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反腐，真的越反越腐吗？

作者：李晓鹏

关于朱元璋的反腐，人们有很多误解，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剑桥大学访问学者李晓鹏曾在他的著作里，从另外一个视角详细剖析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启发，借此共享给各位：

一、朱元璋的性格分析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贫寒的大一统皇帝，他父母早亡，当过和尚、当过乞丐，后来当了皇帝，也异常的简朴，吃穿什么的全不讲究，打补丁的衣服从来不换；而且非常勤政，基本上就是一个工作狂。

以洪武17年9月14日到21日八天为例。在这八天里面，朱元璋平均每天大概要批阅20万字文件，处理423件事。此外，还要每天上朝接受的面奏，接见各地来京的百姓，接见定期朝觐的官员等等，其辛苦，可以想象。

朱元璋处理国事，常常废寝忘食，吃着饭就停下来，想起哪一件事情，就写在纸条上，马上贴在身上，因此，他穿的衣裳时常贴满了条子，如同长满了羽毛一样。在他的后宫和殿堂的墙上，也都贴满了条子，事情办完后才取下。他还写过一首诗：

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

朱元璋从来不以自己的贫寒出身为耻，相反，非常引以为荣，动不动就跟人说：我当年在庙里当和尚的时候、我当年在大街上要饭的时候……如何如何。以此来教育臣僚和儿孙们要理解民间的疾苦。

历史上关于“文字狱”的传说都是子虚乌有的，历史上的朱元璋并没有真的因为谁提到光啊、秃啊什么的就胡乱杀人。这个人是很有英雄气量的，不然也不可能从乞丐开始奋斗，团结那么多英雄好汉跟他一起干革命，把元朝推翻当上皇帝。 就这样，还有很多人说朱元璋是“暴君”。

中国历史上有两大暴君，隋炀帝和秦始皇。这两个暴君都毁掉了一个国力强盛的大一统王朝。而朱元璋这个“暴君”不仅没有毁掉自己创造的王朝，反而让它绵延二百七十六年，是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唐朝的第二长命的大一统王朝。

我们就要想一想：朱元璋这个“暴君”跟秦始皇、隋炀帝有什么区别呢？

秦始皇和隋炀帝，都是同时大干猛干三件事把帝国毁灭的：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匈奴、南越和三征高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长城和大运河）、大规模的宫殿皇城建设（阿旁宫和东都洛阳）。让人民活不下去了，这才叫暴君。

那朱元璋呢？三件事他一件都没有大干：统一以后就很少打大仗了，也不搞什么伟大工程，也不大修宫殿，个人生活也比较简朴。

称帝以后，按照历朝历代的管理，皇帝使用的车舆、器具等物应该用黄金装饰。朱元璋下令全部以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我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我应该自己带头。”

洪武元年，蕲州进竹簟，他命退回，又告诫官吏：没有命令，蕲州就来进献竹簟，这个先例不能开，如果一开，天下都会争着进奇巧之物以讨好，“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

洪武六年十一月，潞州贡人参。他又说：人参得来不易，过去金华进香米，太原进葡萄酒，我都制止了，国家的任务就是养民，为什么要贪口腹之欲而使人民劳困呢？下令退回。

没有了个人的享受，他当皇帝的乐趣就是每天没玩没了的批奏章、开会。照说皇帝这个职业，干得再好也没法往上提拔了，也没人给他发加班工资，但他就是这么拼命，有啥办法？

但就是这样，朱元璋作为“暴君”的名头却非常响亮，几乎跟秦始皇、隋炀帝齐名。这是不同寻常的。

主要原因，是朱元璋对官员非常粗暴、残忍，杀掉了很多大臣和地方官员，包括一些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在明初三大案——胡惟庸谋反案、郭恒贪污案和蓝玉谋反案当中，就有累计六万人被处决，几乎全部都是官员、武将或者他们的亲戚朋友。

有人说，朱元璋是有系统有计划的杀掉开国元勋，防止他们以后造反。不过这种程度的杀戮似乎毫无必要，历史上开国皇帝去世以后儿孙顺利继位的情况很多，并不需要对开国功臣搞系统的“肉体消灭”。此前王莽、杨坚、赵匡胤篡位，都是利用新皇帝年幼无知的机会才取得成功的，被篡位的皇帝年龄都在10岁以下——汉末帝2岁，北周静帝9岁，后周恭帝7岁。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在明初三大案拉开序幕的时候已经年满二十岁。朱标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因病去世的，死的时候已经三十八岁。此时胡惟庸案和郭恒案已经结束。

朱标死后，新的皇位继承人，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也已经十五岁。蓝玉案爆发的时候，朱允炆已经十六岁，属于成年人，可以独立主持政务了。其时朱元璋身体仍然十分健康。且此时还在世的功臣都已经年过六旬。为了朱允炆的皇位而继续杀掉所剩不多的几个老臣也无必要。

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为了加强皇帝独裁、彻底消灭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所以才这样残暴。因为三大案中牵连最广的是胡惟庸案（杀了三万人）。朱元璋杀掉胡惟庸之后，就宣布不再设宰相这个职位，由皇帝直接管理中央各个部委，彻底废除相权。

这个观点也有问题，胡惟庸案的追查持续了十多年，而朱元璋是案发之后第二天就宣布不再设丞相一职。大规模的诛连则发生在废除宰相之后四年。废除宰相这种事情，只需要朱元璋下一道圣旨就能解决——事实也确实如此。开国皇帝在制定国家制度方面的权限很大，没有“祖制”这种东西管着。像秦始皇取消分封制，刘邦恢复分封制，杨坚建立三省六部制、赵匡胤取消武将的兵权等，其影响都远远大于设不设宰相，都没有遇到什么激烈的反对。设不设宰相，设几个宰相，稍微强势一点的皇帝就能自主决定，何况是朱元璋？

即使上面几个原因（解决皇位继承的隐患、加强个人独裁、消灭相权等）都存在，最多也就诛杀一些功劳比较大、地位比较高的官员和武将即可。仍然没有必要对地方上的中下层官吏进行大规模的处决。

由于无法从权谋的角度来解释，有一些历史研究者（比如《中国人史纲》的作者柏杨）就只能把它归结为朱元璋的个人性格缺陷，说他心理极度阴暗、以杀人为乐趣、性如蛇蝎等等。

但是，朱元璋对跟他争夺天下的人却很宽容。像朱元璋的主要敌人陈友谅，他在的儿子陈里在陈友谅战死后自立为王，继续跟朱元璋对着干。最后战败投降，朱元璋并没有杀掉他，而是封了一个侯爵养着，善终；

另外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方国珍，跟朱元璋打过仗，还投降过元朝，后来失败了被抓住，朱元璋也没有杀他，也是封了爵位养着，善终；

另一位著名农民起义领袖、“大夏国”国王明玉珍，投降朱元璋以后也是善终。后来他的儿子明升又不听话想造反，朱元璋派兵攻击，明升投降，也没有杀掉，封了个侯爵养着。又后来，明升暗地里透露出不少对朱元璋的不满，被举报，朱元璋也不过把他们全家派遣到朝鲜去生活，以免日后生乱。他给高丽国王下旨，对待明升一家“不为官、不为民”，简单来说就是掏钱养着，别授予实权，明升最后也是善终。

吴王张士诚兵败被抓，朱元璋也没有杀他，而是关起来，派亲信谋士李善长去劝降，张士诚只要点点头说我投降了，就也会被封个爵位养着，但他骨头很硬，始终拒绝投降，把李善长骂的狗血淋头，差点打起来。朱元璋还是没杀他，最后是他自己在监狱里自杀了。

朱元璋后来回忆起这些事情，还对张士诚颇有惋惜之情。他说：

“元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有抱负又有道德的人，就努力保全人民的生命和住所；无志无德的人，就烧人房屋杀人性命。所过之处，荡然一空。当时天下有十几个大的势力，无志无德的人占了大多数。只有江南的张士诚，虽然在乱世，仍然不失雄心和理智，施行德政和仁政。可惜他用人不当，他的兄弟也不成器，才被我打败。但……（所有这些势力）最后归降我的人，他们的父母妻子，我都保全了，让他们可以生儿育女、建立宗祠。”

——这样一个人，会是蛇蝎心肠、以杀人为乐的变态吗？

在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中，确实有一些非常残暴的。比如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朱粲，每攻陷一地必屠城，然后直接就把人肉当成军粮。但这些残暴的人物一般闹不大，很快就会灭亡。

