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享有世界声誉的史学大师

在国外，他的历史研究享有盛名；在国内，则远没有唐德刚和黄仁宇为人所知。

1971年，他曾回国，并盛赞“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壹：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

何炳棣，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44年考取了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1945年底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史，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逐渐转入国史研究，成绩斐然。

何炳棣1966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75年-1976年被会员公推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乃该学会的首位亚裔会长。其代表作有《明清人口论》、《明清社会流动史论》和《读史阅世六十年》等。

他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忆及童年时说：“最使我终身不忘的是我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训我：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

由于外祖母格外的宠爱和同乡长辈过分的夸奖，童年何炳棣有时会翘起尾巴，他的父亲就用粗豪而犀利的语气对他大加教训：“狗洞里做天王算得了什么，有本事到外边大的世界去做天王，先叫人家看看你是老几。”

1934年，何炳棣就读清华大学历史系，师从蒋廷黻、雷海宗、陈寅恪、冯友兰等名教授学习。1938年大学毕业，旋前往后方云南，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

他自认一生治学受雷海宗影响至深且巨。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何炳棣最受益于雷海宗的是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

“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1941年初冬，他留学初试失败后，有一天雷海宗在西南联大围墙外平静地对他说：“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公从私的立场我觉得不能不向你一问，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联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当多，你虽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学，轮不上你教。如果旁处有机会教西洋史，你是否考虑？”

他的回答很坚定，不在乎名义和待遇，昆明究竟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是比较好，无意他就。雷海宗说：“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问你一问。”

贰：何炳棣，从小就一心一意想着怎么出国

他在西南联大前后6年，除准备两次留美考试，回沦陷区料理家务之外，真正清闲的岁月无多。闻一多又久居乡下，所以见面机会不多，却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他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不久即将出国，闻一多夫妇预先为他饯行，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主菜是用全只老母鸡和一大块宣威腿炖出的一大锅原汁鸡火汤，醇美香浓。

在何炳棣由衷的赞赏之下，闻一多说：“我们湖北人最讲究吃汤。”何炳棣说，少年时曾听到有些前辈说，饭饱不如菜饱，菜饱不如汤饱，确实很对；湖北吃的文化是很高的。

何炳棣记不清是这晚饭后还是在另一场合，闻一多曾对他讲过当年清华学堂同班潘光旦和罗隆基的趣事：有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答：“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

同时期在西南联大读书的何兆武，在《上学记》中也谈到何炳棣：

“联大时何炳棣是助教，在历史系的图书馆里做事，不过给我的印象，他对学生总是盛气凌人。我们去借书，他总是说：‘这个书不能借。’‘那个书不能借，大家都要用。’老让我们碰钉子。所以后来我就到外文系去借书，是个女同学顾元负责，她很好，什么书都让借。”

又说：“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这样都想着要出国，个别的也有，比如何炳棣，从小就一心一意想着怎么出国，现在也成名了。可是我总觉得生活的内涵不应该过分功利，而在于一种内在的价值。”

叁：在哥大留学期间和胡适有颇深的交往

1944年，何炳棣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1952年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及土地政策为题，获颁博士学位。

1947年盛夏，冯友兰从宾州大学过访纽约，住在哥大附近一家旅馆。何炳棣晚上去看他，长谈中提到，杨绍震夫人许亚芬在斯密丝女校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

冯友兰听了，迫不及待，口吃地以河南腔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

而何炳棣在哥大留学期间和胡适有颇深的交往。1958年9月初至1959年8月底是两人接触最频繁的一年。这一学年的首尾四个月，两人都在纽约。何炳棣充任哥大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任务是完成《明清社会史论》的研究。

胡适因口述自传，经常到东亚研究所录音，由唐德刚整理翻译。由于私下的深交，何炳棣记下了不少胡适随口说出的妙语，比如：“陈寅恪就是记性好。”“马寅初每天晚上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

有一次饭后，胡适把领带翻过来给何炳棣看，下端有一小拉链，内中藏有一张五元的美钞。胡适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抢了，还有这五美元定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东城公寓。

肆：“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绝不是他的史学”

后来何炳棣到台北胡寓做客。有一次，厨子向胡适递上一张来访者的名片。胡适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

当何炳棣走出门时，正听见胡适大声地招呼来客：“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连说带笑的声音。何炳棣感慨：“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

有一次，何炳棣告诉胡适的儿子胡祖望：

“我多年讲授中国通史，有两篇适之先生妙趣横生的文章是全班必读的：一是讲禅宗的《中国的印度化》，一是《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五讲中有关传统中国社会与妇女一文。

