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格伯利尔希（Josef Goblirsch）1921年出生在德国的波默瓦尔德（Böhmerwald），1940年自愿参军，先后参加过法国战役和苏德战争，成为了一名炮兵军士。1942年9月，身为预备役军官的他被派往顿河前线，加入国防军第100猎兵师第54猎兵团。
1942年9月13日，第100猎兵师开始从顿河前线撤出，为从东边进攻斯大林格勒进行准备。早在8月28日，第6集团军的部队就已经突入了斯大林格勒北部市区，并在次日推进到伏尔加河。营部连长赫伯特·毛尔中尉（Herbert Maul）调任团部副官，营部连和骑兵排由我接手。营部连里有团属兽医队，兽医主任汉特尔博士（Dr Hantel）用他的马和当地人换了一头骆驼，骆驼拖着汉特尔博士的小马车走来走去，看上去可真滑稽，这货好玩又不挑食，给它喂点地上的干草就可以了。从顿河前线开拔之后，头一天我们先到了通往东边的公路那里，说是公路，其实只是条砂石路而已，它在卡尔梅克草原之上向前延伸，一直延伸到顿河大河曲那边。草原上强烈的阳光让我们汗流如注，尘土糊在脸上，一个个如同戴了灰面具，鼻孔、眼睛和嘴巴那里看起来就像黑窟窿。马身上，还有马车上面也都沾满了尘土。
在苏联南部，骆驼并不少见。
连食物里都全是沙子，真牙碜啊！太阳快落山吧，好让我们凉快一会儿……好容易熬到天黑，头顶上又没完没了地飞过Ju 52运输机，往东飞的是要去卸货，往西飞的是在拉走伤员，它们飞得很低很低，离我们的纵队头顶似乎只有几米远，这是为了躲避那些四处逡巡的IL 2攻击机。而且，我们的纵队里有好几驾双联高射机枪马车，可以为它们提供掩护。
这天晚上，我们在公路一侧安营扎寨，没一会儿，帐篷就搭好了，只留两个人放哨就行，其他人都可以安心入睡。白天太热，大家都脱得只剩下一条泳裤，入夜后又冷得不行，就又都把衣服穿了回去。很快，帐篷里也冷得快没法呆了，毯子基本屁用没有，露在毯子外的脚丫子冻得冰凉，这时候又是多么盼望炎热的白天啊！早上起来一看，帐篷里面都挂满了霜，晚上呼吸的那点热乎气全给冻在上头了。想喝口热茶吧，水壶里面的茶早就变成了冰镇饮料，好在只要到炊事车那里，就一定能喝到点热乎的，那里煮的热咖啡寡淡如水，但总比没有强。我们的那些“四条腿的战友”垂着脑袋，站在那里一声不吭，鼻子上和睫毛上也全都挂了霜。虽然入睡之前，我们也在马身上盖了毯子，但冻了一宿也够它们受的。马的关节都已经冻僵了，要晒上好一会儿太阳才能让它们活动，否则就会拉伤肌肉。
与骆驼相比，军马要显得娇贵许多。
东边玫瑰色的朝霞当中腾起一股黑烟，蘑菇状的烟柱顶着一个白帽，窜起老高，这是伏尔加河港口那边的炼油厂着火了。我领着骑兵排打头，后面跟着营部连，从顿河上的工兵桥安全通过。顿河是一条从北向南流淌的大河，更类似于亚洲河流，西岸陡峭，东岸平坦，东岸的草原上有我们第二天的宿营地。
这天晚上，苏军的夜航轰炸机又嗡嗡了一宿，时不时地还丢下一枚炸弹。它们似乎想要摧毁顿河上的桥梁，这些陈旧的轻型双翼机在投弹之前会先关掉引擎，减慢速度，然后再由飞行员徒手把炸弹丢下去。团乐队指挥福林（Fülling）的帐篷不幸中招，飞溅的弹片撕裂了帐篷布，把帐篷支架还给削掉了一节，福林也被拍在帐篷下面，他骂骂咧咧地挣扎出来，马上动手开始挖坑，想要躺在里面躲避炸弹，结果一直到早上要开拔的时候才刚好挖完，这也就意味着福林一宿没睡。那些睡饱了的战友们纷纷过来拿福林开涮，他都要气炸了。
德军迷彩防雨布用途很多，将几块防雨布连接在一起，配上简单的支撑和固定结构，就能搭出大小不一的帐篷来。
我手里拿着斯大林格勒的地图，地图被横线和竖线分隔成一个个方块，方块里标记着数字，这是给轰炸机预留的坐标信息。我告诉连里的战友，再走上一天，我们就能够到达城市南端的团集结场。我们暂时还没有进攻任务，在把马安顿好之后，大家都冷的不行，都把桌子椅子搬到外面，一个个蜷缩在那里不敢进屋——那些土坯房里面到处都是虱子和臭虫，跳蚤会钻到衣服的缝隙里，很难对付，被它们咬了，搞不好就会患上斑疹伤寒和“战壕热”（急性传染病，患者会突然发热，伴有疼痛和皮疹症状，搞不好还会反复）。
在去领取命令的时候，我认识了第369克罗地亚团团长帕维奇上校（Pavicic），还有他们团的其他几位领导。第二天，我们奉命向往北转移30公里，到伏尔加河西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去。那里位于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地势要高一些，路上一直都能看见港口那里的黑烟，还能隐隐约约地听到前线交战的声音。翻过一道小丘之后，一大片低矮的房屋映入眼帘，其中点缀着一些高层建筑和大烟囱，再往后就是宽广的伏尔加河，河水在阳光照耀下泛着粼粼波光，河对面是雾气缭绕的平原。城市南部没有什么交战的迹象，市中心那边被黑烟笼罩着，一座庞大的谷仓穿透烟云傲然耸立。市区北部乌云密布，炼油厂燃烧的浓烟和炸弹激起的烟尘混合在一起，在乌云之下经久不散，那里的房屋都已经看不清了。乌云之上爆开了无数朵“小白花”，那是老毛子的高射炮在开火，只要有飞机经过，他们就会疯狂射击。
