常，彼等盖难胜任……吾人再看此次庐山训练以黄埔系主持其事，而使各地重要党部委员一律参加，即可看出蒋先生之意见，如何重视黄埔系也云云。

蒋介石对如何通过成立三青团处理党内派系问题有着清晰的构想，虽在公开言论中表示：“过去党部方面和力行社以及改组派两部份的青年干部都要联合起来，打成一片，立定一个重心，从新成立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但在日记中却清楚地表明青年团应“以力行社为基础”，“先派辞修、立夫为干事”。其后，蒋召集力行社高级干部会议时，亦明确将“团结国内各党各派和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大问题”交予力行社研究决定方策，并要求全体党员日后应受政治部、教育部两部长指导。

蒋介石还计划将三青团分成两部分：“一部份是武的，一部份是文的，武的方面无论军队或军事机关，社会军训组织等都以政治部作指导机关，文的方面无论是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都以教育部作重心。”由此可见，蒋介石命陈诚、陈立夫负责筹备三青团，除考虑联合军、党两方力量外，亦因二人分别担任政治部长与教育部长，职能上满足对三青团军事训练与文化教育属性设计的需求。

抗战初期，蒋介石欲以陈诚为主导，融合黄埔系与CC系，改造国民党的计划，非仅限于成立三青团，如相近时间成立的中央训练委员会亦是一例。但该会长期以来鲜被研究者注意，因而也就无法完整解读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健党方案。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立中央训练委员会，性质与旧有的训练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及中央组织部的党员训练处均不同，重在集体的征集各类党政干部，以精神、政治、业务以及军事的训练，而非党员在所属党部内的训练为范围，主要掌理国民党中下级干部及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机关、公务人员及学校教职员的思想训练事宜。蒋介石自任中央训练委员会委员长，陈诚任主任委员，陈立夫、张厉生等人为委员，这一人事构成再次彰显了蒋欲融合黄埔系与CC系的意图。

王子壮还注意到蒋介石鉴于广西以武装之副县长训练民众的成功经验，有使县地方自治指导员以武装同志担任，以便训练民众，再由县党部书记长兼任指导员的计划。若真照此实行，县党部负责人便会被黄埔系人士替换。CC系与黄埔系彼时在党内势力尚能等量齐观，但日后黄埔系将逐渐占据优势。由此亦可洞悉临全大会后，蒋介石将党内干部的训练工作交由黄埔系主持的内在逻辑。

陈诚经临全大会与五届四中全会临危受命，于军事职权（1938年1月被任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外，骤然被委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三青团书记长、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一时成为党内比肩二陈的重要干部，及蒋介石战时党务革新计划的肱股之臣。有学者将这一时期陈诚的晋升之路归纳为“由军而政，由军而党”的过程。军委会政治部与中央训练委员会分别负责军队政治训练、民众组织训练与党内干部训练工作，三青团则旨在为党培养新生力量。蒋介石为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将具有训育性质机构的领导权一并赋予陈诚，不仅表明对其万分信任，更是蒋求治心切的反映。

陈诚身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地位仅次于团长蒋介石，虽身在战区，仍积极负责三青团筹建工作，其曾向蒋建议：“各处室人选，务以明大义而无成见、偏见或有其他作用者为妥。”随后，蒋介石电告陈诚团中央人事安排，拟以胡宗南任组织处长，由康泽代理，王东原任训练处长，暂由副处长谷正鼎代理等。自团长、书记长之下，最重要的职位便是掌握团内人事任免权的组织处长。据康泽回忆，蒋介石本拟使其担任，但有人以资历太浅为由反对，最终才以胡挂名、康代理的方式处理。

康泽在自述中写道：“我当时除了在组织处负实际责任外，通过分布在各处和各组的复兴社分子，在中央临时干事会，使我形成了事实上的人事联系中心和工作推动中心。我的意见，在各处都被重视和发生效力，无论陈诚或陈立夫愿意或不愿意。”如此便可解释，为何逐渐形成三青团是以复兴社为主导的外界观感。这虽违背蒋介石的初衷，但其似乎也默许了这一趋向。

      1938年7月，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未久，陈诚突然向蒋介石提出辞职：“青年团书记长职务，职因个人见解微有不同，对于团务发展及今后做法尚无通彻研究，不敢再轻于尝试。如果负其名而不能实际尽责，殊非钧座对职之所期望也，亦非职平日自待之所愿也。”陈诚言辞中表露出对康泽擅权的不满，但蒋并未应允，而是将其所负书记长职责授意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暂时代理。由此，朱氏权责再获提升。有研究者认为，蒋介石之所以选择朱家骅，一为其身上的德国因素，一为平衡派系势力：