这里面的原因也不难理解：残暴的人，士兵和将领只是出于恐惧服从他，但不会为他效忠，一旦有机会一定逃走，上了战场一打输了就会投降。他的队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军队的凝聚力和后勤补给能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长久的。

朱元璋的主要对手陈友谅。他通过一系列阴谋诡计杀了自己的主公和朋友，夺取起义军的领导权。看起来诡计玩的很成功，但下面很多人是不服的，敢怒不敢言。结果在和朱元璋决战的关头，部队内部就出现了分裂，好几个大将临阵倒戈投降朱元璋，而且这几个大将在反过来跟陈友谅作战的过程中尤其勇猛，杀红了眼，要为主公和老朋友报仇。这成为陈友谅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出身社会底层而能够一统天下的，三千年来只有三个人：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和毛泽东。其中又以朱元璋的出身最差。朱元璋能够完成如此高难度的动作，除了他的谋略和机遇外，至少有两点非常重要：

首先，这个人非常仗义、慷慨。他在郭子兴手下打仗的时候，作战很英勇，胜利了之后从来不去抢财物。后来当了头目，战利品一律上交，上头的奖励一律分给大家。很得人心。这让他在军队里面名声很好，引起了主帅郭子兴的注意，这才得到了被迅速提拔的机会。

后来郭子兴受人蛊惑，怀疑朱元璋的忠诚，先把他关起来，过了几天又给了他很少的兵力去攻打元军重兵把守的定远城。但朱元璋竟然真的把定远打下来了。而郭子兴自己却打了败仗，不得不跑来投奔朱元璋。朱元璋此时有充足的理由把郭子兴拒之门外，但他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把城池也交给他，又给他留下三万兵马。自己带着剩下的部队去另外打了一个城市来当根据地。

在乱世，这种随便交出兵权的行为是很罕见的。如果说不要战利品之类的还有收买人心的嫌疑的话，直接交出根据地、交出兵权的行为，肯定是很真诚的。也就是说，朱元璋这个人很懂得感恩，而且不记仇，他的做法只有一种理由：郭子兴这种人成不了大事，我不会跟着你混了，但我感谢你把握从普通士兵提拔成为将军，作为回报，我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把军队、城池都交给你，从今后咱们两不相欠，就此别过。

这种做法，有英雄之义，又有英雄之略。可见朱元璋是一个既有本事，又有情义的人，所以才有那么多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英雄人物跟着他出生入死。

第二点，就是朱元璋的军队在农民起义军中是纪律最好的。

农民起义军一般来说纪律比较差，打仗前后都喜欢沿路抢掠财物和妇女，甚至屠城。郭子兴的军队就非常缺乏纪律，朱元璋多次制止其他将领攻城后抢劫财物妇女的行为。他被郭子兴猜忌，还关了起来。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做法触动了郭子兴身边亲信的利益，在郭子兴面前说他坏话。

后来朱元璋自己当了主公，对部队管束更为严厉，为此多次诛杀违反军纪的士兵或者将领。在1356年攻打镇江之前，为了严明军纪，他按照谋士李善长的策划，以放纵士卒的罪名把大将军徐达抓起来，并宣布要以军法处斩。此时，李善长出来求情，众将不知是计，也一起求情。于是朱元璋就顺水推舟，说看在众人的面上，暂时免去徐达死罪，不过要徐达攻下镇江后，做到不烧不抢，方可完全赦免徐达之罪。众将看到朱元璋对待主将尚且如此严厉，不敢不严守军纪，这样，朱元璋的军队打到哪里，都容易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总之，就是从各个方面来看，朱元璋都不大可能是一个天性残忍好杀的人。对上级，他知恩图报；对手下，他公正大方；对老百姓，他注意保护；对竞争对手，也不赶尽杀绝。当了皇帝以后每天勤于政务，生活简朴。

二、朱元璋的反腐措施

这么样一个人，怎么就成了杀人如麻的“暴君”了呢？

朱元璋这个人出身社会的最底层，他的父母就是被元朝末年的贪污和暴政害死的，自己又当了三年乞丐，亲眼目睹了底层官吏、骄兵悍将对人民的残害。所以，对文官武将的贪污腐败和仗势欺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痛恨。这种情绪，不是通过读书学习能够体验得到的。据野史记载，他那个时候发过誓：我若是当了皇帝，必杀尽天下贪官！

朱元璋有没有发过这个誓恐怕是无法考证的。但像他这个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这从他后来带兵对待手下和老百姓就能看得出来——对于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是一定有的。这种心理不需要什么证据，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哥哥、弟弟都被贪官污吏迫害致死，正常人都必然有这种：“老子当了皇帝，一定把这些人斩尽杀绝”的想法。没有这种想法，反而不正常。

对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贫苦人民来说，这样的想法只是在泄愤。大多数人也就想想而已。实在受不了的，充其量不过一时兴起，杀掉身边几个贪官，跟他们同归于尽，对历史不会发生任何影响。

但朱元璋跟所有的这些人都不同：他竟然真的当了皇帝。

——青少年时候内心的誓言，终于可以变成现实了。

一个人基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在成年以前就基本定型的。朱元璋的父母是他十五岁的时候去世的，他到了18岁才结束流浪生涯到庙里当和尚，25岁才参加农民起义军。他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智来体验家庭的幸福和家破人亡的痛苦。家庭和个人的苦难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可能抹去的、零星的、或者模糊的童年记忆，而必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当上皇帝以后，朱元璋在宫里设了父母的灵位。某一年各地大旱，至次年春仍未缓解，朱元璋和皇后一起减少膳食，在父母灵位前喃喃自语：“过去父母大人遭遇凶年用草夹在米中当饭吃，我哪里敢忘呢？现在老百姓又遇上了灾年，这都是我治国无能啊。”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他对于年少时家庭的悲惨遭遇，是一刻也不曾忘掉的。

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朱元璋会放过那些跟他争夺天下的枭雄及其后裔，而对手下的文臣武将们大开杀戒。

后来朱元璋杀了许多贪官，将这些案例编辑成册，起了个名字叫做《大诰》，要求全国人民每家每户都看，以起到宣传反腐败的效果。这个《大诰》用的是很通俗的明朝白话，是朱元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说的，非常好懂。在专门收集武将们贪污腐败的《大诰》第四集《大诰武臣》的序言里面，朱元璋这样说道：

“这等官人，上坏朝廷的法度，下苦小军……那小军们苦楚，也不如猪狗。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如今军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都是军（军：这里指普通士兵，下同）身上来。这军便似他家里做饭的锅子一般，便似仓里米一般，又似庄家种的田一般。这军官们，如今害军呵！他那心哪里是个人心？也赶不上禽兽的心。似他这般害军呵，却便似自家打破锅子要饭吃；却似露天地里放着米, 眼前吃一顿，别的都烂了，明日再要米吃，有也无？…… 且如在京的管军官吏人等，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戒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及其犯法到官，多有怀恨，说朝廷不肯容，又加诽谤之言。为这般凌迟了这诽谤的人若干。及自有一等不诽谤，甘心受贬，做军三二年、五七年、十数年，才可怜他，召回复职，到任都无两月，其害军尤甚前日。似此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我将这备细缘故，做成一本书，各官家都与一本。 这话直直地说：

军官有父母的，父母们教诫；有兄弟妻子的，便教都看了，自家心里寻思：把做自家做军，似这等过活，受得过去，也受不过去？

若是将心比心，情意度量到根前，果实过不去呵！

那做父母妻子兄弟，怎么可怜小军，发些仁慈心，教那为官的休害小军。

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从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这文书各家见了呵，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怎么劝诫，教休做这等恶人，合着天理仁心了行，却不好？”

上面这些，都是朱元璋自己写的原话，是当时最好懂的口语，识字的人都能看明白。读起来就好像是家里一个唠叨的长辈在没完没了的劝诫年轻人：你们不要搞贪污腐败呀，会把下面搞得很苦，要有良心，不然要杀头的。

以皇帝的身份这样说话，我相信确实是良心话、真心话：他自己就是当兵出身，了解基层士兵的疾苦，晓得军官们是如何克扣军粮、收受贿赂、让士兵给自己家里的事当苦役……等一系列违法行径。对这些行为，自然特别痛恨，因此下手也很重，《大诰武备》后面列举了三十二个案例，大部分犯罪的军官都是被砍头抄家的。

另外几篇《大诰》主要是说贪官的，序言里面也都在反复强调一个意思：

贪官污吏把人民害得很苦，我从小就吃惯了这样的苦头，所以要坚决打击。编制这些案例集，把贪赃枉法的招数都公布出来，人民要晓得监督，官员们要晓得你们那些见不得光的行为是躲不过惩罚的。教育工作我也尽力了，每天上朝都要说，还编了那么多书来教育你们，摆事实讲道理，有人以后还要再犯的，就不要怪我下手重了。

