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一

言信

来自专栏姚雪森文集研究

——张家口

中共的军队，有一个计算革命资历时间的模式：1937年的7月7日和1945年的8月15日是两个“坎”。凡在此时间之前参加“革命工作”，就被称为“红军干部”或“抗战干部”；而在此时间之后参加的“革命工作”，就被称为“解放干部”。

一个标准“三八式”的干部，到了1945年“八一五”鬼子投降时，正在担任连指导员。如果“放宽”一点，将大反攻进入张家口之前的这段时间计算在内，姚雪森正担任团特派员，营级干部。考虑到当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红军干部在一分区部队中担任营连两级的干部，姚雪森担负的职务可以说“刚刚好”。当然不能跟那些提拔快的抗战干部相比。

一分区一些抗战干部，享受到来自杨成武甚至聂荣臻的特殊“关照”，受到火箭式干部的待遇，提拔很快。不算调走的，只看留在一分区任职的，比如高鹏，1939年提拔一分区副司令，但整个抗战八年基本一事无成；比如王建中、史进前、张如三、宋学飞，1939年就担任了团一级干部；来自“黑马队”的李清川，1942年才被提拔为团一级干部的科长；还不如1941年担任科长的宫呈祥、钱丹辉；以后就更多了。

讲到这里，稍停一下，对当时的三团团部的有关干部作一点介绍。姚雪森写东西，虽然申明是“写小说”，除了团以上领导使用真名，团以下许多干部都用的化名，但仍可以从他的叙述中看到他的个人情感（我不说“爱憎”，不大合适）是好感、还是其它的什么不太好的感受，姚雪森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感受。

三团的锄奸特派员，在部门上隶属于分区锄奸科和三团政治处管。书中三团政治处的领导是“郭主任”，现实中三团政治处主任叫洪璞，紧挨着易县的定兴县人，一分区老兵。一看他所住的地域，就知道他也是从赵玉昆部队过来的。因为赵玉昆起家，一直在定兴县境内，因为与易县县城有段距离，安全一些。但他与姚雪森始终不大合拍，小矛盾时时有、处处有。

关于一分区主力三团1944年秋天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是出自杨成武的亲自安排。当然杨成武也会听取三团老团长肖应棠、老政委龙道权的意见，但大主意是杨成武拍板的。在这个领导班子的四大巨头中，团长郑三生、团政委郑秀煜、参谋长李长汉都是红军干部，唯独这个政治处主任洪璞是抗战干部，一分区“易定涞满徐”抗日根据地中的定兴县人。

抗战胜利后洪璞在三团工作的时间其实不长，以后他调到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负责组织工作，担任组织科科长。1948年下部队，跟彭一起都被任命为北岳军区组建的一纵（后来的解放军六十六军）的团政委，解放后在北京军区下属的某个军校，担任副政委。

洪璞在三团的日子并不好过，是因为三团的红军资历的干部很多。姚雪森的书中，三团的侦察股长就是红军干部，三十来岁了，老资格、作战勇敢、为人正直，但骄傲，还顶撞领导，不满意时还讲些怪话，和那位政治处主任以及同姚雪森的关系都不大好处。可谓是“大冲突没有，小矛盾不断”。

这很正常，那时人们的觉悟普遍不高，眼界也狭窄，很容易计较小事情。什么看的书不合适啦；谁有女朋友了，是不是亲嘴犯错误了；等等，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三团冒大雨赶到下花园，再乘火车赶到张家口，我掌握的资料是住在“十三里日军兵营”，姚雪森书中是住在“七里茶房日军兵营”。这两个地名是不是同一个城市中的两个地方？因为在以后的史料中，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1946年1月在十三里营房建立，而姚雪森的书中，他奉命到“军官学校学习”，也是在七里茶房兵营。

但是看《莫文骅回忆录》，十三里营房和七里茶房是两个地方，而且，十三里的全名也叫“十三里茶房”。我又查张家口地图，现在的七里山公园同十三里营房的位置相差不远，当年这两个兵营应该是也相距不远，紧挨着的。我猜想或者应该是连同日军仓库在一起的日军兵营的两个营房大门，一个在“七里”，另一个在“十三里”。

不管是哪个兵营，姚雪森提到：“日本的兵营很大，一眼望不到边，一排排长长的营房，还有一排排二层的楼房，下层养马上层住人。”三团“阔”起来了，团长、团政委每人一个大房间，政治处主任和特派员住小单间，“政治处其他人都睡通铺，没有炕，是稻草编的厚厚的垫子，日本名字叫榻榻米。”

现在张家口市中心的人民公园，日伪时期叫“太平公园”，也是一座日军兵营。打进张家口的教导大队一度就驻扎在那里。当年，进驻十三里的三团落脚之后，在张家口市区四处转悠，时常到太平公园兵营的教导大队来吃饭改善伙食。

说到“吃饭”，又联系到另一个主题。张家口作为防守苏军和蒙古军的战略后方，原本建有日军的物资仓库七十多个。进入张家口的冀察部队，包括一分区的三团、二十五团、四十五团，每个团都分到几个日军仓库来看守。

比如三团，是糖库、压缩饼干库；二十五团，是子弹库、军毯库；还有皮鞋库、皮大衣库什么的，此时不过才到9月，三团已经将全部干部战士们的过冬衣物都领齐了。而且个个都是大皮鞋、皮大衣、斜纹布的衣服裤子。自己配发齐全了，就开始琢磨着拿自己的东西与别的仓库交换，各营之间、各团之间，那叫一个高兴。

在很多老战士，主要是冀察部队（其他部队怕没赶上这个“好时光”）的干部战士的回忆录里，这一段时间的“富裕”难以忘怀。比如顿顿白糖烙饼，餐餐罐头牛肉；白糖水待客，一杯水小半杯白糖；穷小子干粮袋里装满了白糖，托老乡（来劳军的崔洛唐）送往他在山沟的家去……。原本八路军穷得叮当响，身上没有一文钱。可现在，手里有东西，就不愁身上没钱。一些人下饭馆，随便找点什么仓库物品带过去，就能抵上一顿饭钱。

那时“公”与“私”之间的标准很淡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1946年10月八路军撤离张家口，留下的仓库归了谁？还不是肥了傅作义部队。

看到这里，我同1949年进入北平的纠察总队做了比较。纠察总队的军纪很严，自己看管物资仓库而不擅动，更不会为自己谋福利互通有无。1945年先一步进入到张家口的冀察八路军显然还没有“全局”和“军纪”这个概念。一向在山沟里穷怕了的军队，乍看到日军仓库如此丰富，不由得不让人为己所用。所以1947年晋察冀解放军攻克石家庄，1948年东北解放军攻克沈阳，1949年东北解放军攻克天津，都曾出现过解放军干部战士贪欲萌现，“发洋财”的违纪现象，你使用纠察部队都未必能管得住呢。

姚雪森没有说，当时让三团，包括冀察军区的所有部队都住进张家口日军兵营，为的是什么？是为了每个团给你们一个日军仓库，让你们相互交换，互通有无？不是，当时的目的是整合所有部队，组建冀察军区野战军，对外叫“郭天民纵队”。十来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整合，这一次组建的是“刘道生纵队”。

因为晋察冀军区面临东西两个方向的敌人，消灭西部绥远的敌人为主。所以，第一次整合的郭天民纵队用于西部绥远作战；第二次整合的刘道生纵队准备用于冀东作战，但所幸的是没能用上。

午饭后（我猜应该是在9月9日那一天，因为仗是10日打的），三团突然响起了紧急的集合号，原来要打仗了。傅作义绥远部队的先头部队，实际上是马占山、幕新亚的骑四师、骑五师，已经到了张家口西大门，先后攻克了八路军已经接收到手的尚义县、兴和县及柴沟堡。当时在张家口的冀察部队全体出动，乘火车往西上前线，要将傅作义部队打回去。

与此同时，冀察军区卫生部医院也从涞水县偏僻的山沟里到了张家口，接收了张家口最大最好的日军医院。这也是陈正湘到张家口后，去参观的卢星文的那座医院。

仅仅几天之后，来到张家口的晋察冀军区通知，冀察军区总医院随同冀察军区一起，迁到宣化，接收宣化日军医院。三团临走赴柴沟堡前线以前，还是将自己看守过的仓库做“最后的打劫”，将一些皮鞋、毛毯、大衣、白糖、压缩饼干送到医院，给“自己人”。当姚雪森满城转悠，找“自己人”的时候，他看见冀察军区医院正在往火车站搬家，要迁到宣化去。

最初，冀察八路军北线指挥部进入张家口之后，第一任张家口卫戍司令易耀彩，在政委杨春甫的支持下，将素质较好的军区教导大队作为张家口的警备部队；但郭天民来到张家口之后，立即接替易耀彩就任第二届张家口卫戍司令。他可能认为教导大队学生兵太多，处事能力太弱，难于控制住张家口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于是把警备部队更换为跟他一起来的平西四十四团。

冀察军区教导大队总计七百多人，其中有原抗大二分校的学员、晋察冀边区中学的毕业生和在校学生，有些在校学生只有十五六岁，晋察冀大反攻时被动员参加的八路军。平西四十四团是平西地方部队升格来的，号称“一千来人”，用作张家口警备部队（郭天民自称是“卫戍部队”），也不见得张家口的社会秩序好转了。当程子华带领晋察冀军区机关及所属六个团的部队来到张家口的时候，把四十四团也撤换了下来，跟教导大队一起，去打宣化。

当时有一千余人伪军守军的宣化，在一些伪官吏的支撑下，拒不向八路军缴枪，说是在等着向“马上到来的国民党军缴枪”。当时距宣化不远的沙岭子伪军守备队五百多人，已经宣布加入八路军，这些原伪军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当时在宣化城外的宣化火车站，一溜架起数十挺机枪小炮，面向宣化城墙，对抗着城里拒不投降的那些伪军伪官吏们。

攻打宣化的战斗是李光辉指挥的，攻城才刚刚开始不久，伪军伪官吏就溃散了，打下宣化之后，组建宣化警备司令部，司令晨光，原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大队长。晨光走，教导大队由李青川接管，原沙岭子起义伪军士兵成为宣化警备队的基本构成，那些沙岭子警备队的旧军官们，被送到李青川的教导大队学习，兵不血刃，夺了兵权。

作为团特派员（营级干部），姚雪森没有跟着部队一起出发，他要留下来处理部队驻张家口时期发生的违纪事件。即一个部队基层干部的嫖妓被值勤的张家口警备区纪律督察处干部抓住，听候处理。以后才得知，凡有驻军的地方，张家口、大同、绥远，包括宣化，妓院成群，一多半的功能都是为了军人们服务的。靠了当时在张家口当区长的“徐大一”，走后门把人“捞”了出来，带回在兴和县前线的三团后交政治处主任处理。

在兴和县大操场上召开郭天民纵队的全体连以上干部大会，1945年8月13日，冀察部队、冀晋部队解放兴和刘道生主持大会，郭天民讲话。这是冀察军区组建郭天民野战纵队的六旅、七旅、八旅以后的第一次协同作战。所以郭天民在大会上向所有干部强调，以后要实行大部队协同作战，不能像以前的游击战一样自己作主，想打就打，不想打就走。现在打仗必须守时，不得擅自延时退后；叫你攻，不得推诿不前；叫你守，没有命令不得后撤。不服从命令，轻则撤职，重则枪毙。

下面哗然，议论纷纷。从游击部队到正规军，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变过来的。

姚雪森讲到这里，重点谈及了一位宣传干事，“抗大毕业生，来团工作不久，当过小学教员，是团里有名的知识分子。”不大能走路，行军时经常要马驮着。当时符合这些条件的宣传干部只有一个，就是蔺柳杞。其余原一分区老宣传科干事，此时都不在作战部队，在机关工作。不管是谁，这个干事私下里向姚雪森透消息说：“特派员，我要犯自由主义错误了。主任（？）对你意见可不小。”这也完全符合蔺柳杞的脾气性格。

实际情况与此略有差异的是：蔺柳杞出自延安的陕北公学，不是抗大，但在一分区常常将这二者混为一谈，认为是一回事。还有，蔺柳杞从未在团里，他是旅政治部宣传干事。因为有一定资历，又有名气，半年后蔺柳杞被提拔为六旅政治部宣传科长，成为团级干部。作为小说中的人物，他既是原型人物的化身，又不是原型人物，有一定差别。

——隆盛庄

姚雪森自传体长篇小说四部曲，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第三部《铁血情》。这是描写四年晋察冀战争状态（1945年的9月，到1949年的10月，新中国建立）最全面的纪实作品，凡在晋察冀大地上发生的主要战斗，他都亲身经历了。

姚雪森写六旅战斗，开篇就是隆盛庄战斗（姚的书中是“龙胜庄”），在此之前，六旅，当然还有平西组成的七旅，在怀安县的柴沟堡、渡口堡还接连打了胜仗。

1945年的8月底，八路军打下张家口之后，傅作义率国民党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骑兵第四军及收编之伪军共6万余人，进抵张家口西部柴沟堡和王官屯、渡口堡一带。9月10日，晋察冀解放区军民（主要是冀察部队）奋起反击，将其击溃，乘胜收复尚义等地。尚义被八路军收复后地方政府未接管，部队转移后，城内出现无政府状态。这个著名的柴沟堡、渡口堡战斗，姚雪森为什么没有写？

