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以《中央日报》对马占山抗战的报道为中心

作者：刘丽丽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及东北地方史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地方当局到南京国民政府都主张以完全退避的方式来避免日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向国际联盟申诉，借助国际力量阻止日军侵华，不抵抗与申诉外交政策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两大基本政策，这两大政策的实施，致使日军在东北攻城掠地，辽、吉大部相继沦陷，但日军在积极进图黑龙江的过程中却遭遇了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次由中国正规军主导的有组织、有部署的抗日行为，也是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逐步发生转变的开始，自此以后黑龙江军民在马占山领导下奋力抗战一年有余，一直到1932年12月4日马占山同苏炳文等抗日将士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退入苏联。在此期间，马部抗战活动一直备受媒体关注，而《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是国民政府政治舆论宣传的重阵，在马部抗战期间，共发表相关报道185篇，其中消息95篇、通讯42篇、社论48篇。《中央日报》代表国民党中央的立场，其对马部抗战的态度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演变的缩影。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对马占山及江桥抗战评价问题的探讨，而忽视了媒体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作为国民党舆论喉舌的《中央日报》对马部为代表的东北局部抗战的态度和立场。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中央日报》对马部抗战的报道来探讨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走向及在新闻舆论引导和抗战动员宣传方面的策略和作用。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申诉外交与《中央日报》对江桥抗战宣传的淡化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大举入侵和张学良的退避不战，引爆了国内舆论。作为国民党党报的《中央日报》，其本身长期以国族话语为宣传特色，在迅猛到来的外敌入侵之际更是有必要表达自己的强烈立场。9月20日，该报撰文要求国际干预的同时，大呼“大祸当前，国亡无日，杀身救国，今兹其时”，要求国人“以必死之决心，作最后之奋斗”。三天后社论中再次出现对“我国之奇耻大辱，岂竟含糊了事”的愤慨，并要求“简我忠勇之劲旅，驱我义愤之健儿，为我同胞，为我国家，为我民族与彼傻奴决一死战!驱除暴寇!还我河山!以维护人类之公理!以保障世界之和平!”在《中央日报》初期的数篇报道中，存在大量的口语化表达，弥漫着浓烈的民族情绪，丝毫不亚于民间报刊。毕竟九一八事变爆发，举国震动，连一向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也在9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然而，随着对日本取镇静忍让，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诉诸国联抵制侵略的做法日渐从张学良的作为上升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意志，《中央日报》开始转变宣传策略。那么，不抵抗和申诉外交政策何以会实施，为何会延续?对于这一问题史学界长期聚讼不已。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与南京国民政府在处理方针上是一致的，这一事实，史学界已基本认同。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南京国民政府，他们之所以违背大众意愿实行不抵抗政策，既是衡量整体国力针对现实的被迫妥协，也是内外交困局面下的无奈抉择。就政治而言，张学良此时是蒋介石的政治盟友，驻兵关内执掌中原大战后的华北政局，他本人和蒋介石的政治利益，都使得他们倾向于不抵抗。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把消除中共这一异己力量看的比抵抗日本侵略重要的多，其日记中一再写道:“若与倭赤二问题并论，则赤急于寇，决先灭赤而后灭寇，以对赤之主动尚在于我身，而且其患莫大也。”就外交而言，南京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实行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外交政策，当然这也是东北地方当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真实意图的估计不足和严重误判有关，毕竟日本在东北乃至南京、济南的挑衅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都依靠外交途径得到了解决。可见，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和派系斗争，以及蒋介石及其中央政府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坚持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不抵抗政策产生的基本前提，而且中日之间的经济实力、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也使南京国民政府感到无力与之相抗衡。基于以上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日实行“不抵抗、不交涉”向国联申诉的政策。事变发生次日即19日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召集中央常委会议(蒋介石因往江西督促“围剿”红军缺席)，会议除决定向国联提出申诉，并号召党内团结。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致电各省党部、各报馆，要求言论要“力持沉着，勿使过分搏动情感”。21日下午蒋介石回南京后，召开会议商讨对日政策，在这次会上，蒋介石第一次提出申诉外交政策:“主张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次日上午，蒋介石在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将诉诸国联的政策公之于众。23日，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就九一八事变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内称:“国际联合会之设立，本为防止战争，且谋合各国群力，以防止侵略。今兹事变起后，政府已立即将日人之暴行，报告于国联，并要求第一步先使日军立刻撤退。”“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将申诉外交政策由行政渠道公诸国人，并要求民众配合这一国策的实施。同时，该书还严令，“断不容以任何义气情感，动摇中央所决定之方策与步骤，以影响一致救国之决心。”这表明国民政府执行申诉政策的决心十分坚定。对此《中央日报》的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变，开始强化对非武力手段的论述，以淡化社会主战言论，间接服务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9月24日，《中央日报》刊载社论:“今日不能杀敌，某日某时必杀之，最短期间内之某日某时必杀之，今日不能即操刀，不能即宰割，必谋种种准备，使能操刀，使能宰割。”9月25日，该报社论提出应对当前危局，有两项急务:“第一，在确立外交方针;第二，在国内一致团结”。其中前者就是“请国际联盟仲裁，并要求恢复前状，令暴军退出东省，并以有效的经济绝交，促其最后之觉悟”，并相信“世界若尚有公理，国际若尚有正义，阴险毒辣之日本帝国主义，终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人之耳目也”。9月29日，《中央日报》再次发表社论:“鉴于过去的失败，则此日此时，不能不为有计划有组织之准备，假以年月，誓雪此耻，必期成功，不求速效，即进行长期抵抗。”至于长期抵抗的方法，则“惟有全国上下齐下决心……由中央命令规定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三十年为国难时期，颁布各项切实能行之计划，严订施行办法，按日计程，以观后效”。《中央日报》“长期抗战”的提法确实有其合理性，当时的中国无论军事现代化还是政治的整合都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以达成国力增强与战争动员。不过此时《中央日报》所主张的“长期抵抗”更多是为现实中的“不抵抗”开脱，以及对主战民意的被动回应。进一步讲，如要达成“长期抵抗”的目的，则必要凸显国民党当局的作用，并为其将社会力量、各种政治力量整合于国民党号召之下提供依据，这种整合的方式就是以国民党为核心，实现“团结一致”。