有了这样的心理和逻辑，朱元璋因此也就成为历史上对贪官和权贵最为残暴无情的皇帝。

根据朱元璋主持制定的《大明律》，贪污八十贯铜钱就要处以死刑。大概相当于80两银子。但是后来他觉得这个标准还是太高，在具体实施中，不少官员被凌迟、阉割、剁手、挑筋，诸多汉代即遭废除的肉刑被再次起用。后来又另外颁布律令，改为贪污六十两就要处以“剥皮实草”：砍掉脑袋以后在地方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剥下以后被填上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杀一儆百的作用。

除了刑罚严峻以外，朱元璋还有两个方面做得很绝。

第一，是不避皇亲国戚、亲信朋友，一视同仁。 明朝开国功臣朱亮祖，被封到广东当永嘉侯。结果跟当地土豪勾结起来，欺行霸市，还诬告打击土豪的清官道同，导致道同被冤杀。朱元璋得知后下令把他和他的儿子押到京城，亲自鞭打致死。

还有就是朱元璋的女婿、附马都尉欧阳伦，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以为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的丈夫，怎么也不至于被杀头，至多也不过被罚点俸禄什么的。可是后来欧阳伦被一位小吏告发后，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并同时颁发通敕令，表扬告发欧阳伦的小吏。

为了培养和提拔人才，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两、钞票和土特产品。朱元璋一边哀叹难过，一边下令将这141人全部斩杀。

第二，就是凡有贪污案件发生，必定顺藤摸瓜、斩尽杀绝。

这一招是最狠的，一旦诛连起来，就几乎无法停止。比如甲收了乙的贿赂被发现，就把甲和乙都抓起来审问，逼着他们再供出平时有无跟其他人行贿受贿的记录。这样跟这个案件本身毫无关系的丁，因为以前给甲送过钱，也会被查出来。然后再审问丁，可能丁又因为别的事情给官员丙收过钱，于是再审问丙……

明朝历史上——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杀人最多的贪污案——郭恒案，就是这么顺藤摸瓜摸出来的。刚开始只是有人揭发礼部侍郎郭恒窜通六部官员贪污江浙一带的税赋。结果一追查起来就没完没了，最后中央政府诛杀了数百名官员，地方上诛杀了上万人，除了官员，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参与窝赃、分赃的官员的亲戚朋友，最后查出来的贪污总额高达七百万石粮食，相当于全国一年税赋的四分之一。

这么大的贪污量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朱元璋念及自己起兵的地区在江南一带，这些地区的老百姓遭受的战乱最严重，同时又是老革命根据地。所以经常下令减免这些地区的税赋。比如洪武十七年，就把所有民田的赋税全免，官田的赋税减半征收。但下面的官员根本不执行，而是继续照常征收，收上来之后一起私分了。这些地方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每年应交的粮食都有四五百万石，多年减免的部分累积起来，数量就很惊人，而且涉及面极广，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地方土豪都参与了“分肥”。

这个数字把朱元璋都吓到了，在《大诰》里面说：真正的数量我怕说出来大家不相信，所以我只说有查实的是七百万石。历朝历代贪污的人很多，但贪污数量这么大的，还真是罕见。

最后，他不得不颁布圣旨，说郭恒案到此为止，不再追查了。这才停止了诛杀，因为再追查下去政府就要无法正常运转了。

朱元璋不仅杀人狠，还很重视“发动群众”，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立了一条最特殊的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老百姓有这样的特权，这是一个以往任何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但朱元璋就是这么规定了，不仅规定了，还不折不扣的执行。

在《明大诰》的《县官求免于民》一篇里，就记录了农民赵罕晨将县主簿汪铎等几个官吏捆绑押送进京的案件，最终结果当然是“犯事”官吏被杀。

而在《大诰·民拿下乡官吏》中，则记录了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等将官吏顾英绑至京城面奏的案件。在这起著名的案件里，朱元璋不仅杀掉了被绑进京的官吏，还特别警告道：有对陈寿六进行打击报复的，一律族诛。而且以后陈寿六真有过失，也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审问他——陈寿六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农民。

朱元璋这个招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开国领袖，朱元璋出身贫寒，汉高祖刘邦虽然也出身平民家庭，但在造反之前已经当上了亭长，是正科级干部。还有就是只做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中间还在不断的带兵打仗，没有来得及系统的制定国家政策。朱元璋做事情，就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和政策直接诉诸底层群众。他们觉得只有底层的老百姓才最能理解自己的苦心，也不害怕底层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会造成混乱。

在向腐败的官僚体系宣战的过程，朱元璋要求家家户户都学习他编写的《大诰》，还规定每个乡镇都要举办专门的讲课点来讲授《大诰》。家里有人犯罪的，如果能够熟知《大诰》中的案例，就可以减一等判刑；反之，就要罪加一等。总之就是要保证他的反腐败精神能够传达到普通老百姓那里去，达到家喻户晓的目的。

朱元璋宣讲《大诰》的目的，不是为了神话自己，让全国人民崇拜他——《大诰》里面没有吹捧其文治武功的内容，全是刑法案例——而是为了形成一种贪官污吏人人喊杀的局面。

在朱元璋的治下，大明朝就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官不聊生”的朝代。

朱元璋对官员很刻薄，甚至可以说很凶残；但是对老百姓却很宽厚。明朝的农业税收，是历朝历代最低的，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来征收农业税。这个比例只有在“文景之治”的时候被执行过，后来基本都是十五税一或者十税一。而且朱元璋还动不动就下令减免某些地方的税赋。

朱元璋时代和“文景之治”的区别就是：“文景之治”啥事都不干，任由地主豪强扩张势力、兼并土地，朱元璋则是逮着一个杀一批（不是逮着一个杀一个，老朱在屠杀贪官豪强方面属于战斗力爆表的类型）。

三、明初官员的俸禄真的很低吗？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生活就很惨了。贪污会被杀掉，不贪污，由于国家税收很少，给官员发的工资自然也很抠门。一个县令的工资就是一个月900斤大米，这个水平大概相当于宋朝县令工资的一半。也是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大一统朝代。 那这个工资到底是不是低得官员们必须要贪污受贿呢？

有人按照粮食价格来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大概就相当于两千多块钱。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子人，是肯定不够的。但这种算法不合理，因为粮食作为基本生存物资，一旦完全够吃以后价格就会直线下跌。在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古代社会，粮食比现代社会“值钱”得多。

我们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算一下：

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是10800斤大米，当时的土地亩产是平均不到150斤，生产这些大米需要72亩土地。

一担大概等于100斤，谷子打成大米大约要损失30%的重量。一家五口一年要吃35担谷子，就是3500斤，就相当于消耗2450斤大米，人均490。一个月大约40斤，每天一斤三两左右。一斤大米的热量大概是2000卡路里，相当于正常人一天消耗的热量。汉朝边防军的军粮是每天一斤半小米。青壮年男性吃的多一些，小孩老人和女性吃的少一些，所以一家人平均下来一人一天一斤米是够吃的，一个月就是30斤，剩下的10斤应该是用来交换购买肉类、蔬菜等其它日常物资。

也就是说，一个县令，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只需要花费他工资的大概五分之一多一点（2450/10800=22.7%）即可。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恩格尔系数”，就是一个家庭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非常富裕。

也就是说，按照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一个县令只需要花费工资的38.9%就可以让五口之家吃饱吃好，属于“富裕”。

换而言之，一个县令不用下田劳动，在办公室里办办公务，就能赚到两个半中农家庭的全部年收入，全家吃饱吃好。如果能够注意节约，省下钱来买田买地的话，退休以后回家当一个地主富农是没有问题的。在朱元璋看来，这个标准定得一点也不低，而是相当可以的。因为他是贫农出身，这个工资够他们家全家六七口子人累死累活干上好几年了，怎么能说低呢？

但是，在官员们看来，这个工资标准就太低了，低得让人没有活路了。官员们是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的，属于人才、精英，社会地位又高，怎么能跟农民一样的吃穿用度呢？农民过年才能吃一回肉，官员家庭天天都要吃肉才行。农民可以衣衫篓缕，官员必须衣服光鲜整洁；家里还要雇佣人，办公还要雇佣书吏、幕僚，这些都要钱，都属于基本开支。光这些一年的工资就不够。还有官场上的交际，那就更不用说了。