就个人经历而言，朱家骅富学术教育背景，对青年领导问题饶具经验；且其曾留学德国，一般被视为国民党内的亲德派领袖，在意识形态上和复兴社、三青团大致接近。另就派系因素来说，朱家骅原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尚为亲炙，但并非居于二陈之下的上下隶属地位。

自三青团成立，康泽对陈诚始终抱有几分排斥态度，主要源于双方旧日形成的微妙关系，但康泽对代理书记长朱家骅却颇表好感。朱家骅接掌党务后，因与CC系暗中相互竞争，军方势力遂成为其设法拉拢的对象，朱之内心亦无多少黄埔系不同阵营的区隔概念。并且，朱家骅仅为代理书记长，对团务干涉较少，无形中也给康泽提供了自由施展权力的空间。此外，也有时人认为康泽因是法西斯主义的鼓吹者，遂与亲德派的朱家骅关系亲近。

朱家骅代理书记长后，认为团中央干事会机构庞大，在蒋介石的许可下，将原有七处裁并为秘书、组织、宣传三处，分别由叶溯中、胡宗南（康泽代）、黄季陆担任处长。如此一来，中央干事会人事关系更加单纯，秘书处不能完全由CC系掌握，组织处则由复兴社控制，宣传处是以新桂系为首、接近复兴社的混合物，并使组织处在团中央的重心作用愈加凸显，所受牵制也减少。

作为回馈，康泽在三青团地方人事安排上较尊重朱家骅意见。1938年8月，团中央组织处曾请朱慎密介绍各省市专科以上学校及海外边疆等地干部，并随函附上介绍表十张以示诚意。朱立即推荐了以下数人：章兆直（同济大学）、曹文彦（澳洲）、李尹希（浙江）、张定华（贵州）、陈绍贤（广州市）、戴时熙（云南）、柳十弥（湖南）、袁其炯（粤汉铁路）、李桂庭（东北）、姚伯龙（广东）。翻检上述十人履历不难发现，仅可考的就有六人与朱家骅任职经历存有交集，这说明朱在有意识地向三青团输入己方势力。

与上述康、朱友善往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泽对待CC系的态度。三青团甫经成立，CC系就谋之甚急，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重要成员张厉生立即送给康泽一厚册名单，人数约在三百名，均是各地CC系分子。如此冒进的举动，难免不使康泽怀疑CC系有占领三青团地方组织的企图。陈立夫也曾出面向朱家骅推荐三青团干部：“唐启宇同志，民十三即在苏参加秘密活动，民十六年在中央党部工作，忠实努力，将来赣省青年团支部成立，拟请畀予效力机会。”朱对此敷衍，称业已存记，并会与康泽接洽。三青团上海支团成立前夕，陈立夫再次向朱家骅举荐人选：“弟意即指定沪市现在负责同志一人为特派员，似较由内地派人前往为妥。”朱婉拒道：“查此事已与康兆民同志商定，由吴绍澍同志前往主持筹备矣。”

自1938年末至1939年上半年，各省市支团筹备处的主任，“除山西、广西、广东比较例外，安徽方治是一个CC分子，也是一个例外，其余多是复兴社分子或接近于复兴社的分子。书记除了广西的程思远外，其余全是复兴社分子。”因此，在三青团成立之初，面对CC系对三青团人事资源的垂涎，朱家骅与康泽达成共同抵制的默契，联手阻止了CC系向三青团的势力渗透。

1939年7月，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行将结束，朱家骅主动向蒋介石请辞代理书记长：“青年团成立以来已满一年，团务尚少进展，各方不甚合作之情形难渐次消除，但钧座迭次训示各项根本要事尽力推行，仍未能迅速有成。职兼代书记长职务实难胜任，且时间精力亦难以全副关注，有负钧训。”为此，蒋开始寻觅替代人选，曾欲以王世杰接任，但被后者当即回绝。蒋复劝王接受该职，王答以：“自去年一月余离教育部，自觉对于青年训练工作，无领导能力。仍未应允。青年团在过去一年间，诸事大半由康泽等主持，其训练方法，大都蹈袭共产党及秘密会社之故智，社会颇不信任。”在康泽主持大局的形势下，王无异于将三青团书记长一职视为烫手山芋，因有陈诚的前车之鉴，拒任态度遂十分坚决。9月，中央干事会正式成立。蒋介石因暂未觅得合适人选，只能命陈诚继续担任书记长。