为了配合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和申诉外交政策的实施，张学良令部下“力持以前之镇定状态”，“倘有违犯，致酿事端，定唯主官是问”，反映了张学良坚持不抵抗政策的明确立场，这种立场甚至到马占山江桥抗战时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1931年10月16日拂晓，受日军指使之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率其先遣部队向嫩江桥南端发起进攻，时任黑河镇守使马占山临危受命，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毅然奋起抵抗。在不抵抗和申诉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央日报》对马部抗战采取的宣传策略与《申报》“骂政府”、《大公报》“讲道理”不同，《中央日报》选择的是“骂日本”，把宣传重点放在揭露日本侵略的暴行上，以此为利器，向日本侵略者进行猛烈的口诛笔伐，政治立场鲜明，试图引起国际社会注意，以配合政府的“申诉”外交策略。江桥抗战爆发次日，《中央日报》即对张海鹏与日勾结进攻黑省进行强烈谴责。接着从18日至22日，《中央日报》共刊载11条专电，内称“张海鹏逆军受日人接济步枪三千余枝，由日军指挥下，向黑龙江积极进攻”，“率骑三团步一团蒙匪二千，向省垣进，被省军阻于嫩江西岸”等。11月1日，《中央日报》刊载《本庄干涉黑内政竟威逼马占山交出政权藉口有匪派兵保护郑通间铁路锦州泰来镇一带日机仍甚活动》一文，不仅报道了“本庄繁派二人到黑威逼马占山，交出政权于张海鹏，马未允”之事，而且又非常具体的报道了日军对张海鹏的支持，“谓日本供给张海鹏，十三列车军火，五列车军服”，为了更有说服力，该文指出:“此报告乃出自一军官之口，该军官新近由四平街抵此，据云，军火皆沈阳兵工厂物，军服亦中国沈阳军服厂所制”。日军不仅支持张海鹏，而且“飞来火(译音)所部之土匪与蒙古军队之军火与军服亦由日方供给。”又对战况进行了说明:“(二十七日)午日机两架到泰来镇盘旋，未投弹而去。(三十日)午三钟，日战机一架至洮昂江桥低飞侦察，约半钟去，复来盘旋十分。”全文共823个字，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交代的非常翔实，而且为了提高可信度，本篇报道列出了南京、北平、天津、新民府、哈尔滨、东京六个信息来源，可见《中央日报》凭借中央权威使其信息来源更具广泛性、更具说服力，意在说明张海鹏进攻省垣是受日军指使，以此为利器，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以期博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

