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渝线：当年建铁路，有多难多苦！

来源：南都周刊

襄渝铁路陕西段总长264公里，穿越陕西省南部5个县。由于地形险峻，基本是在大山的“肚子”里穿行。当时全国铁道兵有15个师，光襄渝线就出兵13个师，是当年援越抗美回国部队总兵力的几乎全部。建设总指挥是彭德怀——这成为彭大将军的最后一战。

襄渝线桥隧相连，光铁道兵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劳力相对缺乏的陕西省，决定征召当时还没上山下乡的69、70级初中毕业生。1970年8月、1971年3月，一共25800人参加秦巴大山里的秘密建设，多为十六七岁的少年，还有个别十二三岁的儿童，其中女学生5129名。

张世和说，为上三线，关中地区的很多初中生都写了血书。

征召时称学生们的身份是“没有领章帽徽的军人”，待遇同铁道兵，在革委会的动员文件里，把“去修铁路，把骨灰盒带上”这样的思想定性为“活命哲学”的流毒，要求学生把一生交给党。

学生们被编排到“2107工程指挥部学生民兵第1连”到“2107工程指挥部学生民兵第141连”。其中：男子连队115个，女子连队26个。

学生没有师团营的建制，直接编成连队接受铁道兵管理。襄渝线建设史研究专家袁培力解释说，革委会非常明白使用未成年人干危险工作的严重后果，所以把监管的责任交给了部队。

“童子军”进山

张世和随手捡起一块石头，轻轻一搓，散了。“陕南山区基本都是风化石，打隧道时特别容易造成塌方。”

襄渝线建设的机械化程度非常低，在技术和设备短缺的情况下，人力资源，无疑要在其建设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最初学兵没有任何劳动保护配置，包括手套、工作服、口罩（用于隧道内防尘）等。张世和回忆说，施工条件极其之差，全凭人工以锄地用三齿犁耙和竹编簸箕运送渣石。钢钎和炸药成为主力，唯一现代的工具也仅有空气压缩机、风枪、风镐。

学生兵的工作基本是打干风枪，但他们没有有效的防尘口罩。发的海棉口罩防尘效果很差，使用一会很快就堵塞了，这让他们的肺功能受损严重。

打风枪、风镐时，需要操作人员用身体支撑，颤抖厉害，男生基本上都落下了遗精的毛病。女生来月经时照样干活，血顺裤腿流下来，有些人就用报纸垫上。

由于卫生条件差，传染病一来就倒一片。张世和所在的学9连共174人，其中140多人患痢疾，有个学生副排长拉得实在受不了，拿榔头往头上砸，想自杀。

而更致命的是，有次，张所在的连队在打芭蕉口隧道时突然停工，给每人发了口罩，不准喝洞里的水。后来才听说是发现了放射性铀。

学生兵之一的袁培力说，安康山区里还含有大量的放射性元素氡。“有个叫刘方的，就是被石头砸了一下，怎么都治不好，去世了，现在想来，那块石头肯定有放射性物质。”

由于从事超重负重和强迫体位作业，这些学生兵普遍有腰部疾病，而隧道作业阴湿的环境也造成了他们普遍患上了关节病。

“腰上没问题的，那不是三线学生。”张世和说。他从三线回来分到陕西钢厂，工段组织开会，二十多个学生连小板凳都坐不住，最后只能趴着开会。

而更致命的是，据张世和统计，2.58万学生兵中，死亡的就达119人，448名致残。截至2012年，已有超过5千人不到60岁就去世，死亡率畸高，或与当年从事高强度、低保护作业有关。

“一直处于饥饿状态”

重回紫阳，寻访当年的工作地，腰不好的张世和似乎找回了青春时期不知疲倦的感觉，他扛着沉重的摄像器材跋山涉水，贪婪地寻找熟悉的植物，嘴里嘟哝着：“这叫救命粮（一种灌木，结黄豆大的红色小果），吃起来面面的。”

“这是桐子，好多学生把它认成柿子甚至番茄，吃中毒了。”

同行的宝鸡学生兵郝宝成说，吸引他去三线的一个原因是，军代表说“红烧肉大米饭管够”，“进场后才发现被忽悠了。”

学生与老铁（学生对铁道兵的称呼）是分灶的，虽有定量粮，但由于运输不便，经常断顿，《南都周刊》走访的几十位三线学生中，无一例外称在2年8个月里，“一直处于饥饿状态”。

饥饿中，张世和收到一位“黑五类”同学从西安来信：“世和，我工作了，分在红光厂。你们一定要注意锻炼身体啊。我每天早上都跑步，然后去老孙家吃碗羊肉泡。”