原因是当六旅从张家口出动的时候，姚雪森被留在了张家口，处理三团一基层干部的嫖妓被抓的问题，没有赶上那一次战斗。但他却亲眼目睹了冀察军区向宣化转移的场景并写进书里。因为在9月10日，六旅在柴沟堡、渡口堡打仗的同一天，中共冀察区党委、冀察区行署、冀察军区的机关（包括冀察军区总医院）奉晋察冀军区之命乘火车移驻宣化。这两件事都在同一天发生，姚雪森无分身之术，他当时还在张家口，所以只能目睹其一。

我在一分区老干部赵保华的回忆录中，看到部队进入张家口的时候，分别驻扎在十三里兵营和七里茶房两个地方。也就是说，姚雪森回忆的地址是正确的。郭天民、刘道生带在身边的部队进入张家口，主要是一分区部队和平西十一军分区部队。进张家口后直奔日军最大的十三里兵营，当年也叫“东山兵营”。

郭天民带在身边的一分区部队，主要是二十五团和四十五团。而三团一直和一分区机关在一起，在易县、涞水、涿县一带，所以奉命从北平方向调头向西，开往张家口时，因距离远，又赶上天降大雨，在到达张家口的时间上略晚于郭天民、刘道生带领的大部队。到张家口后，三团改驻七里茶房，这是一处骑兵兵营，周围都是村庄。肖应棠、龙道权、马辉率领的一分区机关进驻十三里兵营。

有一点要说明。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易县老百姓给子弟兵送猪送羊大庆祝，天天顿顿大肉管够。尽管一分区卫生部反复宣传，吃大肥肉后不要喝生水，但由于暑夏之时长途行军，开水供给不上，人们只能喝沿途的河水，所以向张家口行军的途中，一分区机关、所属战线剧社、三团，腹泻者数不胜数。幸好到了下花园后有火车坐，使不少人免受掉队之苦。

十三里兵营整编十分重要。在十三里兵营整编之前，一分区三个主力团都是小团编制，每个团五个连，四个战斗连、一个特务连，总计千余人。但又不是绝对的。当年，晋察冀军区改革部队编制，搞“小团”的时候，一分区因为抵制，1943年上半年才搞试点，拿一团做试验。1943年下半年在一分区各主力团推广。三团因为实力最强，改小团后保留的人员也最多，在12-300人以上。四十五团是马辉二区队改编的，原二区队只有七八百人，所以编成四十五团后也这么多人。

二十五团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在这里单独讲。由于二十五团都是由易县子弟组成的，1945年抗战胜利，二十五团第一个得到大恢复，大批易县子弟组成的原伪军、以及日伪统治区的易县子弟，纷纷加入到二十五团，尽管二十五团一再隐瞒，都知道二十五团已到达两千人数。

十三里整编，冀察军区组建冀察野战部队，即冀察纵队。一分区机关改为六旅，旅长肖应棠、原一分区司令员；旅政委龙道权、原一分区副政委。六旅所辖三个主力团吞并新一、新二、新三这三个新编团后，改称六旅十六（团长郑三生、团政委郑秀煜）、十七（团长黄伯峰、团政委邓经纬）、十八（团长陈焕、团政委陈亚夫）共三个团，都是团以下有营编制的大团。

据我所知，平西十一军分区改编的七旅，旅长肖文玖、政委李水清，所辖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三个团，因为后续兵源的补充一时不齐，所以很长时间都还是小团。比如，一分区部队中，新一、新二、新三这三个新编团在一分区，后来都被拆散，补充进老主力团。但平西部队就不是这样。新四团是平西的，以后改编成四十四团，一直在郭天民身边，倍受重用。进张家口后一度成为张家口卫戍司令部直属团，所以有“卫戍团”之称。编成七旅后，四十四团改称七旅二十一团。

除了四十四团，平西的基本部队只有两个主力团，另一个是跟一分区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七团。不够组建为一个旅的部队，怎么办？于是把隶属察南军分区的第二十团给了平西的这个旅。排列顺序为：七团、二十团、四十四团，改编为七旅的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

一提到肖文玖，就会联想到肖文玖同黄寿发以及一分区的历史矛盾。现在郭天民指挥联合作战了，过去的矛盾还在不在？我以后在介绍另一位一分区老干部的回忆录评注时再谈。

柴沟堡、渡口堡战斗打得很顺，冀察纵队的两大主力六旅、七旅都上阵了，协同作战。七旅特意让平西老七团担任主攻，一分区派出担任主攻的是原二十五团。三团和四十五团抄后路，断绝其后逃的退路。被痛打的对手是马占山东北挺进纵队的主力骑四师和骑五师。特别渡口堡一战，围歼的是慕新亚任师长的骑五师。被围在渡口堡的骑五师四百多人，打死了一百多，俘虏了三百多，师长慕新亚带着几个亲信从排水沟钻走，幸免被捕。

史料上记载，柴沟堡、渡口堡战斗，俘敌一千余。但根据蔺柳杞回忆，柴沟堡战后冀察军区保卫部部长杨德才主管，在柴沟堡原地办战俘营，总共五百多个战俘，编为四个士兵连和一个军官排。

柴沟堡、渡口堡好打，但隆盛庄战斗对当年刚成立的郭天民纵队来说，绝对是一场恶战硬仗，新编成六旅的一分区部队各团伤亡惨重。在讲述这场战斗的始末之前，先介绍一件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写这篇文章的今年四月，即2014年4月15日，河北省各大报头条，以《谁知道曾经的绥远省龙盛庄这个地方？》为题，报道了河北省徐水县侯玉兰、侯桂兰姐妹，希望寻找到父亲侯青山当年牺牲的地方，并看到埋葬父亲的墓地。一时间，在内蒙的有关部门，在晋察冀工作过的老干部，当年的老兵，纷纷提供线索，参与进来。

最后，徐水县民政部门根据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存根。这种存根是由民政部门保管的记载烈士个人基本情况及牺牲情况的单据，其可信度比发到家属手中的烈士证明书更高。这份存根上记载的信息显示，侯青山烈士的牺牲时间应为1945年，而牺牲地点则是隆盛庄。

隆盛庄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东北方向约40公里处，距离察哈尔右翼前旗约20公里。现在从集宁前往隆盛庄，在集宁二马路西口乘客车15元到“隆庄”（“隆盛庄”今天已少了中间一字）。

一位80多岁的离休干部田老先生看到报纸后致电记者，表示自己曾经和侯青山在同一支部队（二纵四旅）（更正一下，回忆的老兵记差了。二纵四旅在1946年3月以后才建立，当时应该是二纵四旅的前身——冀察纵队六旅）服役过，也参加过绥远战役。

据他回忆，当年部队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集中了晋察冀军区的三个纵队发起了绥远战役。战役首先在隆盛庄打响，战斗非常激烈，许多战友都倒下了。攻占隆盛庄后，解放军继续进兵丰镇、乌兰察布市（当时称集宁）和呼和浩特市（当时称归绥）。

《侯青山烈士您在哪里安息？》报道刊发后，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除了侯青山家属向本报表达谢意外，侯青山的战友陈国栋老先生也与本报取得联系。他向记者回忆起了当时那场战斗细节，并希望有更多的人帮助烈士“回家”。4月21日8时，本报记者与侯青山烈士家属一同赶往隆盛庄拜祭，侯青山烈士后人69年的寻亲梦终于实现了。

“那场隆盛庄战斗太惨烈了，打了三天三夜，一场战役下来剩下十几个甚至几个人都很正常。”侯青山的战友，今年87岁的陈国栋说。据陈国栋介绍，他也曾在当时的晋察冀一分区二十五团(侯青山当时所在的部队)当过兵。当他看到本报寻找侯青山烈士墓的报道后，立即与本报取得了联系。

陈国栋当初在部队卫生所当兵，主要负责处理战场上的伤员，对当时那场战争伤亡程度比较了解。陈国栋告诉记者，当时每天死伤的战士不少，部队会尽力好好安葬。但如果时间紧迫，战争打得急，可能用被子一裹就地埋了，在埋的地点插个木板就当墓碑，“时间长了木板没了，当初埋的是谁也就不知道了。”

9月11日，为确实控制察热两省，保卫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基地，中央军委指示晋绥、晋察冀军区共同发起绥远战役，收复归绥，解放绥远。规定在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整个战役由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统一指挥。聂荣臻调集冀察、冀晋、冀中3个纵队共9个旅，协同晋绥军区的5个旅进行绥远战役。晋绥、晋察冀军区共计投入绥远战役的总兵力为14个旅5.3万人，傅作义所部的兵力约为4.7万人，加上阎锡山第2战区及地方军，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为9.7万人。

为消灭傅作义主力，彻底消除西顾之忧，解放绥远（内蒙）全境，晋绥和晋察冀军区决定首先歼灭敌外围部队然后聚歼敌归绥主力。晋察冀军区以冀察纵队(郭天民纵队)主力攻歼隆盛庄之敌，以其一部截断隆盛庄与集宁、官村之敌的联系。以冀中纵队(杨成武纵队，欠第12旅)主力直取张皋镇、三水岭两点，得手后迅速向官村、苏集间铁路攻击，截断丰镇、红沙坝敌人北逃之路，并以一部向隆盛庄西侧迂回，截断该敌逃向丰镇的通道。冀晋纵队(陈正湘纵队)进至丰镇东北大庄科地区，阻击可能由丰镇向隆盛庄出援之敌，待冀察纵队攻占隆盛庄后即歼灭丰镇之敌。

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晋绥、晋察冀军区：称“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

战役自 10 月 18 日拂晓开始，冀察纵队先以两个骑兵团迂回隆盛庄以西断敌退路。19日3时，冀察纵队六旅向隆盛庄发起攻击（二十五团打头阵），不料在战斗中才发现守敌竟然是新编骑兵第4师主力和新编第31师第91团（共四个团），因敌我兵力悬殊，激战近5个小时一时难以攻克隆盛庄，六旅被迫撤出阵地。敌新编骑兵第4师即乘机向红沙坝方向退去，隆盛庄仅留第91团和一个骑兵连防守。

其实，战前六旅内部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人事变动。由于二十五团团长黄伯峰、团政委邓经纬与“上面”产生了严重矛盾，团长、团政委、包括要害营长或被免职、或弃职出走。新团长更换为曾任过三团副团长的黎光、团政委六旅组织科科长刘克宽，在团干部配置不全的情况下仓促上阵，势必会影响到战斗力。

这时，冀中纵队在占领了张皋镇、三水岭后即转向隆盛庄策应冀察纵队攻击隆盛庄。当日黄昏，冀察纵队和冀中纵队再以5个团兵力向隆盛庄发起攻击，经激战一昼夜歼敌一部，敌第91团主力突围西逃。随后冀察纵队因损失较大，转为第2梯队（姚雪森记载的就是这一次战斗）。

21日，冀中纵队占领官村，敌新编第26师向卓资山方向逃窜，该纵队继续向集宁逼近，23日在集宁以南击溃敌第101师一个团的反击，并协同冀察纵队包围集宁守敌，但因动作稍慢，当夜集宁守敌绕路西逃。冀察、冀中纵队于24 日收复集宁、丰镇。

由于晋绥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在联合作战指挥上不够协调和统一，比如，冀中纵队21日占领了官村，敌新编第26师很快就向卓资山方向撤退。而驻守集宁的第101师面对冀中纵队和冀察纵队的进攻也只是稍作抵抗，还不等独立第2旅形成合围就已先期撤离了集宁。冀察纵队原本计划在23日夜晚包围集宁守敌，但因动作稍慢遂即让第101师溜之大吉。

此战，冀察军区骑兵一团团长兼政委陈怀初，因不惧敌骑兵人数众多，率骑一团奋勇杀敌，取得卓资山大胜，受到贺龙的接见和嘉奖。

10 月 31 日，晋绥、晋察冀野战军集中兵力开始对归绥城发起总攻。由于敌人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防御，攻城部队既缺少大兵团攻坚战的训练，又缺少火炮，围攻归绥历时半月屡攻不下，结果形成对峙僵持的局面。绥远战役历时近两个月。晋绥和晋察冀野战军共计歼敌12000余人，先后收复了丰镇、集宁、陶林、凉城、卓资山、和林等6座县城。

大体上绥远战役是这么个情况，姚雪森的记述是以六旅的情况为主的。而六旅中又以姚雪森所在的三团为主。隆盛庄战斗，包围了傅作义一个整师加一个团，一万余人。原来的作战计划，三团是冀察纵队的总预备队，在隆盛庄北面六里地的河湾村。政治处全体人员挤在一个只有两间小房的院子里，在团部斜对门。所以，姚雪森掌握的有关团干部在战斗中的情况应该是准确的。