后者指出传统中国妇女不但地位远不如一般想象之低，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传统文化产生过比中国还多的，以怕老婆为主题的故事和小说。这看法虽太偏颇，但用以矫正近代西方社会学家相反偏激的看法，是幽默而又有效的。”

胡祖望说：“炳棣兄，请问哪一个洋洋得意向全世界宣扬传统中国文化是一个怕老婆文化的人，会是真正怕老婆的呢？那真怕老婆的人，极力隐藏还来不及，怎敢公开宣扬呢？”何炳棣说：“知父莫若子，祖望的观察是具有权威性的。”

唐德刚在《胡适杂记》中说：“学历史的人当然更要说胡适之不懂现代史学，但是那目空当世的‘我的朋友’何炳棣就硬说胡先生‘不世出’。”

对此，何炳棣解释：“德刚与我在50年代接触频繁，但他此处对我误解了。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绝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伍：不作第二等的题目与其学术上的毁誉

何炳棣在获得博士学位前，已于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3年转往美国芝加哥大学，1965年荣任同校汤普逊历史讲座教授，1987年退休。嗣往加州大学鄂宛分校，任历史社科杰出访问教授，1990年第二次退休。

台北“中央研究院”所公布的何炳棣的学术成就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何炳棣致力于明、清两朝帝制中国的人口问题、社会结构及流动，并旁及会馆制度的研究。所著《明清人口论》（1959）及《明清社会流动史论》（1962）两书，已被学术界奉为经典。前者另辟蹊径，重建中国人口的历史真貌；后者全面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组成及阶层流动的历史。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他的兴趣转移到中国古代史，其中国文化的起源之两本力作《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及《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1975），均详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

他认为，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应用数学大师林家翘1965年对他说的一句话最能代表“清华精神”：“咱们又有几年没见啦，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

他一生治学，便以“不作第二等的题目”自许。而他在回忆录中流露出的自信，大有成就与杨振宁齐头并进的气魄。

有趣的是，他与杨振宁都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以知名华裔学者的身份访华。后来他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发表了《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晚年他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

“至今不少海外爱国人士仍劝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评点何炳棣时指出：

1971年中美政治关系解冻，何氏归国访问，并作《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声称“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罗尔思（按：今译罗尔斯）的立法标准”。

最后总结：“从治史者的观点，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了。”何素以史家身份自傲，而此际不能察当日经济的四海困穷，不能见现实历史的庐山面目，可称他一生学思的最大败笔。

知古之历史而不知今之政治，则所谓“治史者的观点”，又何足道哉。

陆他是很早就受到国际学术界肯定的一个人

他早期著作多以英文撰写，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中文写作。他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与黄仁宇（1918-2000）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可谓同代旅美学者的不同“心史”。

何炳棣一生，在美国学界是春风得意；黄仁宇却在主流学界屡屡受挫，甚至61岁仍被大学解聘；何炳棣的早年好友唐德刚，也在主流学界颇不顺利。学者葛兆光在评《黄河青山》的文章《黄河依旧绕青山》中说：

“我记得有一次在香港中环一家酒店，听何炳棣先生在席间声如洪钟地说，‘我是芝加哥大学第一个中国教授’，话语里面充满了自信和豪迈，然后是哈哈大笑。”

“可是，黄（仁宇）却不那么幸运，在美国的半生里，他能回忆起来的，是很多失败，失败使人沮丧，特别是六十多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开除’这件事，更使他感到蒙羞。”

学者梁其姿和黄仁宇、何炳棣都有过交往，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到：

“他们的际遇不同，何炳棣先生是很早就受到国际学术界肯定的一个人，而且何先生出道也比较早，所以看这个人的著作就和看他本人是一样的。何炳棣先生是我尊重的一位前辈，我和他的交往就比较密切，常听他讲故事、讲研究学问的态度。”

在梁其姿看来，黄仁宇一生颇不如意，也影响了他的历史观：

“我们每一个人写历史都反映了我们每个人的际遇。每个人的际遇都多多少少决定了我们怎样看待历史，写历史。黄仁宇先生是一位很好的史学家，但他的解释是受到了他的时代背景的影响。

他对明清的历史是用他处在的时代背景理解的，有些对中国‘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在里面。他是要在明代的历史中找出中国不能现代化的根源，这是他与钱穆先生那一代人所关心的事情。”

黄仁宇、唐德刚、何炳棣先后逝世，而其著作在故国流传日广。这一代旅美学者的生前事与身后名，相信在历史长河中也将会得到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