《中央日报》在对黑省局势持续关注之时，还对马部抗战活动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策略进行了如实报道。10月18日刊载:“黑代主席马占山，准铣(十六日)到省，先派谢珂布防，谢毁嫩江铁桥，阻张海鹏北犯。”10月22日刊载《马占山就江主席职》:“哈代主席马占山，微服皓(十九日)晨过哈到江哿(二十日)就职，人心安定。”都是采用平实的写法，这与《大公报》《申报》等民营报刊赞誉马占山“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孤军抗敌、为国干城”的热情洋溢高调渲染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在江桥抗战爆发20天的时间里，《中央日报》竟没有刊载一篇有关社会各界慰劳马部抗战的报道，而与此同时，《大公报》发表8篇，《申报》发表12篇。一直到11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才正式“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官方媒介，只谈张海鹏与日勾结图谋黑省，弱化对马部抗战的宣传，这既是国民政府政治意向的反映，也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不与日本直接交涉诉诸国联试图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中日冲突的政策所决定的。

此外，《中央日报》还积极呼吁国联主持公道，要求其敦促日本实现撤兵。战事发生当天，《中央日报》刊载社论《国联如何制裁日人暴行》，21日刊载《国联可容日狡诈乎》，25日刊载《国联应严厉执行撤兵决议》等。正如南京国民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国联认为九一八事变非常严重，反应也十分迅速，于9月30日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将军队从速撤至铁路区内，10月24日又通过了一个较为强硬的决议，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前完成撤兵，国联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通过两个决议，反复敦促日本撤军;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国联配合，采取积极的姿态，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的高度关注，反映了大国力图维护其在华利益以及远东均势的意志和愿望，不仅对中国的申诉要求给与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而且对事变的处理体现了迅速而积极的态度，这对正在困难中谋求党内团结和加大从外交途径解决事变力度的南京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申诉政策也是一种积极的支持。所以江桥战事爆发后，《中央日报》继续秉承南京国民政府寄望国联解决中日冲突的立场，先后发表8篇向国联控诉日军暴行的报道。如11月7日，该报刊载《日军犯黑暴行施使正式通告国联请与日政府接洽制止战事行政院十六日在巴黎开会》一文，全文用1500余字介绍了施肇基代表中国政府向国联秘书长特拉蒙提交的控诉日军犯黑暴行的声明书，言辞甚为激烈。8日，接着刊载《我国拟即复电国联会始终尊重国联决议日暴行有加无以致事变愈形扩大国联昨电我避免中日战事可能性各国将考虑撤回驻日大使》。9日，又刊载《马占山军继续自卫中国联对日将执必要之行动白里安对嫩江时局表示重大忧虑日本答复依然坚持五项基本原则》。

尽管国民政府不遗余力地向国联申诉日本的侵略行为，国联也迅速做出反应，但真正的效果却差强人意。10月24日，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本于11月16日前撤兵，而日本对国联的决议丝毫没有履行之意，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复会居然没有要求日军撤兵的举动，而且在以后的会议中再也没有重申10月24日限日本两周内撤兵决议的约束力，也不曾进一步敦促日本撤兵，日本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和制裁，这使日本更加有恃无恐加快其侵略步伐，扩大其侵略规模，南京国民政府申诉外交政策遭受严重挫折。