德国国防军第369加强猎兵团的克罗地亚志愿兵和特有徽章。这个克罗地亚团是第6集团军中唯一一支由外籍兵员组成的部队。该团编制上从属于第100猎兵师，1943年1月31日，第369猎兵团向苏军投降，当时尚余800余名官兵。
太阳刚落山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城市西部。借着熊熊燃烧的火光，还可以辨认出房屋的轮廓。天幕被一束束探照灯光柱照得透亮，德军的高射炮正在向苏军轰炸机开火，搞得满天都是飞舞的弹片。如果说德国空军统治着白昼的天空，那么夜幕降临之后，天空就是苏联空军的舞台。伏尔加河对岸的苏军探照灯一闪一闪，正在用闪光为他们的轰炸机指引目标。我们师占据了从市中心到北郊之间的一块区域，仗打得好像开了锅一样。我骑着马带领徒步人员从草原上往北前进，其间，我从马鞍上拍摄了这座南北长约60公里，西北宽约5公里的巨大工业城市，但也只能拍到西边一隅。营部连绕过了战况正酣的城市西部，到达城市东界，那边也有一望无际的住宅区。
我团在斯大林格勒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攻占102高地，或者叫马马耶夫岗（Mamayev-Kurgan，得名于金帐汗国的马麦汗），最高点以南有两座水塔，谁要是控制了这里，就意味着控制了整个斯大林格勒。9月14日，德军占领了102高地，但两天之后就又丢了，所以才要派我们去重新夺回。苏军战斗意志坚强，人多势众，我之前对此深有体会，这肯定是场硬仗。苏军对自己人同样冷酷无情，那些该冲不冲的人，还有重伤员经常会被原地“处理”。苏军的刺刀很少会用于近战，一般都是用来戳死伤员，自己人和德军一律戳死拉倒。落单的德军要是被他们逮到了，下场通常是一顿严刑拷打，然后一枪崩了。苏军会抢走一切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凡是有字的，能穿的，一概都不放过。在把战俘押送到战俘营之后，那里的看守还会再“仔细搜查”一番，之后病死饿死都没人管。苏军动用飞机大炮往德军阵地大量抛撒传单，满地都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势如破竹”……傻逼才信。
102高地上的德军。
102高地另一个方向的视角。
如今，102高地（马马耶夫岗）已经成为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象征，高地上的“祖国母亲在召唤”巨像举世闻名。
后勤单位和马匹都安顿在古木拉克机场附近的沟谷里面，，战役后期，所有运输补给和疏散伤员的飞机都改到古木拉克起降，第6集团军的野战医院也迁移至此。在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见我们的马，后来大概都被野战厨房宰掉炖了，空运进来的仨瓜俩枣根本就不够这么多人分的。马就算活着，也就只有草原上的枯草可啃，打下那座谷仓才会有粮食吃。我在团部驻地附近找了几座还算像样的房子，全连的兄弟们都搬了进去，这样的话，传达命令就会迅速一些。苏军发现了我们的行迹，动用了河心岛上的喀秋莎火箭炮轰炸我们。屋子外面总是乌烟瘴气的，炮击停止之后，烟尘飘浮在上空，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和尸体腐烂的味道。
斯大林格勒南部的巨型谷仓，计划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盾章上就有这座谷仓的形象。
苏军把我们的房子当成了靶子轰，再结实，再整洁的建筑也经不住他们这么折腾，于是我们在背阴面又挖了个地堡，去他妈的喀秋莎吧，听见动静往地堡里一钻就拉倒了。喀秋莎动静大，但破片效果一般，火箭弹落地不爆炸的情况多得很。为了增加破片杀伤效果，苏联人在弹头位置又焊了根铁管，他们认为，这样的话，火箭弹在离地大约1米的高度就会爆炸，但却事与愿违。在火箭弹着地时，那根铁管反而起到了缓冲作用，使得冲击力减弱到不足以引爆雷管的程度。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副可笑的场面——哑弹支楞在地上，前面的铁管插入地面10-50cm不等，还在那儿颤颤巍巍的，这幅景象看多了也就没意思了了。虽然大家都麻木了，但被弹片打死的人可是天天都有，我们的两个医务兵到地堡外头做饭，结果就被弹片打中了，一死一重伤。
“进入斯大林格勒会有生命危险”
在通向古木拉克的大路之上，到处都有苏军留下的死人死马横躺竖卧。死人已经发胀，皮革做的腰带还紧紧勒在他们的肚子上。死马也膨胀得不忍直视，四脚朝天，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一到晚上，当地的老百姓就会从藏身之处悄悄爬到那里，借着忽明忽暗的火光，从已经被耗子啃得稀巴烂的死马上面切下肉来，然后又消失在废墟当中。这里的民居一般都没有地下室，他们藏在哪里呢？老毛子才懒得埋尸体呢，往弹坑里一推，或是塞进战壕里都算是厚道了。后来我们担心爆发传染病，就捏着鼻子把这些尸体全都拖回来埋了，和我们死去的战友埋在一起。德国人的坟上插一把上了刺刀的步枪，毛子兵的步枪被枪口朝下插在他们的坟上，枪托上顶着他们的钢盔，以示区分。
