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复仇女神们：纳粹屠戮场中的日耳曼妇女》

作者：Michael Kimmage

译者： 狮虎山小喵喵

原文来源：New Republic

温迪·洛厄的新书——《希特勒的复仇女神们：纳粹屠戮场中的日耳曼妇女》使犹太人大屠杀又一次显露出其固有的惊悚色彩。

本书以身处东部战线的德国、奥地利妇女为研究对象，揭示出她们故事背后的简单事实，即女人能和男人一样地残忍。这种跨越性别的恶看似庸常[1]。然而，洛厄整本书遍布着令人震惊的内容：这些妇女的所见、所为、所信令人震惊！她们在战后编纂的谎言令人震惊！日耳曼人和战后德国居民对此的轻信亦令人震惊！最后，她们的经历是如此丰富，早先竟鲜有人关注，令人震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有五十万妇女主动去到或被派遣至东部战线。她们中的一些人犯下滔天罪行，而大多数则是纳粹暴行的见证人。二战结束后68年，《希特勒的复仇女神们》出版，用洛厄自己的话说，它是一部“关涉我们是如何无法应对历史的作品。”

洛厄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美国知识分子及公民都在艰难地面对犹太人大屠杀这一历史浩劫。在诺曼·芬克尔斯坦的《大屠杀产业：就开发犹太人苦难的反思》（2000）中，种种隐忧已经被揭示出来，比如，有关美国的大屠杀产业、有关过度的纪念活动——类似活动使骇人行径变得常见，甚至可能将大屠杀正常化。

而更可能的是，针对大屠杀的持续研究又挑起一系列的回想与反思。汉娜·阿伦特于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恶之平庸的报道》掀起一波怒潮，而1975年，凭借《反犹之战，1933-1945》，露西·达维多维奇又一次将大屠杀纪实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1991年[2]起，阿特·施皮格尔曼创作的《鼠族》系列则以超越传统学术的形态达到了讲故事的目的。丹尼尔·戈德哈根在《自愿的刽子手：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3]中申明，很多德国人——不止是党卫军成员——都是大屠杀的同谋共犯。戈德哈根的判断不过是自1993年以来，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撰写的《普通男人：预备警卫营101营和在波兰的最终解决方案》一书更为通俗且略显轻率的版本，该书雄辩地说明了被要求——而非被强制——参与大屠杀的普通德国男人所犯之罪，把世人关注的焦点从纳粹高级指挥官转向实际杀人者的面孔。

现在，《希特勒的复仇女神们》为这项“普通人”研究贡献了一种重要的新视角。它将目光投掷到更深远处，集中到前往东部战线——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暴虐行径的发生地——的德国人身上。着眼于这一点，《希特勒的复仇女神们》延续了由蒂莫西·施耐德所开辟的基业，他在2010年出版了巨著《血腥之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阿伦特、达维多维奇、戈德哈根和布朗宁对德国人的偏见是必然的，但这也反映出如下事实，即直到1991年，那些由苏维埃当局保存的、运往莫斯科或散落至苏联其他国家的许多关键的档案文存才对西方学者解禁。

由于纳粹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形制在三个维度中存在，因此大屠杀在东欧的范围也越难界定。《希特勒的复仇女神》一书的构思是洛厄于1992年赴基辅旅行时萌发的。在那里，她接触到之前藏在“铁幕之后”的档案材料。在长达20年的创作期中，《希特勒的复仇女神》承载了二战期间被送至东部战线的五十万德国妇女的故事。洛厄注意到，这些人当中有三分之一“积极地加入到纳粹党组织中”，从1933年到1945年间，数量还有所增加。

当时，选择去东部的人是先进的，“她们是那些对德国及更迂远之处抱有期望的、首个魏玛政府支持者们的女儿”。促使她们进步的媒介是工作场所：女教师、护士、秘书、速记员、打字员、接线员都很短缺。这些女性发觉，东部是一块饶富“自我表现自由”与“社会流动”的自由之地。从这一层面来看，她们的选择在形式上展现出20世纪的进步状态：习得有价值技能、远离沉闷的故乡和家族圈子、期望藉由工作和旅行实现自我。然而她们在血腥之地或屠戮场中的命运却不具备典型性，许多奔赴东部的妇女内心都充溢着狂烈的反犹主义。大约有三万名妇女是“希姆莱[4]党卫队成员”，直接参与计划、实施了犹太人大屠杀。洛厄提到了血洗华沙犹太社区的党卫军头目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的一干秘书们，这些人“‘兴高采烈地’准备好驱逐至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犹太人名单、死亡犹太人的名单和所没收财产的清单。”总的说来，秘书们“给邪恶的正常化添了一把柴。”杀人的刽子手们是一伙的。他们的数量难以统计，其行为也竟怪诞地被收集到大屠杀历史中来。