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策略的调整与《中央日报》对马部抗战制高点的宣传

随着国联历次划定的撤兵期限，都被日本突破，国联的软弱无力日益显现，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本侵略加剧，也逐步调整对日策略，对马部抗战开始给予肯定和嘉勉。作为政府喉舌的《中央日报》，也随之调整宣传基调。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四全大会第二次预备会议，“要求大会代表一致起立，对抗日牺牲之东北同胞及将士表示敬意，并默哀三分钟;决议以大会名义，致电慰问黑龙江代主席马占山及驻黑龙江将士”，并对马占山及黑省守军作出评价，“蒋主席请大会对守卫国土，率军御侮马代主席及黑省将士，予以实力上援助，并拟办法三项。(一)请国府全体令张学良速派大军援助;(二)全体代表将公费全部或一半犒赏马军;(三)由国府去电慰马”。“由大会发布宣言，申述暴日侵略经过，并表示我国为维护国权领土世界和平奋斗之决心。”宣言称:“日本袭击嫩江之中国军队，图谋进攻黑龙江省之齐齐哈尔……似此不宣而战之敌对行动，其毒辣实为世界所仅见，是对于文明、对于人道及对于《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华盛顿《九国公约》之直接破坏与挑战。”宣言除了谴责日军暴行，对国联的处置乏力也提出了质疑，义愤之情溢于言表。此宣言发表第二天，《中央日报》刊载《四全大会昨开首次大会主席团推蒋委员长中正为大会主席大会将发宣言对暴日决奋斗到底四全大会电慰马占山及将士》，将国民政府的对日基调及抗战态度及时准确传达，使全国周知。同日又发表社论《马占山誓死抗敌对大美晚报记者谈无论如何坚持到底其一种忠勇之状溢于言表》，11月19日，马占山率部退守海伦，日军占领齐齐哈尔，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写道:“闻黑龙江省城被倭陷落，悲愤已极。巴黎国联会议于此或更紧急，而余之决心北上，或亦能完成。自助人助，自助天助，凡人患不自立自强耳。”11月22日又写道:“国联态度完全袒日，余决心令施勿改严正态度，决不屈服无理之议案。”由此可见，自四全大会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对日态度发生了转变，这既是全国人民及各主张抗战的政治派别强烈要求对日抵抗积极推动的结果，也是国民党中央在国联屡次决议无效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政策调整姿态。之所以说是一种政治调整姿态，是因为其中掺杂着一些国内其他政治斗争的成分，并不表明国民党中央真的要立即实行对日抵抗或作战，以蒋介石亲自北上来说，其出发点蒋介石本人也认为是要“挽回国民对党之信用”，同时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蒋既未北上组织对日抵抗，也没有具体的指示和行动号召抵抗，这只是只有政策而没有落实的政治宣传。所以不能认为是国民党中央完全改变了不抵抗政策。当日本继续加快侵略步伐，要南下进攻锦州，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于12月25日作出决议:“国民政府严电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在一中全会上，同时还通过了外交决议案，内有“日本军队无论向中国何处侵扰，守土军队应立即实行正当防卫，但政府此时不必宣战”和“即日设法进行收复东三省失地”两条，这些决议更为具体确切，显示了南京国民政府在东北问题上最终确立了军事抵抗政策，是自四全大会开始的对日政策调适。所以这一时期《中央日报》对国联弥漫着失望与不满，11月23日刊载《国联忘却撤兵协议耶》，以“怒其不争”的语气表达了对国联的深度失望，对马部抗战也开始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11月20日刊载“四全大会，以黑省主席马占山，抗敌守土，足为将吏楷模，特去电嘉勉，兹接马主席复电云:咸电敬悉，日为不道，侵我领土，占山擐甲执兵，保固疆圉，军人之天赋，敢辱温语之褒嘉，展读之余，悚惶无已。惟望激励袍泽，益矢忠贞，庶几稍分中央北顾之忧。”在全国民众及国际社会面前宣告了中国从政府到军队，从中央到地方，上下团结一致捍卫国家独立民族尊严的抗战决心。27日刊载社论《马占山忠勇抗日记半月以来备尝艰苦将士用命屡挫顽敌》，12月2日刊载社论《壮哉马占山率部决再返攻宁死不可屈辱》，内称:

“马占山在海伦收容补充，誓死抗日。马表示，张景惠到江，不反对，惟如为日人作伥，誓予扫灭，马又称，守土有责，宁死不屈辱，敌继十百倍于我，亦所不惧。”《中央日报》作为官方舆论重阵，充分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利益诉求，从寄望国联，到对国联逐渐失望甚至是绝望，认识到国联因几大国各执其私，已无力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责，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所以《中央日报》以浓重笔墨不遗余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同时，开始积极宣传马部抗战之英勇，对中国军民丰厚的爱国情感资源的开发进行了必要的舆论引导。11月10日《中央日报》开始刊载《四全会海外代表电慰马占山部奋勇拒敌》、《首都各界抗日会电慰马占山忠勇卫国并电张副司令请派兵增援重创倭寇各团体抗日救国工作仍积极进行》、《各学校电慰马占山提师抵抗保我边疆光吾民族》。逐渐加大动员民众的力度，号召民众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援马部抗战，使九一八事变以来长期积蓄的民间抗日热情瞬时迸发，一时间电慰前方将士、电请中央抗战、捐款、慰劳前方将士等活动纷纷展开，充满群起奋发、为国奉献的氛围，广大民众和社会组织积极进行援马抗战，《中央日报》对此做了较为客观、充分的报道。1931年11月15日《中央日报》刊载《四全大会苏豫两省代表致电慰劳马占山尽力抵御保全国土全国同胞愿为后盾》，16日刊载《四全大会电慰马占山》，内称:

“国家干城将吏楷模，益奋壮猷共济国难。”19日刊载《黑省将士以死守疆土为职志数日不得饮食士气仍益奋张各方筹集物品赉往前线慰劳》。可见，各社会组织在南京国民政府表明援马态度后迅速作出反应。同日《中央日报》刊载了《华侨纷慰马占山请努力奋勇克敌侨众愿誓为后盾》，20日刊载《马占山孤军抗日四全代表昨捐资嘉慰军事参议院建议国府以实力援助黑军，实业部同人联合京内外机关募款接济首都抗日会及江苏电政管理处亦发起募捐》，同日还刊载《海内外党部纷电慰劳马占山并望继续努力作最后之奋斗》。而且《中央日报》还及时刊登国民政府和各抗战团体捐款的明细，这对激发民众的捐款热情有一定效果。比如11月21日连载两篇劳军报道，即《四全大会秘书处职员昨发通启募捐慰劳黑军出席四全代表截至昨日止共捐九千余元首都工友及上海银行职员亦皆踊跃输将》、《电慰马占山慷慨抗敌同深钦佩各处团体汇款接济》。

总之，自11月初开始《中央日报》及时详细报道社会各界支援慰劳马部抗战的活动，鼓励民众各尽所能，支持抗战。

在宣传策略上，《中央日报》凭借中央权威在信息选择上，因势利导，善于利用权威信源。11月27日，《中央日报》刊载了《宋美龄等昨电马占山仍希奋斗复我山河汇洋一万元谨助军需用慰将士并电各省市长官夫人广为劝募》，内称:“宋美龄等组织伤兵救护团，并汇洋一万元，援助马占山，兹将宋等致马占山电及各省市长夫人电，分志如下:电一:黑龙江海伦探转马主席占山勋鉴:军旅卫国，民族增光，薄天义勇，中外同钦，仍希始终奋斗，复我河山，同人等敌忾同仇，当为后援，兹特汇上银一万元，谨助军需用慰将士……电二:上海孙总理夫人，北平张副司令夫人……上海张市长夫人，青岛胡市长夫人，全国女界各团体各学校长公鉴:倭奴猖獗，侵我东北，辽吉沦陷，黑省危急，敌锋所至，血流千里，边陲师失，震动神州，……马占山将军，振军卫国，我侪风雨同舟，兴亡自责，安忍坐视，兹除集款以劳前方将士外，以事救护，惟医药诸品，需款浩繁，尚赖群策群力，协助进行，素仰夫人(女士)热诚爱国，幸希慷慨输将，广为劝募……”。鉴于宋美龄的特殊身份，此篇报道的社会影响力可想而知，《中央日报》利用权威人物的典型事例进行详细报道，极大地唤起了民众的抗战热情与积极性。

《中央日报》对援马抗日活动的报道，既是党派立场的驱动，更是民族责任感的体现。无论其立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些援马抗战民众动员活动是民族精神的奋发勃兴，南京国民政府主动参与其中，利用《中央日报》这一官方舆论阵地引导这些动员活动有序、有效地开展。从既有的社会组织到新成立的抗日救亡团体，从官方到民间捐款、捐物、劳军、救护伤兵等活动纷纷展开，整个社会处于战争初来的亢奋之中，可见《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官方媒介，尽管在抗战之初，弱化对马部抗战的宣传，但其凭借中央权威一旦转变态度，它所具有的宣传力和社会影响力又是其他新闻媒体所无法企及的。