朱元璋跟官员们的认识差距，可以称之为阶级意识的差异——工资够还是不够的问题，站在不同的阶级角度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阶级意识这个东西，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阶级感情和阶级认识。前者，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后者，就是你的出身环境决定了你能认识到、了解到哪些情况。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

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相反，站在读书人、士大夫的立场来看，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像赵匡胤，他出身军事地主家庭，虽然未必是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吃穿不愁，也不用学习耕田放牛。在他看来，县令这种官员，就应该过跟他小时候差不多的生活才对。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升官升上来的，当过刺史、节度使，后来做到相当于宰相的位置。然后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所以他相当了解做官的辛苦，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潜规则”有多么复杂。一个普通官员要在官场中生存发展，收点钱那是难免的，如果不在本人工资之外去搞点钱，用来应酬同事、孝敬上司，他在官场上基本就混不下去。收钱之后能把本职工作办好，不过分贪婪挥霍，就算是好官了。

所以赵匡胤制定的国策，就是给官员很高的俸禄，把大家养的舒舒服服的，而又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负担很重，过的很辛苦。他是站在官僚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所以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考虑的就要少一些，或者说也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生活体验和基础知识。

朱元璋每逢新进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上任，都要亲自召见，跟他算农业生产的帐：“你看你的俸禄，是多少石大米，折合成谷子是多少，要生产这些谷子要多少亩地、要多少农民辛苦干一年。然后这些谷子农民要交给国家，还要挑着走多少里地，来回走多少趟，多么多么辛苦。所以你不要嫌工资少，你一年的工资已经是农民们全家干多少年的收入了。”

这些帐，到赵匡胤那里，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他不可能知道得像朱元璋这么清楚，估计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

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很特殊，他反腐败的动作太大了，杀人太厉害。以至于整个官僚集团，包括武将集团、皇亲国戚，都没有安全感。这些文臣武将们，绝大多数不甘心过一种朱元璋给他们安排的生活：比以前朝代的官员工作更辛苦，工资和特权却最低。他们大部分都或多或少的有贪污腐败、欺压百姓、滥用特权的行为。在帝国制度下，这样干实在太容易了，稍微有点权力，不用自己主动的去敲诈勒索，自然会有人通过各种人情关系来诱惑他们腐败。要拒绝这种诱惑，意味着要撕破很多亲戚朋友的面子，反而是一件很难下定决心的事情。

按照朱元璋的反腐的力度，从位高权重到满门抄斩，随时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没有人喜欢过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

“江山是兄弟们一起打下来的，皇帝都让你做了，为什么就不许我们吃好点喝好点？”

这应该代表当时很多文臣武将们的心声。

四、胡惟庸案的本质：文人官僚集团与皇权的博弈

胡惟庸当宰相的时候，浙东集团的三个大佬：刘伯温、杨宪已死，汪广洋形同废人。胡惟庸代表的淮右集团势力如日中天。特别是汪广洋死后，胡惟庸任“独相”，没有副丞相来分他的权力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胡惟庸，还不断的结党，这是很不正常的——百官都是你的手下，你还去跟他们结党干什么？

显然，矛头不是对准某一些官员，而只可能是对准皇帝。

胡惟庸的意图如此明显，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站在了他这一边。要么积极参与，要么默认，至少也是保持了沉默。这说明，朱元璋的肃贪行动，确实是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他已经站到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对立面。

除此以外，胡惟庸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得到军方的支持。他当丞相本身就是军方大佬李善长推荐的，后来还跟李善长的弟弟结成了儿女亲家。他不停的通过李善长的弟弟去说服李善长与他结盟，共同反对朱元璋。

李善长坚决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一定会失败。但他没有告发胡惟庸，一方面他可能认为只要自己没有实际参与，就算胡惟庸案发，他作为第一功臣，也不会受到诛连，所以没有必要告发；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的很多做法是不以为然的。

胡惟庸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而是用更大的利益来诱惑李善长，承诺事成之后，封他为淮南王。李善长似乎对此很心动，不过仍然拒绝。但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最后说了一句：“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汝等自为之）。”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明白了：他不会参与谋反，但如果胡惟庸谋反成功，军方将保持中立。

在这种情况下，胡惟庸谋反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可观了。只要他能够想办法杀掉朱元璋，然后拥立一位愿意跟他合作的亲王——首选当然是太子朱标，如果他不合作，也可以一并杀掉或者废掉再选一个。然后，宣布废除朱元璋制定的各种“恶法”、“酷刑”，保证大家可以像宋朝一样俸禄丰厚，想怎么贪污就怎么贪污。那么，文官集团一定会表示支持。李善长只要确认朱元璋已经死了，就会站出来稳定住军队。

我们要知道，当时明朝开国才十多年，官僚集团和人民都还没有形成忠于朱家天子的心理。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提前把朱元璋想象成建立两百多年大一统王朝的开国皇帝，那么他当然是不可动摇的。而实际情况是：他不过是一个刚刚扫荡完群雄的军事领袖而已。没有人知道明朝的命运会是像唐朝一样，还是像秦朝一样。如果胡惟庸政变成功，扶持一个傀儡皇帝，利用中央枢机的权威逐步诛杀朱家子孙和其它忠于朱元璋的势力，这个天下是姓朱还是姓胡那就不一定了。王莽、杨坚、武则天都是这样成功上位的。

当然，实际情况肯定会复杂的多、困难的多。最大的可能是天下大乱、重新陷入军事混战。忠于朱元璋的军队和服从傀儡皇帝的军队将会展开一场大战。鹿死谁手还很不好说。但对胡惟庸来说，成功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真的成功了，他就是新一代开国皇帝，这种诱惑太大了。无论如何，总比当一个随时可能被处死的宰相要好得多。

从这个层面来分析，胡惟庸的谋反，并非偶然事件。不是他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阴谋，而代表了整个官僚集团对肃贪行动的反击。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特权，默默的站在丞相胡惟庸背后，或积极参与、或冷眼旁观，希望朱元璋这个“暴君”的统治能够尽快终结。

但是很不幸，他们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硬，同时还最长寿的开国皇帝。

胡惟庸案发的时候，只诛杀了很少的几个官员。但是随着不断的追查，朱元璋发现此案涉及面之广令人震惊。整个官僚集团在胡惟庸的带领下，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有计划有预谋的向他封锁消息，想把他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聋子和瞎子。

朱元璋是一个很有系统性思维的领袖，喜欢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之后，他就下令，以后财务记账必须用大写的“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来记录，而不再使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避免账目很容易被涂改。这个改革至今还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杀掉胡惟庸之后，他也很快就决定废除沿用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随着胡惟庸案的深入，朱元璋进一步发现：废除丞相还是不够。胡惟庸案不是宰相专权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官集团的问题。所以，很有必要在整个官僚体系之外，另外建立一套独立的监察系统。

在此之前，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都是“皇帝-文官-武将”的治理结构。武将负责打仗。除此之外，文官集团负责一切。除了行政权力以外，司法和监察的部门也是在文官系统内部设立的。这样很容易形成所有文官团结起来向皇帝隐瞒消息，结党营私的局面。

杀掉胡惟庸之后两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下令对禁卫军进行改编，改为“十二卫”。也就是十二支有特别权力的皇帝卫队。其中最重要的是“锦衣卫”，负责监督百官，集情报、逮捕、审判和执行的权力于一身。锦衣卫的统领由皇帝直接任命，不需要经过文官系统的选拔，也就是不需要走“科举-低级官员-高级官员”的升迁渠道。这样他们就不容易和文官集团建立起稳固的利益同盟。

锦衣卫的监察权力完全来自于皇帝的直接指挥，一切情报直接向皇帝汇报，也不需要通过六部或御史。

锦衣卫设立以后，源源不断的情报被送到朱元璋案前。胡惟庸谋反案背后的整个官僚群体也就无所遁形了。各种腐败、结党……历历在目。

随后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朱元璋深思熟虑的结果。胡惟庸死后，他通过两年的追查发现问题的轮廓；然后设立锦衣卫想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又通过两年的时间掌握了胡惟庸结党的详情。在这四年之间，胡惟庸案看起来已经平息了，诛连的数量其实比较有限。官员们不知道的是：朱元璋一直在观察、分析，思考该如何解决问题。

应该说，大部分官员是抱着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与胡惟庸结党的：反正大家都结党，我不参与就会被孤立，被胡惟庸整。如果胡惟庸谋反成功，我说不定还有危险。就算失败了，事情暴露出来，总不能那么多人全都杀了吧？无非也就诛杀那么几个核心人物，其它的人只能是法不责众嘛，对不对？