一个叫约翰娜·阿尔特维特的女人本来没有任何官方的屠杀任务，她却兴奋地“独立”操刀。事实上，她的“专长……是虐杀儿童”。莉赛尔·维尔豪斯则乐于在自家露台上射杀犹太人来博女儿一笑。令人惊讶的是，在她们犯下诸多罪行后，正义却流产了。

战后，大约有两万名德国妇女被驱逐到苏联。不论有罪与否，这些女人都当然地受到严惩。关于东德与西德，洛厄用近乎戏谑的笔触写道“对纳粹刽子手施加的正义，无论男女，都太薄弱了。大多数参与大屠杀的妇女都平静地回归了正常生活。”她们的犯罪证据通常很模糊，或是起初就没有存档，或是存档材料已经丢失或散落。多数或许可以指证她们的目击者都去世了，而且，斯大林对东欧的重新整治“完成了希特勒信徒们之前的愿望：本土记忆的替代”。前纳粹党人、战时的刽子手轻易地溜回平民生活，这众所周知。

可是，《希特勒的复仇女神们》还有对犬儒主义的观察。当面临有罪判决的可能时，女刽子手们为自己乔装政治女性的面目，宣称自己是无力犯罪的女性和母亲，远非冷酷的杀人机器。洛厄写道，在战后德国，“全是男人的司法部门对犹太人提交的证据表示怀疑，尤其是对那些描述了女性残暴行为的证词”。所以，一部阴郁的著作中最为阴郁的一页中写着：在诸多情况下，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能够指证犯下可怕罪行的女人，而这些女人没有被提审，也没有人相信这些控诉。如果被监禁，女性经常会被提早释放。约翰娜·阿尔特维特——那个独立从事谋杀犹太人活动的女人——两次受审，又两次被宣告无罪。战后，她竟在儿童福利办公室谋得一份差事。有一个名为埃尔娜·彼得里的女人，她的经历也惹人诧异。在东德受审时，她“承认谋杀了六名6-12岁的犹太儿童”，被判有罪并处以监禁。德国统一后，可能在战后德国党卫军组织——斯蒂勒·希尔费（沉默援助）的帮助下，她被协议释放。她迁居到巴伐利亚州的一个乡村，“同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一个沉默援助组织重要成员的女儿——古德龙·布尔维茨一起在那享受阿尔卑斯山区的湖光山色。”整个村庄都出席了她的葬礼。

这是大屠杀历史的一种新形态。不同于《辛德勒的名单》，此事的电影版势必会很难堪。洛厄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疏漏。偶尔，她混合了不同的历史类型。她写道，“长久的普鲁士尚武精神传统不仅教化了关涉全面战争与‘最终解决方案’的文明，而且，在其20世纪的法西斯形态中，又将女性作为爱国的养育者和斗士整合到军事社会里去。”全面战争是富有鲜明20世纪特色的现象，不存在普鲁士先例，最终解决方案则起源于病理学而非普鲁士尚武精神。当洛厄阐述道，“这里所研究的女性传记很大部分基于战后的调研和审判”，就有人质疑她的方法不是闭合的，她对犯罪事实的挖掘源自对那些被声称有罪人的审判。而作者详尽的调查和法律辩论的激烈很大程度上平复了这一担忧。

洛厄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细致的传记性笔触。社会科学中，没有什么会被湮灭，通过追踪若干女性的人生轨迹，洛厄将她们故事的独特性和灰色地带——比如，一边是证人与帮凶的区别，另一边是帮凶和行凶者的差异——呈现出来。这种慎重的判断给予洛厄的参考资料以力量。尤为重要的是，《希特勒的复仇女神》是一部勇敢的作品——它从档案中奋力抽取出一个没人愿意讲述的故事。勇敢还来自于它设想女性恶的意愿，施加暴行的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杀人的意志和狂热。书中还重申了一些看似老生常谈却仍旧重要的问题：谁有罪？谁知道在屠戮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战后何种行为是有罪的？即使是年青的德国人，这些都是他们要持续扪心自问的问题。埃尔娜？彼得里和古德龙？布尔维茨手挽手走在巴伐利亚州湖区的影像并非来自遥远的过去，几乎是在当下的记录。而《希特勒的复仇女神》要抹去个人对这两个人物在情绪上的感受——无疑的是，在那一刻，对与这两人偶遇擦肩的人来说，画面满是友爱和清白。

[1]英文BanalityofEvil。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赴耶路撒冷报道艾尔希曼——最后一个盖世太保的审判过程，这一词组就出自该纪实报告，后文译作“恶之平庸”。学界多译“平庸的恶”。

[2]年份或有误，应为1989年。

[3]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名为《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

[4]党卫队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