三团下午四点半到达河湾村（今天河湾还在，但这个村子找不到了），此时隆盛庄的枪声已响成一片。六点半，天黑了，三团开饭，每人两小碗粥。战士们就在街上的简易工事里坐在背包上，互相挤着取暖，打着呼噜。团部在一个骡马大车店里面，一排三间南房，靠山墙是一长排火炕。炕是热的，满屋子都是烧炕造成的柴烟，炕上堆着破被子，点着几盏油灯。

团长、团政委，各营营长、教导员，嘴里叼着烟卷、烟袋锅子，都坐在炕上的破棉被上，守着房间中央的电话机，等候着战斗命令。此时，六旅担任主攻的是黎光二十五团。电话中，不断有消息传来，二十五团的两个营已经冲进了隆盛庄，敌防守顽强。电话中还传来，从俘虏口中得知敌守军是四个团，傅作义的主力，要三团随时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但还未参战，三团已经有了伤亡，飞到河湾村的流弹击中了几名战士。

看看到了夜间十二点，团长郑三生要大家就地合衣而睡，几个参谋轮流值守电话，大家坐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三团一些干部沉不住气了，纷纷到隆盛庄外围去看战果。正观看之间，隆盛庄傅作义军队突然反击，进攻了一夜的八路军部队纷纷后撤，三团团长一看形势不妙，主动介入战斗，下令迫击炮轰击，重机枪扫射，掩护我军撤退。

但此时，撤退的战士没有了队形，一片黄色的人潮往回跑，成班成排的人群从高高的围墙上往下跳，敌人追上来，用成排的手榴弹轰炸，轻重机枪向撤退的我军扫射，担任首次进攻的二十五团损失惨重。有些跑回来的残兵，跑到了三团的阵地上，向大家述说战斗的情况。

我分析徐水那些原一分区二十五团的老兵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当时可能很少有八路军知道，傅作义军队在绥远坚持了十年抗战，从1935年就开始与日本军作战，比八年抗战还多了两年。

而且，傅作义军队的老底子是绥远、察哈尔的当地农民，都是隆盛庄的本地人。他们能吃苦，打仗顽强，与日本军作战时，常常绝地反击，败中取胜，这一次也让八路军吃到了苦头。

战斗已经打了一天一夜，郭天民沉住了气，始终没有动用三团这张王牌。终于，三团接到了进攻的命令，晚六点半开始总攻。三团一营主攻，二营跟进，三营预备队。秋末冬初，五点钟天色已黑，原先在前沿阵地的大批八路军退了下来，让出阵地给三团这些后续的部队。战斗打响了，八路军习惯夜战，一营、二营进展顺利，很快打到隆盛庄中心，与友邻部队（平西组建的七旅，还有杨成武冀中部队）会合。

但此时，敌人一万多人，已经悄然从西门撤退，只留下一个营担任掩护。正在纳闷敌人是怎么瞒过进攻的八路军突围的，只见满地八路军牺牲的尸体，身上的衣服都被扒光了。在一间大房子里，关押着八路军被捕的百十号人，都是以前担任进攻的二十五团官兵，身上也都被扒光了。至此，真相大白，刚才，六点来钟从三团眼皮子底下走过的“八路军”，原来是穿上八路军服装的傅作义部队。

国共内战以后，新中国掌权的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否则，调过来，国民党军总结军史，我想，傅作义指挥的“隆盛庄战斗”应该成为一个典型的军事范例吧？处于弱势的傅作义军队以弱敌强，还能打出漂亮的绝地反击，最后化装成对方的军队，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从容突围。奇哉！

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戴有色的政治眼镜来看待这段国共内战的军史，傅作义部队应该比晋察冀八路军和晋绥八路军联手起来都要技高一筹。起码晋察冀三个纵队的领导人郭天民、杨成武、陈正湘，都绝对是晋察冀一等一的顶尖军事高手。这三个顶尖高手联合起来都未能在傅作义那里讨到便宜，傅作义绥远军队的素质可见一斑。

首先，拥有十年抗战经验的傅作义部队比八路军更富有大规模协同作战的经验。在此之前，晋察冀八路军和晋绥八路军基本上都是游击战，很少有大规模协同作战的实战经验。晋察冀一分区1939年11月有过黄土岭作战，堪称几个团协同作战，但指挥不统一，战斗中漏洞百出，将一个好端端的歼灭战打夹生了。

1940年的百团大战不须说了，实际上是各自单独作战，没有一场战斗的质量比得过黄土岭战斗。1941年以后，直到抗战胜利，晋察冀八路军再没有过战场上的规模作战。可傅作义军队从不拒绝与日本军作大规模对抗作战，这一点绝对是八路军望尘莫及的。

其次，傅作义部队的军政素质不亚于八路军。傅作义部队一向有“七路半”之称，意思是比八路军就差那么一点点。傅作义部队是国民党军中唯一一个讲官兵平等，严惩腐败的军队。晋军、东北军、西北军（特别是二十九军），包括这段时间被人拼命吹嘘的川军，腐败已深入骨髓，难以杜绝。上层军官克扣本来杂牌军就少的军费和军饷，中饱私囊，自己买房产，讨小老婆，尤其川军，最底层的士兵连军装和鞋子都没有。这些军队腐败的所作所为，傅作义的晋绥军绝对不许可。一直到1949年，傅军都是官兵穿一样的军装，临阵退缩者一律枪毙。

还有，武器装备方面，是八路军的日式装备对傅作义军队的苏式装备。1945年9月以后，进入张家口的八路军部队更换了大量日式装备，但这仅限于捷足先登的冀察部队，不包括杨成武的冀中部队和陈正湘的冀晋部队，也不包括贺龙的晋绥部队。可傅作义部队呢，装备的是苏联在抗战期间支援中国的枪械，有了更好的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大笔一挥，将这些苏式装备都给了傅作义部队。八路军同傅作义交战，看到对方有那么多的苏式枪支，八路军奇怪地问：难道苏联支持傅作义吗？一下子心里的底气就弱了。

最后，还有件事要说一下。傅作义部队同八路军交战三年，自始至终，基本上（除了个别）是不虐待八路军俘虏的，隆盛庄扒衣服突围是个例外。对八路军家属（包括所有的“共属”）也是宽大的。他们的论点，“爷们的战争，不能拿娘们出气”。

1946年10月12日八路军突然从张家口撤退，不下上千数百家的眷属留在了张家口。张家口市民为图有赏，也为了占房，跑到进入张家口的傅作义军队那里去举报：“某某某人家是八路军家属”。结果傅作义军队不仅不理睬，反而破口大骂这些举报人：“你们这些人真是缺了大德了，人家八路军在这里时，你们拼命拍八路军马屁。人家八路军前脚刚走，你们马上就翻脸，跑到我们这儿捞好处。我们又不是小日本，跟这些老人妇女孩子过不去。”

那些八路军眷属能毫发无伤的自由回来，全在于占领了张家口的傅作义军队放了一马。1948年12月，解放军围住北平，是战是和，尚未决定。围城的解放军中，一些家在北平的男女干部，想换上便衣混进城去探家。把守城门的傅作义军队盘查很松，睁一眼闭一眼，一概放这些便衣不合身也衣冠不整的人们进城去。当这些人走不多远时，听见后面设岗的傅作义哨兵在大声说：“装什么蒜？早看出你们是八路了……”

军队基础在绥远、察哈尔的傅作义军队，基本上是由这两省的农民子弟组成的，在地域上占了八路军的先手。八路军在绥远作战，实际上是在敌方的领土上作战，当地老百姓是心向晋绥军的。傅作义军对征兵不如八路军严格，有抽大烟的，地富子弟和军校毕业的占据下中上层军官岗位，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作战勇敢，官兵一致，在战场上拚死不退。

相反，八路军这边的“贫下中农子弟”一打起枪来，往回跑得比谁都快，反倒是那些从俘虏兵过来的打仗更勇敢些。你看看从一线野战部队保送进华北步兵学校的学员们就知道了，半数以上是前俘虏兵。

一直到1949年解放北平，傅作义军队始终认为他们是败于“东北虎”之手，晋察冀、晋绥部队都是他们的手下败将。新保安之战，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联手，歼灭傅作义王牌军三十五军。当大局已告结束，共产党军队的后防人员都上前沿去庆祝胜利的时候，仅存的一些傅作义军官，其中不少轻重伤员，怀抱着成捆的手榴弹炸药包从新保安城楼上一跃而下，与进城的解放军同归于尽。这等宁死不降的顽强精神，可惜死在了国共兄弟相残之中。

综上所述，总之，隆盛庄一战，傅作义部队不仅打仗顽强，而且足智多谋，有心机的八路军干部，此时应该有所醒悟才对。但其实没有，八路军轻敌大意的一幕，在一年后的大同、集宁战役中再次显现。

——和谈了

1946年1月，重庆和平谈判签字，到1946年8月打大同、集宁，晋察冀八路军有半年多时间的和平时期。人闲，闲话故事也就会多。我不打算过多谈这方面的事情。

谈当代史，尤其谈战争年代的当代史，许多老同志的子女都在，不希望挖掘出父辈在当年生活细节中的糗事，所以许多往事都不能深谈。

有些老同志，一向言谈谨慎，举止端庄，留下的大都是好评。有其父必有其子女，其子女继承了父辈的优点，心胸豁达，落落大方，所以不怕、也不在乎世人评说。

有人则不同，如姚雪森的书中所谈，心胸不是那么太磊落，小肚鸡肠子，没少在“自己人”中间干点什么坏事、缺德事。

知其父莫如其子，预料到如果挖掘历史细节，父辈不那么光彩的事一定会大白于天下，所以这样人的后代不希望挖掘历史往事联系到他的父辈。可以理解。

历史的情节我不敢编造，一定要言之有据，有前辈的话垫在那里才行。前两年，我一句“八路军兵工厂的手榴弹质量不高”，只能“一炸两半”，“跟炮仗差不多，听个响，吓人一跳”的话，虽然来自前辈人回忆录中的文字记载，但也有当年在兵工厂的后辈人不干了，认为说的是他父辈。一连半个多月，每天都找你纠缠不休，提着个板砖找你没完没了的理论。

姚雪森写书，源于自己真实经历中的真实人物和真实事情，虽然书中用的大都是化名，但因为熟悉那段历史，也熟悉那些历史人物，我大致上清楚知道他说的都是谁，都是哪些事。但他可以讲，他是写“长篇小说”嘛，我却不能解释得太真实，与原型人物画上等号，这就会添麻烦。这也是我现在做这本书的解读原则：不求深入，点到为止。

比如姚雪森的易县老乡，被称作“二胡”的大胡和小胡。大胡稳重一些，留下的话柄就少。小胡的年纪小，说话也随便，还喜欢动手动脚，留下的话柄就多一些。以后小胡当了电影演员，在电影《英雄虎胆》中以李月桂出现，熟悉她的人都说：真是恰如其人，演神了。

几十年后，有不少人劝当年《英雄虎胆》的导演再拍一部原题材的电视剧。可导演拒绝了，他说，你们不知道，当年《英雄虎胆》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不在于影片中的英雄人物都表现如何，而在于这部影片的真正核心人物是表演得十分成功的李月桂。现在剧中人物的所有演员都好找，但再也找不到饰演李月桂那样的出色演员了。

姚雪森的书中对“小胡”这个人物着墨很多，但我不敢深入解读，到此为止。

六旅从绥远回到出发地的兴和县，姚雪森接到调令，从团特派员调到一营任副教导员。那位红军资历的侦察股长在背后提醒他：“这是有人整你。特派员这个职务，向上可以当政治处副主任，下部队起码当教导员。怎么给你个副的？”

作者没有说出的话在这里：是谁搞的，老子很清楚，而且会记一辈子，写进我的书里。当然，一个营级干部的使用，实际上要牵扯到很多的方面，有本团主要干部评价的作用，还会有旅政治部，包括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当时是李振军）的意见搅在里边。这会涉及到许多人，他们的名字我不提了，姚雪森会记得相当清楚的。

三团，此时是六旅的十六团，包括十七团、十八团，整个六旅都驻扎在兴和县，把守张家口的西大门。在这里补充新兵，补充弹药，调整装备。有意思的是，冀察纵队的另一个主力旅七旅在哪里？七旅在天镇上火车，一直往东走，去了下花园东南的延庆县阪泉，防守张家口、宣化的东大门去了。

额外说一句，这个延庆县的阪泉，现在的地名是“延庆县张山营镇上板泉村”，很有些历史来头。五千多年前，我国北方黄帝和炎帝之间爆发了华夏第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被称为“阪泉之战”。最近，北京部分历史学家聚集在延庆，经过研讨认定，中华民族始祖炎黄二帝的阪泉之战遗址就在京郊延庆境内的阪泉村。

纵观当时的郭天民用兵，就像下围棋先占住两角，六旅守西大门，七旅守东大门，张家口、宣化在中央而无忧。接着是三个月的冬季大练兵，部队干部进行军事政治轮训。

姚雪森书中，冀察军区干部处“沈处长”到了三团一营，找他谈话，调他到冀察军区干部处当干事。当年很有实权的组织干部干事。

注：历史的真实场景，这一时期是冀察军区干部大调整时期。大形势是国共和谈成功，眼看着停战了，不打仗了。接着晋察冀部队大裁军，原冀察纵队六旅改编为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四旅。四旅组织科长李振军因为某种原因，调到冀察军区教导大队改编的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改任教育主任；蔺柳杞调到四旅任宣传科科长，都在这一时期。