还有，你朱元璋竟然允许草民捆绑官员进京问罪，收六十两银子就要剥皮实草，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遇到一般的皇帝，这个事情也就这样了。皇帝总是要通过官员来治理国家的。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为了减轻人民的生活压力，削减了部分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权。保守派直接就质问皇帝：你是通过小民来治理国家，还是通过官员来治理国家？神宗皇帝竟无言以对。

朱元璋应该认真考虑过官僚集团结党反对他的原因，也必然考虑过如果全都严厉惩处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他可以只惩罚少数头目，向官僚集团作出妥协，放宽对腐败问题的惩处力度。这样反而对维护皇帝的权力地位有好处。汉朝、唐朝、宋朝这些大一统帝国的反腐败标准比他所坚持的要低得多，照样立国数百年。

但作为一个从尸山血海中成长起来的贫民皇帝，他终于还是作出了不一样的决定。

在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中，他一定不止一次回想起父母兄弟惨死的悲剧。

——洪武十七年，胡惟庸死后四年，朱元璋颁下圣旨，彻底搜捕胡惟庸余党。“胡党”之狱大兴。杀三万人。

凡是跟胡惟庸结党的官员，不管是积极参与者还是默许旁观者，全部被杀，整个官僚体系被血洗一空。受诛连的还有很多跟胡惟庸等有经济往来的豪门大族。

大处决持续了五年。最后被杀的，就是“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

1356年，二十七岁的朱元璋和四十岁的李善长第一次见面。朱元璋是初出茅庐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善长是远近闻名的文士。朱元璋问：天下大乱，何时才能平定？

李善长回答道：秦末战乱之时，汉高祖出身普通百姓。他生性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胡乱杀人，五年就建成帝王的基业。现在的情况和秦末相似。将军倘若效法汉高祖，天下便可轻易平定！

朱元璋深以为然，从此将李善长作为首席谋士，军国大事，悉以咨之。朱元璋在前方打仗，总是留李善长在后方镇守。李善长也总是能够维护后方稳定，并保证后勤物资输送。开国以后，朱元璋坚决把李善长排在所有战功赫赫的武将之前，并说：“善长之功，吾独知之。”

是啊，在这腥风血雨的十多年里，二人不知道有多少次促膝长谈，纵论眼前的军事、古今的得失、未来的方略。李善长之于朱元璋，就如同萧何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原本应该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君臣佳话。

但是，这个故事最终还是以悲剧结束了。

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对话来看，李善长只是想着如何帮朱元璋夺取天下。他提出不胡乱杀人、知人善任等谋略，更多的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的。等到天下平定以后，这些谋略不再需要，李善长也就变得贪图权位、心胸狭隘起来。下级官员稍微触碰他的权威，就会遭到打击报复。逼走刘伯温、整死杨宪。都是出于派系斗争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公义。

而朱元璋则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的人。这从他主动把自己唯一的根据地和大部分军队交给郭子兴就能看得出来，他做事情不纯粹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道德考虑的分量也相当重。当了皇帝以后，仍不失平民本色，省吃俭用、疯狂工作，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成天担心的就是跟他出身一样的农民像遭到像元朝官员那样的迫害，在反腐败方面的力度可谓前无古人。这一点，是李善长完全想不到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所以，李善长慢慢的把朱元璋看成一个暴君，不愿再与之合作。而朱元璋则对李善长的所作所为感到越来越失望。这一对创业君臣开始渐行渐远。直到朱元璋发现，李善长被胡惟庸多次策反竟然隐瞒不报，甚至说出“汝等自为之”这样的话来，这才终于起了杀心。

公元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韩国公李善长因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族诛。全家七十余口，尽斩于市。

有人认为，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不法行为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也就是明知胡惟庸干了很多骄纵枉法的事情，却不及时处罚或纠正，故意放纵胡惟庸广泛结党，以达到通过胡惟庸来诛连开国功臣或者废除宰相的目的。比如前几年的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里面就持这样的观点。

种种迹象表明，朱元璋所了解的情况可能非常有限。据《明史》记载，刘伯温在去世之前写了一封针砭时弊的遗书，叮嘱他的儿子说：有胡惟庸在，这封遗书写了也没什么用。等胡惟庸将来倒台了，你再想办法递给皇帝。（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

也就是说，连刘伯温这种级别的开国功臣，想要通过写遗书这么极端的方式向朱元璋传递消息，都自认为无法通过胡惟庸这一关。可见胡惟庸对朱元璋信息封锁之严密。

另外一个佐证是发生在洪武九年的“空印案”。

案件的起因，是各地到中央报财务预算，都会多找一些空白的纸在上面盖上公章，以便财务数据需要修改的时候，能够立刻重新抄一遍。不然只要改一个数，就得回去重新盖章。

那时候中央地方交通不便，这样做可以降低行政成本，但另一方面也为贪污作弊留下了空间。这个案子肯定不是朱元璋为了屠杀官员而故意装着不知道，放纵大家这么干。因为此案没有诛连任何武将或者开国功臣，只是把各个地方上负责盖章的官员给杀掉了。

就这么一个事儿，官场上上下下都知道，唯独朱元璋不知道，而且被瞒了八九年。

朱元璋虽然勤政而且严厉，但也不是全知全能。他每天要读二十万字的奏折，这些奏章全部来源于官僚集团，用极为精练的文言文写成。读完这二十万字之后，还能有多少时间去了解别的事呢？

他会派太监出去打听民间的各种消息，但所得应该非常杂乱。民间还传言说是他派胡惟庸去毒死刘伯温的，你说这种传言朱元璋能随便信吗？这些非正规渠道的消息只能姑且听之，可靠的消息还是要依赖官僚集团的汇报。所以，朱元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胡惟庸的违法行为知之甚少，是很有可能的。

为了监督胡惟庸或者令计划这种官员的违法行为，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设立监察御史。但御史本身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御史大夫或御史中臣干得好的可以提拔成为宰相——比如杨宪。而行政官员也随时可能去当御史。

这样，低级别的御史就会讨好宰相等高官，希望可以被提拔到更有实权的行政岗位；或者说在当御史的时候不能得罪太多人，不然什么时候被调入行政系统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反之，从行政机构调到监察机构的官员，也必然跟原单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御史的监察功能就会逐渐失效。

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就是关闭这道“旋转门”。从禁卫军当中选拔人员来监察百官。官员不可能成为锦衣卫，锦衣卫也不会被派出去当行政长官。锦衣卫也不用参加科举，跟文官没有“师门”“同年”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检举官员的腐败，必然更少顾虑。

这样一个利益独立的监察机构，是帝国政治体制的巨大改革。监察权就从科举文官系统里面分离出来了。

从此后，皇帝对文官集团的监督大大加强。朱元璋对官僚集团贪污腐败情形的了解程度，很有可能就此超过了此前历朝历代的所有皇帝。

五、蓝玉案：武将集团与皇权的博弈

明初三大案，都是在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之后爆发的。

胡惟庸案是最初的引子，虽然诛杀胡惟庸是在设立锦衣卫之前，但大规模的诛连则是在设立锦衣卫之后两年。

郭恒贪污案爆发于锦衣卫设立之后三年。

蓝玉谋反案爆发于锦衣卫设立之后十一年，告发蓝玉谋反的正是锦衣卫指挥使蒋瓛(读音：环)。

蓝玉案的情况和胡惟庸案非常类似。

蓝玉是开国元勋常遇春手下的一员武将，在建立明朝的战争中立下过不少功劳。不过那时候他还很年轻，跟徐达、常遇春他们比起来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等到了洪武后期，开国名将们老的老、死的死，蓝玉才慢慢的有了出头的机会。在征讨云南和越过长城打击北元的战争中，都立下了大功。

朱元璋对蓝玉很重视，把他看作新生代武将的代表，一直优礼有加。

但蓝玉是个武夫，缺乏政治头脑，对自身的行为缺乏约束，做事全凭一时兴起。他征讨北元班师回国的时候，夜抵喜峰关，守关官吏没能及时开门接纳，就纵兵毁关，破门而入。后来还有人举报他轻薄北元的王妃，致使王妃羞愧自杀。

朱元璋为此切责蓝玉，本打算封蓝玉为梁国公，因他有这些过失，便将梁字改为凉。——这两个字差别很大。“梁”是古代开封的称谓，代表中原最繁华的地区；而“凉”地则在荒凉的西北地区。虽然说国公也就是个封号，不会实际跑去管理地方，但在名义上确实是降了一级。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命人将蓝玉的这些过失刻在世袭的凭证上。