9月27日凌晨3点开始进行战斗准备，5点开始炮击，对方也以猛烈的炮火回应。喀秋莎火箭炮的一次齐射命中了德军藏身的谷地，造成两个猎兵连一共15人当场死亡，100多人受伤。我们连倒是基本安然无恙，只有人受了点轻伤。刚当兵的时候，要是有人悄无声息地倒下，我可能还会感伤一下，但现在不会了。
6点30分，全团出击，向正北的102高地进攻。开战之前，这里是登高望远的好去处，作为全市的制高点，这里的视野可以覆盖整个市区，以及伏尔加河河面。102高地上的土壤已经不知道被炮弹和炸弹来回翻耕过多少次，仿佛攥一把就可以捏出血来。我的营部连、无马可骑的骑兵排、还有无车可开的汽车排全都作为步兵投入战斗，“徒步骑兵排”被配属给了团里的21营。战斗十分残酷，德军死伤颇多，打了半天却只往前推进了200多米。上午9点，我们终于推进到了第一个目标地点，那是水塔前面100米处的一道壕沟，苏军的迫击炮弹不停地从头顶落下，就算得到了斯图卡和轰炸机的支援，也没有什么起色。13点，上级下令就地据守，对面的苏军步兵第269团不想让我们再前进一步。大家躲在弹坑中，趴在苏军放弃的战壕里包扎伤口，等待着夜幕降临。
描绘斯大林格勒战斗场景的艺术画。
傍晚时候，我们差点就集体报销了。10架苏军轰炸机从东边飞来，准备轰炸我们的阵地。幸好德军战斗机及时赶到，转眼就击落了其中5架，其余的轰炸机挂着炸弹掉头逃跑，在伏尔加河那边消失不见，那些没敢把头抬过弹坑边缘观战的家伙们可是错过了一场好戏啊。我的连有不少兄弟死伤，医务兵操劳过度，快要累趴下了。开枪-跳跃-挖坑-扯开嗓子招呼战友-占领阵地-补充弹药-转移伤员-接上被打断的电话线-整点吃的-喝口茶-再打死几个前来反攻的老毛子，身心俱惫的一天，真充实啊。天黑之后，一个满编的猎兵连上来接替了我们，我们撤下去休息。汽车排还剩10个人，个个狼狈不堪，换句话说，那个排只剩下额定编制人数的30%。第二天，大家在古木拉克公路旁边的旧兵营里休息了一天。
次日早上6：30，空军对102高地面向伏尔加河一侧的斜坡进行了猛烈空袭，斯图卡嗷嗷叫着向下俯冲，He 111打开弹舱门，一个劲地往下倾泻炸弹。炮兵也没闲着，把102高地和高地以东的铁路调车场轰了个遍。几轮火箭弹齐过后，那边又传来了枪声和手榴弹爆炸的声音。在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和人命之后，德军还是没能控制水塔和高地。又过了两天，连里来了一批补充兵，全是菜鸟，真是大不幸。102号高地和火车站北部的争夺战还在进行，愈演愈烈。克罗地亚团奋战整日，终于把德军战线推进到了高地东边的调车场那里。
第54猎兵团第1营被解散了，营部连成了空架子，汽车排还是只有10个人。第2营吸收了第1营的剩余人员，继续向火车站北部进攻，以此包围102高地上的苏军。9月28日，我们在燃烧的车厢当中向前进攻，一直打到俗称的“网球拍”——也就是工业区铁路环线那个位置。在炮兵和空军的支援下，我们沿着铁路线一个弹坑接着一个弹坑向前争夺着。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德军推进到北边的铁路桥那里就不再继续进攻，就地转入防御。这一天，德军又再次控制了102高地，部队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
斯大林格勒“网球拍”是围绕拉祖尔化工厂修建的铁路专用线。
我和战友们在铁路北桥边，也就是“网球拍”手柄的位置挖好了散兵坑。尽管有炮火支援，第二天的进攻还是异常艰苦，前面就是拉祖尔化工厂，北边是铁路信号房，在这两个地方的废墟之中仍有苏军据守，上边要求我们换一种作战方式。
和命令一起送到的还有一份新的地图，地图上标注了苏军阵地的位置。我们的军需官汉斯·穆尔伯纳代理下士（Hans Moosburner）忙前跑后，想方设法喂饱兄弟们和马匹。他冒着炮轰从后方过来找我，和我说那些乘用马还算健康，就是太瘦了，燕麦快要吃没了。于是，我为他手写了一份证明，让他赶着小马车去新近攻下来的谷仓那里拉饲料。这份证明上有我的签名，万一落到苏军手里，他们搞不好会枪毙我，或者让我在西伯利亚蹲上20几年。
“网球拍”、拉祖尔化工厂、炼油厂和马马耶夫岗的相对位置。
我在2营这边的传令兵是弗朗茨·赖歇伯格下士（Franz Rechberger），他又为我带来了新任务——对目前主防线上营部连的猎兵单位调整部署，原地展开，进行正面防守。我右翼是库恩菲尔斯（Kühnfels）中尉的团属工兵连，他的阵地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岸边。左翼是盖斯伯格中尉（Geisberg）的第4猎兵连，这个严重减员的连驻守在102高地的斜坡上。在主防线往后500米处的排水管道里面，隐蔽着第2营的营部，指挥所占据了300米长的管道，这条排水管道从北边的调车场地下穿过，一直通向伏尔加河，排水口冲着的对岸就是苏军阵地。在这臭气熏天，老鼠乱跑的管道当中，营部的人打上了隔板，装上了门，在里面过上了日子。按照他们的说法，“熏死总比冻死强，更比挨枪子儿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为了防止苏军从排水管道出口那边摸进来，出口也被堵死了。