“我们一屋子红五类只能号啕大哭。”张回忆说。

饥饿也考验着人性。在学生兵中，有个约定，谁家寄来包裹大家分着吃。有一次，张世和在河边发现一位姓滑的同学在吃家里寄来的食品，他喊了一嗓子，对方跑了。这事儿给两个人都造成了心理阴影，尽管回来后两人分配到同一个单位，但42年再没说过一句话。

“也吃过一次饱饭。”张世和对此印象深刻。

同学李新意外身亡后，其父奔丧，团长陪着吃饭，李父就叫上他一起用餐，在桌子底下踢他的腿：“张世和，赶紧吃，不够再要。”

女学生兵黄军洁回忆说，几乎所有牺牲战友的棺木里都放满了食品，大家对遭受的饥饿刻骨铭心。

饥饿还逼迫出了个别极端的行为。炊事班少了馒头，一位同学为自证清白，抓起菜刀，就把手指头剁了下来。

一位学生受过伤，但不是工伤而是自残。他羡慕病号能多吃一碗面条，就把自己的手指放在轨道上让矿斗车压过去。

与学生吃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干部紧吃。

学生连的指导员、连长、司务长等，绝大部分是城里的年轻干部，不少学生反映他们不重视施工安全，造成大量伤亡惨剧，中饱私囊的情况也很多，这也为退场后，学生和干部关系持续交恶埋下了伏笔。

荒诞的斗私批修

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发生过很多荒诞的事。

学生4连有位同学，说了句牢骚话，“我们进洞是亚洲人，出洞是非洲人”，干部组织学生晚上点着油灯对其进行批斗大会。

1971年冬，西安市组织了若干个服务小队，其中有缝衣服和理发的。四十多岁的裁缝对学生们的境况很吃惊，说了句：你们像是劳改犯。

当时的学生兵王农，头发很长很乱，饿得精瘦，一年四季，就是夏天也穿着一件没有扣子的工作棉袄，一根导火索作皮带扎在腰间。

“这人在污蔑光荣的三线学兵。”王农等几个同学告到了连部，并且要求连部将此情况层层汇报，最终传达到了裁缝的单位。

“我们当年的无知和愚昧给他造成了伤害。”王农说。

张世和出身干部家庭，父亲“文革”平反后担任过林业部副部长。在襄渝线时，张有一部唱机，有空就躲进树林里，听《红色娘子军》，那是唯一能听到的西洋舞曲，“感受到一丝自由的气息。”

半大小子们对文艺有天生的热爱，这批学生里也出了像郭达这样的名演员，在襄渝线四川段，作为民工的刘晓庆也在工地上干过8个月。

在“文革”的氛围下，三线学生兵的文艺生活处处是雷区。

张世和的连队有一次丢了东西，要求大伙儿把箱子都打开检查，结果发现了张收藏的《唐宋传奇选》残本，被全连批斗。

死亡

“李新！李新！快回家吧，离开这山沟吧！我们一起回西安！”几位花甲老人把一瓶西凤酒洒在紫阳向阳镇的陵园里，老泪纵横。每次回紫阳，张世和和战友们都不会忘了来陵园看望李新。

张世和的同学李新为了评五好战士，向同学借了5根香烟，约军代表晚上在山坡上谈心。

“黄代表，再抽一支。”李新说。

军代表正等火呢，回头看，人摔崖下去了。

学生的命，有时甚至还不值一根木头、一个筛子。

驻大竹园的陈西北和司国勤就是为了抢救一块木头被淹死的。此前的一次洪水，连长在大会上表扬了下水抢救柴火的同学，为这起事故埋下了伏笔。

当发现木头被洪水冲下来时，有人高喊：“立三等功的时候到了”！学生们冲进水里才发现自身难保。

陈西北和司国勤被蒿坪河吞没。两个星期后，一条狗在流水店河滩上把陈西北的尸体刨了出来。他是上海娃，支援大西北来到西安。故后，同学们给其起了个外号叫“沉西北”。

女生20连，两名来自宝鸡的花季少女丁萍和马洪燕，也是因为抢救洪水中的木头身亡。

同连的肖梅英死于隧道塌方，该连的副指导员轩晖回忆说，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出事的地方在罗向崖隧道。为赶工程进度，放炮后未完成排烟程序，营长就喊大家赶紧进洞扒渣，正好遭遇塌方，包括铁道兵、民兵和学生，当场死亡7人。

王农说，因为埋过太多战友，同学们每埋完一个人，连铁锹都不往回拿，直接砸了烧掉。大家心照不宣，“难道下次还要用它埋人？”

