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国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之际，回族人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爱国热情，发扬富于反抗、勇于斗争的精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下，融入各民族共同抗战的队伍中，积极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族救亡运动。在前线，在后方，谱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如中共中央在《回回民族问题》中所指出的：“在中华民族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进行中，回族更有它一定的重要地位，……它是一个伟大的力量。简单地说，回回地位的重要，就在于没有回族参加抗战建国事业，没有回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末，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保证的。”[2]

1932年1月25日，回族创办的闻名全国的《月华》杂志发表了《国难期间伊斯兰应有的呼声》一文，率先表明了中国穆斯林坚定的抗日立场，在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鼓舞民族的精神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上海回族穆斯林本着“爱国是正信的一部分”的圣训,以各种形式积极抗日，十几座清真寺的阿訇利用星期五“聚礼”的机会,向教胞积极宣传抗日,号召教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保家卫国。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1935年12月，中共党员、回族学生马寅担任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席、组织部长,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进步读书会和救亡运动。曾先后3次被捕入狱,出狱后继续领导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北京著名回族女社会活动家刘清扬，领导北京各界妇女成立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各界的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在一些回族爱国人士的倡导下，14日，回族同胞在西安召开了“全国回族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坚决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共赴国难。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九省的回族同胞。会后举行了大游行，一路高呼：“打倒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从中国滚出去！”的口号。同时举行了中华武术大赛，依此展示了回族人民坚定不移的抗战决心。

在抗日前沿的中原大地，冀中回民提出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我们有先天抗日任务”的口号。不久北京、天津、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散居的回族工人、商人、职员、学生以及宗教界人士也纷纷起来进行罢课、罢工，发表抗日宣言。围攻江西红军的国民党26路军中的回族战士鉴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愤恨而举行了起义，参加了红军。

西北回民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组织回民抗日团体，参加各种救亡活动。

地处东北抗日前线的回族群众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义愤填膺，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回族民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红军送粮送草，回族青年积极参加了红军，奔赴抗日前线。

北平回民组织起“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电告全国同胞“鉴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誓本牺牲到底精神，为我政府及二十九军后盾。”他们组织战地服务团、看护队、捐资队，给前线战士购买食品送衣送药，在平津地区汇成了一条民族抗日的洪流。

1938年2月，全国回民抗日群众团体“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重庆成立，协会向全国回胞发表的抗日救亡宣言中指出：“全国一致抗日之际，我教胞黍为中华国民，爱国怎肯行后人，趁此机会，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保持我回教之荣誉，不特为人格之污，仰且为宗教之辱。” 协会理事长白崇禧发表了《敬告全国回教同胞书》，提出国难当头之际，回回穆斯林的使命是：“提示回民救国途径，发动回民抗战力量，完成回民救国任务”。[3]协会一成立，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两湖、云南、广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均相继成立回协分会。各地回族青年还成立了“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回教青年救国会”等组织，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和募捐活动及战地服务工作。湖北回族爱国实业家陈经畲，办起难民救济所6处，接收战区难民，解决其吃住困难。上海的哈德成教长四处奔走，组织人力，先后成立浙江路回教难民收容所及太仓路清真寺第二难民收容所，积极为难民筹募粮食、被服及生活用品。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在祖国边陲进行了积极的抗日宣传，德高望重的马良骏大阿訇四处奔走讲演，号召教民踊跃参加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全疆回族积极捐款，购买飞机一架，支援政府抗战。