无论用什么炸，也炸不到下水道这里，呆在里面绝无性命之虞。但这里实在是太他妈臭了，耗子比人还多，炮弹落在近处爆炸了，闷响在密闭的管道内部回荡不绝，实在令人精神崩溃，让我在里面闷上一天，我都得发疯。毛子好像不知道什么叫“战斗间隙”，把各种口径的高爆弹没完没了地往我们这边砸。喀秋莎火箭炮弹如雨下，到了晚上，夜航轰炸机又会丢下各类破片弹、高爆弹和燃烧弹。电石灯只要一点亮就会冒出怪味，和下水道的恶臭融为一体，简直不要太销魂。如果我没记错，这个营的上尉营长和我一样，也是预备役军官，之前好像还是一个什么教授呢。
我自己的指挥所就好多了，位置离对面很近，是在停着一辆四轴柴油货运机车的铁轨下面挖出来的。两根枕木之间的距离正好方便下铲子，路基不是用砾石，而是用斯大林格勒这里就地取材的松土堆成的，非常好挖。头顶的机车虽然扛不住炮弹，子弹可绝对打不透它，它还能为我们挡挡外面的滚滚烟尘和雨水。这里的视野也非常好，周围看得很清楚，甚至可以一眼看到对面那边，通信也不受限制，两边的铁轨正好可以当枪架子用。松土之下的土基非常坚实，可以在上面掏出洞来，搁放武器和通讯器材，如果把洞挖大一点，挖到能把腿伸进去的大小，人就可以在里面伸伸懒腰。我们并没有挖茅坑，出去上厕所实在太危险了。想尿就直接尿到坑外，要是想拉屎，就拉到铲子上面，拉完一挥铲子把屎飞到外头，之后再用土把铲子擦擦就得了。
对于步兵而言，工兵铲是仅次于枪支的第二号重要装备。苏军的刺刀有些过长，并不太适合近战，而德式工兵铲尺寸刚好合适。除了用来砍人，工兵铲还可以发挥铲子原本的作用，挖散兵坑、掏洞都不在话下。工兵铲还可以当斧子使，用来砍树，劈柴生火，截取伪装材料，在村镇作战时劈开房屋的门窗，还可以在煎培根和鸡蛋的时候当烤盘用，充当地图板的支架也不错。当然，用来在光天化日之下丢屎和埋屎也很顺手。每次丢屎的时候都要看好，以免把屎不小心丢到旁边兄弟的坑里去。搬到这儿的第一天傍晚，我跑到附近轨道上的半拉槽车残骸那里解决个人问题，头顶上还有个铁皮顶篷呢。结果还没等解决完问题，苏军的迫击炮就响了起来，吓得我连裤子都顾不上提，一头扎进了指挥所，刚一进去，迫击炮弹就爆炸了，把那个铁皮顶篷给直接扬了。
丢屎神器工兵铲……
从机车的车轴之间往外看，我能很清楚地看到北边的铁路桥下的位置，还有更远处“网球拍”的铁轨，乃至拉祖尔厂里的苏军阵地。右边，也就是南边有一列被火烧得不成样子的货运列车，它所在的铁轨往北桥的方向是个下坡，在更往右的地方就是工兵连。这一片不光是视线好，还有利于狙击手打冷枪和机枪组转移阵地。在两边，我都可以密切注意前方，前边上坡10米处的调车场里有什么动静也是一清二楚。不过，我这里可看不见东边的102高地，也照顾不到防区之内的所有阵地，好在我还有野战电话，电话线直接布在地上，很容易被炮弹破片打断。
在离我两根枕木的地方，是传令兵和话务员的地盘，再往后是医务兵，他一共挖了两个坑，一个用来自己住，一个用来抢救伤员，医务兵再往后的位置是卡斯特纳军士长（Kastner）和他的传令兵。在那列烧毁的列车第一节和第二节车厢下面藏着我们的狙击手，他还有其他的几处战位。对于102高地和铁路这一片，乃至整个斯大林格勒北部战线而言，铁路北桥是最为重要的防御节点。在我指挥所往前40米的地方，从北边修过来的三股铁路会合成一股，然后再从北桥上通过。假如苏军占领了北桥，那么防线右边的基础将会动摇。这里的射界和视野都同样开阔，可以触及整个“网球拍”，伏尔加河岸边和102高地那边的德军阵地也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苏军也清楚北桥的战略地位，经常会动用密集火力进行轰击，差不多每天都有苏军渗透过来。铁路上散落着乱七八糟的钢构件，到处都是航弹炸出的大坑，有的深达8米，什么车都过不来，所以苏军没办法动用坦克进攻。不过，这地方实在是太好藏了，满地都是瓦砾，渗透过来的苏军只要从一个隐蔽处转移到另一个隐蔽处就可以，天知道他们究竟在哪里。
重磅航弹炸出来的大坑。
苏军管德军的通用机枪叫“希特勒电锯”或者“电动步枪”，我们的机枪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支撑侧翼的两挺机枪尤其重要，机枪阵地藏在桥墩之下，隐蔽得非常好，苏军突击队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搞掉这两挺机枪，在附近埋上地雷会安全很多。我天天都以近乎于咆哮的方式和上面要地雷，但上面真的就拿不出地雷来。有一天晚上，苏军弄来了一辆轻型坦克，一直开到信号房的废墟那里，这一切被哨兵看得一清二楚。那好像是个SU-76之类的东西（那时候并没有SU-76）。还是别用机枪扫了，我们推上去了一门轻型反坦克炮（原文为20mm反坦克炮，实际上可能是2cm Flak 38高射炮，3.7cm反坦克炮或者是2.8cm重型反坦克枪之类的玩意），一直推到桥灯刺眼光芒之外的阴影当中，然后等着天亮。天亮之后，我自告奋勇担任装填手，炮组向坦克发射了一发曳光弹，后坐力直接把我掀翻在铁路路基上面。又打了几炮之后，我们决定偃旗息鼓，推着反坦克炮往回跑。还没过去一分钟，一阵迫击炮弹就砸到了我们之前放炮的位置上面。硝烟散去之后，我们发现那辆坦克安然无恙。接下来好几天，还是只有苏军的曲射武器和步兵武器在攻击我们，那坦克就一直停在那里，不动弹，也不开火，它被我们打坏了吗？