这是很严厉的警告。 蓝玉仍然毫不改正，以军功自持，日渐骄横，蓄养了许多庄奴、义子，乘势横行霸道。有一次他强占东昌地区的民田，被人举报，中央派御史来查问。蓝玉根本就不回答问题，直接把御史骂走了。最糟糕的是，他在军中擅自罢免和提拔军官，独断专行，朱元璋多次责备他。蓝玉西征返回后，被封为太子太傅。也就是太子的师父。这是没有职权的荣誉职位。但蓝玉还是很不爽，因为带有“太子”头衔的最高职位是太子太师。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这两个人是被封为太师的。

蓝玉对此很不服气，公开宣称：“我难道不能做太师吗！”

——要是单论功劳，蓝玉的功劳确实比冯胜和傅友德要大一些；但冯胜和傅友德的功劳都是开国时期打出来的，论资历比蓝玉要老。太傅太师这些都是荣誉头衔，优先安排老资历是应该的。蓝玉这样闹，说明这个人确实很不识大体。

洪武二十六年，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审问后，发现蓝玉联合景川侯、鹤寿侯、舳舻（读音：竹卢）侯、定远侯及吏部尚书、户部侍郎等人谋反，打算乘朱元璋藉田——也就是象征性的去农田中劳作，以示重视农耕——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1.5万人。朱元璋还把蓝玉谋反的各种证据供词编写成《逆臣录》，昭告天下。

从《逆臣录》的记载来看，蓝玉谋反案可以说是胡惟庸案的一个延续。蓝玉谋反的原因也跟胡惟庸一样：有很多违法乱纪的行为，已经被朱元璋察觉且多次警告。由于他们都知道朱元璋对待此类行为处罚极为严厉，而且毫不姑息功勋权贵。所以不惜铤而走险，试图发动叛变来“解决问题”。他们的计划都得到了许多文臣武将的支持，希望推翻朱元璋的残暴统治，彻底过上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

比如，蓝玉与一个叫陶文的亲信军官商量谋反事宜，就对他说：

“我请你来，要与你商量一件大事。我想如今大官人每都为胡党废了。我亲家靖宁候一家儿都废了。久后我们也逃不出去。不如早寻个下手处。” 那陶文就说：“我当初因为抗拒总兵，也无甚不是，罚我做了二十年千户。才还了我职，又着我边塞上受苦。既然官人提起来，我心里正是这等做。”

——《逆臣录》很多人参与蓝玉谋反案，都有类似的对话：蓝玉抱怨说胡党案牵涉太广，连他亲家也被杀了，大家要想过安稳日子，只能一起谋反。而被拉下水的官员则因为以前受过朱元璋的处罚，心怀不满，也害怕未来遭到更可怕的处罚，因此愿意参与。

普定侯陈恒以前经常与胡惟庸来往，非常恐惧遭到胡惟庸案的牵连。蓝玉托人拉拢他谋反的时候，他就说：“我想这几年间。虽做个公侯，为必先结交胡党。当今生怕被人指出，当时为这事不曾放心，如常在外不得回家快活。若凉国公要谋反时，你回去与他说，我愿意随他做一场。若事成了时，倒得安闲。”

舳舻侯朱寿的儿子因为受胡惟庸案牵连，被罚去充军，随蓝玉出征。蓝玉却对他很好，朱寿也因此大力支持蓝玉谋反。

鹤庆候张翼则是因为此前跟胡惟庸有勾结而害怕牵连：“比先我与×××等众人结交胡丞相，商量反事，也不曾成得。倒杀了好些公侯……托赖祖宗福庇，不曾有人招出我们名字，不知久后下场如何？尽夜忧心，为这件事不曾下怀。如今只愿我得一场病死，倒免得累及一家老小。”

《逆臣录》中的这些供词，是不是可信呢？

从表面上来看，这些供词涉及人数繁多、供词之间互相印证。供述人商议谋反的时间、地点、动机等都交代的很清楚。这份供词是可信的。而且朱元璋主动把它整理公开，昭告天下，很有点“司法公开”的味道。也间接说明朱元璋心里面不觉得它有多大问题。

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这是锦衣卫屈打成招搞出来的。严刑拷打之下，想要什么供词便有什么供词。因此这些材料不可信。

这种质疑有一定道理。中国古代的刑讯逼供制度确实十分普遍。要说全部供词都十分可靠，胡惟庸和蓝玉案里面没有人被冤杀，那一定是错误的。但是要说这些相互印证的供词全都是假的，或者大部分都是虚假的，恐怕也不符合事实。

首先，严刑拷打获得供词，并不一定就是假的。

根据现代人权法治观念，用刑讯取得供词是错误的。但刑讯并不一定导致冤案。古代物证技术落后，没有指纹、录音、血型、笔迹鉴定等等技术，断案主要就是靠口供。很少人会主动承认自己犯了杀头甚至灭族的重罪，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用刑。从常理来说，无罪的人一般会比有罪的人更经得起刑讯的考验，因为他们从内心感到自己蒙受了冤屈。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如果审案者是抱着查清案情的目的，那么正确的使用刑讯有助于破案。

如果质疑者仅仅是认为这里面有刑讯逼供的行为，就认定所有或者大部分供词都不可信。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朱元璋死后几十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人俘虏。大臣们拥立新的皇帝朱祁钰，封朱祁镇为太上皇。后来朱祁镇又被蒙古人放了回来。但是朱祁钰很不爽这个太上皇，因为这威胁他的皇帝位置。所以老想找办法收拾朱祁镇。就找了个借口让锦衣卫把朱祁镇身边的人抓起来严刑拷打，想让他们污蔑朱祁镇准备谋反。这些人如果承认谋反，就是死罪；不承认，就被酷刑折磨致死。但所有人都拒绝承认有谋反行为，结果朱祁镇也就什么事儿都没有。

所以，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虽然承认刑讯，但还是有一套基本的规矩和底线。屈打成招的冤案固然很多。但若是认为只要用刑，就可以搞到当权者想要的任何供词；或者刑讯搞出来的供词就一定是假的，在逻辑上并不成立。

第二，从正面分析：我们根据其它史料，用常理进行推理，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案情发展线索。这些线索与证词可以互相印证。比如我们前面分析的胡惟庸的谋反动机、得失计算等等。

第三，从反面分析：如果朱元璋的目的是利用谋反冤案屠杀开国元勋，那么广泛的诛连反而不利于政权稳定。

我们拿历史上比较公认的“污蔑谋反案”——武则天污蔑长孙无忌谋反案的处置方式来对比一下。武则天只是逼死长孙无忌，然后剪除了他的少数几个直系亲属和核心党羽。这种争夺权力的政治冤狱，就是应该采用精确打击的方式。没必要把不相关的一大堆人扯进来，平白无故增加自己的政治反对派。

真正有可能威胁皇权的元勋，也就那么几十个人。也就是开国敕封的三十多个公侯级别的人物。但七个公爵里面，只有李善长卷入胡惟庸谋反案、冯胜卷入蓝玉谋反案，另外五个——徐达、汤和、李文忠、常茂（常遇春之子）、邓愈都是善终。如果把范围扩大到27个侯爵，也有一半的人是善终。

也就是说朱元璋为了消灭开国元勋，杀了六七万人，偏偏威胁最大的七个人里面有五个人没事；或者说威胁最大的34个人里面有超过一半的人善终。还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活到了朱元璋去世，这个合理吗？

六、诛杀功臣还是反腐斗士？

总之，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个，是现在非常常见的“诛杀功臣论”。

这种论点的基本逻辑是：朱元璋是一个非常残暴无情的人，在争夺天下的时候假装仁义道德，欺骗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跟他一起干革命。等到得了天下当了皇帝，就翻脸不认人，反而担心这些优秀人才会在他死后威胁朱家子孙的皇帝宝座。

为了消灭这种威胁，同时也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皇权，朱元璋制造了胡惟庸和蓝玉两大冤狱，以“污蔑谋反”的方式，酷刑逼供、伪造供词，将功臣们系统的诛连进来全部杀掉。

光杀掉这些功臣还不够，朱元璋还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心理变态，以杀人为乐趣，顺带还杀了好几万对皇位和皇权根本不可能构成威胁的低级官员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等。

第二个，就是“反腐倡廉论”。

这是本文前面讲述的逻辑：朱元璋出身于中国社会最底层，从小就目睹了底层官吏的贪污暴虐，15岁的时候全家死绝，被迫乞讨3年。后来被迫参加农民起义军，对官员腐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切齿痛恨，因为胸怀宽广、治军严明，具有英雄气度和战略眼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来帮助他。因而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最后夺取了天下。