朱家骅代理书记长的短暂经历，使其自进入中央党部之初，便与以陈诚、康泽为代表的团方高层缔结了较为亲密的私人关系。这一渊源在日后与CC系抗衡时，促成了朱方与黄埔系利益共同体与派系联合阵营的构建。例如，1942年，朱家骅向康泽推荐平津支团主任人选。1943年，朱保举浙、甘、晋、宁等省支团干事长人选。总体而言，朱家骅对三青团人事的干预仍克制有度，“充其量介绍一个或两个参加到各地方团部而已。原武汉支团书记、后上海支团主任吴绍澍，和青海支团主任王文俊（当时在青海任湟川中学校长）是朱家骅所提出的”，并且所介绍之人均能与各地原复兴社分子融洽相处。

朱家骅不仅与团中央组织处代理处长康泽关系甚善，还注意联络远在陕西的名义处长胡宗南。1939年6月，于振灜前往视察陕晋察绥党务向朱辞行时，朱特意询及彼与胡之关系，并告以：“总理之事业由总裁蒋先生继承而光大之，将来承蒋先生之事业者则为胡宗南。请直告胡，如党务方面有何意见，可以径告余，无不照办也等语。”王子壮分析：“关于继承蒋先生事业，以对陈诚信任之专，有以拟之陈者。今朱之此言冒然出之，绝非无据，至少必有蒋先生之明示或暗示在其中。以蒋先生对彼之态度观之，只畀以实权而绝未予以高位（现仍为中将），似将有重大之期待。朱氏之言，信有征也。”由此可见，朱家骅对胡宗南的示好，既是为当下，也是为长远计。

与此同时，朱家骅也在各省党部中积极容纳团方干部。如在湖南，朱家骅以支团组训处长周天贤兼任省党部执委，因其作为“湘省三万青年团员之核心人物，以其参加党务工作定能发生极大绩效”。此后，朱亦将支团书记刘业昭任命为省党部执委，进一步密切该省党团关系。又如在陕西，省党部执委、CC系人士杜品山因与书记长不和，朱家骅便以蒋介石时有注意党团联系指示为由，派陕西支团书记、胡宗南方干部杨尔瑛接替杜品山。再如在甘肃，朱家骅曾有以支团书记寇永吉兼任省党部执委的想法，但因主委朱绍良向朱家骅表示寇作风稍欠纯正，参加甘省党务尤非其时，才打消此议。

国民党省县党部选举恢复后，朱家骅更有意扶植团方势力竞选。1943年，福建省党部选举前夕，朱授意中央组织部主任秘书王启江致电该省党部主委陈肇英：“闽省青年团干部同志不乏俊秀，似亦宜量其资历，栽成一二人，以收联系之效如何？”最终，陈遵照朱意，从三青团中选出两人出任省党部执委。

在三青团各省支团中，情况最特殊的要属江西，因该省团方负责人为蒋介石长子蒋经国。蒋经国虽非黄埔系人士，但在赣自成一系，力量不容忽视，使朱家骅产生联络之意。1944年江西省党部选举在即，蒋经国本人虽对选举无所表示，但该省支团书记曾向朱方表达团方须有人参加竞选的意愿。朱家骅便授意己方干部推选蒋经国担任省党部监察委员，团方常务监察刘己达担任执行委员。省党部主委梁栋就此向朱建议，直接将蒋经国选为执委。朱家骅不仅非常赞同，更嘱梁事先不必与蒋商酌，只须设法选出即可。需要说明的是，朱家骅出面在省党部内位置团方人事，从至公立场看，是为加强党团合作，从私的角度来看，则是为抵制CC系而做的人事布局。

面对朱家骅与黄埔系的抱团取暖，CC系自然不能无动于衷。1942年11月，CC系干部主动通过黄埔系的杨锦昱等人，向黄埔系表示弃嫌修好的愿望。对此，康泽分析“陈氏之动机在联黄埔以倒朱骝先组织部长”，贺衷寒大表对杨放弃黄埔立场的痛恶，郑介民则主张“打击失节之黄埔同学”，唐纵据此断言两方合作局面不易实现。次日，杨锦昱、左曙萍又邀康泽、周厚钧、佘凌云、濮孟九、陶锐、汤如炎、余拯等人商谈黄埔与CC合作问题。据唐纵日记所载，虽然其间众说纷纭：“但均主张相同，而着眼于如何邀集两方高级干部见面与会聚。而尤可笑者在如何划分谁为第二级干部，谁为第三级干部。余知其无可为也！”由此，唐纵决定对两方合作采取谨慎态度。

CC系主动联络黄埔系谋求合作，表明较之于双方间矛盾，其与朱家骅一方的党务领导权的代际冲突更甚。据王子壮1943年底观察：“现在组织部与青年团之关系较佳，似无甚隔阂。对于旧组织部二位陈先生所组织者则不睦仍深，此党中纠纷之总因也。”在此三方势力的较量中，CC系与黄埔系分歧越大，越能凝结黄埔系与朱家骅方的共同利益。反之，CC系与黄埔系距离的缩小，便意味着黄埔系与朱方的合作关系趋于松动。