三、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终结与《中央日报》对马部后期抗战的放大宣传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1年11—12月，终于认识到了在东北实施抵抗的必要性，并作出了进行抵抗的决定，下达了进行抵抗的命令，但是在新的政治统合过程中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使不抵抗政策得以延续。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因应付国难号召党内团结，原来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的汪精卫派、胡汉民派和西山会议派等原反蒋政治派别与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过从9月中旬到11月初的艰难谈判，实现了国民党的统一，改组了国民政府，先是蒋介石下野，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后孙科组阁，这一变化使自1930年中原大战后形成的蒋、张联盟支配中国的政治结构被改变，进入到一个新的政治统合过程中。原来政治利益不一致的蒋介石集团与反蒋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得以调整;但是张学良与反蒋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却未能消除，反蒋派系提出要声讨张学良的“失地之罪”，并予以查办。所以尽管新国民政府一再命令张学良组织抵抗，但是张学良并不积极，12月25日以后接连几日，张学良一再发出请饷请援电文，要求国民政府派援军北上，并资以军火，国民政府除口头答应外，并无实际行动，由此引发了东北军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东北军认为:“中央阴谋以外力消灭东北军实力”，“战则要东北独立支持，中央坐观成败;和则冒舆论之大不韪，遭全国唾骂或致丧失政治地位”。所以，张学良做出决定:“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由此可见，军阀政治和派系斗争使四届一中全会确立的军事抵抗政策没有被东北当局贯彻执行。锦州失陷之后，日军直驱山海关，并有进攻热河的迹象，新成立的孙科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如何有效地阻止日军扩大侵略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孙科政府拟推出对日绝交的政策，遭到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公开反对，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词中指出:“忠于谋国者，必就实际之力量，而谋适当之措置，不能效不负责任之辈，不审实际之厉害，逞为快意之谈，徒博一时之同情，而置国家于孤注一掷也。”该文又指出，中国先于日本绝交与宣战，实际上是给“日本以恣行无忌口实，不仅自失其国联盟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而且使此等公约完全失其效用……如此中国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反对对日绝交之所以能占上风，除了蒋、汪等政治集团具有孙科、陈铭枢等人不具备的政治实力以外，蒋、汪等人也提出了对日积极抵抗的政策，即“军事上的积极自卫和抵抗、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和纵横捭阖、国民自觉的经济绝交，都是抵抗日本侵华的有效手段。这可以视为蒋、汪等政治集团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处理实践后总结出来的自认为是积极稳妥的对日方针，这些方针肯定了军事上积极抵抗的重要性”。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往访季新，与之商外交方针，确定:一、积极抵抗;二、预备交涉，彼即赞同。”29日又写道:“昨日对上海日领要求已承认，彼亦满足，傍晚表示撤兵，及至午夜，彼海军司令忽提要我方让出闸北，乃即冲突……余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决战。”30日，国民政府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立即实施迁都洛阳，2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下达全国防区划分及国防安排的命令，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已准备从全国范围来考虑抵抗事宜，进行统一部署。接着，国民党中央在3月1—6日举行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宣言中也强调，“全国军队应抱同一长期抗战之决心，其有托故逡巡诿卸指定任务者，即为政令所不容，举国所共弃。”以上从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行动与言论表明，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政府讳言抵抗或者只有一纸空文的抵抗决议的状况已得到改变，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不抵抗没有出路，只有实施抵抗才能保住政权的存在，才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可见，自淞沪抗战开始，南京国民政府最终确立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认为:“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主权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的确立是对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政策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终止了原来的不抵抗政策，强调了军事抵抗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也标志着有限抵抗政策的正式确立。

自一二八事变后，在南京国民政府有限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中央日报》发表的关于马部抗战的军事报道87篇，而从江桥抗战到一二八事变之前，只刊载43篇，1932年4月2日马占山在黑河重举义旗再度抗日之后，声势和实力已大不如前，《中央日报》对马部后期的抗战却反应异常积极，如《义勇军进攻哈尔滨马占山主力部队抵克山旧吉林军已占领河什河》《马占山部军事甚盛中东路四段全克服日本飞机四出轰炸我军民集中部队准备大举攻马部》等。可见，在这一阶段，《中央日报》如此高调宣传，这是由南京国民政府强调军事抵抗的方针所决定的，将马部抗战的意义加以放大，赋予其“抗日符号”的标识，目的是为了树立中国军队保家卫国的高大形象，向国人传达国民政府坚决抗战的决心。其活跃的战事新闻报道与舆论导向，极大地激发了前线官兵的使命感、责任感，而且《中央日报》对马部抗战的报道报喜不报忧，其政治宣传色彩显而易见。