精简下来的部队，副排长以上，都带着个人装备组成补充团到东北去，实际上是去程子华的冀热辽军区，当时隶属于东北军区。晋察冀八路军一些够团干部级别的领导人结婚，也大都集中在这一时期。

和平时期的张家口，大铁桥下面的河滩地是小贩们摆地摊的聚集地，日本军毯、皮大衣、大皮鞋随处可见。此时冀察军区司令部已迁到宣化，到张家口只能算是“客居”，住进张家口卫戍区招待所，不再是主人，有自己部队的兵营。按规定，冀察纵队下来的绥远伤病员也不能进张家口医院，要途经张家口到宣化去。

张家口刚解放的时候，城市的管理很差，问题不少。1945年8月底、9月初，晋察冀军区机关刚到达张家口的时候，一下火车居然看不见城市的管理人员。他们盲目的在车站前的小街上走了两个来回，最后打听到张家口卫戍司令部，这才算有了落脚之地。

第二天上街，一路看见一些战士和工作人员穿着缴获的日伪军新衣服，脚登大皮鞋在街上闲逛，真是土包子开洋荤，影响很不好。到军管会更是一片混乱，枪支、炮弹扔满院子无人管，8月31号爆炸燃烧的弹药库就在这里。如今军需品一大车一大车往这儿送，军管会的人随便从车上拿东西，一见新拉来的皮鞋，把刚穿两天的皮鞋换下来，把原来的扔掉。

据送军需品来的当地车夫说，日本仓库里的东西多极了，车夫说日伪仓库里光罐头就堆成山，已有不少腐坏变质，市面上却买不到一听罐头；白糖堆了几仓库，而市民一年多没见过白糖了，日伪配给市民的东西很少，捐税却名目繁多，连人也要上税。许多店铺已经三、四年不开门做生意了。

张家口盛产皮毛，皮毛生意全为日本人垄断，大多数市民成天吃配给的杂合面，比较贫苦人家更是衣食无着，而日本居留民却是极尽奢侈，每个日本居留民住宅都像有钱人家，其实这些人大多是日本浪人和小职员。在日军仓皇撤退时，一些日本妇女不肯走，有的被抱上车又跳下来，而且放声啼哭，她们知道回国后再也不会有这样优裕的日子过了。

从军管会方面又得知，日寇蒙疆政府在张家口存积了大量的物资，大都从东北和冀察两省搜剥来的，张市军用、民用物资仓库上百处，八路军军兵力不足，无法照看所有仓库，因此市民纷纷去抢东西，有一处糖仓曾发生糖包压死人的事，有的仓库只有一个卫兵守大门，无法阻止众多市民来抢，朝天开枪也阻止不了。

我们不准抢劫，已抢去的也不追究，这些物资都是日寇从中国人手里抢来的，市民由于饥寒交迫和对日寇的仇恨，可以谅解。后来我军开仓济贫，把大量粮食衣物赈济贫苦市民。军管会加强兵力，抢仓库的骚乱很快平息，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下来。清河桥畔出现一个兴旺的小市，两条长约半里的街上，白天人流拥挤，买卖的都是日本的和服和家庭用具，当然也有不少从仓库里抢来的东西，据公安局同志说，几乎所有市民家中都可以看到这类东西。

当年的张家口在日伪统治下多年，形成了“三多”。戏院多、妓院多、大烟馆多。由于察绥两省遍地都种植鸦片，张家口吸鸦片的人很多。如何劝吸鸦片的人戒烟，当时是摆在共产党新政府面前一个艰巨的任务。

戏院好办，共产党各军分区都有剧社，派人去接收并加以改造就是了。特别是动员剧院那些来自平津又爱好戏剧的青年学生参加八路军。有些今天的熟人，当年就是这样参加了革命的。比如知名的有跟着八路军走的郭兰英，还有拒绝参加八路军的赵丽蓉，解放后赵丽蓉还多次谈到这件事：一步走错，跟不上了。

当时张家口有三座戏院，庆丰戏院在热闹的怡安街，京剧和评剧在此演出，庆丰北面有新新和同德戏院，山西梆子常演出，比如当时顶有名的毛毛旦就在同德演出。进入张家口的新文艺工作者派人到这三家戏院搞戏改、斗戏霸，比如到庆丰戏院的是抗敌剧社的王久晨和何迟，在新新、同德两家戏院的是华北文工团的贾克。

1946年9月八路军从张家口撤退前夕，贾克动员山西梆子剧团的主演花旦，当时只十六、七岁、全国解放后成为一代名歌唱家的郭兰英参加革命。郭兰英随华北文工团撤出张家口后，曾在华北联大学习。在庆丰动员著名花旦花淑兰未能成功，近些年很有名的小品演员赵丽蓉，当时就在张家口评剧团演老旦。赵丽蓉有回忆张家口光复的短文章，写得很生动。如果她那时像郭兰英一样参加了革命，后来会少了个小品演员，多了个领导干部。

我认识的一个老同学的母亲梅娜，她所在的那个主要由平津青年学生组成的剧团，是在宣化（不是张家口）被动员参加了冀察军区战线剧社的。所以梅娜（包括孙兰、兰兰）一直在二纵、以后的六十七军文工团。

姚雪森和“小胡”几个人一起去戏院，又在医院进行体检。当年晋察冀八路军团以上干部都实行了体检，在晋察冀军区总院进行全身的健康检查，其中也有不少的营级干部。担任体检的老主任、军医、护士，许多都是留用的日本人，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当他（她）们知道这些体检的八路军干部都是日军的老对手，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在宣化的冀察军区医院，后院有五六栋日式的小洋楼，周围草绿松翠，几株葡萄架。院领导、还有冀察军区的首长都住在这里。隔壁就是冀察军区政治部的干部处。不管前线如何紧张，这里已经像城市一样，实行“星期日休息”的制度了。在最东面那栋小楼的客厅里，几个女人围着一张方桌聚精会神地在打纸牌。这让从前线回到宣化后方的军人们十分不习惯。

姚雪森敢写，也敢说真话，他一点不掩饰自己的喜恶心情。“牌桌上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打量着刚从前线过来的他，在场的别人介绍说：“这是宋阿姨，咱们军区郭司令的夫人。”

牌桌上还有一个女人，姚雪森“认出是团长的夫人张医生”。注意了，这个“团长”，指的是三团老团长肖应棠，当时从一分区司令员转为冀察军区的六旅旅长。这几个首长的夫人（以前还包括陈正湘的夫人康捷）都集中在了冀察军区总医院里面。

抗战胜利后，掀起了一股结婚高潮。但大部分只限于红军资历的团以上干部，少部分是抗战资历的团以上干部。所以司令员夫人对抗战干部资历的营级干部姚雪森说：“批准结婚也轮不到你们。”

姚雪森去干部处报到。当时的冀察军区政治部编制，没有“处”，都是相当于处级机构的“部”。冀察军区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面设三大部：组织部部长阎宝庆、宣传部部长李君彦、锄奸部部长杨卓。在组织部下面，只有一个科作为日常的办事机构——组织干部科，简称“组干科”。科长洪璞，宣传部长李君彦的河北省定兴县老乡，姚雪森在三团时期的政治处主任，顶头上司。

在姚雪森的书中，这个干部处长的名字叫“沈甫”。去年年末刚去世的彭澎，当时从新二团政治处主任调来，在李君彦手下任宣传科科长。当年，宣传部下面也只有这一个科作为日常的办事机构，别无二家，以后增加了文化科（科长吴文光）、摄影科（科长叶昌林）。

按照当年十分盛行的小山头观念、老乡观念的综合，应该是三团团政治处主任洪璞先一步调过来，任干部科长。看到冀察军区干部科刚建立，缺乏人手，于是他又调来了三团当过侦察连指导员、当时任新二团团政治处副主任的王栋来当干事。但绥远战役后，黎光任团长的六旅十七团充实团一级干部，王栋抓紧机会，到十七团任团政治处主任，于是洪璞调来他在三团时的姚雪森过来当干事。

否则，如果没有熟悉的私人关系搅在里面，你一个部队基层干部，冀察军区政治部有谁会认识你？为什么别人不调、非要调你过来？由此也可以证明，曾任三团——十六团政治处主任的洪璞，对姚雪森并无恶感。在姚雪森的书中，这个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除了处长之外，在他之前，还有一个老资格的“霍干事”。这个霍干事的原型人物是谁？

在姚雪森的书中，主人公对霍干事说：“唉，我把我们剧社的小朋友小胡介绍给你吧。”

一分区凡有点资历的干部，都知道“小胡”指的是胡氏姐妹中的妹妹胡敏英。而胡敏英的丈夫是一分区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山西人宫呈祥。但实际中的宫呈祥，很受杨成武的赏识，接替了他的连襟，曾在他之前担任组织科科长的红军干部黄连秋，担任一分区很有实权的组织科科长。副科长李振军在他之下，在六旅改编为四旅之后，李振军才接任组织科长。

李振军接任科长之后，前任科长宫呈祥到哪里去了？到杨成武的冀中纵队当团政委去了。

1945年10月的绥远之行，杨成武带领冀中纵队回来之后，驻扎在怀来县。绥远几次战斗，冀中纵队表现平平，杨成武深感到这支新部队的战斗力不行，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的薄弱。于是1945年底、1946年初，从冀察军区挖了不少他在一分区时的老部下过去，宫呈祥是其中之一，还有著名战将张英辉等人，充实冀中纵队——后来的三纵各级领导班子。

老一团1944年被派往延安，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途经晋察冀的时候，杨成武及时出手，将带领老一团的几位领导，过去独立团时期的老部下邱蔚、宋玉琳都留了下来。三纵一下子大步飞跃，成为晋察冀部队中最善战的主力纵队。

给我讲这段往事的老太太，当年在冀察军区卫生部工作，冀察军区总医院那些首长太太们的表现，她可以一一数个不停。她说，1946年初的那一次杨成武充实冀中纵队干部，杨成武慧眼识金，谁个有价值，谁个是亲信，一目了然。有位老先生平时自以为是杨司令的亲信，但那一次落选，杨司令没有用他，使他有很大的失落感。其实当时杨成武有他的“实用主义”，战争年代，他只能拉走最急需、最实用、即最能打仗的一些人。

冀察军区政治部组干科科长（书中的“干部处处长”），原本是宫呈祥的位置，宫呈祥走了，空缺下来的位置由洪璞来接。洪璞没有像宫呈祥那样做过干部工作的经验，所以“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临时调了一些干部来帮忙。王栋、姚雪森都是如此。

姚雪森书中，当他从六旅十六团调过来的时候，途经张家口，遇见一些一分区的熟人，包括“二胡”。大家知道他要到冀察军区干部处当干事的时候，心直口快的“小胡”恭维他：干部干事可是大干事，想提拔谁，一句话的事，只要为他说说好话就行了。

姚雪森书中的干部处长也对他说：他们这个处的干事下部队任职，起码是团副政委一级。现实中这被大大夸张了，我统计了一下，后来几个干事下部队，除了王栋是团政治处主任外，其余几个干事都是营教导员、副教导员。而组干科长洪璞，还有当时任宣传科科长的彭某下部队，都被任命为团副政委。

你细琢磨姚雪森书中的话，其实有难以说出的潜台词在里面，他不好直接说出来，但你可以琢磨出来。书中借“小胡”的嘴，说出了那些干部部门的“好处”，是所在的位置有利于自己升迁，也可以帮助他人的升迁。现实中的胡敏英心直口快，常有惊人之语冷不丁蹦出。作为都是易县人，都是从小就参加八路军，都同在一个剧社来看，姚雪森在书中引用的“小胡”的语言，在现实中也必定出现过。

解放后评军衔，当时胡敏英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工作，没有担负领导职务。1945年在冀察军区战线剧社的文艺工作者，据说只有丁里、胡敏英、里坡三个人进了八一厂。1956年全国军人第一次授衔，八一厂因为被划为“地方机构”而非军事机构，未能参加授衔活动。1960年，重新回到军事机构的八一厂才开始参加评衔授衔。1939年10月，16岁参加一分区战线剧社的胡敏英，1960年被授予少校军衔。

姚雪森在书中的那位“霍干事”，其实是泛指了一批人，而不是特定为某一个人。

姚雪森到干部处报到的时候，正赶上扩编冀察纵队现有的三个旅，干部处负责团以上干部的配备。从四铁箱档案材料中筛选干部。姚雪森，当然叫书中的那个名字，“一连看了六天档案，看得头昏脑涨，一点头绪都没有摸出来。”

我为什么要用黑体字标出来？因为埋下的伏笔在后面。

——在宣化

1945年的宣化，9月10日，冀察军区机关、冀察区机关（后来的察哈尔省委、省政府机关），包括冀察军区总医院、察哈尔日报社等诸多部门，从张家口搬到宣化，开始了相对和平安定的一年生活。在此之前，9月2日，冀察军区所属的平北四十团、平西四十四团、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协同作战解放了宣化之后，先一步占据了宣化城内的日伪军兵营和仓库，当然也包括日军在宣化的后方医院。