陕西回族于1938年9月13日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西北回民“献旗”大会。大会除了向政府献旗和共同声讨日寇，还电慰前方英勇抗敌将士，发布《告西北回民书》，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兄弟起来共同“抵制日货”、“扩大援华运动”。1938年9月23日，《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在西安召开的这次盛会，并指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回教抗敌救国宣传团等组织的成立，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救亡团体的成立及请缨杀敌，都说明了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群众，已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他们不仅在国内参加抗战的伟业，还有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组织，到海外的回民中，进行国际宣传，使近东和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同情、并援助中国的抗战。”1938年11月23日，日军在回民开斋节期间以清真寺为目标，对西安回民的野蛮轰炸，造成重大伤亡，激起了全国回族同胞的极大愤慨，西安骡马市的回族同胞们冒着生命危险，先后给陕北购买粮食驮骡六七千匹，军马600多匹，有力地支援了陕北红军。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陕西的日用物资极为短缺，陕西的回族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战区采购物资，以解陕西市场的燃眉之急。1942年春，陕西回族商人存放在安徽蚌埠太平街清真寺的物资被日本宪兵发现，日寇不仅抢走了全部货物，而且逮捕了该寺的阿訇、乡老及西安回民商人三十余人。陕西回族抗日爱国知名人士马正卿，在“9•18”事变爆发后，把他创办的回民图书馆更名为“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他在图书馆门前公开张贴“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与进步人士景梅九（《国风日报》社长）等创办《出路》周刊，与《西京日报》的郭英夫、《西京平报》的李志亭等人积极合作发表战斗檄文，鼓舞民众的抗日激情；还与回族社区的贤达共同组织成立了“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会”；并担任“陕西省回民防空宣传服务团”的团长。

甘肃兰州回族民众在杨静仁、吴鸿宾等人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种进步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杨静仁是出生于兰州的回族，他联合回族青年以“伊斯兰学会”名义秘密成立了甘肃回族青年抗日进步组织，先后在兰州大、中学校回族学生和其他知识青年中发展会员70余人。举办座谈会，出墙报、办小报、发传单，大大激发了广大回族青年的爱国热情。出版《回声》杂志，积极宣传抗战。之后又在兰州、榆中成立了中国回民抗日救国会甘肃分会和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榆中分会。

在甘肃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任教并从事地下工作的回族共产党员马寅，通过教学讲课机会，宣传我党抗日救亡思想，发展沙里士等回族青年入党，赴延安参加革命。地下党员吴鸿宾、杨静仁、马思义、张杰、沈遐熙在平凉和西海固进行宣传。固原回民终于在1941年四月起义，义军在马思义的带领下，投奔延安，进入抗日革命根据地，成为一支坚强的回民抗日武装——回民骑兵旅，为祖国的光复和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平凉著名阿訇穆忠阳、马鸣鹤、郭志善、丁占学等阿訇在重大宗教活动场合和回族的重大节日大讲：“抗日救国是穆斯林信仰的组成部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南原蔡登霄阿訇，时任甘肃正宁县五顷原龙嘴子清真寺教长，以清真寺为活动点，与刘志丹、解浩儒等老一辈革命家一同进行革命活动，于1932年3月，在正宁五顷原建立了回民支队，同时成立了红色政权。蔡阿訇多次掩护中共中央领导。1940年，延安清真寺建成后任教长，多次担任陕甘宁边区委员，在抗战期间，他在陇东讲经传教，积极号召广大回族群众到延安去，到革命根据去，到抗日第一线去。由于蔡阿訇的宣传动员，平凉大寨乡、康庄乡的许多回族赴延安，走上抗日战场，如平凉回族青年王明军在抗日战场上屡立奇功，后被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选拔为中共中央空军司令部首批飞行员。平凉许多回族商人，不辞辛苦，不畏艰险，组成马帮，出入在陕北的山坡峡谷中，把丝绸、布匹、盐茶、面粉、印刷文具等急需物资源源不断的驮运到抗日根据地。回族商人地下党员丁信真，多次率领回族商队，出生入死，把物资驮运到老区，在民间留下了“丁胆大走红区”的美谈。解放后丁信真任平凉副市长。

在宁夏，著名阿訇虎嵩山(1879—1955)秉承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号召回族穆斯林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正义行动中，他用汉文和阿拉伯文撰写了一篇题为《致全国穆斯林同胞抗战胜利祈祷词》的抗日檄文[4]： 文中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