而这一阶段南京国民政府的申诉外交政策主要围绕着《李顿调查报告书》的形成、讨论、通过展开，在这一阶段中申诉政策不仅达到顶点，而且南京国民政府此后不再以申诉政策作为对日政策的主基调在国联展开大规模的外交活动。1931年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通过决议，派遣英、法、美、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代表团，赴东北调查。国联在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中指出:调查团的职责是“就地研究任何情形影响国际关系而有扰乱中日两国和平或和平所维系之谅解之虞者，并报告于行政院。”国联行政院主席白里安进一步解释说:调查团“虽系顾问性质，而实际上职务范围甚广”。无论什么情形，原则上只要与中日关系有关的，或者调查团认为需加研究的，都可以研究讨论，并报告给国联行政院。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和进一步争取国联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议，对此事非常重视。所以这一时期《中央日报》在报道马占山抗战活动的过程中，完全按照国民政府利益诉求为标准对新闻事实进行取舍，在宣传方面以正面为主，以增加国民政府在国际上之声誉。比如1932年2月16日被誉为民族英雄的马占山却参加了日本关东军策划的“建国会议”，3月9日出席了伪满洲国成立大典，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兼伪黑龙江省省长。中外舆论为之哗然，谴责声浪高涨，称“马占山利令智昏、投降暴日，把从前的功业尽付东流，令人深为惋惜”。在马占山降日的40余天，《中央日报》完全采取了淡化处理，只刊载7篇报道，其中5篇是关于战况的报道，只有两篇稍有谴责，而且措辞委婉，《马占山何以对国人电告现正应付事变另决瓜代接替有人即负咎引退谢国人》《马占山态度究如何有重复指挥旧部抗日御侮说》，而同一时期，《大公报》刊载12篇，《申报》刊载18篇。1932年4月2日马占山率部出走黑河，4月9日在黑河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介石、张学良、各省市中心党部、各爱国团体、各报馆通电反正，沥诉了在海伦的困难处境和当时的想法，称“前有强敌进逼，后无要隘可守，内而械寙弹缺，外而孤悬援绝……若驱一军忠心，以与强寇锐利无情之炮火相搏，结果徒供一时之牺牲，快敌人之心，则恢复之机益将绝望。反复思维，欲解决目前难关，惟有相机应付，一方面休养士卒保全实力，一方面为窥察日人组织伪政府真相，以国际调查团行将东来之际，此四十余日奔走哈辽吉长之间，日人鬼蜮伎俩窥察甚明，即伪执政溥仪亦处于强权压力之下，身处樊笼自由尽失，急求脱离而不得，吾将将日人种种阴谋披露于世界，以求公正裁判……”。马占山多次表白自己的心迹，无疑期望国人的理解和原谅，但无论如何，马占山的就任伪职，对当时处境十分困苦的军民，起了不良作用，造成我抗日营垒的一时混乱。《中央日报》对此事的低调处置反映了国民政府“国家民族至上”，以宣传抗日为重心的舆论导向和政治诉求。但自马占山通电反正后，《中央日报》则立即改变先前低调态度。特别是4月15日，马占山在黑河前线向国联调查团致电，以其亲身经历，详述日本帝国主义违背民意炮制伪满洲国的经过，披露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齐齐哈尔发表的有关日军侵占整个东北意图的讲话及伪国务院出卖东北权益的决议。4月18日，《马占山致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转国联调查团电》中称:“此次占山窥破日人阴谋，为救国计，统率军队，急来黑河，作正义之抵抗。”对15日电文未尽事项又作详尽说明，不仅陈述了日人种种暴行及阴谋，并据实披露日军强迫签订的几项协议，如《对黑龙江省官银号复业资金借款合同》《呼海铁路经营合同》《中日合办航空运输营业契约》《航空运输营业契约说明书》《省政府顾问村田懿麻致马占山函》，这些协议与函电都是日本对黑龙江省金融、铁路、航空等赤裸裸侵略罪行的铁证，彻底暴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次日《中央日报》马上刊载《马占山通电已送达国联》内称:“马占山致调查团电文，篠(十七日)已到齐，长三千余字，首述抗日经过，继陈应付环境原委，最后揭破日本侵略东省，组织满洲伪国之阴谋，该电俟李顿核阅后，可否发表，须由调查团决定。”4月22日刊载一长篇通讯《马占山致调查团电文全文揭发日人一切鬼蜮伎俩望该团加以实际之调查东省无一人愿脱本国》，全文分为十个小专题，即“分裂我民族”“一幕滑稽剧”“黑龙江一省”“经历之日记”“并授意溥仪”“欺骗之伎俩”“于途次谈话”“占山所亲历”“所得之事实”“陈实之报告”。《中央日报》对此大篇幅的详加报道，目的就是要彻底揭露日本当局倒行逆施的侵略行径，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人民坚决否认伪满洲国，坚决抵抗暴日的严正立场，宣告中国人民抗战的合理性、正义性，以期博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支持和援助，借此向国联施压，达到助力外交的目的。1932年10月2日，国联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次年2月24日以42票赞成(包括中国)、票反对(日本)通过了19国委员会拟就的《国际联盟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及以后的日军侵华作了总结，宣布九一八后日军的行动并非出于自卫，并建议各会员国无论法律上或事实上对“满洲国”都不予承认，可见报告书没有完全袒护日本，当然也没有完全满足中国的愿望，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报告书的裁决，宣布退出国联。南京国民政府的申诉政策，最终没有使东北问题得到解决，日本也没有受到实际的“制裁”。究其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未能确立全面的武力抵抗政策，不能有效的组织反侵略力量抑制日本侵略，致使马部在孤立无援日军重兵围剿下被迫和苏炳文等抗日救国军于1932年12月4日退入苏境。