我后来查了一下，8月15日宣布日军投降之后，两天后的17日，在宣化的所有日军，“包括日本在宣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眷属，均已撤退完毕。”留下的都是伪宣化省、县公署院内的满洲人和朝鲜人，包括在宣化的伪警政人员，伪蒙古军训团等等。

除宣化城内原来的警备队和从洋河桥撤回的警备队，县直属警察队，贾家营撤回的属宣化县警务科所管警备队之外，宣化周围龙关、赤城的警察队奉宣化省警察署治安处的命令，也乘汽车开到宣化。另外，沙岭子还有400多警备队，武器精良，还有马队，能征善战，与宣化配合。而同一时期的冀察八路军部队因人手不足，忙于占领张家口，无力兼顾宣化。

8月28日郭天民率冀察军区主力部队从平西房山、涿县冒雨赶往张家口，一到张家口后就布置部队攻打宣化和周边的几个伪据点。8月29日平北四十团拿下沙岭子据点之后，沙岭子伪警备队临阵起义，调转枪口对付宣化守敌。8月30日晋察冀军区机关乘火车途经宣化车站向张家口进发的时候，看见宣化火车站上手持武器的起义伪警备队面向宣化城布防，就是这一种状况。

9月2日拂晓，伴随着茫茫秋雨，冀察部队的攻城战斗打响了，从南城、东城两个方向进行攻城。不到两个钟头，就被八路军攻上城头，敌人的残兵从宣化城西北角逃走。

9月10日，冀察军区、冀察区所辖的所有机关进驻宣化（姚雪森那一天恰好在张家口，目睹了冀察军区机关和医院向张家口火车站的搬家）。

1945年10月的张家口，原本有人口十三万人（今天有市区人口129万），晋察冀、晋绥及延安过来的干部及家属十余万人，张家口顿时热闹起来。

1945年10月的宣化，原本有人口四万人（今天有市区人口36万），伪政府官员及家属、以及周边城镇为避战乱的地主职员及家属约三万人，冀察各机关八路军干部及家属、冀察军区总医院休养的八路军伤病员，总计两万多人，合计约近十万人。

宣化自明代起就成为驻军重镇，“宣化镇”一名由此而来。宣化城内的大校场存在了四五百年，从此成为冀察军区机关及所属各机构、冀察军区总医院所在地。尤其大校场周边沿城墙的那几栋日式小洋楼，成为冀察军区领导们的家属居住地。

宣化又是教育名城，有在各地颇有名气的中小学十四座，据说比张家口所有学校的数目加起来还多。包括张家口在内的察哈尔各县好学生都来宣化报考学校，接受教育。八路军占领宣化后，一些教师、学生加入到八路军来。

直隶省立第十六中学校（现宣化一中）礼堂，建于1913年，当年参加八路军最多的学校

1945年—1946年的宣化，每四个人之中就有一个是穿灰军装的八路军。外来的军人与当地的老百姓之间的比重是很大的。当然这些“八路军”一大半都是从事文化、教育、文艺、医疗和伤病员在内的，不拿枪的非作战人员。

前面说过，宣化作为大后方，是过“星期天的”。也就是说，星期日是不工作的。这是进张家口之后学来的，那些首长太太们率先效仿这个最时兴的制度。从前线调过来的中层干部，比如姚雪森书中的干部处处长，就背着手严肃地说：“我们星期天也不放假。”

可像小胡这样的人，手中有很硬的王牌：“哎呀，前天看见宋阿姨，叫咱们今天去看郭司令员。小梅和我都答应了，不能不去呀。”

解放后，小胡调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很长时间只有一部作品《英雄虎胆》中的女特务李月桂，但这已经足够了。她精湛的演技使她具有很高的人气和首长们的厚爱。

据说，每逢星期天，如果原一分区的老战友去八一厂看她，只见八一厂演员宿舍那片简陋的平房区前面，总停着不知是哪位首长的漂亮小轿车。那是首长来接她的车子，预先就电话预约好了。到首长家里跟首长一起度周末这个生活习惯，看来早在1945年末的冀察军区时期就开始了。

1945年的小胡，每逢周末总是会出现在冀察军区政治部院内，拉着熟悉的人一起去首长家。战争年代，还是供给制，前线部队缴获到什么好东西，或者后勤部门在鬼子留下的仓库中发现什么稀罕物品，总是会优先送到首长家。那一定会是小胡这样的一般干部打牙祭、改善生活的好机会。

有一件历史史实，很少有人知道，是因为也很少有人谈起。但姚雪森的书中谈起了这件很少有人知道的往事。

1945年10月，国共最高层的和谈成功，在重庆签字，即签订了“双十协定”。在北平的中共军调小组，同国民党和美国人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准备在张家口开办军官学校。地点选择在张家口的十三里原日军兵营，现在的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所在地。

美军提供办学经费、教学设备、教材、军事顾问；国民党提供教官、军装、正规编制；晋察冀军区提供校舍和学员。军官学校实行“营进团出”，即招收晋察冀军队营一级干部，这里指的是军事干部，即营长，不包括营教导员，学习步、炮、工、机械（那时不知道“装甲”）、后勤（国民党军校叫“辎重”）五大科，学成后以团长身份毕业出来。

在姚雪森的书中，这座国共美三家合办的军官学校叫“军官训练所”，地点在张家口七里茶坊。冀察军区干部处处长通知姚雪森，以营长身份参加。他去张家口报到的时候，还遇见了他在团里时候的红军干部侦察股长，就是在晋察冀部队准备攻打呼和浩特时在乌素图喇嘛寺“顺走”小金佛的那位。他也被通知以营长的身份来参加学习。

关于这座要办但最终没办起来的军官学校，我略说几句。

姚雪森的主要消息来源，并不是来自张家口，也不是来自冀察军区政治部，而是来自他从未提起过的“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晋察冀军区准备在张家口与国民党、美军联合开办军官学校，造册的办学计划中宣化校址也是办学地点之一。为此，李青川带队，冀察军校主要干部几次到十三里兵营开会，商量对策。

有人会说，国民党和美军为中共开办军官学校，培养军事干部，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事，为什么还要“商量对策”？

重庆谈判中有关共产党军队部分，是要求“军队国家化”，中共军队编为20个师，国民政府正规军编制。这20个师的军事主官，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授予军衔，但要求必须经过正规军事院校的学习。1945年底，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在延安发布文件：“各解放区的野战军一般业已组成，地方军亦不在少数，目前扩兵一般应停止，而应该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毛选《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1945.12.25）

最终，由于国共内战的形势日趋紧张，这座原本三家合办的军官学校到底也没有办起来。

此时有一个曾在一分区工作过的红军干部出现在张家口。他叫赖庆尧，现在改名“兴中”，1939年初从三分区“对换”到一分区。一分区把主力二团给三分区，三分区把十大队给一分区，十大队一大批优秀干部就这样“对换”到一分区，比如红军干部陈宗坤、赖庆尧，抗战干部陈亚夫等等。“对换”到一分区的赖庆尧，一直在三团，从营长干起，他最后的职务是三团副团长，担任团长肖应棠的副手。1942年底，不知什么原因，赖庆尧调走，在晋察冀军区任二十九团团长，此时出现在张家口。

姚雪森从保满支队调到三团的时候，赖副团长还在，所以姚雪森认识他。解放后赖庆尧（兴中）在海军，任海军航空兵司令员，依旧成为姚雪森的老领导。海军航空兵还有一位原一分区干部，1939年的一分区三团团长纪亭榭。纪亭榭任海航副参谋长、参谋长。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不能不提。

正在这时，由于国共和谈的成功，晋察冀军区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老兵复员。一分区组成的六旅也在其中，一千多复员老兵和排级干部（连以上干部不参加复员）乘火车来到张家口，参加张家口市民组织的盛大欢送活动。姚雪森和他的处长都在内，当然还有区长徐大一（解放后改名叫“田夫”，真实人物许大一）。

——下部队

晋察冀史，说白了，不过就是这么一段十二年的战争史。从1937年7月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开始，到1949年2月共产党军队开进北平为止。只不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读方式，每个时间有每个时间的解读方式。

我不过是站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础上，以我的历史观和我的理解，对这十二年的晋察冀战争历史进行挖掘和诠释。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所持的历史观和引用的史实未必都是正确的，但我比我的前辈人到底还是向前跨进了一步。

有关国共内战的始因，到底是谁先打响了第一枪，我不做分析和评判。我只是根据前被人讲述的故事，做我的进一步解读。

冀察部队再次整编，原打绥远回来驻扎在张家口西大门兴和县的冀察野战部队六旅，因为和平了，不打仗了，奉命开到宣化大校场进行整编。在这之间还有一段重要插曲，是姚雪森没有提到的，就是除了七旅开拔到延庆，六旅当时也奉命开拔到密云，去紧急援助在密云古北口前线阻击国民党军队的赵尔陆纵队一旅——后来的张家口教导旅。

在宣化大校场重新整编的六旅，改换编制为晋察冀野战军二纵队四旅。改编后的四旅与原来的六旅有什么不同？就是保留了原来的三团和二十五团，淘汰掉了四十五团。淘汰四十五团留下的空缺，由杨森、刘国辅带领的平北四十团过来抵上。可能是怕一分区的干部们“不服”，郭天民亲自带四十团过来，并介绍说，这是打下张家口的英雄团。

所辖部队调整完了，开始调整部队干部。四旅根据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的名单，统一调整和调配野战部队的干部。姚雪森接到下部队的调令。在一张四十多人任命名单的油印纸上，都是营团两级干部的名单，中间也有他的名字。姚雪森发现，最初对他的任命是“纵队警卫营营长”，但是被干部处处长（是洪璞吗？）给划掉了，改为“二团一营副教导员”。

姚雪森借书中的主人公之口，总结说：“从日本投降，不到一年时间，我调动了七次。”

讲到这里，打住一下，容我在这里做一点分析。

晋察冀野战军的部队排序，是从二纵队开始的，而二纵队四旅，实际上就是晋察冀野战军的第一旅。那晋察冀野战军的一纵队三个旅怎么不见介绍呢？排序为晋察冀野战军的第一纵队及三个旅，原本是来自晋冀鲁豫的部队，杨得志、苏振华带队，准备开赴东北去的。由于到东北的路途被国民党军截断，所以暂时留在了晋察冀，帮助作战。

一起被留在晋察冀的，还有原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带领的“延安第二批赴东北干部团”，简称“二东干”。这支东干团中的军人身份的干部，以张明河、朱遵斌为代表，都留在了晋察冀野战军任职。东干团中，也有途径晋察冀坚决不肯留下，一心要去东北的，比如曾在一分区任职的红军干部杨上堃。我们只谈与姚雪森书中有关的人和事。

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不一定正确），当年冀察的事，干部人事安排上大体上是政委刘道生说了算。郭天民关心的是野战纵队的作战和部队编成，也关心部队训练和武器装备，对干部人事的安排不大过问。三件大事，一个干部安排、一个冀察军区机关及后勤的日常工作、一个有关冀察区（不止是军区）的经济状况，郭司令从不干涉，放手交给刘政委去干。

刘政委喜欢把住干部安排的人事权，不是秘密。曾有新来的冀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新来的副司令文年生，将自己带来的干部做个职位安排。据说两位领导向干部部门交待之后，发现没有刘政委的点头批准，什么事都办不成，干部部门只是个执行机构，顶多有点建议权，没有任命权。

我听说过，有个别人的职位任命是郭天民亲自安排的。比如，1944年9-10月间冀察军区刚成立时，郭天民在一分区小兰村小住时看走了眼，将一分区宣传科科长拉过来担任新成立的冀察军区司令部的作战教育科科长。结果弄得两头都不乐意，工作也没有成效，以后作战教育科长又更换为平西的吕展。

1945年9月组建冀察野战纵队，郭天民将这个用顺了手的作战教育科科长吕展点名提升为参谋处处长。这属于比较个别的情况。

原则上，冀察野战纵队的旅一级干部，由各军分区班子组成，原封不动。个别需要调整的，比如一分区教导大队长晨光，调任宣化警备司令后郭天民感觉不错，觉得这个干部的军事素质、资历都够，于是亲自点名，调任平西军分区组成的七旅任副旅长。

冀察野战部队各旅中的团一级领导干部，也基本上维持原样，原封不动。这中间的干部任命，不排除有一些原部队撤编后的“安抚性提升”。比如1946年3月原冀察野战纵队改编成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原六旅改为四旅、原七旅改为五旅。六旅中的原一分区四十五团组成的十八团被撤销，团长陈焕、团政委陈亚夫，分别被提升为四旅副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

至于各野战部队中包括杨雪森在内的营一级干部的配备，由各旅报上名单来，分管组织和干部的政委刘道生签字批准就是了。不足部分，由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门配备，姚雪森就是这样下部队的。当然，四方面军的湖北佬李天焕过来，担任冀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也有一定的干部使用和任命的推荐权。