而抗战时期，贵州省的党团关系则为窥探三方间合作、分化关系的演变提供了有利视角。

三、以贵州为中心的个案考察

      1938年8月，国民党中央酝酿改组贵州省党部，汪精卫推荐由王漱芳出任主任委员。为此，朱家骅致电陈立夫、张厉生与黔籍人士张道藩商议。王漱芳，字艺圃，贵州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历任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交通部主任秘书、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与执行委员、五届中央委员等职。在党内具有一定资历，曾被视为孙科“太子派”成员。

贵州党务向由以李次温、陈惕庐为代表的CC系人士主持，若派王漱芳赴黔，自然对彼等不利。陈立夫态度消极地回应朱家骅：“漱芳同志思此位置久矣，是否适宜殊成问题。若问敬公，当无不赞成之理，仍乞先与张厉生先生商之。”陈所言“敬公”系指黔籍人士何应钦，该省党部主委人选需征求何之意见也属自然。陈对何的态度估量十分准确，早在该年5月间，何应钦就向蒋介石呈递了一份贵州省党部人选名单，推荐以王漱芳任主委，傅启学为书记长。蒋对此仅批示：交朱存查。

贵州省党部改组提上议程后，汪精卫也力荐王漱芳。蒋介石因无其他主张，遂表赞同。9月，中央任命王漱芳为省党部主任委员，并在旧有委员刘祖纯、黄国桢、陈惕庐、周达时的基础上，加派傅启学、张定华、尹述贤、杨治全、李厚如为执行委员，仍以俞嘉庸为书记长。其中，傅、张、杨三人均属朱家骅方干部。

贵州省党部改组完毕后，朱家骅便开始制定己方势力发展计划。张定华因有在黔工作经验，对该省政治环境较为了解，遂建议朱氏先从社会事业与青年团方面着手，利用在贵州实力派与教育界的人际资源，对党务加以整顿。但这一计划的实行障碍在于省党务向被陈惕庐把持，CC系以发放活动费等手段，将贵州青年收买进入“青年阵地社”，且颇有影响力。

“青年阵地社”前身为“青年读书竞进会”，是1935年前后，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为与中共贵州地下党争夺学生领导权而发起的组织，曾一度发展至千名社员的规模。后因国民党军统欲要掌握该省学生领导权，便举报青年阵地社未向中央立案申报，是非法组织，导致该社被明令停止活动。即便如此，青年阵地社在CC系陈惕庐等人庇护下仍继续存在，只是影响力有所减弱。国民党各方对贵州青年的激烈争夺，使省内保留了重视组织动员学生群体的传统。并且，形成以青年为全省党员主体，各级党部均多以青年干部为领导中心的局面。

执委杨治全曾向朱家骅反映，新旧委员间存有嫌隙：“过去党工既由陈惕庐同志一手把持，且其小组织‘青年阵地社’为社会人士所诟病。此次党部改组后，自不宜任其自然。”于是，杨治全等人开始设法吸收、改造阵地社分子，策动青年自发组织学术团体。与此同时，陈惕庐也不愿继续滞留省党部，屈居王漱芳领导之下，并被朱方干部包围，便以战地服务团团长名义，借赴前线慰问之机离开贵阳，更兼任起湖南伤兵管理处少将副处长，致使外间将陈之出走归罪于王漱芳。

除省党部内新旧执委人事矛盾无法化解外，王漱芳与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的关系也渐趋恶化，以致造成党政对立。抗战期间，国民党在省级虽采行党政联席的形态，双方处于平等地位，但党方实际无力抗衡政方。王漱芳到任后，主张“以党治国”，欲处处压制吴鼎昌。又适逢曾任交通部长、与王漱芳有旧的王伯群在黔闲居，使吴怀疑二王勾结，欲取其自代。最终，王漱芳与吴鼎昌在宣传、兵役等问题上爆发冲突，关系破裂。蒋介石只得命朱家骅将王调离。朱虽以继任人选难觅为由向蒋争取：“似不如先由钧座召令王同志来渝垂询一切，并予以训示，再定去留。”但无奈蒋态度坚决：“王漱芳应即调换，或以陈惕庐往替安可。”

朱家骅得知蒋介石欲以陈惕庐接任主委后，立即签呈：“查山东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李文斋，近因致力游击队工作，对于书记长职务无暇兼顾，拟令其专任委员，所遗书记长缺，并拟调贵州省党部委员陈惕庐接充。”朱调陈赴鲁的提议并未获批，蒋仍执意命陈代理贵州省党部主委。据当事者回忆，陈惕庐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时，深受教育长王东原赏识，加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支持，得以出任贵州主委，因其资历太浅才暂时给予“代理”名义。