“后来我做花圈的本事可高了，连纸瓶子都叠得惟妙惟肖，当时想，将来如果没饭吃，我就开个纸花店。”王农说。

5806部队学生一连姜为民的自杀，至今让同学们无法释怀。他一心想入团，却一直未能如愿。

姜对某排长即将入党非常不平衡，因为对方出身是资本家而上报的是贫农。他多次越级告状，等来的是对他政治表现污点的报告，包括偷听敌台，散布“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等反动言论。

姜被隔离审查。看守他的同学对其毒打，烧烟头，逼其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姜在关押期间承受不了酷刑，多次逃跑，都被同学抓回，后他喝敌敌畏自杀，草草掩埋，没有坟头和墓碑，后来衣服和棺木都被当地老乡盗走。

姜的父母多次上访，终于在1980年等来了解放军某部解除“畏罪自杀”的决定，“我们认为姜为民同志是服毒身亡，应做正常死亡对待，按规定发给抚恤费一百二十元”。

袁培力说，三线学生中精神出问题的人很多，有学生拿雷管绑在自己身上在隧道里自杀了。

相比死亡，伤残更是人数众多。身高不到1米6的苗雪枝因在三线落下的风湿病根，手脚变形，双目失明多年。她曾当选为安康地区三八红旗手，2107工程指挥部授予过她“铁姑娘”称号。因在“水帘洞”里长期打风枪、扒渣，她患上了内风湿关节炎。

苗告诉《南都周刊》，她最害怕的是几个小姑娘到深山里去砍隧道的支撑木，住帐篷里，吃馒头，喝凉水，“晚上狼叫唤，害怕啊，我们就围在一起唱烽烟滚滚唱英雄。”

苗后来分配到汉中地委，但由于两地分居，她离开汉中回到陕西机床厂。现在她的退休工资只能拿一千多元。她很后悔，现在落下一身病没人管。

烈士吴南

三线学生119名死难者中唯一被官方授予烈士称号的，是5851部队17连的学生排长吴南，他在1972年枫树垭隧道的施工中不幸遇难。

1973年的《陕西日报》曾以头版头条报道过他的事迹，多年以来，吴南牺牲的原因都被说成是为保护战友。

40年后，吴南所在连队的战友向《南都周刊》讲述了他们所了解的吴南牺牲真相，他并不是为了抢救战友，而是在当时片面追求工程进度的情况下出了施工事故。

1972年6月17日下午，吴南带着二排在隧道施工，正常的任务是派一个班把上一排的渣滓清掉，放炮走人。结果连长给吴南的指示是：你把上一排清了，打一炮，然后把你的渣清了再打一炮，走人。

吴南特别着急，在烟没排除的情况下，组织了两个斗车往里推。平时两个人推一车，因为刚震下的碎石落到轨道上，斗车往里推碰到石头，所以他组织三个人推一辆车，其中一个人负责在前面清理碎石。

就在那时，隧道塌方了。

“塌方就是一瞬间的事儿，谁救谁？”王农问。

吴南是最后一个被扒出来了，“腿一扒就软了，我一看完了，人没了，”王农说。

有一块大石头正好砸中吴南，头盔都烂了，头上有一个大洞。

在官方的事迹报道中称，就在吴南被埋在隧道里时，“17连党支部的委员们正在枫树垭隧道对面的山坡上开会，讨论吴南要求入党的申请。”而据战友回忆，那天下午根本没有党支部开会的事儿。

吴南84岁的母亲也赞同从人性的角度去还原他，她认为吴南当得起烈士的称号，但不应把他弄成“高大全”，尊重历史才是对吴南最好的祭奠。

退场前后的疯狂

1973年7月前后，三线学生兵陆续被安排退场。

在此前，为了躲避劳动，很多人跟家里串通好，让拍电报到连队，比如“母病重，速回”，以求回家休息。类似的“电报”太多后，结果是基本上不准假。

请假不成，学生中又流行装精神病。有学生在别人的床铺上小便，在单杠上做上吊状，有人被送进师部医院，用电击、药物、敲打等方法进行鉴别和治疗，但还是坚持了下来，为的就是回家。