强调一下，郭天民自任冀察野战部队、以及后来的二纵司令员兼纵队政委，同时又兼任冀察军区司令员不撒手，看似喜欢揽权，实际上却同政委刘道生相处得非常融洽。以至后来郭天民在涞源会议后被停止一切领导职务，刘道生宁可“共进共退”，离开晋察冀，也不留下来，因为他很难预料到与郭天民良好合作的后果是什么。

现在谈到姚雪森的下部队的任命。原野战部队到机关的干部再回到原部队，机关的干部部门将这个干部的名字放进去就行了，连招呼都不必打。姚雪森书中的情况就属于这一种。从这批干部中有“纵队警卫营营长”来看，这个四十多干部的油印任命名单应该是出自冀察军区机关的干部配备。时间，应该在1946年的3月，冀察纵队改编为晋察冀野战二纵的那一次改编。

在姚雪森书中的最后，他说自己在四旅的三个团都干过。以前，他曾任三团一营的二连指导员；现在，他被分配到“二团一营副教导员”。

四旅的二团是哪个团？就是姚雪森的老部队一分区二十五团，当时是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四旅十一团。团长红军干部黎光，冀中十分区的主力团长过来的，1942年底或1943年初，接替赖庆尧担任三团副团长。1944年秋杨成武调整三团领导班子，没有将副团长黎光提升为团长，而是提升了当时任三团参谋长的郑三生。

六旅打绥远战役之前，驻扎在兴和县时组建郭天民野战纵队，黎光接任六旅十七团团长职位，原团长黄伯峰调走，任命为一分区改编的五分区司令员。十七团的原团政委邓经纬也更换了，换为一个陌生的干部刘克宽，抗战干部。

关于刘克宽的故事，也有一段故事在里面，要略讲几句。

刘克宽（1916-1999）天津蓟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战士干起，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然后跟黎光一样，也是1942年底从十分区部队过来的。1944年秋天，一分区调整干部班子，当李振军“被俘”的问题尚未搞清楚时，他先一步、越过李振军从“小胡”的丈夫宫呈祥手里，接任一分区组织科科长。

副科长是六旅旅政委龙道权在抗大二分校时的亲信兼密友李振军。提升刘克宽接任十七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团政委，为李振军提升科长扫平了道路。刘克宽以后担任六十五军第一九三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1955年授衔为上校，1960年晋升为大校。1999年1月在张家口逝世。

姚雪森要去的这个团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姚雪森没讲，这就是王栋。王栋当时在六旅十七团担任团政治处主任，即后来的四旅十一团，是营教导员姚雪森的顶头上司。

姚雪森还有一个易县老乡，现在还活着，是著名的书画大师，在一分区和六十五军干了半辈子的河北易县管头村人的林鹏，当时也在王栋的这个团政治处当文化干事。林鹏曾回忆起一段故事，很有意思。

林鹏在十七团有个朋友，叫张学义。张学义在十七团团政治处时，说他“舔屁股也捡大的舔”的那个组织干事，出了名的捣蛋鬼。后来下了部队，当了营里的副教导员（是不是跟姚雪森同一批？），教导员。张学义当了领导，仍不改捣蛋的本性，跟他手下的排长们净开些出格的玩笑。

有年冬天，他媳妇来看他，晚上睡下了，有两个排长听他的窗根，想听到一半句傻话，以便开他的玩笑。他耳朵尖，听见外面有动静，也知道是谁，爬到窗户跟前，隔着窗户往外撒尿。外面的俩排长，起初以为下雨了，一想不对，大冬天的下什么雨，当下明白过来，大喊：“呀，张学义狗尿！”“好小子，往我们头上尿尿！”转身提了桶凉水往里泼，隔一会儿泼一瓢。害得小两口一人蹲一个墙角蹲到天明。这事儿，政治处主任王栋知道了，笑弯了腰。

就是这么个人，却没有逃脱五七年反右那一关。抗美援朝期间，张学义仗打得很好，从营教导员改为营长，又提升当了团长。回国后上级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于是送他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五七年学校大鸣大放时，他跟高粮一样，说话不谨慎，被定为“极右”，送到苏北一个劳改农场服刑。劳改农场的日子不好过，差点没有饿死。

最后，对于这个姚雪森要去而未能去的冀察纵队警卫营，我也顺便略讲几句。1944年9-10月间成立的冀察军区，是白手起家，成立之初一无所有。郭天民从二分区、刘道生从四分区，各自都带来一些警卫战士，合起来一个连多、不足两个连，于是又将一些各级领导干部随身带来的警卫员集中起来，就成立了冀察军区两百多人的警卫营。

1945年鬼子投降，冀察军区成立易耀彩为首，杨春甫、白文治、杨德才在内的北线指挥部，能带走的部队只有两支，这就是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和冀察军区警卫营。看到这里你就会发现，易耀彩带的这两支部队，名为“一个团又一个营”，实际上都是非一线作战部队，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武器装备繁杂落后。尤其那个警卫营，还有许多战场上根本不能使用的短家伙。那些由警卫员集中起来的连队，最不好领导，也最不能打仗。

进张家口之后，武器装备更新了，但警卫营的人没有换，还是那帮牛气烘烘的老兵油子。以后郭天民成立冀察野战纵队，要在战场上四处奔走，刘道生顺水推舟，将这个警卫营划归给冀察纵队，称为“纵队警卫营”。姚雪森最初要去的，就是这支不好带的部队。所以他听说自己被改为营副教导员，回到老部队去，心里反倒非常高兴。所以姚雪森再次借书中的主人公之口说：“又能回到老部队了，我还是挺感谢他的。”

没有了警卫部队，冀察军区机关怎么办？刘道生说，我们的身边还有冀察军区的教导大队呢。这个部队都是由老兵、学生兵组成的，清一色新更换的日式武器，由这支部队担任警卫工作，比什么不强？

姚雪森重新回到一分区组成的老部队的时候，这个旅已经从宣化开赴到怀来县。“从怀来县火车站下车后，以急行军速度向东南又走了四个小时才到达团部驻地——南面靠山的十八家村。”

注意，这也是几个月后，冀察军区机所属部队撤退的路线，在渡河时遭到了国民党空军飞机的轰炸。伤亡惨重。

此时，刚距复员老兵的时间不长，可突然又要打仗了，部队里充满了火药味。全团正在召开连以上干部“保卫张家口动员大会”。

——打仗了

上一节写完，放笔之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前后对照，琢磨了一下姚老的原书，没有遗漏，没有误解。究竟是哪里不对，一时也说不清楚。冷不丁看见这一节的标题：“打仗了”，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其实仗早已经打起来了，不过姚雪森没有写。

就像他写“隆盛庄”战斗，丢掉了前面的“渡口堡”战斗一样，因为他当时在张家口，正在抓嫖妓的那个干部；此时要打的怀来阻击战，前面还有一个早就打起来的战役，这就是1946年8月的大同、集宁战役。他当时在宣化，也没能参加这场战斗。

他没参加，所以没写，但我不能遗漏，要讲一下。

大同、集宁战役，开始于1946年7月31日，这一次是解放军主动发起进攻，逼近大同城下。这一仗打了一个半月，国民党军傅作义部为救大同，而攻集宁，威胁丰镇、隆盛庄、张家口。在这一仗里，依旧是晋察冀、晋绥两大根据地的部队协同作战。作战地点，在十个月前的绥远战役的那个老地方，沿着绥远战役后留下的国共阵地接着打。

最终，这一次解放军的前线最高指挥员因一念之差，导致全局溃败。

进攻大同的八路军主力，是杨成武的三纵部队。抗战胜利的晋察冀八路军，在程子华领导下建立了四个二级军区，抗战胜利，八路军走出占据多年的根据地，每个二级军区就建立了一个（以后又增加了一个）野战纵队。即冀察纵队、冀中纵队、冀晋纵队、冀热辽纵队，每个纵队根据自己的实力又建立若干野战旅及骑兵旅，基本上每个军分区建一个野战旅。

等到聂荣臻回到晋察冀，实际上是来到张家口，前任晋察冀军区代司令、代政委、晋察冀中央局代书记程子华在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批准下，“出走”东北，离开晋察冀，隶属东北军区。他不是空手走的，而是把冀热辽根据地和冀热辽部队全部带走，这样，回到晋察冀的聂荣臻手里只有三个根据地和三个纵队：冀察、冀中、冀晋。

这三个野战纵队，以当时的司令员命名，分别称为郭天民纵队、杨成武纵队、赵尔陆纵队。以后作了调整，让从延安回来的陈正湘取代指挥作战经验不足的赵尔陆，所以改称陈正湘纵队。

绥远战役开始之前，杨成武还在怀来县整军（他坐镇寓意深远的蔚县西合营，1937年的10月，他在这里将独立团升格为晋察冀独立第一师），将冀中各地方团改编为野战部队（从此将穿便衣的部队改穿统一军装，从张家口日军仓库配备日式武器）的时候，聂荣臻做出军事部署，下达命令。

此命令中最重要的一项：郭天民纵队和陈正湘纵队属“地方纵队”，而杨成武纵队直接隶属晋察冀军区，属于“军区直属纵队”。大同战役，担任主攻大同的就是杨成武纵队，两年后1948年底的解放军第六十三军。

研究抗战时期的晋察冀一分区历史，真正给杨成武带来切肤之痛的，就是1940年8月底的东团堡战斗。那一次，八路军攻坚损失之大，给杨成武的记忆刻骨铭心，虽然嘴里从没有说过，但是在事实上，1941、1942、1943、1944几年，他再没有打过像样的大据点的“攻坚战”。顶多凭借计谋手段拿下过百来伪军把守的小据点。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几乎在几天之间，保定周边几个县城，包括易县、涞水县、满城县的日军全部急忙撤离，集结在北京。当时冀察军区在郭天民主持下连夜紧急召开会议，商量要集中全部兵力打下保定。但这个作战方案被晋察冀军区否决了，军区领导要郭天民集中主力兵力，准备接收北平；次要兵力，拿下张家口。至于保定，留给冀中的杨成武主要兵力解决天津、次要兵力就近解决保定。

实际上，杨成武一看保定高大的城墙，就知道不要说“次要兵力”，他即使出动全部兵力都拿不下保定来。

1946年的8月，你要杨成武拿下远比众多据点都要强大的大同要塞，刚脱下农民的便衣，穿上八路军军装的冀中农民，比起六年前进攻东团堡的那些一分区老兵可差远了。

大同、集宁战役，最后以共军的失败而宣告结束。在几个月后的1947年2月，傅作义总结说：“集宁会战，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〇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一〇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他那天晚上（12日）去攻新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解放后，当年大同、集宁的解放军前线最高指挥员张宗逊将战役失败归结于晋察冀部队的陈正湘，他说：“由于联络不好，陈正湘纵队误以为独一旅和三五九旅撤走了，便自动绕集宁城向东撤退。陈纵队这一撤，攻城的敌军得以恢复阵地，并和一〇一师、三十二师会合，敌新编骑兵第四师也接踵而来，敌人的兵力骤增到六个师。我军守城部队伤亡较大，难以坚持战斗，再调杨苏纵队进城已来不及了，而且军委曾电示杨苏纵队伤亡不宜过大，我军遂于13日晚主动撤出集宁。集宁打援失利，大同已经打了一个多月，不能再攻了，也只得撤围，大同战役到此结束。”

1946年9月16日，一直围攻大同的杨成武纵队不得不撤围大同，标志着大同、集宁战役以解放军的失败而告结束。总计二十万参战大同、集宁战役的解放军晋察冀、晋绥部队，最后撤回来者占半数多一点，十一二万人。大约有八万八路军抗战老兵被留在了战场上，不是牺牲、受伤，就是被捕或跑散，没能回来。

姚老的书，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他写的，都是他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耳听到的自然也有，但“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部分内容不会很多。姚老对大同、集宁战役只字未提，说明他确实没有参加大同、集宁战役。当时他还在冀察军区机关。我作为对姚老书的研究和解读，人家没有写的内容，我自然不便谈得过多，姑且放过。

冀察部队，参加打大同、集宁时已改名“二纵”，属下只有四旅、五旅两支部队。回撤的二纵，在宣化短短休整了一下，补充武器、被服、人员，随即开赴怀来一带，守卫张家口、宣化的东大门。因为北平一带的国民党军，闻之共军在大同、集宁战役中损兵折将，伤了元气，此时正蠢蠢欲动，准备兵进怀来。

姚老写书，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他是跳跃式的，一下子就跳过了大同、集宁战役，到了怀来阻击战之前。现在看来，姚雪森那一次下部队的具体时间，不是原来预测的1946年的3-4月间或6-7月间，准确地说应该是在1946年的9月下旬。冀察野战部队从大同、集宁前线撤回来后的一个星期左右。

也就是说：姚雪森他们那一次下部队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冀察部队在大同、集宁战役中各层部队干部损失很大，不得不从机关干部中将能在一线部队打仗的干部挑出来，尽快送往怀来前线。

姚雪森下部队的那一天，国民党飞机对宣化（当然也会对张家口）进行了轰炸。这也是1946年9月下旬的时间标志，国民党军准备大举进攻张家口和宣化的前奏。因为在此之前，国民党飞机还从未对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张家口、宣化实施过轰炸。