陈惕庐代理主委的消息传出后，省内干部极度不满，引发省党部执委联名辞职。杨治全还向朱家骅汇报，1938年9月的省党部改组便因李次温、陈惕庐处置失当，与省政府形成水火，“今艺圃与吴不洽，致非去职不可。中央反令陈回主党务，前途暗淡可断言”。此外，黔籍人士也对陈惕庐十分反感。黄宇人就认为陈氏作为一名中共“自首分子”，叛变不过几年时间，竟一跃成为省党部主委，无疑是贵州人的耻辱。据称，黄还特意搜集陈之罪行材料，向中央指控其有使贵州党务特务化的行径。朱家骅秘书甘家馨在贵州党务视察报告中也谈到：

此次贵州以陈惕庐代理主任委员，各方咸不以为然。其于党部内除俞嘉庸等二三人外，俱不合作。盖论其资历，远不如傅启学、周达时，不足领导。其于政府方面之关系，过去亦甚恶劣。故此次发表之后，政府亦极感不安。此外，更因其以前担任特务工作，曾与某方剧烈冲突。今竟以之擢升主委，尤感刺激。

陈惕庐因遭各方排斥，代理主委期间又基本常驻在外。陈果夫担心陈不能久安于位，主动向朱家骅提出：“陈惕庐同志若不能主黔省党务，可否调湘为一委员，专任训练党员之责，党政合作必有大功。”朱先前虽不同意陈惕庐代理主委，此时陈果夫又主动提出更换，但也未立即着手调整，而是等待机会，并在暗中寻觅接替人选。

据黄宇人回忆，1939年11月朱家骅接任中央组织部长后，曾向其试探：“将来贵州方面也许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借重你。”黄认为朱因自成一系，遂有意网罗党内有历史而被CC系排挤者，或对CC系不以为然者。外界虽多将黄宇人视为CC系，但朱家骅或因通过其反对陈惕庐的作为，捕捉到黄与CC系间的距离，而对其有所属意。并且，彼时黄宇人甫任三青团贵州支团部筹备处主任，若能兼任省党部主委，将有利于密切党团关系。

1940年1月，贵州省党部再次改组。国民党中央指定黄宇人兼任主任委员，黄国桢、周达时、张定华、杨治全、徐德风、赵昉、周剑锋、刘孔亮、胡稷同、李居平为执行委员，赵昉兼任书记长。其中，黄国桢、周达时、刘孔亮、周剑锋、胡稷同五人属CC系，前三人为连任，后两人为新任。杨治全、张定华、徐德风、赵昉四人属朱派，除赵昉外，均是连任，且与朱家骅皆有师生之谊。书记长赵昉原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为朱之旧属。至于李居平，“虽无派系关系，且以朱派四委员常将‘朱先生’三字挂在嘴边为可耻；但他对陈惕庐一班人更加憎恶；在若干问题上，他多是站在反对CC的这一边。”

由此，改组后的贵州省党部基本形成CC系与反CC系两大阵营。主委黄宇人以“孤家寡人”自视，并表示本不欲任主委，但根据先前数月在黔办团经验，考虑若不兼省党部职责，贵州支团筹备工作必难开展。其实，黄的派系属性十分特殊，其原为复兴社成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却因担任过中央组织部总干事、江苏省党部委员与中央社会部专门委员，而被视为陈果夫旧部。抗战爆发后，黄逐渐有远离CC系，转向黄埔系的趋向。

基于上述身份背景，黄宇人就任之初，曾采取中立、独立的处事原则，试图平衡省党部内的CC系与朱家骅方势力。例如，陈惕庐离任前，曾突击改组十余县党部和贵州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因遭其他委员反对，便以谈话会方式通过执行。黄宇人到任后，朱方执委控诉陈之举措是非法越权，所有改组结果应一律作无效处理。CC系执委则辩解在新任主委到职前，旧任可照常行使职权，并无违法行为。黄宇人最终裁定，已改组县党部暂维现状，发现不称职者再予更换。黄虽知如此行事会使CC系在贵州占据上风，但自觉是为顾全省党部对外信誉。事后，黄宇人为补偿朱方，推荐张定华和徐德风代表省党部参加省抗敌后援会，但因张、徐二人未能切实尽责，导致后援会始终被CC系周达时把持。