第二天，赖歇伯格和团部传令兵搬来一挺又大又重的反坦克枪，口径是7.65mm，发射重型钢芯弹，谁也说不清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东西需要射手站立操作，枪管上装有腿儿巨长的两脚架。在开火的时候，装填手需要扶住射手的肩膀来抵消后坐力。我端起枪，冲着那坦克打了好几下，肩膀都被枪托给怼青了，然而还是没有造成什么明显损伤。
一天傍晚，我接到了团部电话，现在有四名女线人，他们让我把其中的一位送去执行重要任务，要送到“能听清楚苏联人喊话的距离”。我说我这里本来就离苏军阵地太近了，我凭什么要信任那些就在几米开外，天天惦记干掉我的家伙们啊？团部说这是集团军司令部的意思，我必须亲自执行，确保成功。
“那我用不用把她的眼睛蒙上？”我说。
“不他妈用了！”那边回答。
第二天晚上，我正要再去把那位线人从两军之间的无人区接回来，一个电话打来，让我赶紧去营部。苏军的迫击炮今天简直是疯了，我顺着铁路往营部那边走，走几步就得扎进路基一侧的沟里，躲避炮轰。老兵都能从炮声中听出来炮弹是从哪儿过来的，究竟是想打自己，还是旁边的友邻，而且很少会出错。那些新兵蛋子，还有很少亲临前线的官老爷们都没有这样的本事，一听到炮响就顾头不顾腚地往沟里钻。
对于步兵而言，迫击炮比野战炮的威胁更大。
营部的哨兵站在水泥管道里，管道开口挂着充当门帘的防雨布，还有防止弹片溅入的保护结构，他对我说：“中尉先生，当心呐！这里头臭得和法国那边的窑子一个操行！”谁还不知道营部里面臭啊！我径直走了进去，向营长报到。在昏暗的电石灯光下，居然坐着一位漂亮的女士，穿着白色小貂，珠光宝气，还喷了香水。
天黑之后，我和这位女士一道出发了，我俩沿着路基旁边的水沟走着，她在前，我在后，不知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拔出手枪，手指还总往扳机那里靠。我不禁浮想联翩，我究竟应该陪着团部那帮人继续玩下去，还是等炮声再一响，我就……谁都不能把我怎么样吧？……去他妈的还是别胡思乱想了。我们走到了我自己的指挥所那里，躲在暗处的连辎重队长突然喊了声：“报告！没有什么异常。”这一嗓子可是把那位女士给吓了一大跳。这下好了，营部，还有我的指挥所，人家可全知道了，指挥所上头还有个火车头，多他妈的显眼啊！
越过一片弹坑之后，我们终于进入了“能听清楚苏联人喊话的距离”。那位女士蹲在弹坑里，旁边好像还有几具半烂不烂的毛子尸体，把她送到地方，我就该回去了。苏军那边好像要和德军达成某种临时停火协议，这事情有点让我猝不及防。那么，万一这女的是双面间谍可怎么办？我忠诚的德军弟兄们呐，这么干弄不好会让大家全都赔上性命的！第二天，我又送过去一个女线人，结果那边的炮火还更加猛烈了，连营部的入口都被炮弹掀起的砖头瓦砾给堵死了。这里有根电话线杆，苏军很有可能拿它充当坐标，最后也给炸断了。电话线杆倒掉之后，操蛋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她们真还就把我们全卖了！
这天晚上，我用炮队镜盯着无人区，看看那些女线人是不是还会回来，我不想离苏军阵地太近，那样搞不好要赔上性命，但照明实在是太差了，就算是无人区那那边真站了个穿着貂的，我也看不见。就在太阳出来之前，铁路桥这里的阵地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猛攻，各种大小口径的炮弹纷纷砸向这边，而我们自己的炮兵不光是数量不够，而且阵地部署得太过分散，根本帮不上什么忙。更糟的是，已经有好几个连的苏军趁着天黑渗透到了阵地前面。
苏军一边往前冲，一边喊着“乌拉！”，离我们越来越近。四挺机枪打个不停，枪管都烧红了，那灰色的人潮当中已经被有不少被打倒，但攻势没有停歇的意思。电话线这时候已经被炸断了，和营部，团部都联系不上，无线电信号也非常弱，战场上嘈杂一片，什么都听不清。
我站在机车旁边，往信号枪里装了一枚红色信号弹，打算示意炮兵进行弹幕攻击。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些苏军正在一边呼喊，一边从桥下攻来，他们手里的冲锋枪打出了一轮接一轮的长点射。领头的那个冲我来了一梭子，我的大腿上重重地挨了一下，然后就失去了平衡。这一趔趄，他的下一梭子子弹就没能打中我。我扣动信号枪的扳机，把那枚信号弹射向领头的那个，信号弹命中了他的肚子，把他干躺了。其余的人看到这一幕，就缩在桥后面不再动弹。后来我才发现，苏联人的子弹正好打中了我装在上衣左兜里面的相机，把相机打得稀巴烂，我并没有受伤。
军用信号枪如果直接对人发射的话，也是可以打死人的……
群龙无首的苏军放弃了进攻，把尸体和半死不活的同袍丢在我的阵地前面。刚才突入阵地的苏军大约有20来个，那么其余的又在哪里？桥墩那边的机枪火力点停火了，我派出了预备队去那边看看怎么回事，还让传令兵去营部争取支援。
斯大林格勒铁路线旁一座苏军士兵的坟。