由此时间为基准来推算，姚雪森从绥远战役结束后的1945年11月被调进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工作，到1946年9月下旬再下部队，前后在冀察军区政治部工作的时间是十个月。这期间在宣化军区上层机关工作，一定发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姚雪森这一次赴怀来四旅，他说的是到“二团”。四旅的三个团，分别是十团、十一团、十二团。我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理解“二团”的，所以我在上一节重点介绍的是四旅的十一团，原一分区二十五团。这也是赵玉昆的老底子，姚雪森加入的第一支部队。

这个团的特点，是老东北军的人很多，从团长宋学飞，到各营一级干部，许多是1937年8月参加保定会战，部队被打散后参加到孟阁臣、赵玉昆部队的东北人。

但姚雪森的书中，把这个团的团长称为“杨团长”。四旅确实有一个“杨团长”，但他是三团团长，即四旅十二团。平北四十团的老底子，打张家口、宣化的那支部队，团长杨森，红军干部。

杨森是河南人，红二十五军的老成员。一听这支部队，你就知道是跟王志廉在一起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1940年挺进军参谋长程世才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一起在平北工作的两个红军干部，都是红二十五军的老成员，一个杨森、另一个王志廉。

1942年以后，杨森担任平北十二军分区游击大队大队长，军分区司令部通信股长，第四十团参谋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姚雪森故事中的这个时间），杨森任四旅十二团团长，以后任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副师长（师长郑三生、师政委史进前、副政委刘克宽）。新中国成立后任师长，六十五军副军长、军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顾问。杨森是1955年大校，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杨森2004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如果真的是在这位杨团长的团，姚雪森应该是在十二团而不是十一团。不管在哪个团，都在四旅。团里其他领导干部的人名，很有可能都是虚构的，因此我不必分析。团里的那些营干部的组成，有一点我要讲的，就是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很多红军干部、老东北军军官都正在担任四旅的营一级干部，比如营长、副营长，营教导员、副教导员。其次是有些文化的老资格的抗战干部，比如担任团一级干部的刘克宽、洪璞、王栋、蔺柳杞等人，营一级干部就更多了。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杨成武的老部队，从一分区出来的，大都不按照那个什么晋察冀军区所规定的“二五八团”之类的结婚规定。抗战期间在狼牙山脚下时，营一级干部结婚的人就很多。有些从老东北军过来的军官干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孩子都十五六岁了。

而且，家属是一直都随军走过来的。部队，老三团、老二十五团走到哪里，家属就跟到哪里。所以，四旅，过去的老一分区机关有个传统，部队走到哪里，一定会首先建立自己的后方基地（留守处），以便能安置这些干部的家属。

此时，怀来阻击战打响之前，四旅的干部家属从怀安县的柴沟堡四旅后方基地，经张家口、宣化，转移到怀来县城。每逢没有战事的情况下，那些有家眷在怀来县城的营一级干部，会领着还没有结婚的那些营一级干部到自己家去，吃顿好饭，改善一下生活。

还是在这个时间，9月下旬，到9月29日的战争“开打”，有一个短暂的十来天的和平时间，可以让他们构筑工事。怀来县有日本人留下的水泥仓库，还有怀来县一段废弃的铁路，可以让他们拆下铁轨搭建工事。四旅在怀来县阵地的邻居，是“杨苏纵队”，即晋察冀军区借用晋冀鲁豫军区的杨得志、苏振华纵队，当时被称为“晋察冀野战军一纵”。然后才是郭天民的“二纵”，杨成武的“三纵”的一个旅“七旅”。此时，陈正湘的“四纵”防守张家口的西大门，在怀安县柴沟堡一带。

四旅在怀来的阵地，准备阻击的是来自南口、延庆、青龙桥一带的国民党军美式装备的三个师。这场恶战，在姚雪森的书中被称作“血战十八家”，但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被称作“郭天民怀来阻击战”。

1946年9月29日凌晨2时，撕毁了停战协定的国民党，从东西两个方面同时向张家口大举进攻。晋察冀军区组织张家口保卫战，确定东面以河北怀来、延庆地区为重点防守方向，由郭天民率冀察部队组成的二纵负责正面防御作战。

1946年裁军之后，郭纵队的四个旅仅留下两个旅，而且在随后进行的大同、集宁一战中损失惨重。之所以郭纵队元气未伤，还保持着较高的战斗力，是因为郭天民在1946年初的晋察冀裁军中伙同冀察军区政委刘道生，打了埋伏。将原本要裁掉的一万余名老兵瞒了下来，由刘道生私下里筹粮筹款养了下来。大同、集宁战后迅速补充进部队，还支援了兄弟部队，比如杨成武纵队和张家口教导旅，都从宣化补充团获得了人员和武器装备。

从1946年9月29日到10月12日，国民党美式装备的两个军轮番进攻郭天民指挥的第二纵队和第一纵队的部分部队，妄图从东边占领宣化和张家口。国民党出动了飞机、大炮、坦克狂轰滥炸，进攻最激烈的一天，八路军阵地上的工事几乎被炸平。但是，郭天民率部坚持了13个昼夜之久，直到10月11日那一天晋察冀军区及各机关、民众团体、学校、医院从张家口、宣化撤退完毕。

怀来阻击战过后统计，郭天民指挥的部队歼敌一万多人，还缴获大量美式装备，这就是晋察冀史上值得一提的“怀来阻击战”。经此一战，国民党在冀察绥一带的军队，私下里称呼郭天民为“郭铜墙”。

怀来阻击战，是1946年7-8月国共内战爆发后，晋察冀共军方面所取得的唯一一场胜仗。虽称不上“大胜仗”，歼敌万余，自伤不下七八千人，担任阻击的八路军可以说损失惨重。尤其处在阻击战一线的二纵四旅、五旅几个团，战后的存留者仅有半数。有的四五百人的一个营，战后剩下的战斗人员已不足两百人；还有的一百三四十人的一个连，战后只剩下十几个人。但终究共军还是有缴获，有俘虏，没有从阵地上大步后撤。

姚雪森书中对具体战斗过程的描写我就不重复了。我注意到，战前，团里备战，是在连以上干部中进行临战动员。各营备战，是在排以上干部中进行临战动员。临战动员有很多具体的内容：奖励方面比如立功受奖者可保送进军校当干部等等，处罚方面临阵退缩者将被当场执行军纪枪决。

各连在每一次战斗后，都要进行子弹的消耗统计和消灭敌人的数字统计，特别是我方干部战士的伤亡统计。因为连队里报上来被消灭的敌人数字偏多，姚雪森提醒下面的连队干部说：“我们不能把卧倒的敌人也算成是死伤的敌人。”

怀来前线，共产党军队头一次缴获到加拿大轻机枪、美国的汤姆式冲锋枪、九〇式步枪、黑头的穿甲燃烧弹、美式雨衣和睡袋。我方从张家口后方运到前线的是手榴弹、汽油燃烧瓶、反坦克枪和子弹，都是日式、苏式的。明显比美式装备要差了一大截。

但由于张家口西北方向的失利，傅作义组织快速部队偷袭张北得手，张家口被迫“主动放弃”。郭天民二纵在怀来的阻击战已没有了任何作战意义，最后只能以无果而终，不了了之。10月12日，张家口、宣化的共产党机关及所属干部均撤退完毕。大批机关人员和医院伤病员的撤退，是保不住密的，听说张家口、宣化已经丢失，二纵前线部队的士气顿时消失：我们再打下去为什么呢？

最后，遭受到沉重损失的四旅终于接到了郭天民的命令：下午两点半撤出阵地。据说，满腹怨气的郭天民，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之后，只带着那个不满员也从未满员过的警卫营，气哼哼的到涞源县找聂司令“理论”去了。但此时，四旅的一线连队已经与敌人粘在阵地上，撤不下来了。

姚雪森的书中，如实记录下了同电影《集结号》极为相似的一幕：一线部队各连与进攻的敌人成胶着状态，只能挣扎着拚死苦战。一线各连的拼死苦战，为二线部队和旅团营各级机关能安全撤离赢得了时间。但一线部队的各自为战是很惨烈的，他们已经没有了后方、没有了上级的指挥和增援的部队，也没有了弹药的补给和伤员的救治，最后连队的撤离也不是成建制撤离的，而是分散撤离的。

被打散了的战士们三三两两的趁乱往后跑，有的战士甚至跑到了国民党军已经控制的怀来县城和新保安方向。四旅的一些团营干部，原本都是妻子家小带家眷的。四旅在怀来十八家子前线作战，家眷留在了怀来县城。此时部队突然撤退，原本在怀来县城的家眷都落在了国民党军的手里。

有三件故事，姚雪森的书中没有讲，我认为值得一讲，特地为他的书做个补充。

第一件小故事，怀来阻击战撤退，四旅的逃兵跑掉一些。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1946年8月，四旅随二纵出征，攻进山西，从大同铁路上俘虏了一批新兵补充进自己的部队。王晓雯的父亲，抗美援朝期间被打成“老虎”送北大荒劳改，晚年时写下长篇回忆，就是那一次来到四旅——后来的解放军六十五军一九三师的。他当时作为新兵，被分进杨森的四旅十二团。

王晓雯的父亲记录下的他们连长开小差，就是在怀来撤退之中发生的。杨森的四旅十二团原本是平北当地人组成的部队平北军分区四十团。怀来往东过去，现在北京市的延庆、怀柔地区，当时在国民党军的控制之下，就是抗战时期平北军分区的所在地。农民子弟故土难离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怀来撤退，十二团的人跑掉的怕至少数十人吧？

王晓雯的父亲还记录下他们的连指导员在上级进攻命令下达后畏缩不前，开枪自残，打伤自己的手，被卫生员看破。卫生员很鄙视的看着这个扔下全连的领导人自己找理由退出战场。

四旅撤退，集结地点是自己的老根据地易县。部队从怀来县往南，翻过大山进涿鹿县、房山县、涞水县，进入易县。此时的东面、北面，都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行军的途中，四旅旅长肖应棠、旅政委龙道权在团长、团政委的陪伴下站在路边。战士们则垂头丧气，稀稀拉拉的迈着沉重的步伐。

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回到狼牙山脚下，而是在易县城南的中高村，今天的易县高村乡政府所在地。高村乡往东隔几个村子就是姚雪森的老家高陌村。

四旅机关在高村开总结会，会上，特派员出身的旅政委龙道权，声色俱厉的痛斥十二团团长杨森、团政委刘国辅：看你们是怎么带部队的？开小差的这么多？

旅长肖应棠虽然心里也很恼火，但他还是很厚道的和了稀泥：算了，人家都到家门口了，保不齐谁都想回家去看看。捆绑不成夫妻。咱们当初长征离开苏区，跑掉的人不比现在还凶？这当兵，当谁的兵，都要有点自愿性才行。

第二件小故事，我以前讲过，现在再重复一下。

怀来阻击战最后撤退，四旅十一团，应该是姚雪森所在的那个团（他在一营，不知道团部发生的事）也接到撤退的命令。眼看着满地倒下的伤员没有人手来抬，团政治处主任王栋顿时命令：团政治处全体干事都不许走，必须抬着伤员一起撤退。干事们一动，团政委刘克宽也跟着动了，再接着，全体团部机关干部战士都过来一起抬伤员撤退。

此事传到旅政治部，政治部主任郑旭煜立即吩咐宣传科长蔺柳杞，把这件事好好写写，表彰一下。大同、集宁战役中，八路军那么多伤病员，数以万计（傅作义军统计至少有两万余），都因为大步撤退来不及救治，被迫扔在了战场上，死亡者不计其数。

战场上撤退丢弃伤病员，这对八路军战士们的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很多战士们不敢受伤，受伤就要被扔下，就是死路一条。现在自王栋开始，团干部首先不顾自身安危，以身作则，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抬下伤员救治，绝对是一个根本性转变。

蔺柳杞采访回来，写成书面材料，上报给纵队领导。那时，纵队司令兼政委郭天民已下台，更换为杨得志司令、李志民政委。李志民立即通报全纵队推广，今后战场上部队撤退，再不能丢下一个伤员，要让伤员优先撤退。

1949年，六十五军成立，此时二纵四旅经历八纵二十二旅改编为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在当了三年团政治处主任之后，王栋终于得到提拔，被任命为军后勤部卫生部政委。王栋自己暗自思量：这是不是与我当初倡导从战场上抬下伤员有关？

可惜，人已故去，这早就难以考证了。

第三件小故事。晋察冀野战军三个纵队，晋察冀军区四个二级军区，只有郭天民领导的冀察军区和冀察纵队未雨绸缪，一改以前从部队中直接提拔干部的做法，开办了冀察军政干部学校。开办之初，郭天民根据黄埔军校和红军大学的办学经验，定性为这是一座以培养连长、连指导员为主，从班长和战斗骨干中培养排长的初级军校。

大同、集宁战役之后，由于一线基层指挥员，特别是连排长一级干部的损耗极大，各纵队纷纷根据晋察冀军区的命令，1947年2月成立随营学校。随营学校主要培养连排长这些军事干部。二纵随营学校第一任校长名义上是二纵副司令兼参谋长韩伟兼任，实际上是参谋处长吕展负责。随营学校政委是四旅政治部副主任陈亚夫，副政委兼校委书记是五旅政治部副主任蔡委心，解放后改名蔡铁根。