黄宇人出任主委虽为朱家骅所拔擢，但其对朱并非亦步亦趋。1940年8月，黄开始表现出对书记长赵昉的不满。黄还向朱逐一品评省党部执委，如张定华与胡稷同能顾全大体、努力工作；周达时次之；刘孔亮与周剑锋虽略具工作经验，但资历太浅、难孚众望；徐德风表现平平；杨治全能力尚可，但欠实际且不能吃苦、不顾大局，常对外批评省党部；李居平为人公正，惟工作态度消极，数月不到党部。问题最严重者当属黄国桢与赵昉，黄加入哥老会大肆活动，引起外界对省党部的不良观感；赵则度量狭而气焰高，有联合诸委员与主委生事之举。因此，黄宇人建议朱家骅调离黄国桢、赵昉，准李居平辞职。黄更向朱明言，虽可以张定华或周达时继任书记长，但因二人分属朱方与CC系，任何一人出任均会引起另一方不满。在冗长的铺垫后，黄宇人终于道出内心真实想法，即欲推荐与两方均无关系的曹明焕接替赵昉，并以三青团贵州支团部书记张景行、中央宣传部委员张铁君或贵州省参议员王炎三人择二，接替李居平与黄国桢。

朱家骅虽极尊重黄宇人意见，立即将赵昉调回，但并未按黄之要求选派书记长，而是命己方干部杨治全兼任。朱向黄解释道：

弟意为便兄作事起见，不欲另派新人前往继赵。故委员中任何一人均无不可，曾检委员名单一一考虑。因复忆及吾兄前在此时，言辞中对定华、治全两兄似多借重，相处较好。故本拟以定华兄继任，而伊新兼贵阳中学校长未能专任，便遂思及治全兄。因吾兄前筹备三青团时，曾保渠任书记，且渠代理书记多月。兄去年报告筹备经过时，曾屡及渠襄助得力，遂以渠签呈总裁。

即便朱家骅告知黄宇人书记长人选已签呈蒋介石，不便再做变更。黄还是坚持表示：

“恳现任委员兼充，则必张定华或胡稷同为宜。”黄宇人还同时向张道藩诉说在黔受多面夹攻，殊为痛苦，请其帮助促成书记长人选。张颇感为难，向朱吐露：“殊不知弟对本省党政问题多年来不愿过问，故未敢向吾兄有所陈述”，“无论吾兄对黔省党部人员问题为何处理，祈千万勿向部中和文书科长张同志提及弟有信致吾兄，因弟不愿卷入黔省党部中任何纠纷也。”从黄宇人向张道藩的请托中，可明了黄之目的，即因在省党部内势单力薄，欲借CC系与朱方对阵之机，安插己方人员。彼时CC系对空缺执委也虎视眈眈，徐恩曾就出面向朱家骅推荐人选。朱则顺势将黄宇人拉作挡箭牌，以“惟此事前由黄宇人兄力保张铁君递补”为由作复。

黄宇人为阻挠杨治全就任书记长，还向朱家骅汇报了杨在黔不端品行，电文极尽冗长。朱对此未做正面回应，仅表态若李居平辞职，可以张铁君递补，以示安抚。至于书记长职务，朱家骅坚持由杨治全兼任。李居平是省党部内何应钦所荐获任的唯一执委。朱虽承诺若李辞职，可使张铁君接充，但因李始终未表求去之意，前议也只能搁浅。而黄宇人保荐的王炎，曾因案去职，骤然升任执委殊有不妥；黄国桢则因在黔从事党务多年，不便无故调回。上述结果使黄备感挫败，并向陈布雷表达辞职之意，经多方劝慰，才告作罢。

黄宇人虽对朱家骅牢牢掌握书记长的做法甚为不满，却无可奈何。直至一年后，人事风波再起，黄才得以再次要求中央组织部将朱方执委张定华调回。黄自述起初对张印象尚佳，觉其为人坦率，自己离黔赴渝时，更指定张代理主委职务，随后是因张定华与CC系执委周达时屡起冲突，才出此下策。黄宇人在回忆中坦言，曾有人建议其趁机将周达时一并除去，只需在向朱家骅汇报时，补充周亦有不妥之举，请另派人接替张定华，自己再推荐一人接替周达时。如此，朱派去一补一无所损失，还借机铲除了CC系执委，增进与朱方关系。黄自觉极为鄙视派系斗争，且就事论事均是张定华过错，因而只请朱撤去张。

其实，黄宇人请求中央调回张定华亦存私心，是希望借此递补己方干部。朱家骅虽同意调回张，以示惩处，但对黄所荐之人并未采纳，而是任命了心腹周封岐。赵昉与张定华相继在黄宇人的作用下被免，使杨治全引以自危，与朱方执委徐德风联合素来对立的黄国桢、刘孔亮、周剑锋等人，向中央控告黄宇人涉嫌经济问题，但控告被送至中央组织部后，朱家骅压而不理。黄事后分析是因朱明知为诬控，假如受理，杨等五人必遭撤职处分，致使省党部内朱方执委势将尽去。并且，自己已多次表示辞意，若拖至下次请辞时，朱顺水推舟地接受，便可将杨治全等人诬控行为遮掩过去。孰知，杨氏等人还将控告呈文，同时寄送中央执行委员会，吴铁城得知后转告了黄宇人。黄便要求朱家骅派员赴黔彻查。