当上皇帝以后，他仍然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不大建宫殿工程，爱惜民力。每天疯狂的工作，很少时间个人享乐。立志要建立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

为此，他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农业税率和最严厉的反腐败法令。

由于税率很低，国家财政收入有限，给官员们定的俸禄水平也就远远低于宋朝，也低于历代王朝的平均水平。官员们并不甘心拿着这点工资干活。更重要的是，官员腐败在中华帝国制度上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必然现象，官员们的权力具有很大的寻租空间。贪腐之风在建国后很快就盛行起来。

朱元璋不愿意在反腐败问题上有任何妥协。一而再、再而三的严厉诛杀贪腐官员，而且不避功勋权贵，杀人无数。

文臣武将们对此感到恐惧，认为他是“暴君”，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诛杀功臣。至于允许农民可以捆绑官员进京的做法，更是闻所未闻。为了结束这种痛苦而危险的状态，把悬在头上的反腐屠刀毁掉，官僚集团开始联合起来准备谋反，推翻朱元璋的“暴政”。

胡惟庸谋反案暴露以后，朱元璋发现了问题所在。于是废除丞相制度，消灭了这个可以统筹百官的职位，然后在禁卫军中设立锦衣卫来作为独立于官僚集团的监察机构。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官僚集团惊人的腐败（郭恒案）和对“反腐风暴”的一系列反攻倒算（胡惟庸、蓝玉谋反）被揭露出来了。

胡惟庸和蓝玉的谋反行动，不是个人的阴谋，而是整个贪腐集团的集体叛乱。能否坚决镇压这些贪官豪强造反，是决定反腐行动成败的关键。

朱元璋意志坚定、毫不妥协，将参与叛乱的贪腐分子全部诛杀。

以上这两个故事，哪一个更可信呢？

七、如何客观地看待明初反腐？

反腐败当然是好的。但如此大规模的诛连和杀戮并不完全必要，里面无疑有很多很多的冤案。贪污腐败在帝国制度下是不可能禁绝的。甚至可以说有很大的合理性。

官员贪污，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把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儿办成危害老百姓的事儿。有的时候，他只是从办好事中间收一点好处，事情还是办得好的。这种好事坏事的界限比较模糊。 官员贪污腐败这个事情的是非曲直太复杂，这里也不必细说。总之，在古代官场，要求官员完全不贪污是做不到的。人情、官场都说不过去。不接受官场的潜规则，自己很有可能先被淘汰出局了。所以，对贪污数额不大的，即使被揭露出来，也应该以教育、警告、处分为主。死刑应该只适用于少数性质比较恶劣的案例。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朱元璋对腐败官员的处罚力度都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他过于急切的想要建立一个完全或者说几乎没有贪污腐败的政府，先是杀人太多，然后激起了官僚集团的剧烈反抗，导致了胡惟庸谋反和蓝玉谋反这种大案，然后又杀了更多的人。这里面一定有大量的冤案，也有大量犯了错误但是罪不至死的“准冤案”。其结果，大量的精英人才被杀，或者不敢出来做事。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像《明史》中记载的朱元璋在位时期的几个著名“清官”，如礼部尚书吴琳、弘文馆大学士罗复仁等等。这些人是真清廉，吴琳退休回家自己下田种庄稼，罗复仁一直住在一个破房子里面，刷灰都要自己动手。这种人朱元璋最喜欢。有一次他亲自跑到罗复仁家里去看，连个平整一点的凳子都没得坐，回来就赐给了他一座豪宅。罗复仁跟朱元璋说话，经常直言不讳的批评他的各项政策，老朱从不介意，还像普通官员一样称呼罗的外号“老实罗”。

但是，吴琳罗复仁这些人，在国家高官的位置上，也没有做出什么突出的贡献。按照朱元璋的风格，他们肯定不会偷懒，一定是勤勤恳恳，尽心尽力的完成了本职工作，不能称之为“庸官”。但作为正部级以上的高官，我们除了要求他勤勤恳恳以外，确实是可以要求更多一些的。

到了最后，朱元璋留给皇位继承人朱允炆的人才班底，像黄子澄、方孝孺这些人，也都是类似于吴琳、罗复仁这样的“老实人”。这些人确实不贪污不腐败，也绝对忠于皇帝，拼命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后来宁死也不投降朱棣。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元璋看人很准，选对了人。但问题是他们无能，丢掉了政权，朱元璋交给他们的核心任务没有完成。这就是再怎么清廉、再怎么忠君、再怎么肯干也不可弥补的错误。

所以，“分封太侈、用刑太繁”确实是朱元璋的两个大问题。分封太侈，则人心不平，反腐败的公信力大幅度下降，而且导致了地方军事势力做大；用刑太繁，则人才凋零，有才干的人或者被诛连杀掉，或者避祸不出，留下一些老实巴交的书呆子来治理国家。这两个原因共同导致了靖难之役的战乱，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祸。

八、朱元璋的反腐真的越反越腐吗？

朱元璋的反腐败，力度之大、用刑之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显而易见，腐败并未根绝。他自己在晚年也感慨：我当皇帝以来，大力惩治贪官，但是怎么杀也杀不完。早上杀掉一批，晚上就又有人贪污。刚刚任命的官员，都清廉正直，当官久了，全都又奸又贪。

以上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些，就说朱元璋的肃贪行动就是失败的，甚至错误的呢？ 我们首先要想一想：治国反腐，怎样才算是成功了？

有很多人，论及朱元璋反腐，总喜欢拿两条理由来说他失败了。第一条就是没有彻底根除腐败，杀了那么多人，还是没能杜绝腐败，所以反腐行动失败了；第二条，就是所谓的“人亡政息”。也就是朱元璋死后，他制定的严厉的反腐法律就再也没有被执行，贪污八十两不再可能被处死，贪污再多也没有剥皮实草一说了。《大诰》也不再作为处理官员的法律依据。官场腐败很快就恢复到了跟以前朝代差不多的“常态”。所以，反腐行动失败了。

但是，我以为，仅凭这两点，并不能得出朱元璋反腐失败的结论。

反腐成功还是失败，不能以是否“彻底根除腐败”为标准。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也可能是全部国家——都做不到彻底根除腐败。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如菲律宾、印度，腐败现象仍然极为严重。发达国家如英美、日韩等国，腐败行为同样屡见不鲜。为什么到了朱元璋这里，就有那么多人一定要求他根除腐败才算成功呢？拿着今天都达不到的标准，去要求六百年前的老朱，显然过于苛刻了。

由于缺乏具体的统计数据，我们无法对朱元璋的反腐效果做精准的评估。但可以肯定的是，朱元璋的反腐行动极大的震慑了官僚集团，极大的降低了官员的腐败状况，具体多少，不好说。

我们假设，有可能原本官员们收受贿赂的比例是99%，经过朱元璋的整顿，降低到了80%——仍然有绝大部分官员是腐败的。如果是这样，可不可以算取得了成功呢？我觉得可以算成功。

或者说，本来官员们都是明目张胆的收受贿赂，原来敢一次收一百两银子的，现在只敢偷偷摸摸的收，每次最多只敢收50两。算下来整个官僚集团一年少收的贿赂可能有几百万两甚至上千万两银子。这算不算反腐败取得成功了呢？我觉得也可以算。

还有，有可能原来官员们胆子很大，人命官司都敢收受贿赂给摆平了；现在胆子变小了，普通的民事案件比如强买强卖别人的土地，他仍然敢于徇私枉法，但是涉及到人命的案件，因为影响大，就不敢胡乱判决了，必须秉公办理。这样算不算反腐败取得成功了呢？我觉得也可以算。

——反腐成功不成功，并不是看有没有“根除”腐败，而是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了腐败现象和它带来的危害。 至于说“人亡政息”，也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标准。

是不是只要当权者死了之后，有一些政策没有被遵守，我们就能说他“人亡政息”了呢？我看不能这样说。

朱元璋死后，主要的政治设计、制度安排都延续了下去。一些个别的政策制度被后人修改了，不管是改好了还是改坏了，都上升不到“人亡政息”的高度。即使像隋文帝杨坚那样，选了一个暴君儿子当继承人，把隋朝搞垮了。我们也不能说他就“人亡政息”了。他为中华帝国制定的一系列重要制度被唐王朝继承了，才有了后来的大唐盛世，也可以算是成功的。更何况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延续了两百多年才灭亡，给中国人带来了两个多世纪的和平稳定。怎么能说“人亡政息”呢？明明是“人亡政兴”嘛。