陈亚夫在这个二纵随营学校干了两个多月，正好四旅那边出事了，在纵队政委李志民的协调下，陈亚夫与四旅政治部主任郑旭煜对换，郑旭煜到随营学校担任政委，陈亚夫到四旅担任旅政治部主任。这一更换，原本一直是郑旭煜下属的陈亚夫，从此比郑旭煜高出一级，解放后郑旭煜接任的许多职务，比如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都是陈亚夫留下来的。

干部们之间，工作中、生活中有矛盾是很正常的。旧年代的人，都讲“山头主义”，外人挤进这个圈子，难免会受到“排外”的影响。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再说，战争年代，这些干部都是当兵的出身，说话直来直去惯了，难免在言语上、个性上发生冲突。面对这种矛盾冲突，有时候不能以“原则性纠纷”来确定的。也就是说，有了矛盾也不能随意上线上纲。

郑旭煜来，也与吕展、蔡委心不大能合得来。好在华北步兵学校成立后，二纵随营学校奉命合并进去，1948年5月，郑旭煜、蔡委心双双都被调走。郑旭煜到步校机关任政治部副主任，蔡委心的文化高一些，奉命抽出来，参加华北军政大学的组建工作后。

这些故事都扯得远了，是姚雪森没有讲到的。

——马刨泉

我上一节讲的“郭天民怀来阻击战”，有的读者感到不解：当时保卫张家口的东线战场，有那么多八路军部队，你为什么单讲郭天民？不讲别的部队？

我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既是“讲史”，又不是全面的“讲史”，只是讲“部分史”。即姚雪森书中所涉及到的那段战争史，姚雪森书以外发生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单独来讲。

姚雪森作为当年那段战争的亲历者，他是二纵四旅十一团的一员，他只能讲述他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他晚年，一度高升到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兵团级领导干部。但他从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专职历史学家，他所讲述的历史故事难免会有局限性。作为对他故事的分析和解读，他没有涉及到的部分，我要做一个“补漏”，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故事。

顺便强调一下，我写的不是历史普及性作品，我进行的是专业历史性研究，对晋察冀1937年到1949年这十二年的战争史进行历史研究。历史学的研究又是极其枯燥的，你为了一个历史的内容，要翻越无数史料记载。这也是那些头脑相对简单的人所无法理喻的。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懂、能理解的，所以，读不懂、不理解，也是很正常的。

郭天民怀来阻击战的前身，是晋察冀、晋绥八路军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

关于打大同，我再略说几句。打大同的部队是以晋察冀部队为主的：杨成武的三纵（周彪第七旅、易耀彩第八旅，八旅政委王道邦、副旅长宋玉琳、团长徐信都是一分区干部），陈正湘的四纵（邱蔚、傅崇碧第十旅），郭天民的二纵（肖应棠、龙道权第四旅），以及直属晋察冀军区的李湘、张明河教导旅。

原计划攻打大同的是郭天民二纵部队，但杨成武要求由三纵来完成，聂荣臻同意了这一要求。但由于傅作义部队的突然参战，突袭卓资山，围攻集宁，肖应棠、龙道权第四旅和李湘、张明河教导旅不得不飞驰增援。但增援部队未到，卓资山已失守。以后的结局都知道了，由于傅作义援兵到大集宁，集宁战场失利，大同无法继续攻打，八路军只能后撤。

在攻打大同战役中损失很大的杨成武三纵，一听到撤退命令就立即后撤，将并肩作战的晋绥部队甩在后面，被追击的国民党军打掉不少。据说当时气得贺龙直骂：这杨成武，真不仗义，跑得比兔子都快……

大同、集宁战役之后，晋察冀八路军遭受到重创，参战的二十万兵力仅回来十二万左右；晋察冀八路军的总兵力从开战前的三十二万人锐减到二十万人。此时，国民党军队从东、西两个方向开始准备进攻张家口。这就是怀来阻击战打响的由来。

国民党军从东西两个方向来攻，晋察冀军区领导人仍然低估西线的傅作义部队，认为西线只是次要的进攻方面，威胁张家口的主要方面是来自东线怀来方向的国民党军。晋察冀领导人估计只有在东线的国军占领怀来得手后，西线的傅军才可能出动；而且，还认为上次傅军进攻张家口，是沿铁路线出动的，这次也一定会走快捷方便的铁路，不可能费力远走山路。

中央9月30日电示晋察冀军区也认为：“傅作义不可能出很多兵向东，且有张宗逊、陈正湘两部钳制”。由此看来，共军最高层、即决策层的接连几步判断，步步皆错。

根据这个判断，晋察冀共军将自己的主力共计一纵队（一、二、三旅），二纵队（四旅、五旅），三纵队（七旅），四纵队（十旅），还有新成立的冀察独立第五旅，还动员了大量冀察民兵，放在东线的怀来、延庆方向，准备对来自东线的国民党军打歼灭战。

而西线面对大同铁路线的柴沟堡、天镇、阳高一线，只布置了晋察冀四纵一个旅，以及晋绥军区主力，面对力量较小的傅作义军队。教导旅和军区警卫团位于张家口作机动部队。东线战场晋察冀总计八个旅的总指挥是肖克，总政委罗瑞卿。

上述这些部队，聂荣臻认为受到较严重损失的是陈正湘纵队和杨成武纵队，然后是教导旅。郭天民纵队、杨苏一纵没有受到较大损失，但杨苏纵队很不充实。聂荣臻还认为：“目前各纵队正在补充新兵，如继续进行大的战斗，不易恢复战力，故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所以，聂荣臻计划，能在怀来战场打主力的只有郭天民纵队的两个旅，其余，陈正湘纵队和杨得志、苏振华纵队担任增援。杨成武纵队转移到平汉路，进行整理、补充。

实事求是说，聂老总这个判断与实际情况有相符的一面，也有不相符的一面。

大同、集宁战役，二纵参战的四旅、五旅没有“偷懒”，也没有“躲避不前”，凡交给自己的任务都拼命去完成了。尤其四旅和教导旅的卓资山救援，还有从集宁前线的撤退，同样都遭到追击的傅作义骑兵的追杀，损失很大。不过四旅是冀察部队，根据地或“老巢”就在宣化，在人员、武器、被服、装备上不仅能就地取材，而且还打了很大的“埋伏”，所以能很快恢复元气。

平心而论，你能说郭天民、刘道生没有私心吗？张家口、宣化在冀察军区的地盘上，又是冀察部队先打下来的。郭、刘先占了许多仓库归为己有，并打了埋伏，这在战争年代是常有的事：谁打下的地盘就是谁的，谁缴获的物品谁就有所有权和支配权。而且，谁都想让自己的部队更强一些、装备更好一些，人员更充足一些。

其他部队，比如杨成武的三纵、陈正湘的四纵、李湘、张明河的教导旅都没有这样的便利条件，所以恢复元气要一定时间。问题是，国民党军队不会给你这个恢复元气的时间，他们已经在东线开始了军事行动。看到这里，你也会庆幸：幸亏还有个保存着完整战斗力的郭天民纵队在那里撑着，否则，疲惫之师难撑久矣。

还有，怎么理解聂老总“杨苏纵队很不充实”这个评价？

杨得志、苏振华纵队，来自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是晋察冀军区“借用的”，以后还要归还给晋冀鲁豫。最初，借用的战场是冀东承德一带，维持晋察冀同东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不被打断。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以后大同、集宁的战场危机，紧急把杨苏纵队调了过去。杨苏纵队一走，顾头顾不了腚，承德马上被国民党军占领。

杨苏纵队在晋察冀作战，是在“客场”作战，部队损失后的兵员补充，干部补充，都不能像晋察冀部队一样有自己的管辖基地。所以杨苏纵队参战，多少会慎重一些，不那么“敢拚命”。聂老总说：人家最终还是要回去的。咱们不能把他们都拼光了。

对此，看到东线战场主要靠郭天民的二纵两个旅来打，战前，聂荣臻亲自到二纵对干部做动员。聂当时的讲话：“我们必须在这里准备打恶仗、打大仗，保卫张家口。”聂老总当时也把保住张家口的全部希望都放在了二纵的身上。（这一段内容姚老的书中要包括进去就更圆满了。）

1946年9月29日，国民党李文兵团的九十四、二十二、一〇九、一三〇四个师，在数百辆坦克、370多架次飞机的轰炸下，开始向怀来战线猛攻，东线战役打响。当然，国民党军的主要或唯一进攻的对象就是郭天民，即二纵的两个旅四旅、五旅。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怀来县的东、西火烧营阵地，这是沿怀来铁路线两侧各十公里的范围，分别由四旅、五旅各守一段。仅火烧营一个村子，就承受了七千多发炮弹。这在八年抗战中是无法想象的。姚雪森书中所讲的激烈战斗，应该就是围绕着火烧营发生的。

晋察冀的其他五个旅：杨得志、苏振华的一纵三个旅，三纵七旅和四纵十旅，此时隐蔽在怀来以南的地区以防不测。

经过十多天的激战，东线国民党军始终被郭天民阻挡在怀来以东地区，难进一步。“郭铜墙”称呼由此而来。但为此，二纵这两个旅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平西组成的五旅我不熟悉，不好细说。一分区组成的四旅损失最大的是十一团，过去由一分区二十五团组成的。

在姚雪森书的第一部《易水河》部分，对这个赵玉昆老底子的二十五团来源谈得较多。东北军营长宋学飞，是这个团的创始人和第一任团长，但他和赵玉昆的“哥们”关系没的说，早在抗战爆发前就在一起混了。他们既是住得很近的同乡（东邵村和东霍山村），还是苦命相联的难兄难弟。宋学飞救过赵玉昆，远不止一次，逢年过节串门，随身带去的礼物就是大烟泡。但宋学飞家是货真价实的大地主，东霍山半个村都是他家的。赵玉昆是屠夫，顶多算是个小业主。两个人都有在东北军混的历史。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平津被日军占领，大批东北军、西北军从河北向南溃逃，沿途抢东西、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一些东北军溃兵留在了易县，这就是狼牙山南的孟阁臣七路军。赵玉昆、宋学飞如果不拉杆子起家，就只能归附孟阁臣部队。姚雪森的书中，说出身东北军的孟阁臣也当过营长，我看到的史料他是连长，鼎盛时部队达到七千多人。赵玉昆、宋学飞起家，因为距平汉线铁路更近，一些东北军流散军人来投奔，许多是拖家带口的，这就是二十五团的起家底子。

1946年的解放战争初期，这个东北军老底子还在，大都是营一级干部。细心的读者应该会记得，一分区组成的冀察部队六旅打柴沟堡、渡口堡，以后绥远战役打隆盛庄，打头阵的都是这个老二十五团部队。另一个主力老三团总是先在一边“猫着”，关键时刻再拿上去。

这一次怀来阻击战仍是如此。顶头挡住国民党军的还是这个老二十五团组建成的四旅十一团。

看到傅作义那边得手了，而怀来前线的国民党中央军进展不利，蒋介石急眼了，他派来了两员大将到南口督战，一个是陈诚、另一个是陈继承。陈诚的绝招，就是调李文兵团的预备队九十四军上来，让九十四军的四十三师和一〇一师另辟斜径，从怀来东侧迂回到郭纵队的背后。如果此计成功，郭纵队两个旅将腹背受敌，非垮不可。

幸好东线战场的总指挥肖克、总政委罗瑞卿及时看出了敌军的用意，幸好东线战场还有六个旅没有用上，此时派出五个旅另一个团在怀来县东的马刨泉地区设伏，居高临下一举反击，将进犯敌人大部消灭。敌军再从镇边城、横岭城迂回怀来，再次遭到八路军痛击。

马刨泉村我去过，在北京昌平县（现在叫昌平区了吧？）的西北边缘，与门头沟区、河北省怀来县接壤。

我们湖北家乡的一个老熟人，过去在一分区作战科当参谋的周自为，此时在七旅二十团（团长张行忠，也是一分区过去的红军干部，保满支队的支队长）任团参谋长。周自为在马刨泉一战中大腿中弹，身负重伤，紧急送回到医院抢救。幸好当时八路军医院接收了大批日本医生和护士，周自为被抢救过来，捡了条命。

抢救周自为和许多八路军伤员的日本医生，名叫安达次郎。安达次郎原本在张家口开了一家私人诊所，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批日本侨民撤退回国。在八路军的动员下，安达次郎参加了杨成武冀中纵队的野战医院，抢救收治了许多八路军伤病员，周自为只是其中的一个。

安达勇的父亲安达次郎在战场上不顾个人安危，当伤员周自为的腿骨动脉炸伤时，安达先生立刻冲上前去，挽回了周自为的生命，这件事也成了中日两家人的友好的开端，70年来两家人一直友好往来，续写着中日的友谊。

解放初期，安达次郎在北京公安军医院效力，孩子在华北军区的八一学校念书，以后回国。改革开放后，安达次郎的孩子安达勇，曾代表父亲来中国探望，见到了许多昔日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