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集中营，他们的财产或是充公，或是被军官强取豪夺，甚至连嘴里的金牙，都被撬下来制成金条。他们也不会拉走他们一个个枪决，而是用一个在会议上讨论出的，极具创意和效益的方式，以消毒沐浴的名义，让他们脱的赤裸裸地进入“沐浴室”，喷头喷出的不是水，是致命的毒气。在会议召开的同年，做出“杰出贡献”并被推广的奥斯维辛营，就建立了灭绝营——比肯奥，这里拥有8间毒气室，可以同时毒死8000人；这里还拥有46个焚尸炉，每个焚尸炉可在7分钟内焚烧一具尸体，被运送来灭绝营的犹太人既无需编号，更无需安排住处，因为他们将被以最快的速度被流水线式“清除”，甚至连流水线执行的人，也是他们从犹太人里选出的“特工队员”，目睹同伴死去、经历4个月精神折磨后，他们最终也被“执行”……那些在被毒气摧残的犹太人，有的绝望地在墙上刻下信仰的祈祷文，有的在求生渴望下疯狂跳着、爬着，最后，“他们的尸体像木头般一个紧贴着一个，面目狰狞，浑身青紫。窒息的痛苦和本能的相互撕扯，使他们缠成一个拉扯不开的大肉坨，尸体堆成金字塔形，这是由于人们都想挤上唯一的通风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而形成。”在这里，每个集中营都贯彻执行了万湖会议上的要求，这种快、狠、准，又不会对我军造成心理阴影的方式，得到了推广，最终，他们成功地用这种方式，成功屠杀掉了600多万犹太人……毫无人道、几乎毁灭式的大屠杀，和会议中的文明严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难以想象这15个人吃着三文鱼、喝着白兰地，怎么可以狠毒得如此惊心动魄、令人瞠目结舌呢？并且，位高权重的他们甚至对这场屠杀自洽得过分：“您和您的同志们正在为祖国和人民旅行社一项必要的职责，而这点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未来你们这份英雄主义，必将受到嘉奖。”“我们居然还在讨论残酷不残酷的问题。我们是在进行自卫，如果我们不自卫，犹太人就会消灭我们。”“犹太人从现在到今后永远都是寄生虫，只要有适宜的土壤，立刻就会蔓延开来，就像致腐霉菌一样，寄生在健康民族的文明之上。”甚至在二战德国全面战败后，参与过万湖会议的“杀人恶魔”——阿道夫·艾希曼，在审判庭上，他被以色列政府以反犹太民族罪、反人类罪、战争罪等共15条罪状起诉，这场庭审整整持续了15个月，因为艾希曼在整个指控过程当中，一直拒绝承认自己的罪，他毫无愧疚，甚至为自己辩护：他说不认为自己罪大恶极，而只是执行了上级的命令，他说，不管谁在他那个位置，都会这样做，他说，自己只不过是听从命令的一枚螺丝钉……而让人震惊的是，几乎所有参与过屠杀的纳粹分子都这么想，他们对这种罪行自洽到人格分裂。在集中营里，他们强奸妇女、谋财害命、无恶不作，到了家里，他们是体贴的丈夫、慈祥的父亲，他们是孝顺的子女、友爱的邻舍……这迫使我不得不思考，现今难以理解的罪行之下，为何当时是如此稀疏平常，这种极端不正常的“正常”之下，再深一步思考是不是在人们的每一个当下，都认定自己的国度正确？是不是在极致的恶面前，个体真的毫无选择，只能做伟大机器里的螺丝钉？同样旁听了这场历史审判的犹太哲学家阿伦特，就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但更准确的来说，这应是一种“恶的平庸性”，因为前者，或许是隐藏在每个普通人内心中的人性之恶，但后者更强调了恶假扮成无辜的欺骗性与伪装性，恰恰是这种披上羊皮的恶，让万湖会议上那15个身份显赫的社会精英，在觥筹交错间，面不改色地讨论着如何杀死1100万人，最后600万的犹太人命丧集中营……而关于这种“恶的平庸性”是如何产生的，阿伦特也写道：“它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普遍道德原则崩溃后，个体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从而使得一个社会没有了明辨是非的标准。”这种恶就在于，他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恶，一旦人丧失了一个人最基本的良知、判断和自我思考的能力，最后生命失声、社会沦丧，法律为罪行背书，道德为洗脑作保，最后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而这一切，我想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当那个部长说出：“我们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医生，为国家去除生病的毒瘤”的时候，我们不妨也想想，当年充当医生的纳粹，当年被当成毒瘤的犹太人，如今呢？在文章的最后，我想写两个在电影中意味深长的画面，第一个画面是，当安全部部长冷静地叙述着犹太人会怎样被火车带走、被毒死、被焚烧的时候，镜头扫过了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的脸，暗示着无论是大人物、还是螺丝钉，只要是不加思索和反抗，哪怕是沉默，都有罪，都是恶。第二个是，每当与会的15个人达成某种共识的时候，他们就会一个接一个，手握拳状，一下下地敲击着桌面，表示赞同，而这同样也宣判着，欧洲的犹太人在不久的未来就会千千万地死去。而在电影中，这来自阴间的死亡之音的叩响，如今，是否还在回荡？在万湖会议的桌面、在普通市民的门外、在每一颗螺丝钉的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