更多的是直接偷跑回西安，即使明知将会面对严厉的处分。但绝大多数跑回西安的，后来又主动回到三线，因为被户口限制住了。

“所有的工作都由国家控制，不可能自谋职业，偷跑回家就是能多吃几顿饱饭。”张世和苦笑。

一开始跑的人给了处分，如果处分放进档案，今后工作生活将受到很大影响。后来越跑越多，法不责众。在退场的时候，连长指导员当着大家面，把处分都撕了。

在退场前，近三年的超负荷作业，战友的伤亡，加上分配的压力等，学生们对组织——更直接说，对连队领导郁积的怨气爆发了。

学生们把伙房里的面和油都找出来，你捏个羊，他捏个猪，放在锅里炸。炸完后，不知道是谁拿块大石头往锅里一砸，火光冲天。

郝宝成回忆说，他们在返城时弄了一路的“打砸抢”。

回宝鸡的闷罐车中途停车时，有农民卖黄瓜呀，洋柿子啥的，饿了几年了，学生们抓了就跑。哄抢的消息传到宝鸡，当地派出200多个便衣警察到车站维持秩序。

而运学生回西安的火车都没让进站，停在站外让各单位派卡车来接人。

张世和笑称，去三线时，大伙儿还想着衣锦还乡，现在一个个蓬头垢面，都窝着火呢，下车就跟维持秩序的警察打起来了。

这些接受了解放军和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三线学生成了西安城的祸害，没人敢惹。“出去吃饭、理发，一听是三线的，有些人都不敢收钱。”

但是，很快，三线郁结的戾气就挥发殆尽。他们成年了。面对的新坎坷，一点不比秦巴大山轻松。

古满堂是咸阳人，三线时被称为“古铁人”，回来分配到咸阳焦化厂，笃信“文革”的意识形态教育，干活不惜力，非常听话。

他没逃过下岗的命运。古妻有精神病，同样下岗在家。生活困难，家里五年没有烧过蜂窝煤。儿子当兵回来也没工作，在咸阳开出租，买不起房，谈不到女朋友，经常抱怨老爹没出息。

十几年前的一天，古满堂带妻子进城逛了逛，向朋友借10块钱吃了碗面，就在焦化厂拉焦炭的铁轨上卧轨自杀了。

同学叹息，古的一生的荣誉就跟那2年零8个月的国防工程联系在一起。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人，当发现自己被国家边缘化后，他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意义。

无悔的和滴血的

三线学生退场时，死亡的学生家属一次性可以得到120块到300多块的抚恤金，伤残的则一次性补贴20-50元。

从2011年开始，这些三线学生兵就开始给有关部门“上书”，首先要求确定“未成年人”身份。但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口头答复称，《未成年人保护法》1990年代后出台，属于“不朔及既往”。

2011年底，陕西省出台了参加襄渝铁路建设民兵发放养老补贴的通知，但这些学生兵仍在“被遗忘的角落”。

为拍纪录片，张世和重新与当年的战友建立了联系。他“试图从人性的角度讲述当年的故事和现在的生活状况”，这一思路得到了部分同学的呼应，也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反感。

9月中旬，《南都周刊》记者在西安观摩三线战友艺术团的排练，年近六旬的三线学生们身着军装，集体演唱《铁道兵之歌》，他们在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就在前一天，张世和带着记者探望了一位姓校的同学，他已经瘫痪在床多年，“我也为襄渝铁路做了贡献，到现在没人管，没人管啊！”

观念冲突不可避免。开机宴上，张世和邀请了陕西作家狄马等朋友，正唱着陕北“酸曲儿”，一位三线女学生过来自调音响，要演唱展现青春无悔的自编民谣。

西安交大教授，原5852部队学6连的谈民宪说，历史事实无法改变，“让无悔者无悔，滴血者滴血吧。”

他认为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荒唐年代，但三线学生在最荒唐的年代里做了最正经的事情。40年来，这条铁路造福了无数的人，这样的青春不应该被贬低和否定。

烈士吴南的母亲说，“你们毕竟搞的是建设，不是政治斗争，修出来的是一条用药的铁路啊，为什么不肯定自己？”

不过，谈民宪也有过犀利的点评：稚气未脱就上三线，失去了健康成长的权利，小学未竟中学半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封闭管理远离亲人，失去了爱与被爱的权利，言行被禁锢，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

谈曾在一次讲座中将这个观点提出来，在座的陕西省的某领导给谈递上去一个纸条，敦请他“正面评价三线学兵的历史功绩”。

王农三线回来后，一直在体制内工作，当过团支书、党校老师，现在是西安高新区管委会的副巡视员，算是三线学生中的“成功人士”。

他坦言，三线学生大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还不如老三届受的教育多，人生走得很艰难，尤其是后来国企改制，造成大量的工人失业下岗，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是失败的，唯一可以自豪的，闪光的就那2年8个月，沉浸在“用稚嫩的肩膀承担起了共和国的重担”的光环中。其实，他们当年就是出苦力的，所谓“青春无悔”是自我安慰。

2012年9月，陕西省出台了一个文件——《关于解决我省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学生伤亡待遇问题的通知》，给予伤残学生每月200多元的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