结语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坚持不抵抗方针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向国联申诉来约束或制止日本侵华，寄望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中日争端。由于受此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外政策中联合英美钳制日本倾向，对国联的约束力估计偏高和国联作出制约日本的积极姿态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申诉外交政策不仅被确立为对日的主要政策和策略，而且随着事变处理的进展逐渐被强化。一直到1933年2月国联作出决议之前，仍坚持申诉外交政策，但申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带来解决中日纠纷的实际效果，相反，由于西方大国对日本不能采取坚决地制裁，日本的侵华欲望被助长，随着日军对华侵略的扩大，不抵抗政策被实际终止，有限抵抗政策开始提上日程并开始付诸实施。

马占山领导的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局部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辽、吉两省大部分军队不战而退形成鲜明对比。马部孤军奋战，以弱抗暴，以一隅敌一国，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被看作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标志性符号。南京国民政府对马部抗战态度和立场的变化恰恰与其对日政策的演变相因应，是其对日政策付诸实施的具体表现。在马部抗战期间，《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机关报始终以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利益诉求为根本出发点，充分发挥其“喉舌”作用。一方面对日本侵略及时表明态度和立场，进行严正斥责，广为宣传，这既是国民党执政当局自认为代表国家与民族，为维持其合法地位的应有作为，也是唤起国际同情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随着国联处置乏力，申诉外交政策受挫，日本侵略加剧，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由“不抵抗、不交涉”转为“准备抵抗”再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后，《中央日报》开始对马部抗战进行全方位报道，凭借中央权威，该报获得的战事信息比其他新闻媒体更迅速更全面，成为当时战事资讯的前沿，使民众能够及时准确了解战况信息，满足民众对国军抵抗暴日保家卫国的心理期待。

宣传马部抗战也是《中央日报》缓解自身危机的一剂良方。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了对民众情绪的巨大违逆，民间媒体由此充斥着对南京国民政府无能的不满，强烈要求改变不抵抗政策，对日本抗战到底。对于民间力量而言，如若南京国民政府能改变态度选择抗战，则必然要开放政权，吸纳广泛的民间力量，扩大抗战基础，如若南京国民政府坚决不抵抗，民间力量自发组织的抗日运动则具备了当然的道德依据，削弱了来自体制的控制力量。而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尽管它不是民选政府，

民众情绪对它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其合法性依然需要来自民族主义的支持，一味的不抵抗，将会使其统治基础受到严重打击，各种颠覆性的政治力量将获得宝贵口实，借此掀起大浪。《中央日报》作为长期渲染国族话语的党报，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将政权力量渗透到舆论空间的主力，自然要承担为当局化解舆论危机，与民间意见相抗衡的任务，因此引起民间舆论的反感，一度使其话语权受到严重冲击。从宣传角度而言，其欲战，而实际却是“不战”;其欲国联有效，而实际却屡次让国人失望;其严词斥责日本，而当局却缺乏有效反制措施，这使《中央日报》陷入两难境地，为了缓解话语权危机，以马部抗战为契机，该报站在民族利益的制高点上，展现政府对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以及对准备抗战的积极态度，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感，与民间报纸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马部抗战后期，其实力已大不如前，但《中央日报》刊发87篇战况报道，将马部抗战的政治意义加以放大，亦是希望通过推崇民族精神来应对激昂的社会情绪，争取民众的拥护与支持，试图凝聚民心，维护执政党的统治地位，树立中央权威，促进党内暂时统一，为日后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一定的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