在我两边，盖斯伯格和库恩菲尔斯的连依托弹坑战斗，他们的火力可以覆盖到“网球拍”的方向。德军炮兵再次开火，但没打多一会儿就停了，我们这里也没有炮兵观测员。后来，营长要求库恩菲尔斯的预备队从我的阵地进行反击，我在后面的预备阵地里等了好久，库恩菲尔斯手下的工兵们才悄悄地爬进战壕。
就在工兵进入阵地的同时，卡斯特纳（Kastner）一等兵提溜着一箱子上好引信的手榴弹，顺着路基爬到铁路桥上面去了。桥上的苏军已经被左右两翼的德军步兵驱离，按照计划，卡斯特纳应该在那里等待工兵们开始反攻，然后居高临下地从苏军后面往他们头上砸手榴弹。就位的卡斯特纳冲我挥了挥手，我这边的全体弟兄们学着苏军，高呼着“乌拉！”从掩体里跃出，一边冲一边射击。苏军开始还抵抗了一会儿，但从桥上丢下来的手榴弹让他们慌了神，失去领导的苏军认不清方向，四处乱跑，他们光顾着躲开前面攻来的德军，往后撤的时候却又跑进了手榴弹陷阱，一些苏军放下武器投降，那些侥幸跑出去的也似乎都被他们的政委给突突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苏军的进攻被完全遏止，那些渗透到德军阵地前面的突击队也都从废墟当中撤了回去。后来在审讯战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些胆敢擅自撤退的苏军都会被自己人就地解决，受伤并不是撤退的理由。
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的德军，在他手边放着几枚待发的手榴弹。
五个亚洲面孔的年轻战俘列队站在火车头这里，从他们的肩章上可以看出来，这是几个士官生。我的传令兵把他们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和他们说要把他们送到集中收容战俘的地方去，他们表现得非常不情愿，说政委告诉他们，德国鬼子抓到俘虏之后会先折磨一番，然后再枪毙。
击退苏军之后，我快速地检查了一下各处阵地，看看情况究竟如何——桥那边机枪阵地上的四个人都被苏军用刺刀给捅死了，阵地前面躺着几具尸体，桥底下还有苏军尸体，他们是被卡斯特纳用手榴弹炸死在那里的。我们自己的伤员不见了，可能已经被苏军拖走杀掉了。
机枪阵地那里的汉斯·罗特（Hans Rothe）手动了一下，似乎还有气。我把他从机枪阵地里拖了出来，拖到桥那边的掩体里。他已经失血过多，我把他的头盔摘下，把他的脑袋靠在我的胳膊上放平，血还在往外冒，我赶紧呼唤担架员。罗特虚弱地说他想喝水，我拿起水壶，把水壶里的茶往他嘴里倒，但根本看不出他喝进去没有，之后他就开始呓语：“给我妈写信……妈呀……耶稣呀……妈呀……耶稣……”我帮他合上了眼睛，这一仗一共有五个弟兄死伤，在战俘的帮助下，我们冒着炮火，把尸体和伤员送回了后方。
苏军长官似乎对进攻受挫非常不满，他用一阵猛烈的迫击炮火来发泄他的愤怒，炸得真是狠啊。我冲着掩体外头的战俘们吆喝，让他们赶紧进来躲一躲，他们摆摆手拒绝了我的好意，就在原地那么站着，直到被迫击炮弹炸得灰飞烟灭——这究竟是怎么了？那边到底有多可怕啊，如果他们回去了，政委难道也要炮决他们吗？
电话线终于修好了，我把电话打到团部，吐槽师属炮兵火力不猛，打得不准。到了下午，毛尔中尉带来了一些补充兵，我把他们补充到了各个班组里，然后和毛尔讲述了昨天和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穿貂的女线人，还有击退苏军进攻的那些事情，之后，我又陪着他从北桥前面那列火车车厢上的弹洞往对面看了看。毛尔回去之后，炮兵指挥官让我来当这里的炮兵观察员，我之前干过这个，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我马上就答应了。我先让炮兵往我阵地正前方打一炮，准确测算一下距离，电话那边的炮兵中尉发现终于遇上了明白人，表现得非常吃惊。结果，这发测距弹打得实在太远了，直接从我头顶飞过，最后在哪儿炸的都不知道。之后，我又让他们往铁路信号房往上位置的一个明显目标那里打两发高爆弹，第一发准确命中，第二发却落在了桥前面。我问炮兵那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火炮膛线磨得太厉害了，有时候打出的炮弹就会“像奶牛的尾巴一样乱甩 ”。炮兵中尉怕我失望，答应我他一回到团部，就会和空军那边打招呼。在他动身之前，我要求他捎信提名卡斯特纳成为骑士十字勋章得主，卡斯特纳之前已经获得步兵突击章、近战章和一二级铁十字勋章，而且在夺回重要阵地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让他获得骑士十字勋章是理所应当的。
几天之后，空军联络官在无线电上联系了我：“两波共50架轰炸机即将支援你处，请提供坐标！”
“非常感谢，我在第60号方格！”
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也就是11：30的时候，第一波斯图卡飞来了，在这之前，苏军刚刚又把我的阵地轰了一轮。岛上的苏联高射炮像疯了一样冲着这些飞机开火，弹片不停地掉在我的阵地上。领头的斯图卡在我头顶开始俯冲，飞机上的警报器响个不停，他们要把炸弹直接丢到我这里么？大家把脑袋都缩了回去。斯图卡一架接着一架俯冲过来，在离地只有几米的地方丢下机翼下面的四枚炸弹，然后转过弯快速爬升，炸弹从我们头上飞过，纷纷扎进了拉祖尔化工厂里面的苏军阵地，他们投弹可真准啊，我赶紧拿起无线电向联络官道谢。