杨治全等人的联名控告，使省党部内朱方执委与黄之关系彻底破裂。黄宇人也倍感心寒：“假如我到省党部之初，先利用朱派反CC的形势，将黄国桢、周达时、刘孔亮、周剑锋等四人除去，推荐能与我合作的同志继任，朱家骅及其亲信以及省党部的朱派委员，必然皆大欢喜。我在省党部即可造成多数，张定华与周达时冲突的事也不会发生。”

最终，经国民党中央调查，杨治全等人所控多非事实。朱家骅只得向中常会提案：“杨治全、刘孔亮、黄国桢、徐德风、周剑锋、张定华六同志呈控主任委员一案，经派员彻查，所控各节多非事实，违反纪律。除张定华早因另案调回外，其余五人提经中常会决议一律撤回，书记长职务暂由黄主任委员推派委员代任。”杨治全等人的自作主张，使朱方在贵州损失惨重，但朱家骅稍后也建议蒋介石批准黄宇人的辞职申请，派傅启学接任省党部主委。

傅启学，贵州人，早年追随西山会议派的胡汉民，曾任北京市党部清党委员、中央宣传部秘书等职。1938年，王漱芳任贵州省党部主委时，傅任执委兼《贵州晨报》社长、大夏大学训导长，据传是经王伯群介绍投入朱家骅麾下。贵州省党部人事情况复杂，具有派系背景的傅启学到职后，立即陷入派别攻讦之中。曾有人向中央组织部检举傅氏有任用戚属、侵吞公款、排挤书记长等不端行为，使傅不得不向朱家骅详加解释。

蒋介石彼时也对贵州的人事纠纷有所耳闻，欲彻底消除。手谕朱家骅：“据报贵州省党部派别甚多，意见分歧，应由组织部切实整顿，彻底改进，不许再有任何派别之分。如其前任干部人员不听从现任之指挥者应一律撤除，如何办理并希呈报。”朱对此加以否认：“过去黔省党部人事未能协调，经于三十一年改派傅启学接任主委后，同志间感情已渐臻和谐，派系之见日见消弭，如贵、筑等十四县市召开代表大会改选执监委员均已次第顺利完成。”随后，蒋介石又手谕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张治中：“贵州团务不宜再派黄宇人领导，以免党务与团务再起纠纷。”但黄宇人的贵州支团干事长职务，直至该省党部选举结束后，才以主动辞职的方式卸去。

除贵州省党部既有人事矛盾外，傅启学担任主委时，正逢国民党省县党部选举筹备之际，更被推到了派系斗争的风口浪尖。1944年1月，傅在致朱的电文中写道：“现对选举注意者，除青年团及某派外，尚有政府方面。过去团力量及野心均大有操纵党之势，学谋妥协亦遭拒绝，故不能不略予打击。贵阳选举虽系联络某派打击团，但结果系由可靠同志主持，全省观感一新。”据此可知，在他省党部选举中，大多作为朱方合作伙伴的团方力量，在贵州却成为主要竞争对手。
1944年3月，傅启学对贵州局势的估计似乎过于乐观，向朱家骅汇报全省已有18县举行选举，预计该年7月前可有40县以上完成，待选举县份达到60县后（全省共计79县），开始办理省选。而书记长周封岐向朱家骅汇报时，则表现出忧心：“此间基层工作确达三分之一，唯某方力量仍有过之，且基层人员百分之九十五均与某方有关。傅主任态度实际上似与以前仍无变动，实至可虑。”5月，全省代表大会召开前，周封岐又向朱家骅汇报了贵州省选布置细节：

将来人选由傅约请全体执委座谈，立一规约，以全体蝉联为原则，则其余监委五名现正交换意见中。傅意拟以调统室主任戴天强、青年团书记季天行、组织科长许庆民（傅之内弟）、训练科长徐乾章（原为调统方面者，据傅称已转变，似亦可信）、人事室科长李繁均（傅之先生）任之。唯青年团仍要求多出一刻，有李居平与生设法助傅，团方取销此意，尚未得结果。傅意力求安定，座谈会规约订立实出自诚。傅之力量，除郑一平掌握约十票外，上述之科长之和已有压倒之势。团方多提一人，似有不自量之感。

