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庚寅之劫”

165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庚寅年），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入粤，围攻广州九个月而不下。后来收买了城内叛徒，趁珠江退潮，濠堑水浅时，用木材铺垫濠底，水仅及马腹，清兵的骑兵可以顺利跨过护城河，一时万众鼓噪，从城墙缺口蜂拥入城。

这就是尚可喜

城破后，清军血洗广州，有说屠城三日，有说屠城七日，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城中几十万百姓，呼兄唤弟，觅子寻爷，纷纷乱逃，哭声震天动地。惊恐万状的老百姓纷纷躲到六脉渠里，不幸又碰上大雨，山洪骤至，霎间淹死了六七千人，东西濠几乎都被尸体填平了。同治朝的《番禺县志》记载：“尚可喜、耿继茂破广州，屠戮甚惨，城内居民几无噍类，其奔走者急不得渡，挤溺以死，复不可胜计。”

死难的南明官民，多达七十万人，不是毙于锋镝之下，就是溺于洪水之中，惨不可言。甚至有说死了上百万人，《行在阳秋》称：“百万人民，尽死于内。”康熙朝进士方殿元《九谷集?五羊城》诗咏：

五羊城，我生之初犹太平。朱楼甲第满大道，中宵击鼓还吹笙。南隅地僻昧天意，二王赫怒来专征。城中诸将各留命，百万蒸黎一日烹。

但也有说死了十万的。当时在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一书中记录：

鞑靼人开始洗劫（广州）城市。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这位意大利人甚至把广州称作是一座“完全毁灭了的广州城”。

曾挡住尚可喜大军九个多月的广州城墙

《清史稿》的记载则是：“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又载“克广州，俘承恩等，斩六千余级，逐余众迫海滨，溺死者甚众。”

死难人数，有说几万，有说十万，有说七十万，也有说上百万。当然，死上百万人是不可能的，广州全部人口也没那么多，死七十万人是否准确，亦不一定，或有水分，难以考证。死十万人则是完全有可能的。经此一役，广州城内人口凋零，已少有五世而居的家族了。当时的惨烈状况，超乎人类的想象极限。历史上，被称为“庚寅之劫”。

2014年辽宁海城举行清明拜祭尚可喜仪式

这场浩劫，对广州固然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坊间有两个关于屠城的传说，流行了几百年，却不妨探究一下。

广州有句熟语：“杀人十八铺，填尸六脉渠”，说的是尚可喜下令屠城七日，清军奉令从西门起连杀十八铺路。军中有一幕僚于心不忍，连夜派人从第一津起，每隔十几丈立一个木牌，标明甫数，一直立到十八甫。次日清兵果然按甫数杀下去，至十八甫封刀，使屠城的范围大大缩小。但当时清军屠城，早已杀红了眼，城内杀完了，还“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怎么会杀到十八甫就封刀呢？

第一津是西濠第一个埗头，第二甫是第二个埗头。西关一共有十八甫。究竟什么是“甫”？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清代的商人把西关划分为十八个区，分区组织自卫，每一个区即为一甫。也有人说，“甫”是古越语中村庄的意思。还有人说，是“铺”的意思，古代一铺等于十里路。但无论是清军屠了十八条村庄，还是屠了180里路，就西关的地理环境而言，都难以成立。

没人去拜祭屠城死难者

这个说法还有一个最大的漏洞是，十八甫在广州城外，并非城内。清军围困广州城长达九个多月，西关早是囊中之物了，清军大营就安在今东风西路、第一津一带，怎么会在近十个月内都没屠西关，反而在城破以后掉过头去屠西关呢？

另一个盛传的说法，是大新路的谢恩巷，是因为“平南、靖南二王入粤，下令屠城七日。相传有父老率众于是地谢止杀之恩，里因是得名云”。（《广州城坊志》）但据番禺鹭江《莫氏族谱》载，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有五村林氏寓谢恩巷，莫氏有女嫁与林氏。可知此巷在明代前期已有，于是有人认为谢恩里的巷名与清初屠城无关。到底有没有关？在没有更确凿的证据前，还真不好下断语。因为无法证明这位明代林氏所住的谢恩巷，与大新路的谢恩里是不是同一条巷。

屠城后，有僧人真修“乃募役购薪，聚黹于东门隙地焚之；累骸成阜（山丘），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即于其旁筑大坎（坑）瘗（埋葬）焉，故曰‘共冢’。”（清《羊城古钞?共冢》）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则称：“会冢，一名共冢，在东门外。”据说烧尸体的地方就在今东较场一带，骨灰竟皑皑如白雪，两三里外就能望见，这情景也够触目惊心的。

共冢与大坟都没了，尚王陵园还在

除东门外的共冢外，还有一处掩埋屠城死难者的“大坟”在今解放南路。《广州城坊志》载：

小市街某一肆后有高垄。相传耿、尚二王入粤时，屠杀甚酷，后人瘗其残骸于此，谓之大坟。市民唯架楼其上，数百年来无敢动者。近有开设茶肆者，始掘去，于白云山觅地瘗之。

屠城有一个附带的伤害，通常不怎么为人留意，就是令广州的种花业一落千丈，因为清军占领广州后，就要实行雉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广州人不分男女，一向都喜以花为饰，头发盘起云髻，必以素馨花装饰，现在忽然“人尽髡形”，以致“花无所著”，而且因为大屠杀后，人口锐减，愁云惨雾，经年不散，对花卉需求量严重萎缩，种花业遭受重大打击，一蹶不振。所以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说，“旧多素馨”的河南地已是“诸花户皆贫，芜其花田而弗种，即种亦不蕃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