第二波斯图卡机体下面挂着重磅高爆弹，在它们投弹之后，拉祖尔厂似乎消失在了烟尘和爆炸当中。苏军高射炮还是在打个不停，满地都是高射炮弹的弹片，有些弹片落到了火车车皮上面，乒乓作响。我们这里也被烟尘笼罩，熏得眼睛生疼，什么都看不见，耳朵也快要被爆炸的巨响震聋了。
在斯大林格勒进行投弹的斯图卡。
斯图卡走了之后，过了不一会儿，我们听到又来了一波轰炸机，这些应该是载弹量更大的双引擎Ju 88，烟雾太浓，我们啥都看不清。
这时候刮起了北风，把一大块烟云往我们这里吹。估计那些飞机也已经看不清目标了，他们只好往有烟的地方投弹。炸弹落地的地方离我们越来越近，大家都非常害怕遭到误伤，隔一会儿就要往天上打一发红色信号弹。我冲着无线电大吼：“炸弹丢得太近了！”但这边的动静实在太大，那边也听不清楚。后来无线电终于接通：“轰炸结束，飞机没有损失，也祝您好运，中尉先生，完毕！”
苏军步兵接下来确实消停了几天，只有喀秋莎火箭炮还在轰我们，一枚火箭弹命中了我掩体上面的火车头，打漏了油箱，黑乎乎的柴油流到了掩体里面，我还没想好应该如何处理，油就已经流得到处都是。掩体变成了油池，我的制服被浸透了，还弄了一脸。这里算是没法呆了，我收拾好东西，去传令兵那边挤一挤，他被我的这副模样吓了一跳。爆炸和风掀起的尘土都粘在了我这一身油污上面，衣服上、脸上、胡子上全都是油和土的混合物。我们把苏军尸体上的制服扒下来，扯成布条擦了擦，真是恶心啊，这里没有水，根本没法弄干净。
一天早上，阵地后面和营部那里枪声响成一片，既有苏军冲锋枪那种慢吞吞的连发声，也有德军冲锋枪那种比较急促的声音，很好分辨，随后还传来了手榴弹爆炸的声音。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苏军到底还是从伏尔加河那里的排水管道口摸了进来，绕到了阵地后面，再从火车站那边掀开马葫芦盖子出来，然后在指挥所和营阵地附近找地方集结潜伏，这八成是那个女线人出卖我们的后果。这些渗透过来的苏军后来被营预备队消灭了，类似的事情后来也没有再发生过。渗透来，渗透去，这就是斯大林格勒的日常。
一天晚上，又有炮弹落在阵地附近，这回的炮弹爆炸的声音异常沉闷，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又在玩什么花样？我爬出了掩体想看个究竟，结果看到前后左右落地的炮弹都在喷出火花，形成白色的烟雾，这是白磷弹！我刚想喊：“兄弟们赶紧戴上防毒面具啊！”，结果还没等喊出来，就已经喘不上来气了。我费劲巴拉地爬回掩体，把防毒面具罩在脸上，我的胡子这时候已经长得太多了，防毒面具戴不严实，会漏气。
一个士兵哀嚎着，跌跌撞撞地从路基上向我的掩体跑来，他的衣服上，头盔上到处都沾着磷片，他从火车头那里向我伸出手来，手上也冒着烟，这小子之前想用手把磷片从衣服上弄下来，结果搞成了这副模样。我刚想把防毒面具给他戴上，他就没动静了，失去知觉，抽搐不停。医务兵把他拖了回去，过了几个小时，他还是没能醒过来，就这么死了。外面的炮火太猛烈，没办法把他的尸体运回后方，我们也没敢告诉他的父母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这天上午，大家都在说自己胸疼，眼睛难受。好多人都在咳嗽，呕吐黏液，腹泻，拉出来的都是灰白色的水状物。像白磷弹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其实都已经是微不足道的琐事了。后来生病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没往中毒上想，还以为是几个礼拜都没吃饱饭，给饿坏了。
很多人都出现了黄疸、 腹泻和高烧症状，其中有不少甚至还胡言乱语，昏迷不醒，只能在天黑之后把这些病号送到后方去。白磷中毒可能并不是让大家生病的主要原因，最近吃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啊——过期食品、还有馊了的黄油，就这些玩意也不够吃，喝的还是脏水。后来那些已经累傻了的大夫们只是简单地询问了我的病情，他们多是外科医生，也没有办法把我周身疼痛和腹泻的症状归结于接触了白磷。
1942年10月16日，我终于中招了，脑袋上挨了两块弹片，左小臂上还有一块，好在都不严重，甚至都不需要包扎。伤得虽然不厉害，但病得有点厉害，一直在发高烧，还哆嗦个不停，而且，总是没办法洗澡，刮胡子，我实在是不能忍了。于是，我决定把连队托付给军士长几天，然后去营部请假。营长把我送到了火车站那边，他还祝愿我可以早日康复归队。