《儒林外史》里面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是一个卖酒的店家说的。“小老还是听见我死鬼父亲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来。’……怎得天可怜见，让他们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这个小说情节当然不能作为证据，但似乎也可以作为民间对洪武年间生活状态的一种记忆和评价。

“官场潜规则”这个词的发明者、历史学者吴思就说：“血洗之下，洪武年间的官场乃是整个明朝最干净的官场。”后来又说：“应该怎么评价洪武年间的贪污腐败程度？朱元璋自己的主观感觉是问题很严重，抱怨贪官污吏怎么就杀不光，但是后代百姓的主观评价却是：那会儿比现在好多了。”也就是说，朱元璋对治理腐败有点要求太高，虽然自己老觉得没有达到目标，其实对帝国时代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已经非常满意了，比他们记忆中的任何时代都要好。

九、朱元璋的 反腐起到了什么效果？

除了反腐败，朱元璋还做了很多事情——每天批阅20万字的奏章不是白干的。

首先，除豪强。他也跟汉武帝一样，无情的打击地主豪强的利益。利用行政手段搞强制迁徙，使豪族地主离开原有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师、山东、山西等处，把他们的一部土地入官，一部分分给农民。在明初三大案中，跟官员勾结的豪强家族被诛杀殆尽。

——这事儿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朱元璋手里，因为他反腐败太厉害，收拾豪强竟然成了“搂草打兔子”一样顺手就搞掂的小事。

第二，建军屯。他下令边防军在本地屯田，平时一边进行军事训练一边耕田，这样就可以生产大量的粮食供应军队，避免从内地运输粮食的麻烦，也减少了农民的负担。

第三，丈田亩，朱元璋用20年时间，任用大量监生，大规模地举行了土地的清查丈量和人口普查，为农业决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中国历史上，由于豪强贵族经常采用隐瞒土地、庇护人口的方式来逃税，所以真实的田亩和人口数量长期都是一笔糊涂账。只有把田亩测量清楚，才能保证国家税收公平，不然征税就只征到平头老百姓身上，而拥有万亩良田的大地主却不用交税。

自从东汉豪强地主称雄以来，一千年多中，无数政治家梦寤以求却没能做到的事情，朱元璋做到了，而且很成功。

第四、修水利。1356年，郭子兴去世以后，朱元璋刚刚当上主公，军队上的事儿还没有顾得过来，就下令设营田司，专门负责修建农田水利。后来又定一条规矩：凡是关于农田水利的奏章，第一时间呈报。相当于现在中央每年的第一号文件，一定是农业，就是表示中央对农业最重视。经过多年的努力，到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未，统计“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

此外，还有大规模的组织赈灾。因为古代农业基本靠天吃饭，我们前面说了，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多发的国家，那么大的疆域，每年总有几个省不是旱灾就是水灾，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面积的饥荒。所以朱元璋每年都会根据灾害情况，组织跨省调运粮食救灾。

——以上这些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廉洁高效的官僚体系去运作。如果官员腐败，不管是修水利还是救灾，都会从善政变成暴政。像元朝治理黄河，统治者也是好心，结果治理出了农民大起义，把元朝给推翻了，就是官僚集团腐败造成的。朱元璋的大规模反腐行动，为这些工作的顺利实施奠定了最重要的组织基础。

比如测量天下田亩。朱元璋是派国子监的监生下去干的。这个制度很有新意——测量是技术活，不需要很有经验也能做，关键是不要被豪强收买。所以朱元璋不让地方官去量，而是初出茅庐的书生去干，就不太容易跟地方豪强勾结。但这些人也可能收受贿赂，那怎么办？《大诰》里面就有处理方法，我们在前面讲过了：有一次朱元璋派了几百个监生出去考察黄河灾情，最后查出来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贿赂。朱元璋下令：141人全部杀掉。所以，历朝历代都丈量不清楚的田亩，到了朱元璋这里轻松搞定。以前老是量不清楚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腐败问题；腐败问题一解决，马上就量清楚了。

朱元璋的做法虽然粗暴，但确实有效。而且他也不是只会杀人，还会辅之以各种制度设计来系统的解决问题。严刑峻法与制度设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才是老朱的高明之处。

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全国耕地达到800万顷，比北宋巅峰时期的500万顷还多出了300万顷；人口达到6600万人，比元朝巅峰时期的5900万人增加了近600万。考虑到朱元璋清查土地和人口比较彻底，可能未必超过这么多。但这个数据至少可以说明：朱元璋只用了二十六年，就把国民经济就从战乱后百废俱兴的局面，治理得接近甚至超过元朝和北宋的鼎盛时期。这是了不起的政绩。

洪武中期的一首民谣也反映了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局面：“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墮（音：辉）突不闻声。”首都南京的人口，开国时候只有20万，到朱元璋去世前五年已经突破了70万，各种商业贸易和手工业都极为繁荣。这一段时期，因此也被称为“洪武之治”。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百度“朱元璋+反腐败”，前面好多页全都是反思“朱元璋反腐败为什么失败”的文章。我左看右看，就看不出来他哪里失败了？天下大治，民生幸福，国祚绵长。怎么就失败了呢？

——一个出身最贫困家庭的叫花子，立志要杀尽天下贪官，在天下大乱之中崛起，统一中国，当了皇帝。在位三十一年，杀掉贪官无数。然后，他和那些反腐败剩下的官员们一起，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帝国的辉煌延续两个多世纪。为中国人带来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与繁荣的时光。皇帝本人也活了七十多岁，善终。这叫失败，那我很想知道什么叫成功？

我们评价一个政治家的执政成败，不能用绝对的、理想的标准去评价。而应该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客观的评价。反腐败成功不成功，主要看最后有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从提高政府效率、增加老百姓的安全感、公平感和生活质量的标准去看。我们可以说：朱元璋的反腐行动，是成功的，而且是极大的成功。

我觉得，现在那么多人不惜忽视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也要一口咬定朱元璋的反腐行动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朱元璋杀人太过分、太恐怖了。为了避免这种恐怖血腥的情况再度发生，所以一定要把整个反腐行动的成效否定掉。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行为。朱元璋的反腐败，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就是成功的，我们不管立场如何，首先要学会尊重事实。后世在借鉴学习的时候，对待贪腐行为，该严刑峻法就是要严刑峻法；另一方面，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冤案，而且带来的恐怖气氛导致政府人才素质下降，这些错误和教训也要充分吸取。我们不会因为肯定朱元璋的反腐成就，就要简单复制他的政策，而是应该在他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学习好他“严刑峻法与制度设计两手抓”的成功经验，反思其简单粗暴、过度株连的教训，争取比朱元璋做得更好。这样，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

前面我也说，吴晓波说他想穿越回宋朝。这一点很明智，高级知识分子要穿越回到古代，就是宋朝最舒服；但是普通老百姓要穿越呢？宋朝就很糟糕。对内，官员们待遇丰厚、贪污腐败、横行霸道；对外，不断的丧师失地、年年巨额纳贡，这些成本全都要从普通老百姓头上出。

所以，如果你不能去做官或者攀上官员豪强家族当靠山的话，就不要去宋朝了。去哪个时代最好呢？应该就是去朱元璋的时代最好。谋反案或者贪污案这些事情跟小老百姓是沾不上边的，不用担心杀头灭族之祸。相反，税收很低，农业税和商业税都是三十税一，此外，朱元璋还特别规定，对于农业生产工具和人民日常婚丧嫁娶需要使用的布料、舟车等物品，一律免税。不管是种田还是做点小本生意都比较容易。

遇到灾年的时候，皇帝就会下令：今年这个地方不用交农业税了，休息一年，甚至运粮来救灾，也是有的。

没有文字狱。相反，书籍的印刷和销售，是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跟前面的农具、布料、舟车一样，完全免税。江南地区的私人书商多如牛毛。

对外战争不太多，而且总是取得胜利，作为大明的子民，还是很有荣誉感。

底层官员肯定还有贪污行为，但是跟历朝历代相比，要收敛许多。小的委屈忍一忍也就算了，真有特别不公平的事情，把你逼急了，拿着《大诰》，联合乡里相亲们去县衙闹一闹，威胁要把官员绑到北京去治罪，多少应该是有点效果的。

对古代世界的底层老百姓来说，这已经是最理想的社会了，不是吗？所谓清明盛世，难道不就是说的这样的时代吗？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儒林外史》里面那个店家的父亲那样为什么会对孩子们说：

——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