以周封岐所言观之，朱方大有胜券在握之势，但孰料省选前团方态度发生扭转，在各县党部选举中占据优势，直接导致省选结果超出朱方控制。傅启学事后向朱家骅汇报：“此次选举对方以压倒优势向职进攻，经苦斗结果职与郑一平、李居平、杜叔业当选；周封岐候补第一、郑镛第五；监委方面，我方当选许庆民、李繁均二人，尚未惨败。惟职以五票之差，当选执委第二名，第一名为周达时，殊深愧怍。主委问题如有可能，敬祈全力主持为祷。”

周封岐也因选举结果出乎意料，向朱家骅请示后策：“此次我方并中选、监委二人，若无黄某之扰乱，其结果当不仅此也。今后工作，傅如可继续，此间尚可有为。部中同志派生赴湘粤未得成行，及原留此间者共十余人，亦须安置。”朱家骅对贵州省选的失败，已爱莫能助，因其已于5月卸去中央组织部长职权，彼时正因胃疾复发，避居疗养。

上述情况仅由朱之秘书代为转告：“惟云傅之主任委员若不能维持，则拟返渝。请钧长为之设法其他相当工作，为此则周同志以后补第一名，便可递补为正式执委。”

至于贵州三青团如何布置省选，并得以扭转局势的详情，目前仅能从黄宇人的回忆中略窥一二。黄自述离开省党部后，该方执委张景行便遭排挤辞职，贵阳市党部书记长郑代恩亦被迫去职，致使与朱方关系日趋恶化。因此，贵州省选前夕，贵州支团内部怂恿黄宇人回省展开助选，希望能通过选举，在省党部中获取三席位置。为实现这一目标，黄遂与CC系的周达时和省党部调统室主任合作竞选，并同意对方提出的4名竞选者要求，也自提团方3人参选。

最终，团方与CC系的合作使彼此在省选中均有斩获，但黄宇人还是被CC系利用。CC系所提4人全部当选，团方则有一人落选。黄为此曾与徐恩曾当面对峙：“贵州省党部改选，你的人要占五席，我打电话给你。你说太多，太多，两席就够了，但他们仍坚持非有四席，不能分配室里的同志。选举结果，他们因得团部同志的支持，完全当选，我所助选的同志，则因他们不守信义，有一人落选。”黄宇人事后也反省自己犯了大错：

“不但上了贵州CC的当，而且演成一次派系之争，殊非应尔；乃坚决辞去贵州支团干事长的兼职，以免再被纠缠。”

      由于三青团脱胎于黄埔系复兴社势力，党团矛盾大体可看作CC系与黄埔系两派斗争的战时延续与新的表现方式。抗战之初，朱家骅曾奉命代理三青团书记长，亦与团方高层交好。这一任职背景与共同的利益诉求，为朱方与黄埔系达成合作提供了基础，并曾一度联手遏制CC系势力向三青团扩张，呈现了另一种“党团合作”的新面相。

1944年前后，国民党省县党部选举陆续恢复，无形中便是对朱家骅与黄埔系合作关系牢固与否的检验。双方起初虽在福建、江西两省的选举中重挫CC系，但后者为此也立即改变斗争策略，开始采用分化拉拢等手段，设法动摇朱方与黄埔系之间脆弱的同盟关系。1944年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召开，CC系向朱家骅方发起全面进攻，“党团合作”战线瞬时不堪一击。朱家骅的失败，一方面是因CC系在党内势力强大，另一方面也诱因于与黄埔系基于各自利益而达成的不稳定同盟关系。

朱家骅一方在贵州省的失败并非偶然，看似是因该方干部策略不当、大意轻敌，团方干部临阵倒戈，使得CC系趁虚而入。然而，若仔细回顾抗战期间朱家骅与团方就黔省党部人事问题的往来，也就自然可以理解黄宇人为何会在选举的关键时刻突然选择与CC系合作。黄担任省党部主委期间，曾数次向朱家骅提出己方对省党部人事的派遣诉求，但均被后者婉拒。从这一角度看，朱家骅与贵州团方之间始终未能建立起对等的信任合作关系，双方貌合神离，均在暗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当危机来临时，各自首先选择的也是自保，以致于最终陷入互相拆台的境地。

贵州省的个案是朱家骅与CC系、黄埔系三者间战时关系的典型缩影，放眼观之，其他省份也大体经历了相似的合作、分化过程。面对CC系，朱家骅与黄埔系这样的党内新晋势力，“和”或勉强尚能一搏；“分”则立刻溃不成军。但在派系势力竞逐的背景之下，合作缔结的基础并非信义，而是利益。因而，由此导致的党内各方势力的相互攻讦与牵制，或许正是最高领袖蒋介石所乐观其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