我走在通往火车站的大路上，一架IL 2攻击机从阳光中出现，向我正巧路过的一处2cm高射炮阵地俯冲过来，它发射的炮弹纷纷落在我的身旁，我就在有轨电车的两条轨道之间跑啊跑，找到个地下室一头扎了进去，算是逃过一劫。那架IL 2还在俯冲，高炮不停地向它开火，它的一侧机翼被打掉了，一头栽到了高炮阵地上，和高炮化为一团火球，先前被打飞的那一侧机翼姿态诡异地飘落在路面上。我继续往前走，路过城市广场上一辆被火焚毁的苏联坦克残骸，到团部找到团部的军医主任。军医主任给我大致检查了一下，给我打了一针，然后又给我披上一条毯子，让我尽快找辆车去古木拉克的集团军战地医院。他给我开具的诊断上写着：急性肝炎，怀疑并发心肌炎。在去古木拉克的路上，我还碰见了骑着摩托车的毛尔中尉，我们挥手告别，我目送他在尘土飞扬，炮火连天的路上远去。
古木拉克那里的景象分外凄惨，截下来的残肢断臂堆成了山，上面还撒着一层氯化钙。白天时候攻击机不停袭扰，到了晚上，夜航轰炸机又会像值夜军士一样定时来袭，丢下几枚炸弹。耗子啃咬着刚刚做完手术的伤员，快要累死在手术台前的医生，腹部受伤的人“分门别类”地摆在地上，都打过了吗啡，默不作声……看多了，我也就麻木了，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我身上的那几处弹片伤口得到了清理和包扎，我每天都需要吃很多磺胺，喝很多茶。每过几分钟，我都要在高烧和浑身发冷之间循环一次，而且还是蹿稀不止，经常没等赶到厕所就已经拉了，晚上的时候尤其艰难。我的肝病越来越严重，整个胸腔和上半身都疼痛难忍。
Ju 52在草原上的跑道降落，把一批又一批的伤员运到外面。到了晚上，苏军会从高空向古木拉克投弹，一般都造不成什么严重的破坏。10月23日这一天，一架漆着红十字的Ju 52救护机载着我起飞，飞机上挤满伤员，已经严重超载，在低空飞过顿河的时候，它一直在剧烈抖动。机舱里非常冷，伤员在不断地呻吟，叫喊。飞到草原上的时候，救护机遭到了三架IL 2的轮番攻击，然而机上却没有带机枪手，这些苏联飞机对救护机上巨大的红十字完全无视。飞行员大声询问，机上是否有会操作机枪的人。于是我从其他伤员的身上爬了过去，爬到机枪战位，冷空气一个劲地从这里往机舱里灌。我用僵硬的双手为机枪上弹，那几架IL 2此时就在机尾之后几米开外，我发射的曳光弹从它们旁边擦过，飞机又再次中弹，有几位伤员旧伤未愈，再添新伤。
Ju 52救护机。
飞行员降低了高度，在下方的草原上，狂风正裹挟着雪花肆虐，先前已经有一些Ju 52被击落在这里，残骸烧得焦黑。那三架IL 2又快速从后方接近，我看到第一架IL 2开火了，准确命中了离我脑袋不远的红十字标记，我对着第二架来了个长点射，它没有开火，开始快速爬升。我这一梭子打得还是挺准的，它的机腹装甲弹开了好几发机枪弹，我把它击伤了吗？第三架直接掉头飞走了，没有再继续攻击。
子弹打没了，我也快冻死了。我爬回机舱，飞行员正在大声地表扬我，我来不及回应，就一下子瘫在那里动弹不得。飞机降落在黑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Taganrog），机上的伤员又都被转送到伤员列车上。车上的医务人员可谓尽职尽责，但我的各种症状还是不见好转，吃什么吐什么，一路浑浑噩噩。
火车开过第聂伯河上新修建的铁路桥，先到基辅，再到克拉科夫进行洗消处理。伤员们的衣服和个人物品都被收拾妥当，然后请下列车，在医务兵的帮助下洗澡、理发、刮胡子，之后再转移到另外一列伤员列车上去。这列车上有卧铺，衣服和个人物品在完成除虱之后又交还给各位伤员，还附赠了睡衣一件，在每名伤员的脖子上还挂了一个牌子，写明军衔、姓名、症状和除虱日期，上面还有军医主任、主治医师和值班医生的签名。我被安排在第一节车厢的下铺，邻床是一个“头部中弹“的伤员，但他的头上只贴了两块胶布。这位兄弟非常乐观，也非常幸运，其实他的脑袋已经被从两眼之间到后脑勺打了个对穿，但他居然活下来了，还能不停地讲笑话，这是百万分之一的奇迹！
火车先后经过布雷斯劳、莱比锡、维尔茨堡和奥格斯堡，每到一站都会甩下一两节车厢，到最后只剩下一节车车厢，里面就是些还能自己行走的伤员了。火车到达终点站之后，我们又被救护车运到了风景宜人的旧天鹅堡（Hohenschwangau），那里的村庄里有一座陆军疗养院，我的床位在村里的猎人俱乐部，床上的牌子写着“格伯利尔希中尉，黄疸肝炎”。这里的护士小姐姐们可真漂亮，真有耐心……就在几天之前，我还在形同地狱的斯大林格勒和古木拉克，现在却在阿尔卑斯山欣赏湖光山色，一时还有些调整不过来。
后记：
·格伯利尔希康复之后又回到了第100猎兵师，先后在巴尔干和东普鲁士作战。1945年，格伯利尔希返乡之后被美军逮捕，短暂关押之后释放，之后又被捷克人抓去充当苦力。后来，格伯利尔希从捷克逃到了巴伐利亚，到维尔茨堡学习儿科。1956年，格伯利尔希加入联邦德国国防军，1980年当到了上校，出任布鲁塞尔的欧洲安全研究所所长，1987年退休。
1956年，格伯利尔希在联邦国防军步兵学校的士官培训连里又和老战友毛尔重逢。
·卡斯特纳一等兵在获得骑士十字勋章之后没多久就战死了，除了他，这篇回忆录中其他几个有名有姓的人基本都活了下来。
·当时指挥进攻北桥德军阵地的苏军指挥官是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少校（Alexander Smirnov），后来也当到了上校。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格伯利尔希终于见到了斯米尔诺夫，并且知道了斯米尔诺夫正是他当年的老对手，两人后来成了好朋友。
